奇石 之三

3.

當我們從烏魯喀布旅館簽出時，一個孤獨的保齡球手還在撞擊著球瓶。在110國道的入口處，當地政府樹立了一個牌子，上面有可以更換的數字，好像球場上的記分牌：

本月這個路段已發生：

事故65次   死亡31人

昨天的風雪已經過去，但是氣溫依然只有華氏十幾度，從集寧到呼和浩特的高速公路穿過覆蓋著冰雪的曠野上的小山丘，我們超越了那些熄火的解放牌，它們的燃料管凍僵了，可能因為油箱里進了水了。開了十五哩，我們到了小山頂，看見數百部車輛形成的長龍一直排向天邊，卡車，轎車，和吉普。大家都無法移動，都在按喇叭，喇叭聲的交響隨風飄得很遠，絕對想象不到交通阻塞竟會發生在這樣荒涼的地方。

我們停了車，徒步向塞車的交匯點走去，司機們在解釋著情況。事情是由幾部凍結了油管的卡車引起的，其它車輛開始在這條兩車道的公路上超車，有時會遇到對面過來的無禮司機，於是就互不相讓，就亂按喇叭，使得後續車輛越來越長，以至於兩個方向都無法動彈。有的車子試圖從路邊繞過，一般沒開幾十米就動不了了，一些人穿著便鞋踩在雪裡，赤手空拳地要把車子從雪裡挖出來。看不見警察或交管。有些卡車司機爬到車底，燃起緊急警示火棒，來給油管加熱。 這個圖景倒也有幾分美感：冰雪覆蓋的荒原上，一條無始無終的漫長的車隊，橘紅色的火焰在藍色的解放牌卡車下躍動著。

「你應該過去給那些卡車司機拍張照片，」戈迪說。

「該你去拍照，」我說。「我可不到那些人邊上去。」

終於,在蒙古平原上這個無名的所在，我們越過了奇怪和愚蠢的陰影似的分隔線，觀賞了一陣子火焰，我們從小路奔呼和浩特而去。就在我們到達的時候，切洛基的啟動馬達壞了，我們推著車發動了馬達，總算到了修車廠。技工在修理馬達時，一根接著一根地抽著國賓牌香煙，但是，在110 國道上的那一幕之後，這和七月四號的焰火一樣無傷大雅。

有人說，和平隊里最叫人難受的是回家。 在我們兩年快要結束的時候，發下來如何尋找工作的材料，講到回到美國，人們會說諸如「沒想到和平隊還在啊！」這樣的話的時候，我們會怎麼想。 一些志願者參加了外交人員考試，他們當中有一個考了一半，就不再把它當一回事兒了，因為在寫作部分，他寫了電影「空軍一號」如何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另一個通過了筆試，面談卻沒有過關。這些年來，我認識了更多參加過這個考試的志願者，他們全都對這個程序感到困惑，因為他們在實地所學到的東西完全是毫不相干的。

和平隊已開始代表的是一種對外援助，但另外一個目標是，培養美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有利於國家。這個組織從1958 年的一本「醜陋的美國人」的書中得到啟發，那本書把美國的外交事務批評得體無完膚。在某種層面，當我離去時，我對和平隊的轉化人的力量深信不疑：這段經歷已經永遠地改變了我所知道的每一個人。但是，這些改變總的說來，使得這些人更加不可能為政府工作。志願者們差不多是以個人主義者開始，很少人會像傳統意義上的雄心勃勃。 一旦到了國外，他們學會了與某種程度的紊亂相處，這使得很難對根本的改革產生信心。

我在中國的夥伴中有許多最後都成為教師，部分原因是我們曾經是教育志願者，但也和我們學會的技巧有關，靈活性，幽默感，以及願意招架初中生使出的各種花招。有些人成了作家和記者，一些人讀研去了，其他人則繼續遊盪。 戈迪在中國逗留了幾年。夏天裡，他為和平隊工作，幫助訓練新志願者； 其餘的時間裡，他撿些奇怪的事兒干：為報紙專欄寫點故事，當臨時翻譯和研究人員。他每過一陣就會路過北京，在我的沙發上睡一個星期。 對於賓客，和平隊的服務期就是終身的。有時我會有三四個前志願者呆在我的公寓里，他們全都是中西部的老大，喝著燕京啤酒，笑談著過去的時光。

戈迪在西南的昆明市，和一個中國合伙人一起，開了個酒吧，他們在舊防空洞里找到了場所，租約上清楚地寫明，如果中國進入戰爭，他們就得放棄店鋪。他們有兩個撞球桌，和一個樂隊舞台。開張不久，發生了一次動刀的打鬥，一個調酒師被捅了好幾刀，肺有部分被切除。酒吧沒有什麼生意，戈迪和他的合伙人勉強湊夠了錢來付醫療帳單。戈迪把那地方取名「談易」。

我們開車穿越中國北方的第二年，戈迪終於回到美國，他三十歲，幾乎是窮光蛋，他回到米尼蘇達去，無法想象可以重新在那裡生活。過了一個月，他坐灰狗巴士去了南部。有些其他志願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達維爾，他們讓戈迪在家裡暫住，為他在密西西比州大找了個給外國學生教英語的工作，一學年賺兩萬四千美元。戈迪了解到教師執照的課程，差不多和法學院的課程一樣長，他就買了幾本法學院入學考試的書自學，按著圖表，一步步學下去。到了下一次我看見他時，他住在河濱車道，在哥倫比亞法學院讀書了。業餘時間裡，他為人權觀察做些中文研究，最後他成為哥大亞洲法律學刊的主編，我認出他臉上的某種表情是源於中國的：稍微有點震驚，有點沉重的樣子，完全不是他自己的東西。他也不知道要如何發展，但是這樣一路過來很開心。

開到後來，我們沿著215國道去西藏高原， 雙車道的公路兩旁是高原沙漠的沙土和岩石的景觀，偶爾有高速公路的安全宣傳，有一段路的沿途，政府在路邊的十呎高的柱子頂端，放著撞毀的汽車，車子被撞得不成樣子：前端被撞得稀巴爛，一個車門也搖搖欲墜， 車子後面用油漆寫著「四人死亡。」 它像是一種兒童玩具懸吊車的令人噁心的版本。另一個廣告牌像菜單那樣展示著速度限制：

40 公里/小時    安全

80公里/小時    危險

100公里/小時   進醫院

在青海省的邊界，公路坡度陡然上升，我們超越了緩慢行駛的解放牌卡車，它們的引擎在稀薄的空氣中悲鳴 ，高度表上顯示差不多要到一萬兩千呎了。有一段一百五十哩的路程，我們幾乎沒有看到人煙，也沒有加油站或餐館或小店，我們經過的第一個小鎮像是不久前剛被摧毀了，斷壁殘垣，如失落的帝國遺迹，黯然站立在高原上。

在青海，戈迪的左眼開始生事兒， 先是流淚，以後疼痛；他坐在乘客座上，用拳頭摩擦著臉。我們穿過了另一個一萬兩千呎的關卡，然後下到青海湖，這是中國最大的水體，是個周長大於兩百哩的鹽水湖泊，像藍寶石一樣碧藍。我們在岸邊找了一處手指狀的陸地露營，這是我在中國到過的最美麗的地方之一，但是，那時的戈迪差不多已經無法看見東西了。

第二天他躺在帳篷里，呻吟著。「痛死我了，」他說，「不停地痛啊！」他取出了角膜接觸鏡，眼睛還是痛，他問還有幾小時可以到省會西寧。 「也許我們能在西寧找個眼科醫生，」他說。 我突然想到，這可是六千哩的旅程中，我所聽到的最不祥的一句話了。眼睛最終痊癒了，他後來意識到，問題是出於他的角膜接觸鏡片。在昆明的時候，一位朋友告訴他，當地一家商店正在以半價促銷嬌生牌鏡片，很合算，戈迪就一下買了很多。結果證明，那些鏡片是假貨。 這後來變成了一條常規：在昆明，不賣促銷的角膜鏡片。 中國充滿了教訓，我們每天依然在學習中，不要在新疆徒步遠足，不要在河北的鬼地方買奇石，別跟拋錨的卡車下點示警火棒的人們呆在一起。沿著湖邊開車，我們又經過一輛懸吊車，然而戈迪的眼睛淚如雨下，無法看見它。他一路啜泣地穿過青海，他在鹽湖荒瘠的岸邊啜泣，他在成串的懸吊車旁啜泣，他在從世界屋脊下來的長坡上啜泣。

（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