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蘇區左王（一）

時間: 04 1 2010 11:43  

第三章 蘇區左王


一、真實的「路線鬥爭」史


官修黨史告訴大家，在中共革命鬥爭中，自始至終貫串著兩條路線的鬥爭，第一次是大革命中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路線，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而偉大領袖毛主席則一直堅持抵制和反對這歷次錯誤路線。遵義會議奠定了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全黨全軍這才化險為夷，從勝利走向勝利。偉大領袖本人一直是這神話的最熱情最執著的宣傳者，越老越甚，晚年跟祥林嫂一般，一開口便是「十次路線鬥爭史」。

我黨所謂「路線鬥爭」，說穿了不過是政策爭論，並不是什麼政治立場歧異。其實無論是列寧式革命黨，還是西方的議會政黨，黨內有政策爭論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但斯大林主義區別於列寧主義的特點，就是不容許黨內有不同意見，把黨內的策略分歧當成敵我鬥爭。斯大林在肉體消滅了黨內反對派、變成了說一不二的大獨裁者之後，便著手篡改歷史，在他主持寫作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將蘇俄的革命史歪曲捏造為一部「路線鬥爭」史，所有「錯誤路線頭子」都是「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的間諜」，而他這位唯一的「正確路線代表」則與各種各樣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這才使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這部偽史傳到延安后，立即引起了偉大領袖的注意。他反覆看了十遍，照貓畫虎，召集胡喬木一干人，刻意挑選和篡改黨的六大以來的文件，編出中央文件彙編《六大以來》，在此基礎上編造出中共版的「路線鬥爭史」——《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通過延安整風，把這套偽史強行灌注給全黨。這過程已經在高華先生的傑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詳細介紹過了。

其實歷史的真情非但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簡單明快，而且常與毛捏造的神話相反。

我黨第一次「路線鬥爭」是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展開的。斯大林不顧托洛茨基反對，力主國共合作，而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則忠實地執行了他的旨意，拒絕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要莫斯科提供軍火武裝工農的請求，公開聲稱「現在是共產黨應爲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 因此，所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乃是斯大林的革命路線，陳獨秀不過是共產國際拋出來的替罪羊而已。

瞿秋白的「左傾盲動路線」則是共產國際代表、乳臭未乾的憤青羅明那滋與瞿秋白聯手炮製出來的。黨史上著名的八七會議，乃是一次完全違背黨章、特別是列寧手訂的「民主集中制」的非法會議，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缺席，然而它卻能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將候補中央委員毛澤東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把「犯了錯誤」的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降為候補委員，充分體現了莫斯科對中共支部的粗暴干涉。會議由羅明那滋操控，目的是為莫斯科尋找替罪羊，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通過了他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此後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在羅明那滋、羅易門等人的操控下，在革命處於低潮時期不保存實力，並在基層恢復並秘密發展黨組織，耐心積蓄力量，卻在城市搞「飛行集會」與「兒戲暴動」（張國燾語），廣州暴動就是個典型範例；在農村則大肆執行燒殺政策。直到1928年6月間，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這路線才算結束。這還是因為張國燾在大會上慷慨陳詞，曆數過去的錯誤，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深為所動，承認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嚴厲批評了盲動主義，宣布當時中國沒有革命高潮，並闡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 在他的報告的基礎上，大會通過決議，規定「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 ，由此構成了我黨後來所謂「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決議雖然肯定了八七會議，但仍然指出中央「沒有嚴厲地防止當時黨內已經發現的盲動主義的傾向（這種極左派的傾向正是很有害的）」。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官修黨史所採用的立場，令人不能不感嘆國人之缺乏理論能力，以致連我黨幹革命的總路線都得由布哈林那對中國毫無了解的人來提出。

所謂「立三路線」也是貨真價實的斯大林革命路線。本來，布哈林為我黨制定的六大路線還比較現實，但斯大林認為太右傾。中共六大剛剛閉幕，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就召開了。其時斯大林正在收拾布哈林的「右派反對派」，該次大會上便成了布哈林在公共場合最後一次露面，此後共產國際便徹底為斯大林的親信把持。蘇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反映到共產國際中，「反右傾」便成了共產國際指導各國共黨幹革命的方針。

1929年下半年，「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社會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東北。為配合蘇聯武裝入侵，共產國際給中共下了指示，認為「中國進入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 ，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期已經成熟，命令中共發動群眾支持蘇聯、保衛蘇聯，領導群眾鬥爭走向革命高潮。此後國際給中共的指示越來越左，致使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的頭腦越來越熱。1930年5月，中央下令在城市發動反帝示威、演講、飛行集會等等。6月間，政治局議決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爭取一省到數省首先勝利。據此，李立三制定了行動計劃，準備以武漢為中心，在全國中心城市發動武裝起義，並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8月初，中央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並把黨、團、工會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各級行動委員會，作為全國暴動的各級指揮機構。

這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得到了莫斯科的讚許與支持。8月間，共產國際東方部給中共的一系列指示還肯定中共作出了很大成績，甚至還批評黨和工會的組織落後於群眾鬥爭。但到了10月間，斯大林看到了中共政治局八月以來各次會議記錄，龍顏震怒，立即下令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整肅，立三路線至此結束。

那麼，李立三犯了什麼錯誤？他認為，在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中共全力支持了蘇俄，現在則是蘇俄支持中共革命的時候了。他要求共產國際立即命令外蒙紅軍向平津一帶進攻，蘇聯紅軍向東三省進攻，以策應中共的武裝暴動。據張國燾說，「當中共政治局會議記錄寄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對於李立三的這套議論，為之大驚失色；尤其是要蘇俄捲入戰禍一點，表示憤慨，有的說：李立三是不是發瘋了？他是不是日本偵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蘇俄出兵滿洲，正是蘇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軍閥夢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張無異是予日本軍閥以佔領滿蒙，進攻蘇聯的最好借口。有的說：李立三的主張比托洛斯基的還要壞得多，不過他還沒有採取行動反對共產國際，至少也算得是半個托洛斯基主義者。」 因此，李立三開罪莫斯科，不是因為什麼政策分歧，而是因為他碰到了斯大林的心病。

至於所謂「王明路線」則完全是毛澤東虛構出來的。王明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米夫的親信。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主持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他從區委幹部一步登天，被提為政治局委員。次月，王明成為政治局常委，由此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四中全會是以清算立三路線的名義召開的，但其實質不過是米夫試圖徹底控制中共的組織清洗。1931年9月，王明跟隨米夫返回莫斯科，因此，他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時間也不過八九個月。王明臨走前，與周恩來商定由博古、張聞天等人組成「臨時中央」，維持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工作，將來到了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再把權力交出來。但博古等人後來進入蘇區后卻隱瞞了這一情形，變成了「臨時中央」的總書記，此後又在五中全會當選為正式總書記。

王明到莫斯科后，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兼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經常給中共下指示，但總書記博古並不買他的賬，因此，臨時中央乃至後來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中央犯下的所謂「左傾錯誤」，並不能賴到王明頭上。

不僅如此，王明其實是反對博古推行的左傾路線的。據國內學者高華教授研究，自1932年起，王明即開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和國內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分歧，曾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調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對富農的政策和工商業、勞動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絕。1932年3月，王明發表文章，公開批評蘇區「時常不斷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經由基本農民群眾分配過的土地」是一種「表面好象『左』的，實際上非常有害的傾向」，指出「對中農的關係不正確」，是中央「最重要的」「弱點和錯誤」。 1933年1月，王明進一步批評國內蘇區對富農採取的全面沒收的政策，指出採取這種『左』的立場是混淆了革命的階段，「認為在蘇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了」。他還尖銳批評中央蘇區禁止自由貿易，嚴重損害了蘇區的經濟，明確要求糾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觀點，制定靈活的、能夠反映各地區差別的經濟政策。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在給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對第五次反圍剿政治意義的評估、擴大百萬紅軍、以及有關對「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解釋等三個重要問題上，都有「問題」，「很容易引起不正確的結論」。

王明甚至還對毛澤東施以援手。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評針對毛澤東的「反羅明路線」鬥爭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嚴重弱點」，指責「（中央政治局）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有個別同志在文章中，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於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 使「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停了下來。王明還首次在國際舞台上吹噓毛澤東，為他在莫斯科出文集，使得毛澤東成為除了王明之外能在30年代在蘇聯出版文集的唯一中共領袖。 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關於中國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列舉了十三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稱之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在這份名單中，毛澤東位居第一，而博古僅排在第十二位。

更重要的是，王明緊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戰略及時作了根本性調整，是第一個提出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共領袖。1934年11月間，王明批評了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的方針，指出由於沒能援助十九路軍，最終導致閩變的失敗，加劇了紅軍衝破蔣介石圍剿的嚴重困難。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起草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宣布中共願與國民黨外的一切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政治黨派進行合作，共同抗日。1933年1月26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給中共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應關注「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並附上他們起草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份呼籲「立即停止一切內戰」的文件，經宋慶齡等l779人簽名，於1934年4月20日發表后，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關門主義、改變打擊中間階層的過左政策的主張。1934年11月，王明在《新條件與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10月，王明起草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發表，把統一戰線的範圍擴大到除蔣介石以外的國內一切黨派，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該年底，王明在《救國時報》撰文，宣傳「聯蔣抗日」，將蔣介石也納入統一戰線範圍。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不斷刊文，呼籲國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國時報》連載王明的文章《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正式提出「逼蔣抗日」的主張。

然而無論是博古領導的中央，還是由張聞天作虛君、由毛澤東主事的陝北中央，對這根本的戰略調整卻反應遲鈍。在恢復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后，毛澤東知道了共產國際的戰略調整，立即接過了統一戰線的口號。但他搞的是聯絡軍閥、借抗日為名大打討蔣內戰的把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 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后，莫斯科才禁止了這種以「討日令」為「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的陰謀詭計。

由此可見，官修黨史中所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完全是毛澤東捏造出來的神話。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