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和「仇富」綁架了中國社會

製造商人花了一個很小的本錢製造了一個看得見的東西，再花一個大本錢製造了一個看不見的東西，看的見得東西就是這個商品的使用價值，看不見的東西就是這個商品可帶來的心理滿足，前者是實實在在做出來的，後者是靠廣告吹出來的。看的見和看不見的東西合在一起，用一個高得出奇的價格賣出去。這是一件已經大肆炫耀過了東西，再高的價格也無所謂，因為買者想買的就是這兩個字：「炫耀」。這東西可以是一棟豪宅，可以是一輛名車，可以一隻拎包，也可以是一隻抽水馬桶，甚至可以是一堆狗屎，如果狗屎能鍍上可炫耀的光芒的話。

想炫耀者，其實是想要一條線，一條把自己和大部分人區分開來的線。

世界上有些事相當奇怪，吃政治飯的人，總希望把自己劃在大部分人中，吃經濟飯的人，卻喜歡把自己劃在少數人中。毛澤東為他自己劃過兩次線，第一次用「為窮人謀利益，推翻三座大山」把自己劃在大部分人中，第二次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又把自己劃在大部分人中。於是，他的所有敵人都成為少數。現在的問題複雜了，因為現在在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最大的政治。要劃清楚難了！是生產力重要？還是生產關係重要？是出錢人代表生產力？還是出力者代表生產力？這又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命題。

扯得太遠了，還是回到對炫耀者的分析上。和普通人的區分，並不都要靠錢去完成的。愛因斯坦用他的相對論劃出了自己的地位，比爾-蓋茨用視窗劃出了自己的地位，鄧小平用「白貓黑貓論」劃出了自己的地位，溫家寶用一句「我來晚了」也劃出了自己的地位。即便是商人，不用炫耀，也能劃出自己的地位，他們的名號就是一個品牌，沒有必要借別的名號來抬高自己。

但大部分的金錢都是沒有名號的，都是一樣的顏色，一樣的紙。為了要比出錢的不同，錢的多少，必須要藉助可炫耀的東西來炫耀。炫耀者需要一把尺，可以讓自己看出別人比自己低，可以讓別人看出自己比他們高。金錢不是最終的目的，快樂才是目的，僅僅從金錢中得到快樂有限，都希望通過炫耀來增加這種快樂，都希望通過別人的羨慕來延伸這種快樂。

但是深圳的撕票案，讓「炫富」夢破滅。「炫富」非但不能帶來快樂，甚至帶來了危險。「炫富」和「仇富」都是綁架這個社會的綁匪。

在深圳被撕票的兒童最無辜，他們沒有選擇，炫富的不是他們，仇富的也不是他們。他們是這個社會的犧牲品，這個社會病了，得的是「奢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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