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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嗩吶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7)

作者:light12  於 2010-5-2 11:0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時間: 01 5 2010 11:05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7)


金嗩吶


按照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蔣慶教授的說法,中國若想長治久安,絕不能搞民主憲政,而是一定要搞「王道政治」。在蔣慶看來,不要說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連講究心性之學的民國和台灣新儒家也都走上了邪路,中國近代吃虧就是由於沒搞王道政治,不然的話早已是人間天堂。「『王道政治』就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下面都是他的原話:

「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出現了偏差,即中國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把民主作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中國在今後的政治發展上不應再以民主政治作為發展目標(不管是西方式的真正民主還是某某主義的民主或者儒家的民主),而應回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以代表中國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作為發展目標,這樣才能既符合中國歷史文化的國情要求,又符合人類追求永恆秩序與天人和諧的心靈要求。」


另外,他們和本區敬愛的特首一樣,非常關注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我印象里老蘆好像多次提到,至少在提到「非遺傳的專制」時說過)。如康曉光就認為毛時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在這個前提下,我黨是合法的: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論。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為它提供合法性論證的。歷史唯物主義主張,世界是物質的,物質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種規律是可以認識的。誰認識了呢?馬克思!馬克思認識到了這種規律。馬克思通過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證,指出社會發展要經歷五個階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必然要埋葬資產階級。但是單靠無產階級自己還不行,還要有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來領導才行。這樣一來,這種學說就把共產黨的領導權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確定下來。」

而老鄧只有靠政績來贏得被統治者的認同:

「中國改革的最大壓力來自經濟領域。面對西方的示範壓力,執政者需要在經濟發展方面作出像樣的成績,才能給被統治者一個交代,才能論證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經過二三十年的冷戰,一個「共識」被逐漸接受,這就是市場經濟能夠比計劃經濟更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所以,鄧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當然,他也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經濟領域中的市場化改革,確實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而持續二十多年的驚人的高速增長,也確實為共產黨提供了「政績合法性」,為中國的政治穩定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但現在,出現了貪污腐敗、分配不公、高房價等問題,光靠「政績合法性」不行了,需要「王道」「仁政」。如蔣慶教授就認為,過去為什麼社會穩定,就是因為搞了「王道政治」,近代以來中國動亂,不是「丟了兩把刀子」,也不是放鬆了「二杆子」,而是丟了「王道政治」這個鎮山法寶。因為不搞「王道政治」,政權就失去了合法性:「中國近百年來政治動蕩,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最根本的問題則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問題。此一問題不解決,中國的政治權力就不會獲得合法的統治權威,中國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長治久安,而隨時都處在動亂的邊緣。」「中國人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而是王道。王道不是中國專制時代的政治形式,而是中國人的政治理想。」

「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決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建構起一個長期穩定合諧的政治秩序」。具體說蔣慶談到了「三重合法性」:

第一重謂「天」,即超越合法性,又叫神聖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須有一個超越神聖的價值源頭,政治秩序才能合法。儒家則通過大一統的思想建立超越合法性。大一統確立的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是防止國家社會動蕩的治亂之道,所有穩定和諧長治久安的政治秩序都必須建立在大一統所確立的超越合法性之上。
第二重謂「地」,即文化合法性,又叫歷史傳統的合法性,是指任何政治秩序或政治權力均不能背離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若政治秩序或政治權力背離了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即不具有歷史文化的正當性,因而就不合法;
第三重謂「人」,即民意合法性,又叫法理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秩序必須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上,得到人心的廣泛支持。一個政治權力獲得人心民意的廣泛支持就合法,否則就不合法。

蔣教授看來,民主制度的最大缺陷在於「人心民意」一家獨大,缺乏制約。而人民經常是自私而短視而缺乏道德的,「考慮得最多的是自己當下的切身利益,用中國的話來說,就是油鹽柴米醬醋茶」,「只剩下赤裸裸的慾望而不再有未來的希望與生命的激情」,所以「政治走向平庸化、人慾化,政府變成了公司,政治領袖變成了董事經理,政治統治變成了合同契約,一切都可以用金錢利益來衡量,昔日政治中的理想追求與崇高人格已不再可能。」而蔣慶認為他的「王道政治」是「三個代表」:「代表了天道、歷史與民意,能夠最大限度地把統治的權力變成統治的權利,把國民的服從變為應盡的義務」。

其實,新儒家想法是好的或是比較好的,可惜在當今社會沒有任何可行性,這不是幾句口號就能解決的。就拿解決生態平衡來說,確實當今世界存在著環境污染、臭氧層破壞、人口爆炸等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古代確實也沒有,但這絕不是因為古人有什麼超人的智慧,而是生產力低下、科技落後,根本無法製造酸雨、破壞臭氧層,不餓死就不錯了,何來人口爆炸?古代每次戰爭結束都會出現一個百姓安居樂業的「盛世」,原因之一就是砍掉了大量吃飯的腦袋。我前一段去農村感受也很深刻,80年代以前人們也沒什麼環境保護、生態平衡意識,但老百姓手裡的傢伙是斧頭、手鋸,忙活半天砍不了幾棵樹,現在可不得了,化幾百元買個電鋸,幾天就是光禿禿一座山!

用儒家學說解決政治問題也是一樣,當今社會的政治經濟活動要比古代複雜的多,而且又是一個開放體系,遠不是靠著《論語》《資治通鑒》就可以知天下的。若是僅僅坐而論道、義賣點公羊家學說便也罷了,組織些少年兒童搖頭晃腦地「誦經」、「讀典」,可笑固然可笑,但學習「孔融讓梨」總比學習劉文學的故事要強。要命的是人家大陸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蔣慶教授還偏偏不知藏拙,提出了具體的構想,「在制度層面落實吾國古聖先賢確立的『政治權力三重合法性制衡』的理想,結合西方的三權分立,搞『三院制』」。此構思極具無厘頭搞笑功能,簡直可以砸相聲演員的飯碗,給人的感覺是本來就弱智的腦袋又被驢狠狠的踢了一腳,下面是他的具體政權框架和人事安排:

「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實行議會制,行政系統由議會產生,對議會負責。議會實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別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為『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國體院』代表歷史文化的合法性。」

「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人員產生上蔣慶教授是這樣安排的:「『通儒院』由推舉與委派產生,『庶民院』由普選與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國體院』由世襲與指定產生。」 具體說就是:

『通儒院』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議員來源有兩個途徑:一、社會公推之儒家民間賢儒,二、國家成立通儒學院,專門培養精通《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之儒士,經過政治實習和考核,委派到國家、省、市、縣級議會任議員。其議員產生之規則制度可效仿吾國古代之『薦舉制』與『科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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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評:若去年季羨林先生還在世的時候,這議長肯定是季老無疑;「可不到位」又保證了博士生照樣帶,革命生產兩不誤。現在季老已仙逝,我看東海一梟先生倒是合適人選,大儒絕對夠格,至於當前「儒教」是否「公推」就不得而知了。而且這政策若真實行,各大學中文系就要改名為「通儒學院」,報名火爆,我們學校那幫中文系教授非樂瘋不可。


「『庶民院』議長議員則按西方民主政治議會產生的規則與程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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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評:本壇大部分網友為理工醫農專業,只好奔著「庶民院」去了。只是不知道「西方民主政治議會產生的規則與程序」跟「通儒院」的「公推」有什麼區別沒有?還是像西方那樣到處拜票?這可有悖《春秋》精神。


上面兩條儘管荒謬,畢竟還有可操作性,最難辦的還是「國體院」,蔣大教授「餘思十餘年」后是這樣安排的:
「『國體院』議長由孔府衍聖公世襲,『國體院』議員由吾國歷代君主後裔產生(即依《春秋》『存二王后』的原則);由歷代聖賢後裔與歷代歷史文化名人後裔產生(即依『禮三本』聖賢為文化之本而報之的原則);由社會賢達產生,(即依《春秋》『選舉』原則--選賢舉能的原則);由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產生(即依《春秋》『通三統』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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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統」落實起來倒沒什麼困難,「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在當今人大政協中都是現成的,直接把關係轉到「國體院」就行了。可這「存二王后」、「禮三本」落實起來可不得了,「歷代君主後裔」、「歷代聖賢後裔與歷代歷史文化名人後裔」少說得有幾千萬,光是號稱百子千孫的文王,其後裔少說也有幾百萬吧,那姓孔姓孟的個個都是「聖賢後裔」。諸位網友也幫我留心一下,看看「歷代君主」和「歷代聖賢」中有沒有姓金的,咱也弄個「國體院」議員乾乾。


蔣慶教授三院之間的互相制衡是通過這樣的運作方式實現的:
「三院中每一院都擁有實質性的權力,法案必須三院同時通過才能頒行,最高行政長官也必須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產生。如果一個法案由『庶民院』提出有利於民眾,但違背天道,『通儒院』不同意則不能成為法律,如關於單性家庭合法化的提案;反之,一個法案由『通儒院』提出有利於天道,但不符合民意,『庶民院』不同意也不能成為法律,如西方綠黨許多保護生態的提案過於激進與超前。再如一個法案由『庶民院』提出符合民意,但不符合歷史文化傳統,『國體院』不通過也不能成為法律,如關於全民公投改變國號、國語、國教的提案和分裂國家領土的提案。由於三院制中每一院都具有通過法案與決定最高行政長官的實質性權力,『三重合法性』在『治道』層面得到了制衡,每一重合法性都不可能獨大,因而都不可能排斥其他合法性而通過具體制度安排主宰控制政治過程。也就是說,每一重合法性都可以在與其他合法性制衡的制度安排中恰當地、受約束地實現自身,同時又取得其他合法性的認可而不侵害其他合法性。」


袁偉時先生給蔣教授的「三院制」概括了一句話:「中國要回到政教合一的體制,由儒教的『大儒』、『賢儒』加上血統高貴的前賢後裔集體君臨天下,保留對國家一切大事的否決權和決定權,需知在三院中他們篤定支配了國體院和通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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