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嗩吶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5)

時間: 29 4 2010 00:2

中華文明「行」在哪裡?(5)


金嗩吶


關於儒學，有三種分期方法，我認可的是李澤厚的儒學四期分法：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學，是「儒學鑄造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學，而現代新儒學的熊十力、馮友蘭、牟宗三等人為第四期。

我不同意現在動輒就提「原儒」的做法，也不認可「孔孟是好儒，壞菜的是後來漢儒和宋儒」的說法。我認為應該維護漢儒董仲舒和宋儒朱熹的歷史地位。

我認為孔孟與董仲舒的關係有點像馬恩和列寧之間的關係。老蘆說，正是因為列寧發明了「革命工藝學」，或曰「人民控制論」才實現了無產階級領袖對人民的控制。正是董仲舒，用儒家思想實現了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達千年的思想控制，開啟了中國思想統治的歷史，保證了大一統集權專制帝國得以延續至今。我認為黑格爾對孔子的《論語》評論是正確的：「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在哪一個民族文化里都找得到」。而董仲舒把各家學說整合為一個完整精緻實用的思想體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認為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統的，漢皇朝的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大臣受命於皇帝。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是按照天的意志辦的，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這樣才能夠使得儒家理論有了實用價值，為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服務。如果沒有董仲舒的當年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出「君權神授」、「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恐怕儒學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

這也使我想起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歷史上好像從來沒有過宰相篡位的情況（請網友幫我把關，看看有無疏漏）。王莽是外戚，另當別論。一世奸雄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自己卻不敢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後曹丕稱帝屬於「禪讓（外禪）」，漢獻帝命人搭了一座「受禪台」，又挑選了一個良辰吉日，曹丕還要裝成迫不得已狀，這才完成篡黨奪權。也就是說，要想「奪了鳥位」，必須殺去東京，或者是兵變，或者是農民起義。而且在起事之前，還要裝神弄鬼，證明天道已變。

朱熹的貢獻更是不可抹殺。西域的佛教於東漢傳入中國，當時又產生道教。經過魏晉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中國化，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大都出入佛、道，有壓倒中國主體意識儒家之勢。如果真要是佛教成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的話，大一統集權專制的壽命就指日可待了。大一統集權專制存在的前提是尊卑有序，是「服從」，順序就是君——臣——民，以後毛主席形象地解釋為「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本人才疏學淺，看不到佛教和道教里有類似的內容。相反，佛教還提倡平等，就連佛也不例外：「佛是往日的眾生，眾生是未來的佛」，就連犯罪分子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讓人聯想起「人人可以做皇帝」）。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儒挺身而出，撥亂反正，排佛抑道，同時以儒學為主幹，批判性地吸收了釋、道的一些理論，重新樹立起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儒家的正宗地位，建立起適應時代要求的、完整的新儒學思想體系。

沒有漢儒和宋儒，就沒有完整的儒學體系，就沒有中國的持續了兩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帝國。若否認他們，就是否認儒學，若反對他們，就是反對儒學。沒有漢儒和宋儒，中國能夠長期維持大一統的集權秩序嗎？中國的儒教思想包羅萬象，包括政治構架、家族倫理、社會秩序，作為一種內化的立體信仰全方位對國民進行的控制，光是「原儒」做得到嗎？中國人擅長閹割術可能是有傳統的。據記載，中國閹割術的淵源是相當久遠的。有證據表明，至遲在殷商時代就有了閹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識與行為。現在看來是不假，中國人就是好這口，而且刀快手麻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階級鬥爭學說」，「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是任何50歲以上的中國公民耳熟能詳的毛主席語錄，而且毛主席說的還很具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群眾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應該設法和那5%（約8—9千萬）的階級敵人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

老人家剛去世沒幾年，新老左派們就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無恥閹割，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了「為人民服務」、「兩個務必」、「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中醫藥是個偉大寶庫」這類不咸不淡的中性玩意兒。現在搞傳統文化的又要對漢儒和宋儒下手，想把人家踢出儒家圈子。沒有漢儒和宋儒，我還真想不出來儒學是個什麼樣子。就憑著「原儒」那些語錄能做到嗎？光靠「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中國的大一統能走到今天？靠孟子的「民貴君輕」，能保證百姓服從皇帝？恐怕帝制早就被推翻了，等不到辛亥革命。

而且，董仲舒提出的「三綱五常」和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慾」也並非一無是處。儒家學說中有尊君思想，也有民本思想。一個集權政體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都要由民眾生產出來。民眾安居樂業，社會才能正常運轉，社稷家國才得以保全。統治者要求得社會的安定，首先必須懂得民眾的重要和艱辛，體民恤民。「仁政」、「王道」學說，都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三綱確實加重了中國人服從的奴性，但另一方面，也告誡君主，即便天子也須得道，考慮民意，不可過分胡來。你當老大要有老大的樣，要以身作則，還要處處想著罩著小弟；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固然導致了人性的壓制和扭曲，他把人慾看成是非正常理性的慾望，是超乎社會生活水平和道德倫理要求的，而天理是國家社會之最根本的需要，要把人慾納入天理的軌道。儒家學說本身就是為大一統集權專制服務的，所以，對維護國家穩定來說，沒什麼錯。而且「滅人慾」對抑制君王貴族和士大夫過分的貪慾也起了一定作用。

這第四代儒家也就是當代新儒學，按他們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說法，他們的學術使命和文化使命就是「三統」說：「一，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三，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政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

說到五四以來的當代新儒家，大陸與海外、港台以及過去民國新儒家的觀點是不一樣的。海外、港台新儒家作為一個富有傳承性特色的學派，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傳。民國20至40年代以梁漱溟、熊十力為代表的第一代，50至70年代以港台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勱為代表的第二代，80年代崛起的第三代新儒家以海外和港台的杜維明、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為代表。對這些人我還是有幾分尊敬，甚至有些地方還認可。裡面我稍微熟悉一點的是牟宗三。

90年代以後大陸也跟著起鬨，也弄了個「大陸新儒家群」出來，有蔣慶、陳明、盛洪、康曉光，名氣最大的代表人物是深圳的教授蔣慶。這些人良莠不齊，政治主張好像也不完全相同，但給我的感覺是搞大批判、空喊點「王道」「仁政」倒還在行，一點正經像樣的主張也拿不出來。另外，他們和海外新儒家的最大區別、也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堅決抵制民主，按康曉光的原話說就是：

「中國應該拒絕民主化，民主化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選擇，中國應該選擇『儒化』，也就是說，根據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國社會。」「對於中國來說，西方式民主，作為工具是沒用的，作為價值是不好的。說它『沒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決政治腐敗問題，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結，不一定能保護大眾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奪，相反，還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政治動蕩、國家分裂。說它『不好』不是說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理論無法自圓其說，而是說它無法在實踐中兌現自己的承諾，到頭來還是一套謊言。所以，我們應該拋棄它，至少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海內外民國新儒家的共同點就是以捍衛中華傳統文化為己任，希望在中西方文明融合中儘可能地多保留些中國文化，最好是能在在中國傳統文明的基礎上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像大陸的新儒學，成了一個很特殊的政治派別，屬於那種「舉起左手反對民主自由派，舉起右手反對毛主席」（篡改自毛主席語錄，原指戴季陶）。原因是二者都引入西方禍水，區別一個是從西方引入了馬教，一個是想引入民主政治。相比較而言，他們「防左，主要是防右」。原因一是左派的主張毫無可行性，永遠上不了檯面，毛澤東思想死灰復燃毫無可能；再就是毛主席雖然也破壞傳統文化，但就像林彪在《571工程紀要》里所說的，毛主席是「披馬列之皮，行孔孟之實，執秦王之法」。也就是說，毛主席追求的還是集權專制。

他們對江澤民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的提法非常興奮，認為中共正在向傳統回歸。下面是大陸新儒學代表人物康曉光的一段話：

「中共也拒絕接受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譬如儒家。實際上，中共以『五四』傳人自居，以『掘祖墳』為榮。共產黨搞的一套就是全盤西化。馬列主義難道是中國的東西嗎？它完全是西方的東西。中共現在口口聲聲反對全盤西化，實際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盤西化去反對別人的全盤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後就不許別人再西化了。像中國這樣由政府領導，全民動員，全心全意地、有系統地摧毀自己的傳統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個嗎？找不到。古今中外，獨此一家！」

「歷時近百年的全盤西化和掘祖墳運動，在毛澤東時代走向了頂峰。物極必反，鄧小平時代開始轉向，但另一種全盤西化也乘虛而入。江澤民時代開始了真正的回歸。我們從共產黨的口號里就可以看出這種變化。毛澤東時代講的是世界革命、共產主義。鄧小平時代比較中性，講現代化。到了江澤民時代就不一樣了，明確提出要建設小康社會。『小康社會』完全是一個中國本土的政治哲學概念了。準確地說，這是我們儒家的東西。胡錦濤似乎在把民本主義引進中共的政治哲學。所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和胡錦濤，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傳統文化回歸。」

「江澤民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請記住，鄧小平時代講的可是『振興中華』。『振興』有另起爐灶的意思，暗示過去我們不行，今天才開始爭取輝煌。而『復興』就完全不一樣了。『復興』本身是對歷史的一種肯定。它意味著肯定過去的偉大，也承認曾經的衰落，更意味著重新崛起，再次贏得新的偉大。從『振興』到『復興』是非常重要的變化，決不是無聊的文字遊戲。實際上，這種文字的變化體現了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的革命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