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大躍進,人們就會想起大鍊鋼鐵,畝產萬斤以及人民公社。其實,那只是大躍進的一個方面,在文化和教育上,也有躍進。教育是社社辦大學,搞把西瓜嫁接在芝麻上的科學研究,大學則大學生超過教授,一天產出多少個愛因斯坦。而文化上的躍進,是大爺大媽都掃盲,一夜識3000個字,成年人在一年之內,達到中專水平。進一步則是一個生產隊每年創作多少首詩歌,產生多少個李白,寫出多少部小說,湧現多少個魯郭茅巴。別說人家吹牛,就當時而論,還真有指標,也堆出不少「作品」,有的還出版了,比如《紅旗歌謠》。原來以為這種事僅僅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瘋狂,過去了,就不會有人再來。顯然,我是太幼稚了。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市文明辦和社科院聯合組織了個課題組,專門研究了國際化大都市的人文素質培養問題,現在培養標準出來了,其中一項是,到2015年西安的一半市民要能認500個繁體字,會說900句英語。「既要誦讀唐詩宋詞,也要誦讀歌德、普希金,要弘揚西安偉大的城市精神。」(6月22日,華商報)
還好,這個指標還僅僅是讓西安市民弘揚偉大的城市精神,誦讀這些中外名著,沒有像大躍進時期那樣,非要出產若干個李白杜甫蘇東坡,外加歌德普希金。但到2015年總共不過5年,一半人要識500個繁體字,說900句英語,任務也夠繁重的了。怎麼實現呢?課題給我們的回答是培訓外加活動,各層次的培訓,各種各樣的活動,也就是說,在整個西安開展學外語和繁體字的群眾運動,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唐詩宋詞,一看都是繁體字寫的,人人都瘋瘋魔魔地念英語,人手一冊英語九百句。不達標怎麼辦?課題沒有明說,但後面的事估計歸政府強力部門了,總結以前運動達標的經驗,反正一個字:罰。只要罰的力度足夠大,目標即使不能完全實現,多少也是可能改善西安人繁體字和英語的認識程度的。
可是,我們要問,憑什麼呀?我一個西安市民,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生於斯,長於斯,一個繁體字不識,一句英語不說,怎麼啦?我一個殺豬賣肉的,做賈二湯包,做肉夾饃,做羊肉泡饃的,一句英語不會說,不一樣做生意嗎?自己樂意學是一回事,不學,強迫學,憑什麼?紐約是不是國際化大都市?那裡的市政府,什麼時候讓市民學過西班牙語,學過日語和漢語?巴黎是不是國際化大都市?那裡的市民不僅不學英語,會了也不說。同樣作為文明古都的雅典和羅馬,也沒聽說市政府鼓勵市民學古希臘語和拉丁語。
西安的這個課題,據說是借鑒了國際上國際化大都市的經驗(看來沒少花錢滿世界走),可是,這些餿點子是哪裡來的呢?肯定沒有國際化大都市這麼干過,如果有哪一個城市的市政府的人哪怕提了一句,恐怕人們都會覺得他不是吃錯了葯,就是腦子進水了,多半會善良地建議他去精神病院檢查。其實,這個點子,是來自咱自家的倉庫。說白了,是跟當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學的。
都說以後再也不搞運動了,但是運動一直都在搞。眼下的所謂國際化大都市,就是一個最荒唐的政治運動,在這片土地上,別說西安了,但凡是個地級市,就有野心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建摩天樓,大廣場,寬馬路,把四鄉的大樹都搬來,四邊的水都引來,各個城市都建成了一個模樣,怎麼看都像紐約。這也就罷了,誰讓人家有權呢?現在又運動到市民頭上,可憐的西安市民,對自己城市的建設,毫無發言權也就算了,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好端端地非要學什麼繁體字,學英語。從前借政治的名義管到百姓的炕頭上,現在借建設的名義依舊這樣管,都設指標,搞強制。說到底,對那根管人的鞭子,該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