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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嗩吶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15)

作者：light12  於 2010-6-2 23:07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時間: 31 5 2010 14:50
作者：金嗩吶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海納百川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15)


金嗩吶


再說說「家國同構」。「家國同構」是傳統宗法社會的顯著特徵，即家庭、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具有共同性。由於古代中國的經濟基礎一直處於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的狀況，這種生產的典型特徵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養成了中國人強烈的家族本位意識。家庭或由家庭擴大化的家族是社會的本體，社會是無數個家庭或家族的集合，國就是放大版的家，家就是微縮版的國。作為個人的社會角色首先是家庭成員，然後才是公民。

在古代社會，由於人們生活圈子的狹窄，血緣、親緣關係便成為人們重要的人際關係。通過血緣和親緣，人們結成政治上、經濟上相互依賴。因此，在傳統社會中，中國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個人更重要，特別重視家庭的倫理關係和個人在家庭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家族本位意識。這種意識在傳統社會中抑制了人的個性，但卻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和諧和秩序，造成了傳統中國「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

中國和西方確實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中國以家庭、家族為本位，西方以個人為本位。中國人的觀念，是以「家」為中心的，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原始概念就不是「個人」，由這「家」往外推而形成的宗法，是中國社會基礎。「家」的特徵明顯，且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統治者被設定為一個「大家長」，這個家長要在道德上為全國臣民做出表率；家長要愛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從家長統治。這與以「國」為特徵和單位的西方政治學說也形成明顯對照。在那裡，存在著角色和利益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所在，要求權力的互相制約；在這種利益和權力結構中，君主並不被看成是自然的家長，而是行政管理者。

在綱常面前，「我」是種離心的力量，如何與「我」作鬥爭，一直是儒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為了抑制「我」，提出「克己」、「無我」、「無意」、「無私」、「無心」、「忘己」等等。只有達到「無我」的境界，才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利於大一統集權專制統治的人。這不是我瞎說的，程顥有言在上頭：「無我，則聖人也」。如何達到無我呢？就要與天理為一。在天面前，不存在人人平等，因此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只有角色人格，而沒有獨立人格，也談不到平等和個人尊嚴。

所以，很多人到死也搞不明白，為什麼在中國經常會出現囚徒讚美監獄、牛羊歌頌屠夫的現象。比如說，在偉大領袖的治下，九億農民被剝奪了遷徙的自由，數千萬農民在大飢荒中失去了生命（張戎說是七千萬，袁隆平說是四千萬，半官方的說法是兩千萬）。可如果你實際接觸一下農民就會發現，他們對此並不在意，至少不像想象中那樣義憤填膺。他們認為黨中央毛主席就是家長，家長有打孩子的權力，也有錯打孩子而且不認錯的權力。有個混蛋家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沒有家長。袁騰飛說中國人不下跪、不喊萬歲心裡空虛，絕非戲言，就是這麼回事兒。

古往今來，中國人都習慣了跪著的，在公跪長官，在家跪家長，在廟跪菩薩，在外跪洋人，順民是統治階級最想塑造的大眾形象。我記得文革中聽到一個故事，說是某專家（作家、高幹？記不得了）每天撅著屁股挨斗受不了了，想輕生，老家的農村親戚來看他，說如果我掙你這麼高的工資願意天天坐噴氣式。現在也是一樣，人們一著急還是下跪。我們附近有個家屬區搞拆遷，條件還說得過去，按住房面積1：3給新房，百分之九十的住戶都同意，就是有幾戶老頭老太太死活不搬。開發商開始動粗，斷水斷電，這些老人到市政府告狀，副市長一出來，一幫人齊刷刷的下跪，甚是壯觀。還有我們學校一對教授，孩子找不到工作，想到實驗室當個技術員，校長不同意，說是必須本科畢業。這對教授趁著開校長辦公會闖進屋去，雙雙跪下，不答應就不起來，就這樣最後還是把孩子給安排了。

農耕文明還養成了中國人崇老尚古的歷史觀。定居農業是以家庭和家族為單位進行的，長期的家庭和家族生活，對等級制度和權威崇拜的產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農耕文明不奢談更新，簡單的農事勞動對於經驗的依賴性非常強，幾千年來農民種地靠的是經驗，跟科學技術沒什麼關係，只要六七十年代下過鄉的都有體會。農業生產周期長，對時令的摸索、耕作技術的總結等均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傳遞過程。所以，中國人非常崇尚由祖先或者長者傳授給他們的經驗，整個民族以尚古為美，尊祖敬宗，經驗至上，求穩喜靜，厭惡變革。學術界也不例外，始終弄不清典籍的文物價值和科學價值之間的區別。

另外，農業生產的播種、收割、興修水利等都需要一種絕對權威把所有勞動人口集中起來使用，長者自然處於優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尊從長者、聽順權威便是順理成章之事。在他們的生活中，老者長者，既是家長，又是師長，是經驗、智慧、權威的化身。所以，在家族內部很自然地按依靠血緣輩分的序列形成秩序，每個「家」內的家長對成員的專制統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把家族結構擴大至國家結構，國家的組織與權力配置實行家長制也就是合理的，所以「家天下」的皇權集權統治也是合理的。

「家庭－家族－國家」，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反映了「家」與「國」之間這種同質聯繫。這也是為什麼古人可以從「修身、齊家」導出「治國、平天下」。孔子答覆一個不肯從政的人說：在家裡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就有政治作用，就等於從政，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台上？（「推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論語》為政）

儒家把家族制度看作整個社會的基礎和柱石，並使之完善化、理論化，逐漸形成了國家同構的社會結構。從兄弟關係引出長幼關係，從父子關係引出君臣關係，從宗族關係引出整個社會的上下、尊卑、貴賤、遠近的人倫關係和倫常秩序。因為皇權集權統治可以在每個家庭內找到它的對應物，父子君臣是一種同構關係，孟子「父子有親」後面緊跟著就是「君臣有義」。

就拿「三綱」來說，「三綱」指三種絕對服從的關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這三種關係中，臣、子、妻分別處於要服從君、父、夫。這其中的道理很明白，因為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家國一體，家族中有父權、夫權，而國家最高的家長是皇帝，皇帝自然就要有君權。因為兒子要服從父親，妻子要服從丈夫，所以臣民要服從君主，這就是所謂的「忠孝一體」。禮教是培養順民的文化，順民最大的特點是安分、守規矩，缺乏獨立自主的意識。以「三綱」為綱，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也扼殺順民們的自主意識、殘害人格、扼制人權、束縛個性、限制自由，阻礙社會進步。「禮治」社會毫無公平公正可言，經過兩千年的教化和實踐，造就了愚昧、輕信、妄從、封閉、保守等國民特性，鑄成了亦主亦奴的社會人格。

這推理過程按照偉大領袖的話說，也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過程：因為在家要對家長盡孝，所以在國要對君主要盡忠，通過這樣對忠孝觀念的整合，使得忠孝一體在家國同構的倫理層面居然有了內在邏輯的合理性。長期這樣教化的結果就是百姓對統治者產生了認同、歸屬感，臣民對皇帝不但口服而且心服。它將出於自然之情的孝與忠互相結合，要求臣民對君主不僅要作理性上的絕對服從，而且還要作感性上的父權認同，使其政權的「合法性」變得更加牢靠。

即使到了今天你仍然可以從現實中感受這種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存在，這種「家國同構」還是「餘音不絕」。現在台灣、日本、東南亞國家所建立的「東方工業模式」、「儒家資本主義」，實際上就是「家族式管理」。我看到不少公司招人的時候都強調，聘用的條件之一就是在家孝敬父母，實際上也是想讓員工把企業當成家，只有在家裡盡孝者，才可能在廠里盡忠。很多老年人對民主自由那一套嗤之以鼻，最常聽到的說法就是，「一個家庭也還得有個主事兒的家長吧」。

歷代王朝都極力推廣孝道，在政治、經濟上對孝子賢孫們給予了種種的優待，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道被竭力宣揚而成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經•三才章》），目的就是「由孝勸忠」，勸導人們對皇帝盡忠。李密在《陳情表》中開宗明義地說：「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說的也是這個意思。中國古代有「丁憂守孝」，就是官員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也是是否遵禮制、是不是孝子的標準。具體說來，就是朝廷官員的父母親如若死去，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丁憂期間，丁憂的人不準為官，若官員匿喪不報要受到嚴厲的懲處。如遇到緊急情況，國家也不可以強招丁憂的人為官，因特殊原因國家強招丁憂的人為官，叫做「奪情」，意思是剝奪了孝子服喪之常情。如果武官鎮守邊關的時候突然父親死了，按照慣例，應當上摺子請求丁憂，然後朝廷不許，下旨「奪情」。

最早連君王也要丁憂的，稱作「諒陰」。但到後來發現太不現實了。所以也有以日代月的搞法，只服喪二十七天作為形式。到了乾隆，創製了一個「心喪」的辦法，意思大概是「身不能至，心服喪之」，連二十七天的形式也不必走了。這世界上最後一個「諒陰」的是朝鮮的金正日，自「慈父領袖」金日成死掉后，朝鮮足足有三年沒有最高領導人，金正日停止一切對外活動，不見客人，不發表談話等，躲在角落裡守孝。我想金二這樣做目的無非有兩個，一是引蛇出洞、靜觀其變；再就是「由孝勸忠」，勸導人們像金二對慈父盡孝那樣對新領袖盡忠。所以，說東亞諸國甭管是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多少還是能看出儒家文化的影響。

古代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社會特點是有很大區別的，西方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契約制，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的社會制度都打有契約制的烙印，這也是海洋文明的特點。是否海洋文明跟一個國家的海岸線長短關係不大，中國海岸線不算短，而日本就是個地道的島國，但照樣是農耕文明。關鍵是這個民族是否有航海技術，是否有開闊的視野，是否有冒險精神。海洋文明的生產方式一是航海，二是貿易，出去以後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靠七大姑八大姨不行，只能靠契約，所以歐洲的文化傳統就是重契約和法律，輕人情。即使搞專制也與中國不同，中國是專制與集權高度統一，西方是專制與分權相統一。

而且海洋民族還可以用世界不同的參照物客觀地認識、改造、提高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榮辱不驚。不像中國、日本這些農耕民族，歷史上長期處在一個封閉的環境，每個人都被束縛在耕作的土地上，天只有看到的那麼大，總是那麼少見多怪、一驚一乍的，總是在自卑和自大兩極中震蕩。相比較而言，日本表現更甚。

東方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等級制度。印度社會表現為種姓制，從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形成種姓制后，種姓制一直都深刻的阻滯著印度的發展。和中國的等級制度不同，中國是流動性的等級制，而西方是凝固的等級制，印度顯然是受後者的影響。種姓製作為制度已經消亡，但作為文化傳統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徹底消失，對印度社會還有影響。看過印度影片《流浪者之歌》的都知道裡面的「拉茲」有這麼一句話：法官的孩子永遠是法官，賊的兒子永遠是賊。即使今天的印度社會，也還沒有完全擺脫這種偏見。

中國也是個等級社會，但和印度不同，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宗法等級制度，數千年中國文明史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其社會形態歷經多次嬗變卻穩固的保持其宗法等級制度的特性不變。每次新朝代的建立，統治者都不忘要維護禮儀制度和宗法等級制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統治，社會才能安定。宗法等級制度主要體現便是所謂禮教，最重要的特徵有二：一是親親，即強調家族血緣紐帶，二是尊尊，也就是等級明確，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生活在等級結構中的人們各有各的等級定位，不得僭越。

人們常說生活在中國很累，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你要處理各種關係，因為禮的本質表現在「別」、「辨」、「分」上。《荀子•富國》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儒家的禮學在確定皇權至上的同時，還強調等級特權。主張人的身份、地位進行區別對待。在現實生活中，要時刻注意別親疏、辨遠近、分尊卑，若不這樣做的話，就會被人罵為「是四六不懂的玩意兒」，因為個人只有在社會人倫關係網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墨子主張兼愛，不別父兄；楊朱提出不損害他人的為我。可是在孟子看來，這違反了親親、尊尊、斥之為禽獸。儒家的人與人的和諧其實在中國只能是宗法關係的延伸，愛就是愛自己的親人和與自己有關係的人，絕沒有愛所有人的意思。儒家的愛，是個選擇性很強烈的愛，是在倫理的界內才有的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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