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蘇區左王（三）

時間: 06 1 2010 18:05

（一）極左的土地革命政策


如上所述，1928年7月間，中共六大在布哈林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條比較現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 「無代價的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底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 並不要求沒收富農的土地，更不要求沒收所有的土地，再把它均分給農民。

然而毛澤東卻與這條正確路線對著干，他在 1928年制定的《湘贛邊界土地法》中規定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並於是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卻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宕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

由此可見，這土改政策遭到了「中間階級」的抵抗，致使土改無法順利進行，然而毛澤東的解決辦法卻是，等「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對中間階級採取「積極行動」。然而在同一份報告中，他也不能不承認，打擊中間階級只能導致民眾在官軍到來時大規模反水：

「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寧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為。」

「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

這份報告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題為《井岡山的鬥爭》。如所周知，《毛選》的文章都在出版前作了大量旨在美化毛澤東的修改，並非原始材料。連經過美容加工的文章都這麼說，可見實際情況之嚴重。

然而奇怪的是，毛澤東明知他制定的土地法嚴重打擊了中間階級，使得「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卻還要堅持這左傾路線，甚至打擊與錯誤路線鬥爭的好同志。

李文林是東固根據地的創始人，贛西南特委常委。他和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只沒收豪紳地主土地，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並與特委書記、毛澤東的連襟劉士奇不和。毛澤東因此於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軍政聯合會議，對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等痛加整肅，批評他們只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指控他們「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劉士奇）， 將他們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開除了江漢波的黨籍，將李文林調出主力部隊。

1929年，斯大林壓倒了布哈林的反對，以國家暴力「消滅富農」。受此大氣候影響，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方針，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甚至把富裕中農指為「第三種富農」，「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甚至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土地問題決議案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份」，要求將他們從黨的隊伍中「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中央大員進入蘇區后，採取了比毛澤東更左的土地分配政策。1931年8月21日，蘇區中央局通過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宣布今後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給地主，富農只能分壞田。 同年8月30日，周恩來為臨時中央起草給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信，批評中央蘇區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此後，在瑞金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根據周的來信精神，批評毛於1930年制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原則，「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這就是毛所謂「被錯誤路線迫害」的事實依據。

但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曾抵制和反對這一極左政策。相反， 1933年6月1日，毛澤東和項英聯名發布了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其中就有「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內容。

1933年初，毛受中央局之命，領導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楊尚昆同志說：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沒有『左』呢？比如說查田運動，你們現在看看有個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時總的當然他不當權，但是他做具體工作，他這個查田運動就是『左』的。（劉英插話：我在於都第二次擴紅，他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的就殺。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一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我是覺得『左』的。後來是洛甫來了一封信，說反對擴紅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們才把這些人放了。）查田運動的結果是整了一批中農，至於富農那時早就沒有了。那麼在這種高壓下就擴紅，創造紅軍一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然擴紅成績是主要的，但是那樣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實上等於抽丁，像興國那裡抽得就根本沒有什麼壯丁了。」

因此，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楊尚昆同志和劉英同志（毛澤東的老部下，張聞天夫人）舉報，毛甚至比張聞天還左，命令「誰反對擴紅的就殺」，而且把中農當成富農整，以此製造高壓，「創造紅軍一百萬」，使得興國全縣無丁可抽。

據國內學者高華、黃道炫等人的研究，查田運動廣泛開展后，將許多中農乃至貧農劃為地富，擴大了打擊面： 「把稍為放點債，收點租，而大部分靠出賣勞動力為一家生活來源的工人當地主打」 ；「建寧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區，共計中農、貧農被誤打成土豪的有五十餘家。」 就連毛澤東自己，都不得不在運動後期承認：「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也把他當作富農。」

毛澤東主持的查田運動，嚴重迫害了蘇區人民，直接導致蘇區人民大量逃往國府統治區。早在運動初期，一些地區就已開始出現群眾逃亡。 隨著運動進一步展開，大批群眾逃離蘇區的現象越演越烈。 直到運動進行了將近一年，毛澤東才開始「糾偏」，但迅即為張聞天制止。他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為名，下令嚴禁翻案，使得被改正的農民又被戴上地富帽子。 此後運動搞得更加過火，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以致人民「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府區域。 這些農民逃出蘇區後生活困難，便在國軍保護下返回家園搶割莊稼， 使得本來就緊張的紅區糧食供應更加雪上加霜。

張聞天這才發現查田運動的嚴重惡果，在1934年7月發表文章反對「極左」，指出：「在查田運動的名義之下，任意沒收了地主富農兼商人的店鋪與商品，或是把工人當了地主打，但沒一個人敢起來糾正，甚至負責的機關也聽其自然不去干涉，因為大家怕這種干涉會遭到右傾機會主義頭銜與同地主資本家妥協的罪名。」 很明顯，毛澤東作為主持運動的負責人，也採取了「聽其自然不去干涉」的態度。至少沒有證據表明，他曾對張聞天禁止翻案的命令作過抗爭。

總的來看，在四中全會以前，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政策比中央的還左，在四中全會以後，只是在「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這一點上，中央比毛還左。而這也就是毛唯一可以用來指責「王明路線」的鋼鞭材料。但即使是在這方面，毛當時也不曾抵制過「錯誤路線」，更以他主持的查田運動使得蘇區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不得不大規模逃往「解放區」，並在國軍保護下回鄉搶割莊稼，使得蘇區民生更加凋敝。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