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與歷史事件中的個人

近年來，隨著恐怖主義的日益表面化、恐怖活動的日益頻仍化及其手段、形式的日益多樣化、殘酷化，已少有敢妄稱置身其外的國度和人群。恐怖主義是人類公敵，在恐怖造成的人道災難面前，只有受害程度的不同，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倖免於難者。也正因此，反恐成為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共同的當務之急，與之相關的各個層面、形形色色的課題，也吸引著人們的視線和相關國家的預 算 .「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Stockholm Syndrome，又稱斯德哥爾摩效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人質情結、人質綜合征，指犯罪受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後者的一種情結），便是其中之一。

最近，日本上演了根據真實歷史改編的紀錄電影《聯合赤軍實錄：通向淺間山莊之路》，上個世紀70年代左翼恐怖組織聯合赤軍的話題被舊事重提。1970年3月31日，9名「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分子武裝劫持了從東京飛往福岡的日本航空351航班，要求機長飛往朝鮮平壤。航班上有機組人員7名和乘客131名。此事件標誌著日本赤軍運動的高潮。

機上乘客中，有一名著名的醫生，現年97歲的日本聖路加國際病院理事長日野原重明，他原本擬赴福岡參加一個傳染病學會的學術會議。後來他回憶當時的感受時說，因為赤軍分子威脅說如果警察突然襲擊的話，他們將用隨身攜帶的炸藥自我爆炸，很明顯乘客與犯罪分子們構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赤軍派得救，自己也得救；否則便同歸於盡。」

警方本打算在福岡採取行動，但礙於犯罪分子們「自爆」的威脅，未果。於是與韓國方面聯絡，並達成把飛機騙往韓國降落的協議。黃昏時分，飛機重新從福岡起飛，赤軍分子們看到飛機飛越朝鮮海峽，正飛往「平壤」，內心的激動和喜悅溢於言表。飛機在韓國金浦機場降落，雖然韓國警方在日方請求下，布置了年輕女性手持花環的「歡迎日本赤軍」的戲劇場面，但飛機跑道旁的福特轎車、遠處加油站的美國殼牌商標等，還是暴露了此地並非目的地平壤，於是進入漫長的談判。身為基督徒的日野原一冊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手，內心沉著淡定。雖然以前曾讀過陀翁，此番重溫，受益匪淺：「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聖經》約翰福音中的這句話，是陀翁小說的精髓。他深信自己會得救。眼前赤軍分子們的言行，也使他一改往日對「行動派」活動家的印象，從赤軍分子配發陀翁的書給人質這點來看，「他們更像是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家」。

隨著談判的深入，解放全部人質、赤軍分子赴平壤的前途變得清晰起來，想到明天就能獲得解放，機內的氛圍變得相當和諧。赤軍分子高唱《國際歌》，乘客中不乏20世紀60年代末學運的親歷者，竟跟著合唱起來。

翌日，日本政府派出的談判特使、運輸省政務次官山村新治郎抵達金浦機場，以自身做人質為條件，交換全部人質離開飛機。當百餘名乘客分兩組，先後排隊走下舷梯時，在機艙門口「撒喲娜拉」的一幕耐人尋味：乘客伸出手，拍著劫機犯的肩膀說：「加油啊！」至少在那一刻，內心只有感激，沒有恨。

但殊不知，一旦走出被劫持的飛機，從一個特定的環境復歸到「正常的」社會後，隨著場合的變化，人的情感、價值取向便會跟著發生微妙的變化，原來的想法會變得不合時宜，失去政治正確性。後來，日野原作為嘉賓，出席N H K新聞談話節目時，隨口一句「在外面考慮事情，跟在裡面時是不同的」，竟遭到主持人的制止。

無獨有偶，翌年發生的、標誌著赤軍運動走向瓦解的「淺間山莊事件」中，全副武裝的警視廳機動隊衝進山莊的時候，發現女性人質被赤軍分子藏在一個安全的死角，縱然經歷了激烈的槍戰，竟毫髮無損。事後，當被記者問是否恨那些赤軍分子的時候，女子頗惶惑，不僅說不出一個「恨 」字，反而說那些赤軍分子「很紳士」。警察大為光火，禁止她對新聞界發言。因為對警方來說，恐怖分子十惡不赦，從恐怖的槍口中把人質解救出來的，不是別人，而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