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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蘇區左王(四)

作者:light12  於 2010-1-10 23:11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08 1 2010 15:18  


(二)血雨腥風的「肅反」


官修黨史對「王明路線」的第二個指責,便是「肅反擴大化」,然而正如高華教授指出的那樣:

「長時期以來,關於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是一個被嚴重搞亂的問題。根據傳統的解釋,造成蘇區『肅反』災禍的所有罪責,皆在王明與王明路線的身上,毛澤東與此毫無關聯。不僅如此,毛還被描繪成是與王明『左傾』肅反路線鬥爭的英雄。然而歷史的真實卻與此相反,毛是蘇區極端的肅反政策與實踐的始作俑者。」

如上所述,早在四中全會召開(也就是王明上台)前11個月,亦即1930年2月6日到9日,為鐵腕整肅不服從毛的領導、與毛的連襟劉士奇有矛盾的贛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和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等人,毛在贛西南特委所在地召開了軍政聯席會議,史稱「二七會議」,毛在會上將江、李等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開除了江漢波的黨籍,將李文林調出主力部隊。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 由此開始了血腥的「反AB團鬥爭」。

在二七會議精神指引下,蘇區迅速出現肅反高潮。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姦細」。鬥爭矛頭迅速指向黨內,進而從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到上層領導。10月14日,毛在給中央報告中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

毛首先在其親率的子弟兵一方面軍下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從4萬多將士中清理出4,400多名「AB團」,其中有數十名「AB團總團長」,悉數被處決。緊接著,毛又派出親信李韶九作為欽差大臣,將江西行委以及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悉數逮捕,並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內就處決了40多人,逃出虎口的紅二十軍團長劉敵於1930年12月12日發動兵變,逮捕了該軍軍長,率軍攻佔富田縣城,釋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員,並逮捕了李韶九以下當地政府人員(后經陳毅調解后全部釋放),並把隊伍拉過贛江,宣布脫離一方面軍,並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狀,要求逮捕毛澤東。

富田事件爆發后,代理中央局書記項英將之定性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只開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人黨籍,餘人免予追究。但不久后,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認為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動,免了項英的職,以毛澤東代之。

毛掌權后便主持蘇區中央局於4月17日通過《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在蘇區全面展開肅「AB團」運動,公然下令對「AB團」分子要「軟硬兼施,窮追細問」,使得毒刑逼供泛濫成災。就連我黨內部文件都承認:「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所謂硬的方法,通常著雙手吊起,人向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一百廿種之多……」; 「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有被扣留的可能」,「甚至於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之謬論」,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因之提拔幹部,調動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願意去……,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

毛還以談判為名誘捕了20軍兵變領導人,將其全體處決,又將20軍調入紅一、三軍團的埋伏圈,將其包圍繳械,該軍自軍長、政委以下700多名副排長以上幹部悉數被殺。該軍被取消番號,殘部歸入紅七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的血腥「肅反」,反倒是被「王明路線」制止的。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蘇區途中,目睹了閩西肅「社民黨」的慘禍,當即下決心「糾偏」。他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就作出了《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 這其實是對毛不點名的批評。至此,「打AB團」的大瘋狂才逐漸冷卻下來。

此後周恩來仿效蘇聯模式,在蘇區建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制度,將毛式「肅反人民戰爭」改為特務操作。但毛澤東開創的革命傳統已難徹底糾正,各地打AB團、社民黨等虛構組織的流風餘韻未歇。更惡劣的是,毛「肅反」似已上癮,無從擺脫,直到中央蘇區後期,他都在號召「肅反」,看一眼官方編的《毛澤東年譜》便能洞見這一事實:

1933年3月 15日,毛與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鎮壓內部反革命問題的訓令,指出:敵人除開軍事「圍剿」之外,還有計劃地在蘇區內部組織反革命活動。但是各地蘇維埃政府缺乏警覺性,對於反革命活動情形居然忽視。中央政府現在嚴重喚起各地政府及其肅反機關,要立即糾正這種錯誤。

1933年6月25日,毛在在瑞金召開的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開幕式,代表臨時中央政府致開會詞,說明蘇區內還有地主殘餘和富農,他們假冒貧農、中農,竊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蘇維埃和群眾團體裡面進行反革命活動;解釋中央政府召集這樣大會的意義,就是要開展查田運動,徹底解決土地問題。

1933年10月18日,毛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緊急動員令》,要求必須特別加緊肅反工作與赤色戒嚴。

1934年1月29日,毛澤東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作《關於緊急動員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強調團結一致爭取徹底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並提出七項緊急任務,其中兩項是「加緊赤色戒嚴」與「鎮壓反革命活動」。

在毛的一再敦促下,許多地方又再度陷入亂捉亂殺的赤色恐怖中。1934年5月,西江縣在「下半月短短的半個月中,即捕獲了幾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處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區在紅五月中共殺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獲了AB團、暗殺團、鏟共團、社民黨、保安會的組織,共捉了四個暗殺團長、兩個AB團長、數十名連長、排長、宣傳隊長等)」; 閩贛省裁判部「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輕重的亂殺一頓」,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沿途格殺群眾」。 以致張聞天不得不再度出來糾偏,譴責:「一些地方,赤色恐怖變成了亂捉亂殺……在一些同志中間正在形成『殺錯一兩個不要緊』或者『殺得愈多愈好』的理論」。

但總的來說,自周恩來入主中央蘇區后,再沒有開展過像「肅AB團」和「肅社民黨那樣大規模的殺人運動。 而且,「王明路線」統治下的中央蘇區的「肅反」,與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央蘇區以及湘鄂西、鄂豫皖等蘇區的「肅反」有個明顯區別,那就是只是冤殺百姓,並不屠殺黨內政敵。就連博古中央「反羅明路線」,整「鄧毛古謝」集團,也只是理論批判加組織處理,從未使用過毛無情屠殺部下的血腥手段。所謂「王明路線搞肅反擴大化」,完全是毛澤東倒打一耙。

有趣的是,毛澤東編造出來的神話已經牢不可破,以致許多人以為,在「王明路線統治下」的中央蘇區,毛澤東會有什麼生命危險。國內某學者曾在談寧都會議的論文中說:

「正是因為毛澤東行事謹慎,才使他得以躲過這一時期頻繁的肅反運動。對此,毛澤東本人也曾覺得幸運。1965年8月5日,他在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又談起那段被打入冷宮的歷史,他詼諧地笑道:『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當然,這不僅僅是一種幽默,相反,也反映了一種客觀的事實。」

反映了什麼「客觀的事實」?笑話!只見毛澤東砍戰友和部下腦袋的,從未見過誰要去砍他的腦殼。

第五次反圍剿之初,毛的親信蕭勁光不戰而棄戰略重鎮黎川,致使大局崩壞,難以逆轉(詳見后)。中共對蕭進行了審判,判處他五年監禁,開除黨籍、軍籍。蕭勁光被關押后,毛派賀子珍前往探視。賀轉達了毛的話,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個指揮部署的問題,你應該撤退,做得對。「經過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同『左』傾冒險主義者的堅決鬥爭,蕭勁光關了一個月後被安置到紅軍大學當戰術教員」。 李德也說: 「我當時說,應該把蕭交給軍事法庭處置。毛澤東像以前一樣又出來庇護他,蕭被調到後勤縱隊,事情也就此了結。」

由此可見,不但「左傾冒險主義者」們沒有毛那種為了個人權位便胡亂殺人的鐵石心腸,而且毛在所謂「被排擠」期間的勢力還如此強大,以致能一筆勾銷法庭判決,包庇貪生瀆職的親信逃過軍法制裁,這就是那個腦袋朝不保夕、搖搖欲落的可憐巴巴的「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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