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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
作者:彼得-赫斯勒
原載:《紐約客》2009年1月12日
譯者:北客
1.
在110 國道沿線,我們一直看見奇石的廣告牌,這些牌子最先出現在河北省,那裡土地荒蕪,唯一的色彩就是這些立在路邊的紅色招牌了,牌子上大字寫著頗為誘人的「奇石」,在風吹雨打之下撕扯得殘破。我們開車往西北而去,一出發就遇到春季的暴風雪。此刻,只是下著雨,我們的眼前就是氣象預報,對面開來的車頂上都凍著冰雪,大多數是解放牌大卡從內蒙古向南運貨,重疊的箱子籠子上覆蓋著冰霜,頂著風在大平原上行駛,裝載的貨物向右邊傾斜,就像在怒海上行駛的船隻。
這是2002年,我開著租來的切洛基吉普,麥克-戈迪和我同行,如果不出差錯,我們最後會一直開到西藏高原。我們是幾年前在和平隊里認識的,在結束了志願者的工作后,我們各自找到不同的方式繼續留在中國:我作為專欄作家,戈迪在西南開了個酒吧。但是每過一陣子,我們會在路上碰面,算是為了過去的好時光吧。開過了六七個奇石的牌子,我們倆都沒說話。
「這是幹嘛的?」戈迪終於說。
「我不知道,我以前沒開過這條路。」
在這些混凝土白瓷磚的小店前立著的店招,變得愈來愈執著。在漢語里,奇石指的是那些形狀酷似其它什麼東西的石頭,在全國各地的景點,它總是揮之不去的旅遊紀念品;在黃山,你可以找得到名為仙人下棋或犀牛觀月的渾然天成的山岩。收藏家們購入小塊石頭,有的還雕刻成某種形狀,有的可能含有某種礦物質而形似某種超自然的具象,但是為什麼在河北省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它還如此興旺?這確實叫我不解。到底誰要買這些東西呢?過了大約二十個招牌,我終於停下來。
這個店內部的布置有點奇怪,展示桌環繞著屋子,只留下狹小的入口,店主笑著站在入口邊上,我走在戈迪前面,挨著身擠過桌子間的入口,接著就聽到一聲轟然巨響。
我轉回身,戈迪站住不動,水泥地上到處散落著綠色的碎片。「怎麼啦?」我問。
「他碰倒它了!」店主說,他抓著戈迪的衣角,「你的外衣掃到的。」
戈迪和我盯著滿地的碎片發愣,末了,我問,「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玉,」那人說,「是一艘玉船。」
我這才看出那些碎片,破碎的桅杆的一角,斷裂的一段帆繩,是一艘那種中國生意人在辦公室里陳列的取意吉祥的模型船,材料看去像廉價的工廠出來的假玉石, 船是完全碎掉了,五十幾個碎片都不止。
「別擔心,」店主爽朗地說,「先看看,可能你們要買其它什麼東西。」
我們站在屋子的中央,桌子圍成一圈,我們就像圈著的動物。戈迪的手在顫抖,我覺得血液在我的顳角搏動,「你真的碰倒它了嗎?」我用英語問。
「我不知道,」 他說,「我沒感覺到什麼,但我也不確定,它是在我背後倒下來的。」
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中國老闆會在貨物破碎時,反應得如此沉著。另一個人從邊上一個屋子裡出來,拿著掃把,他把沉船掃成了整齊的一堆,但卻把它留在地上。毫無聲息地出現了其他人,最後有三個人站在門口的地方。 我幾乎可以肯定這是有意的布局,我聽到過古董店的店主故意摔破花瓶卻嫁禍於顧客的事兒,但我們現在離北京有好幾個小時的車程,我甚至不知道這裡叫什麼縣。科迪變得出奇的沉默,每次闖禍時他都這樣。我們也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了,於是我們就開始挑選奇石。
我和戈迪都是1996年參加和平隊的;去當一個志願者,聽起來有點時光倒錯的感覺。肯尼迪總統於1961年在冷戰的高峰時期建立了和平隊,那時候它真的是極度的風光,它吸引了許多關心著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角色的、有理想的年輕人。到了越戰以後,國家的外交政策經歷了反思的浪潮,和平隊也因而受到影響。911襲擊之後,和平隊的重要性又變得有所不同,現在再沒有人是因為鄭重地思考自己在戰爭中的責任而參加它的了。
然而在九十年代中期,並沒有什麼國家大事要勞動和平隊,所以很難說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動機,會促使一個人去國外呆上兩年的。 我們的理由常常千奇百怪,我所認識的志願者們都還有著某種程度的理想主義,但是通常都很低調,常常不願意多說這些。戈迪告訴我,當他進和平隊面談時,招募者請他按1到5分來評估自己「對社區的奉獻心」,戈迪給自己打了三分。停了好一陣子,招募者開始提問說,你在戒毒中心工作過,對不?你現在還在教書,不是嗎?最後,招募者說,「我來幫你寫4分。」戈迪後來告訴我,他參加和平隊的一個原因是,那時他在明尼蘇達州的女友對他們的關係認真起來了。從其他幾個志願者那裡,我也聽說過類似的東西,你所熱衷的最艱難的活兒,倒也是結束關係的最好辦法。
那時我也沒有對招募者說我自己的真實動機,我很想有點時間寫作,但再不想回學校讀書了,而且無法想象去做某種固定的工作。我想學一門外語,教上兩年書。我覺得和平隊的生活比較沒有結構,這一點吸引了我,而且還被稱為志願者精神呢,我父母一定會很高興。在密蘇里州的父母親是天主教徒,還真切地記得肯尼迪。我後來聽說和平隊一直吸引著高比例的天主教徒。但真不知什麼原因,它在中西部特別流行。在我的和平隊小組裡的十三個人中,有六個就是從中西部出來的,這該和中部牢固的自由派信念有關吧,但是也有一種逃避的因素。我的同伴中,有的人從來沒有出過國,有個密西西比州來的志願者還從來沒有坐過飛機呢。
我們當中沒人以前做過去中國的準備,除了些基本常識,沒有人學過漢語,更沒有人到過中國;對於中國的歷史,我們實際上是完全無知的。我們學到的頭幾件東西里,有一點就是,共產黨對我們的存在是很懷疑的,他們說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中國政府還指控和平隊和CIA 有關。這些東西雖然已經不再公開地講了,但是中國政府的某些部門還是對接受美國和平隊心有餘忌,直到1993年,和平隊才出現在中國,而我是第三批。
我們一定是被密切地監控著,我常常想知道中國的那些安全官員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的毫無破綻會使他們迷惑呢,還是使他們更加懷疑。他們一定使出渾身解數想要弄清這些個人都有什麼共性,而美國政府為什麼要送他們來中國。當然也有不按牌理出牌的時候,在我來中國的前一年,有一個老人從美國海岸防衛隊退役后參加了和平隊,每個人都叫他船長,他可是個拉什-林勃的熱心支持者。上訓練課時,他穿著里根的T恤,在他所身處的中國大學校園裡這太引人注目了。我聽說,有一次和平隊官員就說,「你或許應該換件T恤穿穿。」船長回答說,「你或許應該再讀一遍你的憲法。」(那可是在成都市呀。)有一天,在給一班中國年輕人上課時,船長在黑板上劃了一條線,在線的一邊寫「亞當-斯密」,另一邊寫「卡爾-馬克思」。「好了,全班同學,今天的課很短,」他宣布說,「這,行得通;那,行不通。」最後,和平隊以他在成都街頭的爭吵中打碎計程車的旁視鏡為由,驅逐了他,(這個風波正好發生在馬丁-路德-金紀念日,在中國的安全檔案中,這個細節可能被忽略了。)
然而過不久,大家可能又把誰派你來和你到底是為什麼而來這檔事拋到腦後去了。我們大多數人在邊遠城市的大學里教書,平時與和平隊也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偶爾有些課程要求會從高層一級一級傳下來。有一個全球的規劃,和平隊要求教育志願者們把環保的主題結合在教學中。我有個同伴很謙虛地開始做,討論亂扔垃圾好還是不好。這使得整個班級一分為二,許多學生激動地辯稱,許多中國人以撿垃圾為業,如果沒有垃圾,他們豈不要失業,那他們吃什麼?除了有效地結束綠色英語課之外,辯論沒能得出清晰地結論。
這些經驗會改變人,卻常常不是所預期的。對於死硬理想主義者而言,這不是好工作,他們大多數最後很沮喪、不開心。實用主義者可以生存,這些聰明人每天訂些小目標,諸如,每天學一個中文成語,或是每天為班上熱切的學生們教一首詩,長期目標多半被拋棄了。靈活性很重要,幽默感也一樣,和平隊手冊從來不有趣,每國人對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看法也絕對古板:有許多國家需要拯救,有許多國家真的很可怕。這些話放在共產主義者那裡也一樣,他們的宣傳一點也不幽默。中國老百姓倒是輕鬆得讓人驚訝,他們笑我的一切:我的鼻子,我穿衣服的樣子,笑我使用他們的語言。 對於那些抱著僵硬自尊的美國人,這是個槽糕透頂的所在。有時我覺得和平隊是一個逆向的難民組織,安置著所有那些迷惘失落的中西部人。它可能也是唯一的放棄了關鍵性國家特徵的美國政府機構,自豪,雄心,耐性,控制的直覺,積蓄的慾望,和傳播的衝動,所有這些,全都不見了。
(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