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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運動雜憶(二)

作者：light12  於 2009-11-29 22:4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29 11 2009 10:22  
作者：斷章師爺


當時正值「戰備」期間。毛澤東先生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全國各地都在加緊修築防空工事，用「地下長城」對付「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蘇修的核子武器。其實，這是毛澤東先生的慣用策略，以國際間的矛盾來轉移並緩解國內的矛盾。白天，我們這三個「反動學生」在「革命群眾」的監督之下，去學校的工地挖防空洞。因為所有的學生都已畢業，所謂「革命群眾」就是各教研組的教師和各機關的員工。那些「革命群眾」也或多或少有些歷史問題或者生活作風問題，真正的革命左派都留在教研組和機關單位裡面，在「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領導下勁頭十足地進行著「鬥批改」。即使這些有這樣或者那樣問題在身的「革命群眾」，他們也都是分時、分批前去工地參加鍛煉，只有我們三人是成年累月泡在那兒沒完沒了地改造。「鐵打營盤，流水的兵」，我們這三個「反動學生」就象那營盤，倒成了修造「地下長城」的中堅力量。我們從早到晚干著挖土、燒磚、抬黃沙、拌水泥、砌牆頭、澆混凝土等繁重的苦力勞務。好在我們正當年青，這些體力上的累苦不難對付。負責修建「地下長城」的是Y和F兩位先生，前者是人武部幹事，後者是我們系的中層幹部。Y先生風塵僕僕，經年累月地駐守在防空工地上。除了指揮工程調度人馬外，他也身體力行，隨時都在那兒東掃掃西掘掘。他還很掌握政策，每次分配工種叫到我們三人時，從不忘記在姓名後面加上「同志」兩字，這在當時可是一項政治權利。每逢工程進行到關鍵時刻，他都把我們三人當作強勞動力安排最吃重的活兒。有次坑道塌方，我們三人拼死拼活幹了半天，精疲力盡回屋去休息，時間稍稍長了一些。Y先生就如影隨形地尋到我們的寢室，大聲訓斥我們太不象話，要我們立刻返回工地。當時，他在近視鏡片后忽閃忽閃地眨著兩眼的神態，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們縱然滿腹冤氣，卻也只能乖乖地冒雨跟著他回到工地去。F先生是位工農調干生，做了多年的行政工作，自然明白我們三人的「罪行」是怎麼回事。平時常和我們拉家常，對我們也還客氣。有次他拍拍我的肩膀說了聲「管不牢舌頭，就要吃苦頭。你們以後出去工作的話，再也不要瞎三惑四地亂說了。」1998年我應老同學P院長之邀回母校作過一次講座。散會後，遇見F先生。他已是滿頭白髮，形相蒼老，精神倒還可以。他拉著我的手，熱情地說了一陣話。還不忘提及當年工地的舊事。

除了上述兩位領導外，我們在防空工地上還結識了不少師友。內中有一位Z先生，是教機械製圖的教授。Z教授風範儒雅，長身玉立，是廈門鼓浪嶼人，出身基督教世家，彈得一手好鋼琴。他是一位虔誠的教徒，潔身自好，熱愛音樂、文學和藝術。Z教授可以稱得上是青年學生的良師益友，但是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他無一倖免。運動開始后，「革命群眾」占居了Z教授原來的住所，他被逼搬遷到單身教工宿舍底層的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屋子。屋內光線昏暗，傢俱沒處放，都靠牆堆著，只騰出一小塊空間，擺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一架床。地方雖小，卻收拾得很整潔。朱教授當時五十歲左右，為人謙恭，學問很好。因為獨身，很喜歡和學生交往。晚間，我常去他那兒聊天。從他那裡，我才知道中文裡面的天主教(Catholicism)基督教(Protestantism)和東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其實都是屬於基督教(Chrisianity)，不過是三個不同的教派。中文裡的天主教是指尊奉梵蒂岡的羅馬教庭為最高統治的基督教派。基督教指的是由德國教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進行宗教改革后創立的教派，又稱新教。東正教，就是正教。在十一世紀時，隨著羅馬帝國的分裂，基督教也分裂為東西兩部分，以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旦丁堡為中心的東部教會自命為「正統」，因之得名。此外，Z教授還講述了不少聖經中的歷史故事。1972年春，尚未逾「知天命」之年的Z教授還是遵照「工宣隊」和「軍宣隊」的決定，限期辦理好因病提前退休的手續去投奔他在四川的妹妹。記得Z教授離滬時，我去十六浦碼頭送行。夾在擁擠的乘客中間，Z教授顯得分外瘦長。中午的陽光很刺目，望著他費力地揚手作別的身形，心裡倍感凄涼。不久我收到他抵達四川后寄來的信，記得內中有這麼一段「以前讀唐詩`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沒有體會。如今身處巴山，又逢夜雨，很覺滋味」。直到「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垮台後，Z教授才回到上海。三十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如今他已屆耄耋之年，身體精神都還不錯。年復一年，每逢聖誕節，我都會收到Z教授寫著簡短祝辭的賀年卡。

另一位是外語教研組的C老師。此人身長腿長，頭髮稀疏，衣衫落拓，沒有血色的長長臉上架著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看起來象一隻鸛鳥。我們和他也是在修築「地下長城」時候認識的。C老師早年畢業於上海俄專，專攻蘇俄文學，是《譯文》雜誌俄語組的編委成員。俄語之外，他告訴我們「還學過英語、德語和法語」。他所謂的「學過英語、德語和法語」，絕非現在國內媒介上動輒出現的「精通數國語言」的水平可比。他發表過英語詩作，翻譯出版過歌德的《關於藝術的通訊集》和大仲馬的《蒙梭羅夫人》等。C老師學問雖大，為人處世卻很單純，甚至有些幼稚。他對於我們三人的反革命身份也並不在乎，常和我們在一起說說笑笑。現在被尊為中國學界良知的陳寅恪教授和被捧為文化巨人的錢鍾書教授的大名，我們早在那時候就聽C老師說起過了。C老師記憶力極好，記得不少文人學者的趣聞。他祖籍合肥，對於同鄉前輩劉文典先生十分敬佩。C老師說過兩樁劉文典先生的軼事，我至今記得。抗戰時期，劉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一次跑警報，當時也在聯大任教的沈從文先生急著尋找躲避之處。劉先生看見了正顏厲色地責問沈先生「你跑做什麼！我跑，因為我炸死的話就不再有人講《莊子》了。」沈從文先生尊重他是前輩，沒有回嘴，避過一旁算了。劉文典先生曾任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先生執掌大權后，希望去安大視察。劉先生始終不置可否。最後，蔣先生總算如願以償，進了校園卻是一片冷清，沒有「歡迎如儀」的熱烈場面。後來，安大鬧學潮，蔣介石先生在南京召見劉先生。相見時，蔣先生凜若冰霜，既不起身，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劉先生勃然大怒：「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可以叫得的！」格於劉先生的聲望和學問，蔣先生也拿他無可奈何。抗戰勝利后，劉先生一直在雲南大學，大躍進年代才去世。據說，劉先生留在雲南是因為他捨不得雲土（鴉片）和雲腿（火腿），所以有人戲謔地稱他為「二雲居士」。

此外，還想再提一位M先生。他是系裡的教輔員，也就是實驗員。M先生的父親和長兄在 1957 年都被打成右派，所以他高中畢業后，未能考取大學，被分配到我校作教輔員。M先生書念得很好，天資又聰敏，自然不安心在高等學府里當一名教學輔助人員羅。「文革」期間，我校的教輔員也成立了「戰鬥隊」（群眾組織）。M先生口才筆頭均很來得，而且極富組織才幹，於是被推舉為「戰鬥隊」的領導。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打成「壞頭頭」，自然也揭發出不少「反動言行」，再聯繫其家庭出身，就被順理成章地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挖防空洞時，我們常在一起談古論今。M先生好讀書，知識面極廣，記憶力驚人。他說起歷朝歷代的官職，什麼「尚書」、「僕射」、「都尉」、「御史」啦，又是什麼「中堂」、「大學士」、「軍機」、「宮保」啦，簡直如數家珍。我以為他出身官宦世家，後來才知道他家裡有幾本《通鑒》和《綱鑒》之類的書。在一次防空工地的政治學習時間，老F讓我讀一段學習材料，其中有一句「我們要砸碎舊世界的桎梏」。我把「桎梏」兩字讀成了「至告」（音 zhi gao）。休息時，M先生笑眯眯地走過來，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弟，秀才識字念半邊，這兩字不讀`至告`,而讀`至浩`（音 zhi hao）。」我的臉陡然紅
了。回家后，我有點不服氣，就查了辭典，才知道M先生也讀了白字。翌日，我也笑眯眯地走過去，友好地拍拍M先生的肩膀說「老兄，秀才識字想當然，這兩字不讀`至浩`,而讀`至古`（音 zhi gu ）。」這回輪到他臉紅了。

話說回來，當時我們精神上受到的痛楚和折磨是相當難熬的。周圍「革命群眾」的白眼相加，是司空見慣的，時間一長，也就不怎麼在乎了。但是對於未來生活的焦慮，卻不時地折磨著我們。當時我們都已經二十多歲了，拿著微薄的生活費，自己糊口都勉強，何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這樣的「改造」生涯，究竟到何年何月才是盡頭？那時學校里還留著幾位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學生，這些月收入36圓的老學長已經老老實實地改造了十幾年，尚不知伊於胡底。何況我們這三個剛剛踏上改造之路的後學？儘管毛澤東先生一再宣稱，「要給犯錯誤的青年學生以出路」，但是等待著我們的又是怎樣一條出路呢？即使改造合格，准予畢業的話，又會被發配到哪個天涯海角去呢？這些「反動罪證」已經記錄在案，一旦分配到工作單位去，就如蛆附骨，終身跟隨，會不會繼續遭受歧視呢？我比較偏執，每每想到這些問題，就焦慮萬分，一籌莫展，象跌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真幸虧我們當時有三個命運相同的人，足以相互安慰。X兄比我想得開，認為焦慮並不能解決問題，唯有接受這個命運才是現實的態度。至於未來前景如何，他也覺得沒有底，反正先把眼前的日子打發過去再說。W兄則是我們三人中最堅強和樂觀的，他認為這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小劫，不足為慮。國家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將來情況究竟怎樣，實在難說。在那個風雨如晦的歲月，能相濡以沫，患難以共的人，是可以訂為終身之交的。這樣的交情在我們那一代人中，實在不可多得。因為共產黨建國十幾年來所提倡的，都是一種鬥爭的文化，一種說假話的教育，如果那也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話。

那時，我們的同班同學都已經參加工作，一般分配在上海地區的大學畢業生月工資是48圓5角，翌年轉正可拿到60圓。我們每個月只發18圓生活費用，為了「有利改造」，以後又降低到15圓。（1978年平反后，我們都補發了三年的工資，當年領取的生活費用自然如數扣除。這是后話了。）每當月初發工資時，我也排在教職員工的隊伍中，到財務科去領取生活費用。排到盡頭，在周圍一片異樣目光的注視中，我總是低垂著頭匆匆簽下自己的姓名，拿著薄薄的幾張紙鈔，逃也似地離開那兒。當時的我，處於怎樣一種屈辱和不平的心態，現在的人是難以想象的。有次，我和W兄談起自己去領生活費時總有一種屈辱的感受。他大不以為然，並正色規勸我：「阿斷，我們有什麼好感到屈辱的？這是他們虧欠我們！感到羞愧的應當是他們，如果他們也識得羞愧的話。」於是W兄和我們約好，以後每次三人同去領取生活費。下一個月初，從工地直接下來的我們，身上的工作服沾滿黃沙泥漿，夾雜在衣冠楚楚的教職員工隊伍中，顯得十分槍眼。W兄毫無顧忌地拍打著渾身的泥沙，周圍頓時飛揚起一片灰朦朦的塵土，排在前後的人趕緊捂住口鼻，轉過身去。W兄開心地對我們說「我想改造成為一代無產階級的革命新人呢！」X兄反應較快，接過話頭「所以你在蕩滌一身資產階級的污泥濁水吧？」於是我們三人放懷大笑。周圍的「革命群眾」儘管心中氣忿，一時卻也奈何不了我們這三個「反動學生」。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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