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五）

作者：蘆笛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大轉變的一年》，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布置了新的一年的任務：消滅富農階級，在一兩年內實現全國農業集體化。

農民們大吃一驚，他們還記得， 1925年4月14日的《真理報》發表了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對農民發出莊嚴號召：「致富吧，增加你們的財產，不要擔心它們會被人從你們那兒拿走。」那還僅僅是4年前的事。

而且，那不光是布哈林的主張，也得到了斯大林的全力支持。那陣子斯大林同志為粉碎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匪幫，與右派布哈林結盟，路線鬥爭的焦點之一就是季、加兩人主張實行農業集體化，而布、斯堅決反對。在激烈的論戰中，季、加被斯大林嘲笑得體無完膚。沒想到等兩人被打倒后，斯大林卻原模原樣地重複了季諾維也夫的話，把它當成了自己的政策主張。

這充分體現了斯大林同志「隨機應變信如神」的高度的革命靈活性，與偉大領袖毛主席如出一轍。托洛茨基是提出結束「新經濟政策」、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第一人。他還提出了若干設想，諸如修建第聶伯河水電站，卻遭到斯大林的無情嘲笑，說一個農業國把錢花在那上頭，猶如農民買部留聲機而不是買頭牛一般。然而在他擊敗托洛茨基后，最先搞的大項目就是請美國人來修建那個水電站。

布哈林明明見過這種把戲，然而還是要深感震驚，當他在1928年7月間得知斯大林作了那個「大轉變」之後，忍不住跟老斯大吵一架，然後去秘密會見他當初夥同斯大林打倒的加米涅夫，大罵：「斯大林是成吉思汗，是個為了掌權不惜犧牲一切的毫無顧忌的陰謀家……他根據下一步要搞掉誰而隨時改變理論。」並提出要與季、加聯手把斯大林搞下去。可惜加米涅夫知道斯大林的厲害，立即向斯大林告發，最後是誰都沒好下場，統統給斯大林槍斃了。當然這也不能怪老加，即使沒他告發，格伯烏（蘇聯特務機關，先後名稱為契卡－GPU－NKVD－KGB）也早把他們的秘密接觸查得清清楚楚了。

布哈林的垮台，意味著斯大林可以肆無忌憚地發動他對農民的革命戰爭了。那是一場四面出擊的偉大的殲滅戰，同時在幾個戰線上展開：消滅富農；消滅宗教；消滅民族主義；消滅民間文化；徹底剷除農村民間社會，代之以由黨操控的集體農莊；以及用人造大飢荒徹底粉碎農民的反抗意志。

消滅富農貫穿了集體化運動的始終。在共黨國家生活過的人不難立即看出這偉大部署的多重目的：第一，它和中國的「土改」一樣，旨在煽起農村的「階級仇恨」，撕裂族群，以此剷除農村的民間社會，實現農村「原子化」。第二，它能起到殺雞訓猴的作用，造成普遍的恐怖氣氛，使得農民因恐懼而「被自願」加入集體農莊。第三，它為無情鎮壓反抗者提供了方便的罪名，任何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不管富裕程度如何，瞬間內便能被貼上富農標籤而遭到整肅。正是為了這一點，斯大林有意採取「模糊治國」的高招，對什麼是富農（кула́к）從未給出明確劃分標準。

消滅富農與集體化由地方的三駕馬車領導進行（也就是咱們的「三結合」）：格伯烏、地方黨委、地方蘇維埃的一把手組成該地區的領導班子。除此之外，黨還動員了城市的大批積極分子，讓那些對農業一無所知的憤青們接受兩周的培訓，隨即派往農村參加消滅富農、組建集體農莊、搶奪穀物等一系列革命活動，最後便留下來作集體農莊主席。

消滅富農的具體過程是，先發動村子里的貧農，讓他們監視富農，不許他們逃跑，然後再由格伯烏部隊以及工人積極分子將所有的富農抓起來，凈身出戶，連炊具衣物都不許帶，集中后押上運載牲口的貨車。車頂安裝了探照燈，車廂內有武裝哨兵，以防犯人逃跑。犯人們被火車拉到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某個地方后，再被武裝押送步行到交通閉塞的不毛之地去，就此被扔在那兒，任其自生自滅。一位前德國共產黨人Wolfgang Leonhard曾遇到一位倖存者，後者描述了他們在哈薩克的「定居地」：

「地上釘了些樁子，上面寫著：『五號定居地』，『六號定居地』，等等。農民被帶到這兒，被告知他們現在得自己照料自己了。於是他們只好在地上掘洞（作為棲身之地）。大批的人在最初幾年內就死於饑寒交迫。」

這種土撥鼠式的穴居方式似乎深駭物議，然而在文明的俄羅斯並不罕見。二戰中大量民居被毀，許多resourceful的俄國人就住在這種洞穴里。喜歡看《歷史頻道》的同志應能在文獻片上看到這種鏡頭，我到現在也不明白外國記者是怎麼逃過特務機關無作不在的監視，把它拍下來的。

有的蘇聯經濟學家（大概就是想出「剪刀差」的無恥勾當的那伙人吧）覺得應該蘇維埃政權應該利用廢物，建議讓富農們去開墾處女地。這就是典型的「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他們不知道斯大林此舉根本不是出於經濟考慮，他要的是肉體消滅那群假想敵。後來他在與丘吉爾的會談里坦率承認了這一點。

根據丘吉爾的回憶錄，他問斯大林，蘇德戰爭是不是與集體化一樣艱難。斯大林說：「不，集體化是一場可怕的鬥爭。」那意思就是集體化更可怕。丘吉爾說他也想到了這點，因為斯大林要對付的是幾百萬平民。斯大林糾正道：「是一千萬，真可怕，它持續了四年。但那對俄國是絕對必需的，如果我們想避免周期性飢荒，想用拖拉機耕地的話，我們必須實現農業機械化。如果我們把拖拉機交給農民，他們在幾個月內就會把它搞壞。只有集體農莊的車間能使用拖拉機。我們花了很多麻煩去說服農民。但跟他們講理根本就沒用。等你對一個農民講完了所有的話后，他說他得回家問問老婆，問問他的牧人。等他和他們談完后，他總是回答說，他不想要集體農莊，不需要拖拉機。」

「這些人就是你們叫的富農么？」丘吉爾問道。

「對」，停了一會兒，斯大林說，「整件事都很壞，而且很難——但那是必要的。」

「那些人結果如何？」丘吉爾問道：

「嗯，」斯大林說，「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意跟我們走。有些人在托姆斯克或是伊爾庫茨克省或是更北面的地方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但大部分人名聲太臭，被他們的僱工消滅了。」

對外國人，斯大林倒很痛快，直接承認所謂「富農」就是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人，而說服動員對他們毫無用處，只能用暴力消滅。其實許多「富農」情願獻出所有的家產，只求不要流放他們，然而當局毫不手軟。而且他還承認，大部分人都「被自己的僱工消滅了」。斯大林同志忘記了，犯人怎麼還可能有僱工？丘吉爾想到千百萬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亞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個冷顫。而負責翻譯這段對話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儘管沒有出示證據，卻堅持說他們是被NKVD小分隊幹掉的。

其實何必煩勞特務們？借俄國嚴酷的大自然之手豈不更省事？這就是斯大林的原設計目的。無衣無食無住所無生產工具，被扔到暴風雪肆虐的曠野上去，只有大羅金仙才能活下來。據歷史學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干在北極圈內的「定居點」內的所有的人，連同看守他們的格伯烏警衛在內，都給活活凍死了。

消滅宗教的戰爭與消滅富農同時打響。大部分村莊的教堂都被關閉或索性被拆毀，屋頂上的十字架被敲了下來。修道院被關閉，僧侶們統統被捕。大量的珍貴文物和歷史建築就毀在這個時期。

消滅民族主義的主戰場則在烏克蘭。前文介紹過，俄國最早的國家雛形乃是公元880年建立的「基輔羅斯」，它要比莫斯科公國的成立早500多年，比伊凡雷帝立國早667年。因此，論歷史，烏克蘭比俄羅斯還悠久，而且一直是個獨立國家，直到18世紀才被俄國吞併。烏克蘭人乃是俄國第二大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而且民族意識很強烈，在內戰期間曾爭取過民族獨立。因此便被堅持大一統的克里姆林宮新沙皇視為眼中釘，一直是他反覆清洗的重點對象。那兒開展的集體化運動當然要以此為主要目的。

打擊的首要對象當然是民族精英，運動一開始，格伯烏便逮捕了5000多名烏克蘭知識分子，將該國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等一網打盡，接下來便是消滅民間文化。烏克蘭一個重要民族文化遺產，就是它的大批的流浪民間藝人。這些人多是盲人，類似我們的說書先生，到處流浪，靠演唱民歌與民間史詩為生，歌頌烏克蘭英雄，將歷史以口述方式代代相傳，告訴人民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時的光榮的過去。這些民間藝術家的存在，構成了烏克蘭的重要的民族認同，當然不能為社會帝國主義所容。於是幾百名盲人藝術家便被當局邀請去參加「全國代表大會」，去了后卻統統被捕，絕大多數被槍決。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憤怒地譴責道：

「（流浪民間藝人保留下來的）所有那些歌，那些音樂，那些詩歌，是活的博物館，是國家活的歷史。然而他們卻幾乎全都被槍決了，那些可憐的盲人幾乎全被殺害了……傷害一個盲人——世上還有比這更卑鄙的事么？」

最重要的任務，當然還是以集體農莊代替村社，實行公民的原子化。和毛澤東發動公社化時一模一樣，斯大林同樣只號召組織「突擊隊」，發動集體化戰爭，但他卻不告訴下面該怎麼去打這場仗。關於集體農莊如何組織，規模多大，如何結算，如何發工資等問題都未作具體規定，運動便這樣轟起來了。

集體化引來了農民的強烈反抗，若干地區的農民甚至揭竿而起，使得當局不得不動用正規軍鎮壓。主動抵抗無效，農民便進行消極抵抗，大肆宰殺牲畜。僅在1930年頭兩個月內，農民便宰掉了一千四百萬頭牛，佔全國養牛總數的1/5，殺掉了佔總數1/3的豬和佔總數1/4的山羊與綿羊。這一損失蘇聯在此後25年內都沒能恢復。

斯大林對死人毫不在乎，但損失國家財產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於是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勝利沖昏頭腦》，譴責下面的幹部「過度熱心」，違反了「自願加入」的原則，搞強迫命令。他恩准農民可以自由退社，還讓格伯烏審判和槍決了若干忠實執行他的指示的積極分子們。

既然恩准退社，農民哪還會跟你客氣？立即就有許多農戶申請退出，可惜他們很快就發現，百姓是怎麼也玩不過共黨的。退給他們的土地並不是他們入社時被拿走的地，而是邊遠的廢地，不是沼澤，就是荒地，而且牲畜和農具都不發還，種子糧也遲遲不發下來，政府派給他們的農業稅還特別重，單幹根本就活不下去，於是他們只好再度「被煥發」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再度「被自願」加入農莊。

就這樣，到了1931年，斯大林規定的戰略目標業已基本完成：大部分農戶都入了社。然而根據他的「社會主義越進步，階級敵人的反抗也就越激烈，階級鬥爭也就越激烈」 的公式（這其實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光輝理論），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形形色色的富農分子（他好像忘記那些人都死在極北苦寒之地了）、反革命、外國間諜、民族主義者滲透進了集體農莊乃至各級黨委，從內部破壞顛覆革命事業，抗糧抗捐，瞞產私分，企圖在城裡製造飢荒，迫使共黨屈服。於是他斷然決定給農民上一堂他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課，從此知道什麼叫「飢荒」。

時任政治局委員、烏克蘭第一書記的柯西沃爾（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在1930年夏季召開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傳達了斯大林的指示：

「農民們採用了新戰術。他們拒絕收穫莊稼，想讓麥子爛在地里，讓飢荒扼殺蘇維埃政府。但敵人估計錯了。我們將向他們顯示什麼是飢荒。你們的任務是制止富農破壞收穫，把最後一粒糧食收進來並立即交到交糧處。農民們沒在幹活，他們指望靠藏在地窖里的舊糧為生。我們必須強迫他們打開那些地窖。」

這證詞得到了叛逃到西方去的克拉夫錢科（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的證實，據他說，當他被派到烏克蘭去開展集體化運動時，發現當地穀倉里有大量的儲備糧，與此同時大量的農民卻在活活餓死。他於是違反黨的指示，借給農民一點糧食，中央委員哈達耶維奇卻帶著一伙人卻來找他，對他語重心長地說：

「你是個未來的工程師，也是個好黨員，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一場無情鬥爭正在農民和我們的政權之間進行。這是一場生死鬥爭。今年是對我們的力量和他們的耐受力的一場考驗。需要一場飢荒來告訴他們誰是這兒的主人。這飢荒已經使得數百萬人喪生，但集體農莊制度就是要在這兒存在下去。我們已經贏得了這場戰爭。」

為了贏得這場戰爭，斯大林作了一系列嚴密的部署：調兵封鎖了烏克蘭－俄羅斯邊境，不許饑民流出，嚴禁外面的人帶糧食進去；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亦即身份證，只有城市居民可以擁有身份證，憑證獲得定量供應，而農民則沒有，因此只能終生呆在出生地（其實也就是咱們的戶口制度）；派出工作隊去挖地三尺，把農民最後的一粒糧食搶走。一位後來懺悔了的工作隊員在《一個真正的信徒接受的教育》中回憶了他的經歷：

「我聽到孩子們在嗆咳、尖叫。我看到男人們的眼光：恐懼，哀求，充滿仇恨，遲鈍的冷漠，那仇恨或是會被絕望熄滅，或是會被半瘋狂的大膽的蠻力燃起。『拿走吧，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吧。爐子上還有一罐甜菜湯。它是素的，沒有肉，不過還有點甜菜、洋白菜和土豆在裡面，還有鹽！公民同志們，你們還是把它拿走吧！給你！等等，等我把鞋子脫了。這雙鞋補了又補，不過興許對無產階級，對我們親愛的蘇維埃還有點用處。』

看到和聽到這一切完全是酷刑折磨，參加這爛事就更糟糕了……我說服自己，向自己解釋：我不能心慈手軟，我們是在完成歷史的必然。我們必須盡到革命的職責，我們是為社會主義祖國獲取糧食……

我看到了『全面集體化』意味著什麼——他們怎麼把人定為富農又怎麼消滅，他們在1932-33年冬天怎麼無情地剝奪農民。我自己參加了這場運動，洗劫鄉村，到處尋找藏著的糧食，用鐵棒敲擊地面去找埋著的糧食。與其他人一道，我倒空了老人們的儲藏櫃，對孩子們的哭喊無動於衷……

在1933年那個可怕的春天，我看到人們因飢餓死去，我看到肚子膨脹的女人和孩子變成青色的，他們仍在呼吸，但目光空虛，了無生氣。還有那些死屍——穿著破爛的綿羊皮襖和廉價的氈靴的死屍；農舍里的死屍；沃洛格達融雪裡的死屍；哈爾科夫橋下的死屍……我看到了這一切，但我並沒有發瘋。我也沒有詛咒那些人，他們在冬天派我去搶走農民穀物，在春天又派我去說服那些步履維艱、骨瘦如柴或是浮腫的人到地里去，『以突擊隊員的作風完成布爾什維克的播種計劃』。我也不曾失去我的信仰。就像過去一樣，我相信，因為我想相信。」

餓成那樣，為何不偷莊稼？斯大林同志早就深謀遠慮地想到這點了。1932年7月間，他發布了法令，任何膽敢盜竊集體農莊財產的人都要被槍決或是判十年徒刑，而且不許被赦。這法令被農民稱為「五穗法」，意思是只要偷盜了五穗麥子就得被槍斃或是判處十年徒刑。這法令得到了雷厲風行的執行。光是哈爾科夫（烏克蘭當時的首府）一地，一個月內便判了1000多人的死刑。

於是農民不管怎麼餓得受不了，都只敢吃自己的孩子而不敢去碰集體的糧食。當地蘇維埃為此印製了大量招貼，忠告農民：「吃自己的孩子是一種野蠻行為。」何等紅色幽默！原來，在無產階級領袖看來，俄國人民有吃自己的孩子的野蠻習慣，需要他們耐心教育，移風易俗！

不過這陳規陋俗還真難破除。二戰後烏克蘭再次發生飢荒，赫魯曉夫的下屬敖德薩黨委書記告訴他一個真實的故事：他下鄉視察，在一家農舍里見到一位農婦把兒子的屍體放在桌上切，一邊忙活一邊聊天：「我們已經吃了馬涅契卡（女孩愛稱），現在我們要把萬涅契卡（男孩愛稱）腌起來，這能讓我們過上一陣子。」

國際社會聽到飢荒發生，主動組織援救。國家元首加里寧和外長李維諾夫卻出來堅決否認飢荒存在，《真理報》連續發表集體農莊莊員們的決議，歌頌烏克蘭的大豐收，強烈譴責帝國主義分子的無恥誹謗，堅決拒絕帝國主義別有用心的援助。英國小說家蕭伯納被蘇聯政府請到烏克蘭去，訪問了一家「模範集體農莊」，回國後到處說所謂飢荒是造謠。然而仍有極少的外國人設法到了烏克蘭，報道說烏克蘭的萬里良田完全成了長滿了雜草的荒地，那是因為農民餓得再不可能下地幹活了。

飢荒於1932-33年冬發生，於1933年5月到達高潮。但斯大林畢竟還是需要出口穀物掙外匯，而烏克蘭乃是全歐洲著名的糧倉。因此他一方面將俄國的農民移居進去，以補充當地大量損耗的勞動力，一方面從1933年2月底起便開始向烏克蘭發放種子糧。4月間，他批准發放一點儲備糧，讓農民恢復點體力去從事春播，5月間，他總算允許地方當局發放點救濟糧，為災民提供醫療救護，並為集體農莊提供牲口飼料，於是死剩的農民又逐漸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

不過烏克蘭人民似乎還是沒學會斯大林儘力教給他們的那一課，仍然夢想獨立，為此在二戰期間發動了大規模的民族解放戰爭，直到50年代初才最終被蘇軍鎮壓下去。幾十年後，他們終於如願以償，脫離了那個社會主義大家庭。

儘管其他一些地區也受了害，大飢荒主要發生在烏克蘭，於是世界歷史上在希特勒的Holocaust之外，又多出了個斯大林的Holodomor （烏克蘭語為Голодомор）的專用名詞，那意思是「以飢餓手段進行的謀殺」。無可爭議的是，那飢荒不是歉收引起來的——1932年在烏克蘭是個豐收年。學界有爭議的是兩點：一是死亡人數。二是那到底是政府的工作失誤造成的，還是蓄意進行的冷血謀殺。

對死亡人數估計出入很大，最低為1百萬，最高為一千萬，多數採用的數字是7百萬。我個人認為這恐怕是個無法查清的問題，因為那年頭人命實在不值錢，而死亡原因實在是五花八門：餓死的，被格伯烏槍決的，受酷刑扛不住死掉的，勞改死的，被流放到死亡地帶去凍餓而死的……誰有本事查清光是餓死的究竟有多少人？能肯定的就是，斯大林親口承認流放了一千萬「富農」，而其中大部分都死掉了。但那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富農，並不光是烏克蘭一國的，也不是在烏克蘭餓死的。

第二個問題也有爭論，即使是斯大林的辯護者，現在也不敢再否認烏克蘭發生過大飢荒，只是把它說成工作失誤，猶如咱們的大飢荒一般（咱們的大飢荒之所以發生，乃是領袖是個驚天動地的白痴，倒不是蓄意謀殺，雖然客觀效果令烏克蘭的Holodomor黯然失色，但論主觀動機則跟斯大林的故意犯罪畢竟不同）。

烏克蘭的獨立使得這個問題脫出了單純的學術範疇：烏克蘭認定那是斯大林實行的種族滅絕，但俄羅斯絕不會接受這指控。普京同志已經把這點說得很清楚了：一個國家不能糟蹋自己的過去，必須儘可能加以粉飾，否則就會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

不管怎樣，2003年11月10日，25個國家包括俄國、烏克蘭與美國，在聯合國簽署了紀念Holodomore70周年的聯合聲明，其序言說：

「在前蘇聯，幾百萬（millions，英文數詞很模糊，此詞泛指從幾百萬到幾億，今姑譯為「幾百萬」）男女兒童作為犧牲者，倒在了極權政體的殘酷的行動與政策之下。1932-1933年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飢荒（Holodomor）奪去了7百萬到1千萬無辜生靈的性命，變成了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悲劇。為此，我們注意到紀念這場飢荒70周年的追思儀式，尤其是烏克蘭政府組織的儀式。

在追悼烏克蘭悲劇的七十周年之際，我們也紀念在伏爾加河地區、北高加索、哈薩克，以及前蘇聯的其他地方的死去的幾百萬（millions, 可以是幾千萬，無法準確翻譯）俄國人、哈薩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代表，他們因內戰和強迫性集體化而死去，在後來人的良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傷疤。」

最後一句話我難以同意：毛子有什麼良心？真有良心的民族，還會出列寧斯大林那種怪物么？



Holodomor追思紀念廣告

2008年3月間，烏克蘭和其他19個國家的政府認定，蘇聯政府的行為是種族滅絕（genocide）。2008年10月23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認定Holodomore是反人道罪行。烏克蘭政府之所以要在國際舞台上折騰此事，乃是因為毛子政府最近賴賬，說那並不光是針對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也一樣餓死，因此說不上是種族滅絕。

我個人覺得，倒在那場大災荒的人雖然主要是烏克蘭人，但的確並不光是烏克蘭人，而「種族滅絕」是專門針對某個民族的滅絕性屠殺，因此毛子的強辯也有點道理，不過畢竟還是不能成立，否則希特勒搞的也不是種族滅絕了——他並不光殺猶太人，同樣也殺吉普賽人乃至本族的智障人士與精神病患者。

我覺得，爭論這類術語似乎沒太大意義，關鍵問題是必須確定，這場大飢荒是斯大林故意製造的，目的是大量餓死烏克蘭農民，使得他們從此喪失反抗的膽量。此乃布爾什維克黨人一貫實施的「有組織的恐怖」，為列寧同志親自提倡，由捷尓任斯基同志親切宣講，斯大林同志不過是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把大規模集體處決改為以飢荒殺人罷了。

必須承認，從設計構思來說，Holodomor要比Holocaust更巧妙百倍。它不但不需要繁難的技術，不需要任何硬體和交通設施，而且最大的優點是可以抵賴。這就是時至今日還有人在為斯大林抵賴，說那飢荒不是他故意製造的。的確，除非亮出斯的手令來，否則誰也無法說他拿到了謀殺的過硬證據。可惜斯大林就是再傻，也絕不會去留下此類罪證。從這點來說，斯大林同志真是比希特勒同志高得多，是世上幾百年才出一個的罪犯天才。據布哈林說，斯大林同志曾對他說：「你和我都是喜馬拉雅山，其他人什麼都不是。」在我看來，應該是斯大林對列寧同志說：「你和我都是喜馬拉雅山，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諸小丑什麼都不是。」

即使如此，在我看來，他的殺人故意仍然是昭如天日，連盲人都能看見。上文列舉的證據不必說，只需看看蘇共在此前此後發生的飢荒的應對措施就夠了。革命前俄國發生過的最惡劣的飢荒，是1888的旱災引發的，一共餓死了37.5－40萬人。這與布爾什維克無關，只是給出來證明「新舊社會兩重天」。布黨執政后，1921年，伏爾加與烏拉爾地區發生大飢荒，估計餓死了五百萬人。飢荒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長達六七年的戰禍，其次是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使得農村破產，最後是時斷時續的旱災。

飢荒發生后，蘇俄政府並未隱瞞，也未拒絕國際社會救助，因此飢荒的真實情況能被外國人報道出去，其可怕情景被拍了下來用作募捐廣告。



1921年俄國大飢荒

列寧當然也在災難中表現了共產黨人特有的冷血，例如最先提出援助的美國人要求自己能安排鐵路運輸，並能公平地將救濟物資發到所有需要的人手裡，列寧將此視為干涉內政而斷然拒絕。但他後來還是同意接受國際紅十字會和其他慈善組織的援助。只是布黨實在太下流，一面接受國外運進來的救濟糧，一面向國外出售穀物，使得國際救災糧化為蘇俄政府的外匯，國際慈善機構因此決定停止援助。但不管怎樣爛污，列寧第一沒有故意製造那飢荒，它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禍，但並不是蓄意製造的；第二不曾向國際社會隱瞞災情；第三不曾無條件拒絕國際援助；第四，布黨政府雖然救災不力，甚至把這當成創匯機會，但畢竟沒有禁止他人救災。

在此之後烏克蘭也發生過飢荒，那就是上文提到的1946年因頭年乾旱導致的飢荒。斯大林將征糧指標訂得很高，讓集體農莊連種子糧都沒能留下。赫魯曉夫眼看飢荒即將發生，冒死多次向斯大林進諫，請斯大林降低征糧定額，甚至還請斯大林批准向集體農莊莊員發放糧食定量卡。雖然他惹得斯大林龍顏大怒，被多次罵得狗血淋頭，但斯大林最後還是同意批給赫魯曉夫一些食物製品、種子糧和錢，讓他去烏克蘭開施粥廠（我這是借用傳統中國的救災方式，赫魯曉夫辦的是供應免費湯的食堂），因此僥倖避免了大飢荒再度發生。

1921年的飢荒還可以說是列寧當家。但1946年烏克蘭的起碼救荒措施卻是斯大林批准的，說明他那次並不想故意餓死烏克蘭人。因此，如果他真無殺人之意，地方長官犯顏直諫，讓他認識到後果的嚴重，他還是會採取點起碼救荒措施的。

然而1932-1933年發生的飢荒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地方長官包括上面說的那個烏克蘭共和國第一書記柯西沃爾與哈爾科夫區委第一書記捷列霍夫都曾向斯大林苦諫過，換來的卻是大清洗。整個烏克蘭共和國中，被撤換的地區書記高達237人，被撤換的地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高達249人。就連柯西沃爾本人也在1938年被捕，於次年被槍決。

由此可見，斯大林對烏克蘭發生的兩次飢荒的態度完全不同。第二次不是他故意製造的，倒確實是高估了產量，低估了災情（據說是赫魯曉夫報喜不報憂的結果），因此他在得知了真相后，儘管暴跳如雷，畢竟還是同意救災了。而他對第一次飢荒的反應表明他完全知道實際情況（否則就不會派部隊封鎖烏俄邊境了），但不許別人說出真情，也不許國際社會援救，還堅持讓部下把農民的糧食搶光。直到他覺得把農民教訓得差不多了，才趕在春播前發放點種子糧，併發點糧食讓倖存的農民恢復體力。這good timing本身就說明了那是事前計劃得何等精密的冷血謀殺。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