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鍍金帝國掠影（續一）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海納百川


八、和平演變有無希望？


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多次與朋友重點討論過。雖然他們都是高手，都比老蘆高明多了，但彼此分歧卻非常之大，甚至是對立的。悲觀者認為一點希望都沒有，只能以暴亂終局，甚至以為大亂將於五年內發生，有的則認為大亂不會爆發，但國家也就只會是現在這種樣子了；樂觀者則認為二十年內中國即能完成和平轉型，平滑過渡為民主社會，有的甚至認為這良性變化當在十年內發生。

就連對政局是在收緊還是放鬆，各人的感覺都不一樣。有謂當局是在步步退讓，控制實際上是越來越松，眾人之所以覺得越來越緊者，乃是因為民眾權利意識日益覺醒，要求越來越高，衣服沒變，身軀在不斷長大，當然就覺得管束越來越嚴厲了；而有的則認為當局就是在日益加強控制力度，公民的自由度與時俱減。

對這些前景估計，各人都作了論證。樂觀者的論據大致可歸納為兩條：一曰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私有化，私有經濟已佔國民經濟的大頭，「社會主義復辟」是再無可能了。隨著經濟自由的到來，政治自由遲早要跟隨其後。二曰極權國家機器業已銹爛，當局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民眾的控制能力，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遲早人民要重獲自由。

悲觀論中「凍結說」的論據則是，官僚資產階級絕無可能放棄對國家和人民的掠奪，對他們來說，任何民主改革都是老金說的吳法憲他哥——「無法撈」，絕不會為他們容忍。而我黨的槍杆子可不是吃素的，大亂並無可能，頂多也就是點無關大局的局部騷亂，因此只會是現狀延續下去，在可見將來看不到任何改善希望。

「大亂說」的論據則是：社會危機不斷深化，我黨尚如晚清一般遲遲不思悔改，而專制機器又已經腐朽了，兩杆子只剩下一杆子，筆杆子基本失靈，只能代之以買靜求安，而經濟隱患重重，現在國際形勢又很緊張，中國以暴發痞子的身份閃亮登場，引起文明社會的一致憎惡。若中美匯率衝突加劇引發貿易戰，或是中美在南海黃海上發生武裝衝突，西方對華實行經濟制裁，或是經濟危機爆發，買靜求安的根本國策失靈，則很有可能引爆社會矛盾，腐朽沒落的黨機器很可能稀里嘩啦垮於旦夕之間，隨之而來的就是全國陷入大亂。

或許因為這些朋友都是高手，所以不論估計如何，都沒人天真到認為中國可以發生什麼「民主暴力革命」，推翻萬惡的舊世界，鍛造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來。

在老蘆這局外人看來，這些見解各自有理，其分歧是必然的，蓋誰也無法獲得全面信息，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因此當然只能是盲人摸象。哪怕是黨國領袖也無法獲得準確客觀全面的信息，蓋制度決定了領導只會聽到他們喜歡聽的信息。

據說2000年奸相朱鎔基之所以開記者招待會幫阿扁拉票，就是上了下級的當，那些人彙報前寫了兩份台情分析，一份是國民黨當選，一份是民進黨勝出，到時再看領導的神色決定掏出哪一份來，結果會議氣氛決定了只能交上預期國民黨大勝的報告。奸相信以為真，便樂得出來表演一番，聲稱他每次聽到《義勇軍進行曲》便熱血沸騰，熱淚盈眶（呸呸，十年過去了，這無恥作秀還讓我止不住噁心。阿扁當了八年總統，怎不見他淚流滿面高唱國歌，率領大軍打過去？敢情他預備的棺材都是紙裱的，地雷陣都是啞炮哇。人家龐德挑著棺材上陣，最後可真的睡進去了，老朱為何不自動鑽入他為自己準備的第一百口棺材，以謝國人？左宗棠也沒睡他挑到新疆去的棺材，但人家可是平定了叛亂，不必再睡進去了。奸相答應殺的99個貪官在哪裡？堂堂國務總理髮的神聖誓言，竟然是從消化道下端逸出的，難怪民間誠信全面流失），結果反而激起了台民的逆反心理，讓本來希望渺茫的阿扁如意當選。這事使人無比驚詫的乃是，文盲黨混到這份兒上，還不知道凡事都該弄幾份預案，以便無論結局如何，都有全套針對措施拿出來。不至於如奸相那樣，傻瞪著一雙白多黑少的王安石式奸目，指望全世界人民突然害了健忘症，忘掉他唱國歌、趟地雷、扛棺材的豪情勝慨。

或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識到，在不同程度上，大家也可能有著類似黨國領袖的煩惱。每個人與外界發生的信息交換都是有限的，而且經過了自己主觀好惡的過濾，使得信息處理系統成了個封閉的正反饋系統，選擇性地接收自己想聽到的信息，排斥討厭的信息，形成看法后輸出去感染他人，加以放大，信息傳遞迴來后強化了自己原有印象，再度發送出去，循環往複，不知伊於胡底。這就是「中國過渡自摸政府」的發生依據，也是草庵的忽悠依據（BTW，我不同意看客先生對草包居士的評價。毛主席預言超英趕美現已兌現，只是時間說早了不是？當然，居士還是比主席英明，主席預見三年超英，結果是三年大飢荒，幾乎趕上了山頂洞人，而居士預見經濟崩潰，發生的不過是經濟奇迹而已，相對說來比主席準確得多）。

因此，若是誰天天看《大XX》，不到一個禮拜就會覺得天昏地暗，中國馬上就要大亂。即使是看真正實行了海納百川的《凱迪》或是《天涯》，若專看右憤的帖子，頂多一個月也能起到這種效果。「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乃是人的本性，個人很容易不自覺地構築「近親繁殖」的封閉系統。

因為知道這陷阱，因此我和朋友討論時基本是做「廳長」，多聽少說，力圖不讓自己的先入之見影響對方。過後再結合自己知道的零碎消息，加以分析，力圖儘可能客觀地描出一個比較全面的圖景來。我的感受是，大夥兒其實都不錯，只是可能需要加起來求個集合。

先說那是松還是緊的問題吧。竊以為，國內朋友首當其衝，對輿論管制的即時感受很強烈，因此未必能從長遠時段來看問題。其實若是將現在的傳媒與80年代那據說是最寬鬆的時期相比，今日百姓的言論自由度絕非彼時望塵能及。

先看文學作品，那陣子的小說基本還是政治宣傳品，唱的還是我黨的主旋律。哪怕是當年引起巨大轟動的作品，也基本是馬屁文學。而如今的小說與港台的也差不多了，作者根本就懶得再拍我黨的馬屁，講的都是家常事兒，絕對見不到那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支書的魁偉身影。電影和電視劇也大致如此，除了那些偽造現代史、吹噓內戰的下作東西，基本上還是所謂「生活片」、「文化片」，講究的是娛樂性與趣味性。誠如彭定康指出的：「不談政治也是基本人權。」中國人今日總算獲得了「免於被逼著歌頌政府」的起碼自由了。

非虛構作品又何嘗不如此？雖然話題受限，國內報刊對弊政的抨擊可以相當尖銳，南都報系尤其如此。前些日子寧夏吳忠市公安局跨省追捕甘肅省圖書館員王鵬，指王在網上舉報官二代在公務員中考試舞弊為誹謗。《南方周末》當即發文指出，所謂誹謗是個人侵權行為，法律上屬於自訴案件，公權力不宜隨便介入。用老話來說無非是，這種案件本是「民不舉，官不究」的民事糾紛，根本不能當刑事案件跨省追捕。

在輿論的壓力下，吳忠市委、市政府不得不釋放了王鵬，處分了有關處理人，寧夏警方還給了王鵬1000元左右的賠償。然而媒體仍然窮追不放，最後連《新華每日電訊》都質問道：「案發地明明在寧夏銀川，遠赴甘肅辦案抓人的卻是與此無直接關係的吳忠市公安局利通區分局，而被舉報人的母親『正好』在吳忠市擔任主要領導。根據媒體調查。這一行動是通過吳忠市公檢法各部門事前聯合開會協調討論，並獲得相關領導批示的。由此不難看出，王鵬錯案絕不僅僅是『使用法律不當』的問題。」最後連新華社都發了電訊，題目赫然是《遏止濫用警力迫在眉睫》。

敢問80年代、90年代何時有過這種輿論監督？那陣子若是有此類報導，都是迎合某種政治需要的，有著鮮明的權力鬥爭背景，諸如張志新案平反，遇羅克案平反等等，幾曾有過傳媒為普通公民維權的事兒？83年的「嚴打」不知道打了多少冤死鬼，可曾有人出來說過一句話？

在這個背景下，不難看出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兩起」（起訴「歪曲事實真相」的報社和記者）恐嚇的由來——萬籟俱寂半世紀后，中國於今才開始有了點輿論，而初生的輿論監督已經初步顯示了對黑惡勢力極為有限的約束，以致局長大人要出來搬走這塊妨礙他們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絆腳石了。

那麼，這五十年的輿論一律是怎麼打破的？這就是上文說的：如今的社會已經龐大複雜到難以靠斯大林的機械設計來管控了。如果光有傳統媒體倒能勝任愉快，因為那畢竟只是少數人在運作。但網路的橫空出世，使得政府嚴格控制傳媒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光是那規模都超出了政府的管制能力。例如《凱迪》在國內大約只算中等網站吧，但每個瞬間的訪客人數大致都在10萬，而每日平均上貼率在2-3萬，許多帖子都有很多跟帖，以致可達上百頁甚至上千頁。我在那兒看帖子，有時竟然耗費了足足一天，還沒能看完一個主貼以及全部跟帖，而我的閱讀速度並不算慢。不難想見網監們的工作量該有多大。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效法毛共鉗住悠悠眾口，簡直就沒有多少可行性。

總之，網路問世給中國的衝擊遠比其他國家的大，它開創了「傳媒人民戰爭」的新時代，使得信息的傳遞不再由專業機構壟斷，每個普通百姓都可以是新聞記者或評論員。當專職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之後，這種真正的「人民傳媒」便取而代之。

這就是為何中國百姓對網路的倚重遠遠超過了西方百姓——後者可以通過電視、報紙等獲得更有專業水平的可靠信息，而前者主要靠網路的「小道消息」來獲取對真實形勢的了解。例如本人獲知國際新聞與本國新聞的渠道主要是電視，本地居民似乎也如此，但我獲知中國新聞則主要通過網路，儘管我家電視也能收到CCTV與鳳凰衛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後者對我來說遠比前者缺乏公信力。

這倒應了偉大領袖的話：「小道消息流行，是大道消息不發達的結果。」他沒有看到的，是市場經濟倍增了小道消息對大道消息的強勁衝擊。為了與網路競爭讀者，在市場經濟中盈利，非國家包養的大道消息便不得不降低控制力度，變得更真實、更可信也更有可讀性。這就是南方報系何以異軍突起，使得廣州取代上海變成了文化中心——它不是國家包養的，市場經濟逼得主持者們不得不「媚俗」，向真實靠近，而廣東領導又歷來比上海開明。

發生良性變化的又豈止是南方報系？就連《搜狐財經》也能赫然登出謝國忠的文章，光那標題都是80年代不敢夢見的，而據說那是《人民網》上轉來的：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909/n274811252.shtml

請注意，光是網民的評論就有將近2萬條，絕大部份都表示支持，其中有位網友驚呼：「我的天啊，這樣的帖子都能不被刪掉，中國言論真的自由了嗎？」

是的，我覺得中國人民現在已經有了初步的言論自由了。過去與網友（記得是南京老右）討論這問題，我驚訝地發現，即使是美國華人，也未必知道「言論自由」是怎麼回事，以為那就是私下罵共黨的自由，不知道言論自由最關鍵的一條是press freedom，亦即人民在傳媒上發表政見的自由。49年以後來人民徹底喪失了這自由，如今卻得到了部份的有限的恢復。

當然，政府仍在竭力管制之。但在我看來，they are fighting a losing war. 對傳統媒體（也就是傑弗遜年代的press以及後來發明的電視、電台等等）的控制仍然頗嚴格，因為那畢竟還是由專業人士、專業機構運作，具有技術上的可控性，但對網路這種新型press則無法做到類似的嚴格控制。其實比起來，使用這種新型press的人數，未必少於觀看電視的人，據說中國現有6億網民，而前面已經說過了，網路對百姓的影響要遠遠高於西方國家。

當然，國內網路的言論自由度仍然遠沒有國外的高，但受限也不是均一的，依話題而異。在我看來，史論雖然還需作一定的美容術，但闡發基本觀點似已經基本不受限制了。時評的禁區就多得多：民族問題、台灣問題、與政治反對派形成有關的問題，等等。若是抨擊時政，則涉及根本制度反而沒事（例如《中國核心的問題是官僚資本主義》，直接就是對根本制度的否定）。反過來，抨擊或揭發的對象越具體，管制也就越嚴厲。例如我昨天爬網時，Tom彈出一個即時新聞窗，謂邯鄲警察動用黑社會暴打醫護人員，我當時也懶得看黑吃黑的爛事，覺得那實行了林副統帥的教導：「壞人打壞人——活該。」剛才去找，見谷歌列出了若干有關新聞標題，但帖子都被刪去了。

由此似可導出兩個結論：

第一，人民在一定程度上重獲49年前的言論自由，證明了我在《重釋「民主恩賜」論》中的結論：社會進步一般是通過統治者主動或被動的讓步取得的。國民經濟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就再不可能是計劃經濟了，而傳媒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國家同樣也就難以實行「計劃言論」。這兩個社會進步都不是統治者的主動恩賜，而是他們在形格勢禁之下的被動讓步。

第二，我黨如今在某種程度上（當然是較小的程度上）實行了某種「爛污自治」，患了小舞蹈症，黨的軀體運動多數不來自於神經中樞的指令，而是肌肉的自主抽搐。從根本上否定社會制度，委婉指出人民的錢被黨騙走了，反而什麼事都沒有，因為那與具體的黨干毫不相干，但得罪了惡警可要吃不了兜著走。

毋庸贅言，這有限的言論自由雖然比以前是個偉大進步，但輿論對政府的約束力仍然很微弱。周老虎案就是最雄辯的例子。那明明是陝西省林業廳與當地政府聯手炮製的騙局，目的是把鎮坪縣「做成」旅遊熱點。這種爛事在國內如今已成時尚，例如雲南中甸縣改名「香格里拉」，河南安陽發現「曹操墓」等等，當真是司空見慣渾閑事。唯一的區別只在於紙虎騙局被網民戳穿了。但策劃騙局的主犯無一人受罰，周老虎那毫無作案能力的文盲農民卻當了替罪羊。所以，輿論在沉寂了50多年後再度在中國出現，起到的主要還是個泄氣閥的作用，目前尚只能說是慰情聊勝無。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