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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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一個世紀的宏偉壯麗的南轅北轍

作者：竹葉連於 2009-7-18 07:1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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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一個世紀的宏偉壯麗的南轅北轍

蘆笛

適才看見小衲同志出來歌頌田園牧歌式的傳統社會，只覺得啼笑皆非：對時人來說，傳統社會也和「彼世」一樣，既可以把它描繪為西天極樂世界，又可以把它畫作九幽十八獄，反正誰也沒見過不是？

我於是指出：

「可以肯定的是，沒有西洋文明，則咱們至今仍處於那永恆循環之中，男耕女織，秦磚漢瓦，兩三百年來一次大動亂，把全民殺得10停只剩1停，然後再重新開始。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倒不錯，生在亂世似乎也沒有什麼幸福。」

這本是事實陳述，而且是老生常談了。當年英國公使威妥瑪早就道破了：

「中華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

而楊度也早就指出中國從無可持續社會進步，其歷史曲線乃是正弦波：

「中國數千年中，豈無聖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復貧，一強不可復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

可小衲居然表示「完全不同意」，還說什麼「金毛文明帶不帶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動亂的因素，這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漫說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就不曾動亂過，也不必說民主制度的最大優點就是它能化解社會危機，消除動亂於無形，就算鬼子的文明也帶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動亂的因素吧，它畢竟是不斷發展深化的，與中國以循環方式停滯不動是一回事么？

這種反應，加深了我的固有的強烈感覺，那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與性質到底是什麼，國人折騰了一個半世紀還沒搞清楚，因此很有必要談談我的一孔之見。

一、傳統社會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

這是馬教在中國製造的最嚴重的思想公害之一，毀滅性地污染了中國的智識環境。如今國人一談舊中國，開口便是「封建社會」，閉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連史學家也要像煞有介事地爭論那些偽問題，諸如辛亥革命那「資產階級革命」到底是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又代表哪個階級，等等，等等，當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看出此道荒謬的學者們也高明不到哪兒去。梁漱溟曾堅持認為，中國社會跟西歐不一樣，不是階級對立社會，而是「職業分途社會」，云云。

前半句話非常正確，「階級」觀念純屬西洋貨，古代中國和歐洲完全不一樣，朝野無一人有階級意識，從無同一階級抱成團與國王爭利的習慣，而這在歐洲乃是深厚傳統（如英國貴族在13世紀初抱成團，以武力強迫國王接受《大憲章》；中世紀工匠、商人們結成保障自己利益的各種行會；法國大革命因第三等級抗稅而引發等等）。把周期性的遊民/農民暴亂稱為「階級鬥爭」屬於搞笑活動，因為它從來不為農民爭利益，反而以農民為主要糟害對象。梁的後半句話也有一定道理：我在舊作中說過，中國傳統社會是個「有一定流動可能的等級社會」。少數下等人可以通過科舉制度「鯉魚跳龍門」，實行「農轉非」。這與西方封建社會以血統定貴賤是兩回事。

但梁說不過是皮相之見。我的觀點早在議論吳思先生《潛規律》和《血酬律》的舊作中說過了，這裡再系統表述一次。

我認為，遠古文獻不足征，無從斷言，但中國自中古至今，從來不是階級社會，一直是個官僚社會。無論是滿清的「封建社會」，是民國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如今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根本特點不但沒有改變，還極大地強化了。

所謂「官僚社會」，意思是說，社會的統治者是官僚集團，它不代表任何階級，不為任何階級支持，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支持，具有無限瘋長擴散、瘋狂掠奪社會財富的天然傾向，表現出與惡性腫瘤極高的相似性。它的產生和存在，與社會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等所謂「社會經濟基礎」毫不相干，並不因這些因素改變而改變，因此不符合馬克思的「階級」定義。無論是傳統社會的官吏，是過去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如今執政的共產黨，都是官僚集團，都靠壟斷資源，控制經濟，以權力介入經濟活動，實行不等價交換來聚斂財富，實質上是一個暴力敲詐集團。這種官僚社會與土匪山寨有規模與外在的典章制度之差，但並無本質之別。

二、我們的「公」和他們的「公」

傳統的「公」的觀念並不是西式的「public」。古人的「公」與「官」不分，兩者常常是同一觀念。不信請看《詩經•小雅•大田》：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意思是：「雲起了，快下雨吧，下到公田裡，讓我的自留地也能沾點光。」

這兒的「公田」是隊上的么？也差不多吧。《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這說的是他無任嚮往的著名的「井田制」，亦即把大田劃分為均等的九宮格，中間那塊是官田，周圍八塊是各家的私田。各家先種官田，再種私田。私田的出產歸各家所得，而「公田」出產的則是皇糧，那是用來養活貴族的，與公眾福利無關。這和西方的「公」完全是兩回事，後者指的是「公眾」或「社區」乃至「社會」，收稅固然是為了養活公務員，但大頭還是用於公眾福利。

證之辭書，這理解完全成立，按《說文解字》對「公」字的解釋是：

「韓非曰：背厶爲公」

《康熙字典》：

「韓非曰：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這是用經典兩分法作定義：自己營生或營利稱為「私」，私的反面就是「公」。請問「公」與「官」有什麼區別？難道都不是私的反面？

《康熙字典》給出的「官」的定義也支持這理解：

「官：《增韻》職也，使也，公也。」

由此可見，古人「公」「官」不分，「為官」與「為公」不分，唐太宗的名言就很說明問題：

「（太宗）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仇不充，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四）

這裡說得明明白白，好皇帝是「為官擇人」，不是「為私擇人」。連白痴晉惠帝鬧的著名笑話都表明了這一點：

「帝文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晉書•帝紀》卷四）

不難猜出這笑話是怎麼鬧出來的：他的腦袋裡自幼讓帝傅塞滿了「大官無私」的教導，被反覆告誡「立黨為官不為私」，因此活學活用，養成了追究一切行為動機的階級分析習慣，連聽到蛤蟆叫都要追究那動機到底是大官無私，還是自私自利。

因此，傳統的「公」乃是標準的模糊概念。在古人心目中，「公家」、「官家」、「官府」等詞乃是通用的，所以胥吏才會被稱為「公差」、「公人」，而官事被稱為「公事」、「公幹」。有趣的是，有時這甚至指朝廷，例如「大宋官家」指的並非官府，而是皇帝本人。

這模糊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因此人們才會把「官有制」當成「公有制」，不知道中國所謂「公有制」乃是「官僚所有制」，為官僚集團控制，為官僚集團謀福利，與公眾無相干，而若不是老蘆說破，大概國人到世界末日也不會察覺這問題：）

三、深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傳統

在傳統中國，私有制從來也不曾獲得西方那樣理直氣壯的地位。官有制和「計劃經濟」並不自1949年始，這是官僚社會的「上層建築」決定的。它決定了中國社會絕無可能自動長入資本主義社會。

古代中國奉行的「社會理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理論上，帝國每一寸土地都屬於皇帝所有，這就是許多新建皇朝進行全國規模的土改，實行「計口授田」的「均田制」的「法理依據」，也是滿清王公貴族入關后「跑馬圈地」的「法理依據」。傳統社會與現在的土地政策的區別只在於，雖然朝廷在理論上享有土地所有權，但「土地使用收益權仍舊屬於它的佔有者，他並且有轉讓使用權的充分權利；但是田賦既然依（原有的）土地租價為比例繳納，所以領主權是被承認的」（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32頁）。如今談論的「土地使用權流轉」如果實施，中國便在這點上完成對傳統的回歸了。

因為實行農本主義，土地是官府控制得最薄弱的一環。控制得最嚴密的其實是原始工商業。讀過《鹽鐵論》的讀者都該知道，早在公元前81年的漢昭帝時代，咱們就開始走上社會主義康庄大道，由國家對鹽鐵實行壟斷專營了。

那麼，這種社會主義生產是怎麼管理進行的？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39-40頁）里介紹的清代鹽稅的徵收，給現代人提供了一個西式明晰圖景。

據他介紹，清廷按生產、管理、分配上的要求，把全國劃分為11個鹽區。鹽的生產、收購、運輸、儲存、銷售等每個環節都處於政府嚴格的壟斷、管制、監督之下，每個環節都要抽稅。兩淮區供應一億人口的食鹽，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鹽區，馬士便以它為例，講解了鹽的產銷和利潤的分割。

生產和運銷都為私營，但須由官府核准發給執照，並由官府規定價格，處於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之下。鹽生產出來后，在官府嚴格監視下，運到官府辦的倉庫（稱為鹽棧）。鹽商們憑官府發給的「引票」前往購買。只有官府指定的鹽商才有資格領到「引票」。每省每年只發300-400張引票。鹽商若想在計劃外購買引票，則每張需付1萬至1萬2千兩銀子。

有了票證還不行，還必須排隊輪候，有可能兩年輪到一次，也有可能三年輪到兩次。輪到時，鹽商每次可憑票購鹽3,750擔，其支付的價錢包括鹽的生產價格、棧租、官府正常稅收以及塞給各級管理人員的「潤滑費」。

鹽商把鹽買下來后，再運到目的地，存在省棧里，一面支付棧租，一面排隊靜候，等輪到自己時，才能把鹽賣給官府特許經營的商店。在鹽出棧進店時，又得對有關人員加以金錢「潤滑」。

馬士根據兩湖平均零售價計算出，憑一張引票賣出的3,750擔鹽，成本為1,130兩銀子，最終售出價為12,545兩，其間差額竟然高達11,415兩。假定運輸費用與合法利潤為1,415兩，其餘的10,000兩為官府所得。

正因為價格遠遠偏離了成本，私鹽販子才會多如過江之鯽，史不絕書。對這些試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秩序的階級敵人，政府的打擊從來不手軟，以致許多私鹽販子不惜扯旗造反，唐末黃巢、元末張士誠和方國珍都是他們的優秀代表。

從這例子不難看出這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點：

第一，商品價格含有遠遠超過成本與合法利潤之和的「剩餘價值」（在上例中約為前者的4倍）。

第二，該「剩餘價值」與生產和交換毫不相干，乃是權力介入經濟活動產生的，全部流入非生產者。獲得者既未參加商品的生產，也不負責商品流通，唯一的貢獻就是以暴力敲詐強行介入商品的產銷，除了極大地抬高商品價格外，還人為阻礙了產銷，使得產業和商業失去了自發興旺可能。

第三，這種赤裸裸的掠奪，與「等價交換」、「公平競爭」、「供求決定商品價格」等西方市場法則針鋒相對，而這些法則乃是從資本主義的「權利」觀念衍生出來的。因此，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利」觀念及其衍生的「平等」、「機會均等、費厄潑賴」等觀念水火不相容。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官僚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兼容。只要中國不改變其官僚社會的基本結構，則自由資本主義就絕無可能從那爛污土壤中自發生長出來。

四、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

明白了中西社會構建的基本區別，則不難看出，近代中國的首要改革就是打壓官僚集團，將其改造為西方式公務員，並切實保障民權，盡量減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擾，使得自由資本主義能迅速生長起來。這才是富國強兵的根本。國家富強后，外侮也就不御自消了。反過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必然有助於「權利」觀念的引入，進一步瓦解官僚集團。

晚清也確有郭嵩燾、馮桂芬、薛福成等先知先覺看到了工商業的重要，但他們始終沒有看出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何在。最令人扼腕的是，民初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代，堪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然而卻似乎沒有誰鼓吹過自由資本主義。相反，對社會主義情有獨鐘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陳獨秀、李大釗那些走火入魔輩不必說，就連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張東蓀、張君勱等人也主張實行社會主義。孫文專提不開的那把壺，提出「節制資本」的悖謬國策就更不必說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南轅北轍的智力災難？我個人的感覺是，中國傳統讀書人受下述偽托的孔子語錄影響至深，終生無法擺脫：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
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
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從來是讀書人的千載夢想，也是社會革命家們永久不變的理想。若改朝換代有點社會改造內容，則它必然要反映出來。明太祖大概可稱為「原始軍事共產極權制」先驅，他制定的「黃冊」戶籍制度以戶為單位，將人民按職業劃為民、軍、匠三大類，以管理軍隊的方式去管理手工業匠人，輪流攤派勞役，為官府無償製作器物。

髮匪的《天朝田畝制度》和「聖庫制度」更具體而微地推行了那「大同理想」。他們對基督教文明一竅不通，其政治改革靈感除了從未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資政新編》外，都來自於儒家典籍。《天朝田畝制度》完全是上述「大同境界」的具體而微的再表述。定都南京后，他們不但按朱元璋的老辦法，把人民按職業分開，實行軍事管理，強迫他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且還literally地實行了「男有分，女有歸」，拆散家庭，實行絲綢產業國有化，把產品拿到國統區去換「外匯」，構成了搶劫之外的次要GDP來源。

因此，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並非純粹的舶來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國人的千載「大同情結」。哪怕是今天的讀者，恐怕也要認為上述語錄描繪的確實是一個理想境界。即使看出它的推行需要一個萬能的強大的政府，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認同，卻不會想到那就意味著引入一個萬能的強大的官僚集團，使得原有的社會弊病更加惡化，社會現實偏離「大同」更為遙遠，變成「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官」。而這不幸恰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的的悲劇。

五、緣木求魚的整整一個世紀

如上所述，傳統社會實質上是官僚社會，其基本結構是：

皇帝
|
官僚集團
|
士紳集團
|
平民

其中官僚集團是實權實惠集團，與GDP的產出毫不相干，卻負責吸納GDP的大頭。如吳思的傑作揭示的，該集團具有無限瘋長趨勢，最後是把皇帝和平民都搶窮了。良民活不下去變成遊民，起來暴亂，而皇帝又因為需要軍費平暴，被迫加劇橫徵暴斂，形成惡性循環，最後把大量良民化為暴徒，皇朝便被傾覆。皇帝與官僚集團都被毀滅了，但新皇朝又再度孕育出惡性腫瘤式的新的官僚集團，開始下一輪治亂周期。

吳思沒有指出的是（當然也可能指出了，只是我沒看見，苟如此，則在此道歉）：

第一，維持這個金字塔的穩定不光是靠暴力，主要還是孔教賦予的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已經化成了一種宗教信仰，中國人對皇帝和上司的絕對服從，堪與西方基督徒對上帝的服從相比。它構成了維持國民思想統一、進而維持國家統一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

第二，在理論上，皇帝擁有對官僚集團的生殺大權，其對官僚集團的制衡只受到技術性困難或主觀上缺乏興趣的阻礙。

第三，吳思遺漏了重要的士紳集團的存在。我已在舊作中指出，士紳集團不但構成官僚集團實施統治的終端，是官僚集團的候補池與退休池，而且代表了傳統的「輿情」，具有不可無視的能量。他們既與官僚集團狼狽為奸，又可能與之發生衝突。徐繼畲因開罪巨紳林則徐而丟官，耆英因士紳集團的巨大壓力，不得不婉拒英國人按《南京條約》規定進入廣州，都是這種官紳衝突、官不敵紳的顯示。

因此，上有皇帝，下有士紳，雖然程度有限，畢竟還是對官僚集團起到了某種制衡作用。

辛亥革命的悖謬，在於它的革命對象乃是韃子皇帝。其實晚清貴族不過是一群吃喝玩樂的廢物，根本也就算不得什麼政治勢力，更談不上是統治階級。真正危害百姓的不是他們，也不是皇帝，而是官僚集團。可惜辛亥革命倒行逆施，把皇帝搞掉了，卻弄出了個更加龐大的官僚集團來。

這危害是兩重的，首先是官僚集團再也沒有皇帝的制約了，其次是徹底破除了皇帝的宗教式權威。這維持國家統一的唯一的精神力量一旦去除，則國家自然只能解體，並且再也無法統一。民國想以武力統一天下者大有人在，什麼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甚至馮玉祥都曾躍躍欲試過，但誰都不成功，只有蔣介石成功了，歪？

那原因很簡單：野心家們再也沒有了「天命論」賦予「真命天子」的絕對權威。因此，軍閥們的部下在羽翼豐滿后便要鬧獨立，拉杆子自立門戶，於是便由原來的一個大軍閥變成許多小軍閥。這構成了民國史最顯著的特點：吳佩孚是從曹錕手下拉出來自立門戶的，馮玉祥更是終生倒戈，最後他的部下也仿而效之，讓他從「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軍閥變成孤家寡人。一言以蔽之，只要軍隊擴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必然要裂變成幾個小軍隊，於是便如同「遺產均分制」一樣，誰也無法積累足夠家當，變成大款。就連二等軍閥都遵循這「裂變律」：趙恆惕叛譚延闓、唐生智叛趙恆惕、何鍵叛唐生智……

由此不難看出，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維經斯基千里迢迢給我們送來盧布和馬列主義，則中國只怕到現在還處于軍閥混戰中。

解決這難題的辦法，便是老毛子教會咱們的以黨領軍，亦即以集軍隊與黑社會為一身的黨組織去領導控制軍隊，使得人民軍隊永遠聽從黨指揮。不僅如此，黨組織還滲透到民眾中去，以組織軍隊的方式把人民組織控制起來，把內戰化為「總體戰」（total war），亦即把治下的所有人力物力精神資源都動員起來，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

蔣介石始終沒有真正學會這一套。而且，國民黨派系林立，他也沒那本事去徹底改造。所謂「國民革命軍」更是十分鬆散的同盟軍。因此國民黨始終如高華所說，不是中共那樣的「動員型政黨」。蔣介石雖然解決了嫡系軍隊的裂變問題，卻始終無法消除非嫡系部隊的裂變，抗戰以前他就從未停止過南征北討，鞍馬倥傯地忙著蕩平層出不窮的前盟軍倒戈：「福建事變」、「蔣桂馮閻中原大戰」、「兩廣事變」等等。他完成的不過是國家名義上的統一。即使是在抗戰後，國軍仍然保留了那特色，此所以在內戰後期軍隊又紛紛發生裂變。

這是從軍事上說。從政治上說，國民革命除了製造出個新的官僚集團來外，倒也不曾真正實行黨天下，更不曾掃蕩民間社會，把全民納入黨組織的網路之中。傳統士紳集團仍然存在，繼續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制衡功能。因此，即使是在國府真正控制的地區，也談不上「黨天下」。這種社會雖然沒有皇帝來制衡官僚集團，其組織不如傳統社會合理，但官僚集團的權力畢竟有限，並不能罔顧輿情為所欲為。

我黨的優勢就在這上頭表現出來了，無論怎樣山窮水盡，或是怎樣急劇膨脹，共軍從未發生過大規模裂變。更重要的是，我黨在當國后把「解放區」那套推向全國，徹底掃蕩了一切民間社會，根除了一切黨外精神權威（尤其是宗教權威），消滅了傳統的士紳集團，將全民編織進一張無所不包的天羅地網，使得黨官僚獲得了操控百姓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空前權力。這結果便是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權力空前的官僚集團，壟斷了所有物質資源、人力資源以及精神文化資源，而原來具有微弱拮抗作用的政治勢力卻再也沒有了。

剝58年某首「民歌」來描寫便是：

「上面沒有皇帝，下面沒有士紳。我就是皇帝！我就是士紳！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剝魯迅的詩來說則是：

「寂寞新天地，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物，獠牙獨煌煌。」

所以，當初就算要革命也罷，那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好了，卻昏聵到去把可以制衡官僚集團、對百姓並無直接侵害的皇帝趕跑。要宣傳西方價值觀也行，那就宣傳「人權天賦，官商平等，機會均等，費厄潑賴」好了，卻熱昏到去宣傳「總統人人可做」（袁世凱語）、「民主就是人民做皇帝」（孫文語）。這些倒行逆施蠢動的偉大成果，便是造出了中國歷史上見所未見的獨霸天下的官僚怪物，使得實質性政治改革基本喪失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