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夥強盜搶劫了銀行之後，有個分贓問題。同樣，江山易手，天下易幟之後，也有個權力的分配和歸屬問題。歷代的王朝重建，都會經歷如此三個階段：先是肅清舊朝餘黨，或者說餘孽；再是權力分配，尤其是解決最高權力的歸屬問題；最後王朝穩定，進入皇權－官僚集團－庶民的三角結構。這個結構在歷史的三維空間里是金字塔形的，但在各自的生存平面上又是互相制約的。共產黨49年建政以後的所有政治運動，所有層出不窮的政治鬥爭，都有王朝歷史的影子相隨，但其主線卻是毛澤東的復辟家天下和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官僚集團的維護黨天下，而其主要內容，則是發展國民經濟，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搞繼續革命。正如滿清王朝曾經出過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治國棟樑，共產黨坐了江山之後，也有劉少奇、鄧小平這樣的治國人材。清室的開明在於，允許曾國藩及其後繼者們治國平天下；毛澤東的專制在於，絕對不允許發展國民經濟為先，不搞階級鬥爭。
鎮壓反革命無疑是紅色王朝的開場鑼鼓。舊政權的中下層官吏，農村裡的鄉紳階層，城市裡的幫會異教，幾乎一網打盡。究竟殺掉多少，具體數字恐怕很難弄清楚。僅就官方的統計和毛澤東本人的坦承，就有幾百萬之巨。經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幟，血洗清算是順理成章的殘酷。由此再反觀袁世凱的和平請退清室，是多麼難能可貴的政治手筆。清室貴族真該感謝這位被他們恨之入骨的逆臣，讓他們沒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蔣介石的審判漢奸雖然不無誇張，殺了不該殺的，判了不該判的，從而把自己那份該負的國土淪喪之責，推得乾乾淨淨；但比起共產黨的鎮壓反革命，可謂小巫見大巫，有如和風細雨比之於暴風驟雨。
鎮壓反革命的血腥屠殺，在中國歷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為殘暴的。這種殘暴既是對舊朝的報復，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追溯革命的歷史，有法國大革命之於路易十六的斷頭台，又有十月革命之於沙皇的槍殺。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則需要血祭。從意識形態上說，這是新興的專政方式。就王朝歷史而言，這是古老的更替儀式。當年被人稱作周公的姬旦，就這麼屠殺過殷商遺民。共產黨的鎮壓反革命，不過是把這兩者同時推到了極致。對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凱的改朝換代方式實在令人懷念；至於商周之交之際，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更是一派為後世草莽所難以企及的君子風度。要說中國人只有血腥的傳統，是不確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遠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嚇懵掉，不必諱莫如深。
倘若說，共產黨建政時的這場屠殺有什麼特色，那麼也許當數毛澤東在這過程中突發奇想似地發明並嘗試的思想改造。日本戰犯，前清皇帝，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一個不殺；統統關起來，讓毛澤東做思想改造的實驗。多年以後，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義先後釋放。這與其說是共產黨的網開一面，不如說是以此證明毛澤東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這可能是毛澤東與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處，不僅熱衷於武力征服，還喜歡讓階下囚證明毛澤東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戰無不勝。這叫做在佔有江山的同時，佔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喬治.奧維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作為解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蘇聯為模型的推理和演繹。毛澤東的帝國，其專製程度，遠遠超出喬治.奧維爾的想像。喬治.奧維爾僅僅看出了共產主義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義，把人民變成了奴隸。喬治.奧維爾不知道毛澤東如何用中國式的戶口制度外加檔案制度，做成一道無形的鎖鏈，把農民鎖在土地上，把工人鎖在工廠里，把全體中國人鎖在他們各自的單位里。這個號稱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把人民變成了奴隸，讓公僕成為主人，而且還通過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製造千百萬政治賤民，作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損害的社會最底層。這群賤民的存在，既可以讓民眾隨時隨地發泄被共產黨煽動起來的階級仇恨，又可以恫嚇民眾：誰要是不服從黨的領導、不服從思想改造，誰就會變成這樣的賤民。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無論是蠻族入主的屠殺，還是有清的文字獄，其專制其野蠻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澤東的紅色帝國。蘇聯的專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澤東的專制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聯的紅色獨裁者將鐐銬戴在蘇聯人的手腳上，毛澤東的帝國則把專制像種莊稼一樣地種在中國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蔣介石的沒文化，還真是民國時代中國人的幸運。
通過土改剝奪地主，再通過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繳農民分得的土地；通過所謂的工商業改造，剝奪城市裡從企業家到銀行家的一切有產者。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全部剝奪完畢，開始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諸如此類的所有自由以及相關的所有權利。甚至娛樂的權利和自由，也在剝奪範圍之內。也即是說，不僅精神被桎棝，就連慾望的合理性，諸如美食、跳舞、休閑、社交、性愛等等，也被取締。輿論一律的意識形態，還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飾一律，言語一律，走路的姿勢一律，臉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這是一個被言詞描述的天堂，實際生活的人間地獄。這既是一個奴隸制國家，有自稱公僕的主人和被說成主人的奴隸構成；這又是一個天羅地網一般嚴密的警察國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畫地為牢。
從造反起家的革命團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剝奪他人造反的權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將革命認定的敵人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使之永遠不得翻身。按理說，革命至此，應該結束了。但革命卻沒有結束，也無法結束。就好比搶劫成功之後，有個分贓問題。革命成功之後，同樣也存在權力的分配問題，最高權力的歸屬問題。於是，革命不知不覺地從黨外轉向黨內。一次比一次劇烈的黨內鬥爭，成為一個又一個折磨共產黨的惡夢。在革命的歷史上，法國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止的，便是革命領袖之間的互相殘殺。十月革命處決沙皇，隨之而來的報應則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殘酷更恐怖的黨內大清洗。中國的共產黨在革命勝利之後，面對的是幾乎同樣的劫難。
在中國歷史上，這類劫難通常發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內部。最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攝政，弒兄逐弟；還有唐初的玄武門之變，也是兄弟相殘，最後秦王李世民勝出。這種王室家族裡的手足相殘，傳染到執政前後的革命政黨，便是黨內同志間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共產黨的話語里，打倒舊朝叫做階級鬥爭，清洗黨內異己叫做路線鬥爭。
在清除舊朝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無論是土改，是鎮壓反革命，還是工商業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擊資本家，舉國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敵愾，比抗擊日本侵略者還士氣高昂。不僅黨內非常一致，而且黨外所謂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也高度認同。然而，鬥爭的鋒芒一旦轉向黨內的高層內訌，黨內黨外全都噤若寒蟬。因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頭腦，弄不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說實在的，有關高崗一案，也許唯有當時的當事人，最為心知肚明。
這並非是說，高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澤東的家天下慾念和共產黨的黨天下認同之間的交鋒，適才起於青萍之末。所謂五馬進京，按照官方史書的說法，乃劉少奇建議，毛澤東採納。但從權力鬥爭的情勢上說，未嘗沒有分劉少奇、周恩來之權的意圖在內。按照高崗對饒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讓劉少奇搞議會、讓周恩來出任部長會議主席、讓他高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權之意昭然。而毛澤東的權謀又經常在於，自己想做的事情，讓別人、尤其是讓矛頭所指對象自己說出。只是高崗的權術水平太低劣，把雲遮霧障的太極拳打成了虎虎生風的少林拳，不僅驚著了對手，而且嚇著了聖上。
與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澤東繼承的是劉邦和朱元璋的傳統，並且訴諸更為高明的路線鬥爭手法。雖說事實上並不見得每次內訌都有政治路線分歧的內容，但清洗他人必須有個冠冕堂皇的說法。過去叫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實質都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不願忍受身邊的功臣，無論在資歷上能力上名聲上尤其在權力上，與自己並駕齊驅。開國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願讓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誅殺功臣方式是一鍋端，李自成龍庭還沒坐熱就拿李岩開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後，更是高層內訌不斷。一介草莽披上龍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將是兒孫輩人物。比如太平天國後期，替醉生夢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輕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文革後期，毛澤東的麾下只剩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許世友一類文武。這在旁人看來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裡恰好是權力穩固的標記。這樣的情形，與當年斯大林清洗過後，平輩革命家消失殆盡，倒是十分相像。不過，毛澤東的帝王情結相比於斯大林獨裁，有其迥異之處。
斯大林的專制有類於希特勒，完全是個人野心的實現，個人抱負的施展，並不含有建立血緣意義上的家族王朝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樣具有組織現代化建設的能力，並且不惜選擇遠比希特勒殘暴的野蠻方式，把俄羅斯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一個現代工業強國。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與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義，異曲同工：兩者都具有鮮明的國家主義特徵，都沒有家族王朝意識，子承父傳意識，家天下意識。而這，恰好是毛澤東所具有的情結。就此而言，毛澤東乃是跟蔣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類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傳家天下情結。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現代工業社會的領袖人物，而毛澤東再自以為是，也不過是小農社會的產物；睥睨天下之際，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著濃厚的小農意識，連同小農才有的貪婪。相比之下，蔣介石跟李光耀相類，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澤東則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澤東而更加欣賞蔣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為一個佐證，這同時又是蔣介石激賞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為蔣介石傾心於希特勒是個國家主義者，而斯大林則欣賞蔣介石有國家主義傾向。相比之下，毛澤東確實土得掉渣。毛澤東土在只有王朝情結，沒有國家意識。毛澤東非但不懂國家建設，而且還喜歡隨意揮霍國家財富，換取第三世界對他的個人崇拜。與斯大林總是國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澤東從來不把國家利益當回事，在熱衷於滿足個人虛榮心的同時，悄悄地準備讓天下姓毛，從而把江山世世代代傳承下去。這應該是毛澤東把毛岸英派到朝鮮戰場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澤東這種難以言說的心思，出自《戰國策》的那個著名段落，《觸詟說趙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不知不覺地扮演了一下長安君。至於毛岸英的喪命，只能說是毛澤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高崗一案的實質，乃是最高權力如何歸屬的問題。或者說，是毛澤東走向家天下的小試牛刀。用意識形態話語講說的什麼姓資還是姓社、什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鬥爭，實質上卻是天下到底姓毛還是姓黨的較量。被「東方紅、太陽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澤東，其實早就說過「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澤東這算什麼意思，只消讀一讀這首《沁園春.雪》所羅列的帝王名單，就應該知道毛澤東要大家看的是個什麼樣的「今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毛澤東。且不說其它，過去的一統天下，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澤東的一統天下，不止於國土，還有天羅地網般嚴密的組織系統，更有數億人口只用一個頭腦思考的統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安卧？
高崗不過是毛澤東最先操起的一把刀。這把刀的鋒芒所向，是毛澤東最忌憚的黨內官僚集團實力人物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使用這把刀的意圖，是要粉碎黨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與當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韋昌輝滅掉東王楊秀清，如出一轍。區別在於，高崗這把刀不夠鋒利，根本不具備滅殺劉、周的本事。作為對高崗挑戰的反彈，權力最高層迅速集結起劉少奇周恩來乃至鄧小平陳雲的統一戰線。毛澤東一看事情起了變化，馬上棄高自保，反手將高崗打成反黨罪魁禍首。既然韋昌輝滅不掉楊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楊秀清一邊，反過來滅掉韋昌輝。這可能是毛澤東遠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臨危不亂，隨機應變。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高崗以為自己看見了龍首，一轉眼，變成了龍尾。龍尾一甩，高崗見棄。至於高崗的自殺，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後的忠誠。
遙想當年，青年毛澤東曾經聲稱：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揚一役，完滿無缺。誰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澤東恰好使用洪楊內訌的招數，整肅黨內同僚。毛澤東這一招棄車保帥式的反敗為勝，讓勝出的劉周諸人看在眼裡，卻不寒而慄。他們不會看不出毛澤東的野心和毛澤東的意圖所在，但他們自忖在權變上遠不是毛澤東的對手。說變就變，靈動得讓他們連想都想不過來。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是緊跟與附和，彷彿高崗反對的不是他們，而是毛澤東。毛澤東也樂得順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讓高崗做了冤大頭。
毛澤東接下去馬上轉身展開思想戰線的鬥爭，又是批判胡適唯心論，又是狠打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這種從思想意識上繼續對前朝的清算里，摻雜著拿他人出氣的憤懣。54年高崗自殺，55年猛批胡適，狠打胡風。倘若高崗是冤大頭，胡適胡風難道不是冤大頭？假如沒有黨內整肅的失手，毛澤東何來對胡適、胡風那麼大的火氣？尤其是那篇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彙編的按語，寫得殺氣騰騰，連明火執仗之類的狠話都用上了。不過文弱書生，犯得著么？劉文典當面頂撞蔣介石，也沒落到胡風那樣的悲慘境地。毛澤東在黨外大打出手，是為了掩飾在黨內見首見尾的尷尬。但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收拾了胡風之後，不動聲色地又把矛頭指向黨內的官僚集團。
56年的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而掀起整個知識界的大鳴大放，可謂是毛澤東的捲土重來。按理說，那年的國際背景，有個匈牙利事件，把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嚇得不輕，共產黨理當收緊輿論才是。但毛澤東卻先是在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56年四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的擴大會議上講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57年二月），指責共產黨諸如壓制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農民退社之類人民鬧事的做法，籍此提出「大鳴大放」，號召黨外民主黨派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在扮演開明君主。從實質上說，毛澤東在煽動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鬧事。從權爭上說，毛澤東企圖藉助黨外的力量，打擊黨內官僚集團，以報復他們在黨的八大上矮化毛澤東的大獲全勝。由於毛澤東掌握了共產黨的話語權，由於毛澤東佔據了黨內話語的絕對優勢，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周恩來，面對毛澤東的這些講話，說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樣的反對意見。毛澤東的講話聽上去與其像是在自說自話，不如像是代表了全體共產黨的發言。黨內的高層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澤東到底想要幹什麼，但他們苦於缺乏話語能力，只能假裝糊塗。再說，他們已經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計較毛澤東的借題發揮。
但高等學府里的一些聰明學生，卻有點聽明白了。大學生們懷著後來紅衛兵之於毛澤東的那種忠誠，以向黨提意見的方式，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發難。一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大辯論晝夜不息。毛澤東更是推波助瀾，將此變成共產黨開門整風。於是，各級黨組織鼓勵大家踴躍提意見。全國上下，向黨提意見，竟成政治時尚。彷彿不向黨提意見顯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勢發展。誰也沒想到，56年的雙百方針，到了57年會發展出一個鳴放時代。這是毛澤東發現洪秀全方式失靈之後，找到的打擊黨內官僚集團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卻出自舊的歷史框架。幾千年的王朝專制傳統，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組成的一個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約。皇帝打擊權臣官僚，有時會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與官僚發生衝突的時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權很容易被駕空，實權又通常在各級官僚手裡。雖然這個三角豎立起來，頂尖的位置屬於皇帝。但把這個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團才是角尖的實際佔有者，皇帝經常會落到與庶民同樣的底角上。孟子民為重、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就是基於這樣的社會結構生髮出來，以此勸告帝王體民恤民。孫中山的所謂民生，也是基於這個結構，由君王給民眾生路、讓民眾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孫中山的民生，骨子裡都不是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而只是基於皇、官、民三角結構的皇恩浩蕩理念。這樣的社會結構，也同時導致了平民百姓的聖上情結，產生了清官神話。所謂清官，無非是將庶民和皇帝連成一線的一個中介環節。
清官通常是貪官的對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結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團中產生出來的道德楷模，倫理榜樣；有時維護百姓的利益，有時維護朝廷的綱紀。由於與百姓直接發生衝突的，通常是各級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執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遠聖明。庶民與官吏間的齟齬，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構成庶民的聖上情結。再加上中國的皇帝本來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號稱天子，更讓民眾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於清官完全缺如、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伸的走投無路。《水滸傳》一類的小說，說到農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裡出了蔡京高俅童貫楊戮一夥奸臣。毛澤東利用中國民眾的這種聖上情結，以及對官僚集團的仇視傳統，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變成了坐了江山之後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動民眾，大造官僚集團之反。
倘若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僅止於傳統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毛澤東不會翻臉，黨內官僚也找不出勸止毛澤東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識分子也罷，大學生也罷，都不是宋江盧俊義之輩，都不是毛澤東下意識假設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說來說去，自然而然要歸咎一黨專制的弊病。再說，當年共產黨也曾經如此這般地批評過在朝的國民黨。雖然共產黨未必有改弦易轍選擇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複一遍共產黨當年說過的話語，並不如何離經叛道。黨內黨外一大批知識分子，當年都受過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且不說黨外民主人士，即便是黨內知識分子，也一樣的摯愛德先生賽先生；其熱忱程度，絕對不下對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言論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這不僅讓黨內官僚驚慌不已，也讓毛澤東大吃一驚。
毛澤東於是故伎重演，神龍首尾翻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將雙百方針變成了引蛇出洞。毛澤東的反右陽謀，全然一付小人嘴臉，並且說得振振有詞。秦始皇只知道焚書坑儒，還不至於先欲利用書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獄。毛澤東耍弄的是一付秦始皇時代難以想像的流氓腔調，一種比蔣介石還無賴的潑皮習性。古代的帝王，專制的不少，但耍賴的不多。因為耍賴有損帝王的威嚴。殊不知，毛澤東的威嚴恰好通過耍賴而成。這與其說是毛澤東太墮落，不如說是時代太淪喪，中國民眾太愚昧，共產黨的官僚太怯懦。整個共產黨官僚集團因此與毛澤東一起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雖然鄧小平充當了反右的頭號打手，但劉少奇、周恩來等所有高層官僚，全都難辭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稱的朱德，竟然也對右派義憤填膺。謀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堅持黨天下的官僚，此刻槍口一致對外，將五十多萬書生打入地獄，成為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列的賤民。
反右讓毛澤東完全改變借黨外力量打擊黨內官僚的初衷。從彼此的較量上說，毛澤東又輸了一場。但毛澤東由於趕緊讓五十多萬書生做了他的墊背，看上去卻反敗為勝，成為打退右派猖狂進攻的主帥。領袖，依然偉大。可是這並不意味著領袖要與黨言歸於好。毛澤東驚魂甫定，馬上給了周恩來一巴掌。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毛澤東將矛頭直指周恩來的發難，推向高潮。不僅會上大張旗鼓，還在會議期間的私下談話中，藉助柯慶施的冒進文章，向周恩來當面進逼；措辭嚴厲，擺出一付準備與周恩來決一死戰的架勢，把周恩來嚇得趕緊檢討，以求自保。
冒進反冒進，其實並非什麼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說無關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來起先並沒有意識到問題有如此嚴重。把此事提到威脅周恩來辭職的高度，其實是毛澤東絕地反攻，拚死一戰。經過高崗事件和鳴放轉為反右的連續兩次失利，毛澤東雖然領袖的威望猶在，但實權地位卻岌岌可危。早在高崗一役之後，黨內官僚集團就已對毛澤東高度警惕。蘇聯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更是給中國共產黨十分及時地敲響了提防個人崇拜的警鐘。在56年黨的八大上，劉少奇特意在政治報告中強調集體領導。全黨一致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明確提出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這一句句共產黨官話背後的潛台詞不言而喻：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不是任何個人的天下。八大對毛澤東最為沉重的打擊，是在黨章中刪除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此議由彭德懷提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當即表示同意和通過。八大，是黨內官僚集團對毛澤東最有力的反擊，也是毛澤東家天下和共產黨的黨天下之爭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澤東的落敗告終。毛澤東接下去藉助黨外力量所做的大鳴大放還擊，又被迅速轉變成反右運動。倘若毛澤東再不有所突破，那麼很可能成為被架空的晁蓋。毛澤東選擇的突破口，便是周恩來。
周恩來是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在權力鬥爭的天秤上，周恩來具有舉足重輕的份量。可以說，周恩來的倒向哪一邊決定了將由誰最後勝出。作為總理，周恩來未必合格。一如當年周恩來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很不稱職。周恩來既沒有林彪那樣的軍事天賦，又沒有劉少奇、鄧小平那樣的治國能力。周恩來的特長在於：人際間的周旋本事，各種場合的演戲天才。周恩來是個天生的公關好手，形象大使；風度翩翩，八面玲瓏。周恩來又是個天生的一流戲子，無論什麼樣的劇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軍裝，看上去像個百戰百勝的軍事家。置身文人墨客，儼然一介儒雅書生。社交場合，眾星捧月。釵粉堆里，白馬王子。面對民眾，慈眉善目。與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會見各國首腦，雍容大度，領袖風範十足。演什麼像什麼。哪怕阿諛奉承，也能讓人感覺吹氣如蘭。你可以說，周恩來什麼都不是：不會打仗，不會吟詩，不會寫作，不懂經濟，不明歷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說，周恩來什麼都是。因為他什麼人物都扮演過，包括間諜頭領。周恩來的什麼都是，使他可以穿梭於各式各樣的人群，如魚得水。周恩來的什麼都不是，又讓他對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設的劉、鄧等等。至於他對毛澤東的敬畏，更是心悅誠服。周恩來知道自己永遠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個帝王又少不了這麼一個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來的什麼都不是，讓主席永遠不會懷疑其野心會大到足與匹敵；周恩來的什麼都是，使聖上驚訝於此公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個人才濟濟的幕府，就可以成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來，可能意味得罪一大批。但爭取到周恩來，則意味著籠絡一大群。古人有言：將欲取之，必先與之。而毛澤東的靈活應用在於：必先與之，不如擊之。毛澤東的打擊周恩來，並非真要除之而後快，而是以擊為取，以痛擊而收到對方最終臣服的效果。毛澤東成功了。不管周恩來是否看出毛澤東的欲擒故縱，周恩來選擇了臣服，並且是毫無抵抗的順從。於是，周恩來的檢討通過，總理，還是總理。
毛澤東的冒險出擊，另有一個意外收穫，那就是各個擊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適的突破口。周恩來遭批，劉少奇一聲不吭，只圖自保。毛澤東由此看出了對手的致命弱點：沒有膽量聯手對抗。因此，劉少奇官僚集團在八大上痛批個人崇拜，其實是風聲大，雨點小，並不意味著毛澤東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時機未到而已。
但毛澤東的出擊，也給自己帶來一個難題：既然不許批冒進，那麼應該如何個冒進，得做給大家看看。官僚集團不敢公開對抗，可是他們可以冷眼旁觀，觀看對經濟建設一竅不通的毛澤東出醜，期待毛澤東犯錯。批反冒進等於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駟馬難追。毛澤東此丑不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過這一關，才能繼續後面的較量。於是，就有了那場大躍進的瘋狂。
倘若說，五七年的鳴放，毛澤東的賭注是數百萬知識分子的命運；那麼接蹱而止的大躍進，毛澤東的賭注則是幾億人口的死活。
毛澤東輸了。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導致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無論按照哪朝哪代哪國哪家的法律，毛澤東都死有餘辜。但這個卑怯的政黨，對毛澤東做出的處罰，不過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線而已。毛澤東順水推舟，讓出國家主席一職，以退為進，伺機反撲。至於他在廬山會議上的痛擊彭德懷，乃是殺雞儆猴。
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向黨大耍流氓，出言幾近潑婦。一會兒拿兒子死了說事，嚷嚷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兒子沒了，你們還想怎麼樣？一會兒又惡語相向，口口聲聲表示要上山打游擊，以此威脅對手：誰要是跟我較真，我就跟他拚命。最後，重拳出擊，將彭德懷、張聞天等敢言批評者打成反黨集團，從而淪為黨內賤民。
剛上廬山時，毛澤東其實十分心虛，裝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找人談話摸底。毛澤東完全知道，他所謂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外行冒充內行的不懂裝懂，一味蠻幹。毛澤東此舉闖下大禍，出了巨丑，從而使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所謂三面紅旗，成為共產黨有史以來的最大笑話。六億五千萬中國民眾，為毛澤東鬧出的這個笑話付出慘重代價。毛澤東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黨內員眾對他的不滿到底有多深，從而尋找如何過關的法子。毛澤東沒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懷竟然會那麼天真地送上門來，成為他轉移鬥爭大方向的絕妙靶子。這次會議本當清算毛澤東的禍國殃民，結果反過來，成了毛澤東擊退又一個反黨集團。
按照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彭德懷確實像個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氣凜然，魯莽有加。抗戰時，不顧毛澤東坐觀虎鬥的心計權謀，毅然率眾向日軍開戰。韓戰爆發，黨內高層大都反對出兵，林彪不願出征，彭德懷卻傻乎乎地自告奮勇，擔當赴朝總司令，替毛澤東排憂解難。毛澤東步洪秀全後塵大享艷福，把文工團當作流動後宮，彭德懷喝令解散。毛澤東熱衷人個崇拜，屬意於家天下，彭德懷提出刪除毛澤東思想。大躍進勞民傷財，把民眾尤其是農民折騰得慘不忍睹，黨內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懷拍案而起，「我為人民鼓與呼」，給毛澤東寫了萬言書。
按說，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內袞袞諸公，也算是歷經風浪之輩。倘若他們能夠團結一致，能夠堅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懷一邊，他們完全有可能讓毛澤東不得不低頭。他們本來就在等著毛澤東犯錯，此刻不擊，更待何時？當初彭德懷提議在黨章中刪除毛澤東思想，這是他們全都同意，一致通過的。就利害關係而言，彼此也該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至少是唇亡齒寒。更不用說，此乃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幾億人口的生生死死，豈可兒戲？他們不是不知道彭德懷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澤東蠻橫無理，但他們竟然寧可為虎作倀，助毛為虐，也不願意憑著良心良知，與彭德懷生死與共，不願將毛澤東斷然扔到被告席上。
從純粹的權爭角度來說，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先前制服周恩來的高明。倘若周恩來此刻挺身而出，劉少奇也許不會退讓。六個政治局常委當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兩位是相當務實的鄧小平（當時不在廬山上）陳雲，毋庸置疑不滿毛澤東的大躍進，會選擇站在劉少奇一邊。毛澤東在權力最高層里，全然一個孤家寡人。59年的廬山會議，可說是體現集體領導、體現黨內民主的最佳時機，但被這些黨內官僚很不負責地錯過了，從而使八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成了一紙空文。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原來只是紙上談兵！
官僚集團錯失良機。毛澤東也趕緊收回拳頭。倒彭之後，毛澤東裝作認真退居二線。彷彿是酬謝劉少奇們放他一馬，又像是一招潛龍勿用，把自己藏到別人打不到的地方。不過，此後那場文革浩劫，卻已經開始在毛澤東心裡悄悄醞釀。作為這種醞釀最微妙的佐證，便是私底下請前妻賀子珍上山。在權貴集團里已然孤寡的毛澤東，準備起用自己的女人。無奈賀氏神志不清，已然廢人一個，根本無法成為毛澤東的馬前卒。毛澤東於是讓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賀氏健步如飛，精神抖摟，也許比江青更具殺傷力。毛澤東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對他年輕時激烈倡言婦女解放所作的別一種註解，並且在文革當中運用到翻雲覆雨的地步。這跟洪秀全把女人純粹當作洩慾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耍潑，確實把黨內各級官僚嚇得不輕。也許張聞天那樣的書生型共產黨人，內心深處不會屈服於毛澤東的如此蠻橫；但許多草莽人物卻會認定，龍顏大怒，理當如此。毛澤東在廬山上耍狠過後，黨內黨外的政治空氣，令人窒息。全國上下，萬馬齊喑；饑民成群，哀鴻遍野。毛澤東卻輕鬆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禍，七分天災。劉少奇忍無可忍，反唇相譏，針鋒相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坐著專列，毛澤東四處遊走。這可能是毛澤東有別於史上帝王坐龍庭的君臨天下方式，以免對手把自己關在深宮內。不同於最高層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澤東不乏逢迎之徒。毛時代的方面大員，不要說找不出可以與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吳佩孚、閻錫山、唐繼堯之輩，也已成了遙遠的往事。濫竽充數，阿諛奉承，上揣聖意，下欺草民；他們可以製造畝產萬斤的高產田，可以收繳老百姓的鍋碗瓢盆扔進小高爐煉出鐵疙瘩。歷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們全都幹得不亦樂乎。毛澤東因此龍顏大悅，自我感覺帶領六億民眾，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近看是一夥無知無畏的草莽，遠看是一群史無前例的瘋子。
三年大飢荒，餓殍三千萬。62年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終於憤起直言：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在另一次會議上，劉少奇更是感慨：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此言已經有了請毛澤東下台的意思。但這恰好是當做不當說的事情。比起毛澤東，劉少奇在政治上幾近幼稚。
由於劉少奇說出了眾人許多敢怒不敢言的心聲，威望鵲起。事實上，此刻最該說話的，也就是接替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只不過為時晚矣。廬山會議是讓毛澤東低頭的最好時機。三年過後發難，雖然災禍事實更具說服力，但政治鬥爭之水早已被毛澤東攪渾。各級官僚心有餘悸的，並非是一場駭人聽聞的人禍，而是彭德懷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賤民。再加上劉少奇自己都怯於公開直面毛澤東，不得不裝模作樣地承認，那場災禍，黨內高層，人人有責；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渾身解數以證明自己的治國能力，也很難對照出毛澤東如何無能，理當下台。
劉少奇是個頗有儒商氣質的共產黨領袖，《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與其說是在表述共產主義信仰，不如說是在重複孔儒倫理。劉少奇能夠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號人物，是因為很早就看出毛澤東的政治才能，一直擁護毛澤東。從遵義會議上批評周恩來指揮不當、要求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到在抗戰期間支持毛澤東消極抗日的「獨立自主原則」，和毛澤東一起，與長江局的王明、周恩來對峙，到在黨的七大上與毛澤東結盟，成為黨內兩條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一，毛澤東代表蘇區武裝鬥爭，劉少奇代表白區地下鬥爭。也是在七大上，劉少奇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並且寫進黨章，最終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
倘若說，毛澤東是個打江山的梟雄，那麼劉少奇則是個治國天才。在治國方略上，劉少奇頗有自由經濟思想的頭腦，並且摻帶著猶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成為共產黨之於商業文明的一句名言。共產黨建政之際，劉少奇曾以剝削有理的詼諧，安撫城市裡的資本家。建政之後，劉少奇施展出相當出眾的治國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脈和人氣。不僅周恩來向他靠攏，就連五馬進京時進入最高決策層的鄧小平，也成為他的追隨者。要是沒有毛澤東搗亂，劉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樣的治國大業。當初的反冒進，乃是劉少奇阻止毛澤東不懂裝懂瞎指揮亂干預時提出的一種說法。毛澤東自知理虧，無法與劉少奇正面交鋒，才極其陰暗地選擇了周恩來做權爭的突破口。
且不說有多麼偉大的理想，共產黨只消有點良心，也應該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替中國人民作出正確的選擇。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劉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請毛澤東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澤東高高掛起。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有過讓毛澤東擔任名譽主席的設想。但他們理當知道，毛澤東豈能答應只擔虛名，了無實權？
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帶領眾人痛定思痛之際，林彪再度出場護駕，從而獲得毛澤東的大聲喝彩。林彪護駕尚可圈點，聖上急不可待為之喝彩，實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潑皮牛二。林彪就此徹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閑，趟入權爭的渾水。
林彪是共產黨的戰神，好比荷馬詩史所述希臘聯軍中的阿喀琉斯；雖然為人處世低調，卻與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氣傲。最受毛澤東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對毛澤東說不的也是林彪。林彪雖然年輕時懷著理想投身革命，及至親歷過逐鹿天下的殘酷，轉向信奉孔儒。戰功赫赫的林彪，骨子裡並不好戰。當初出兵朝鮮，不僅拒絕毛澤東的授命，還對毛澤東的窮兵贖武頗有微詞。林彪長征時曾經要求解除毛澤東的指揮權，認為毛澤東根本不會打仗。坐了江山之後，林彪又公開提醒過毛澤東不要成為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在共產黨三位最為能征善戰的將帥中，劉伯承退入學院做教頭，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稱病，遠離權力中心，由於拒絕領兵赴朝還一度退役賦閑。林彪的復出，既有毛澤東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過皇恩浩蕩，躲不過忠義二字；拔刀相助是義，報效今上是忠。毛澤東在最高權力層中的孤寡情形，讓林彪看在眼裡，恰好成為挺身護駕的理由。林彪的護駕帶有濃厚的孔儒倫理色彩，一如《紅樓夢》里的焦大對主子的忠心耿耿。這樣的護駕，同時又帶有武將之於文臣的輕蔑，或者說，不無打江山的功臣之於坐江山的重臣的優越感。
倘若在廬山會議上，林彪的指責彭德懷，還僅僅是替毛澤東解圍，那麼及至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護駕卻變得極其誇張，竟然顛倒黑白：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現在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的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付小兄弟幫忙打架的口氣：毛主席的領導，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正確的。林彪就此斷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林彪此時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前車之鑒，提醒過毛澤東。
林彪的出場，再加上周恩來的臣服，使毛澤東在高層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觀。林彪甫趟權爭渾水，旋即被毛澤東拉進權力最高層，並且取代彭德懷成為國防部長。戰神林彪，捲入權爭，幾近兵痞。在廬山會議上，林彪還算客氣，畢竟是並肩浴血奮戰過的戰友，不過是警告彭德懷，不要逞英雄。並且，毛澤東提及舊事、冤枉彭德懷長征路上指使林彪寫信解除毛澤東軍事指揮權，林彪還當場澄清，此信與彭無關。及至七千人大會護駕，林彪強詞奪理，言語蠻橫。不知是不是由於林彪曾經如此護駕，鄧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於懷，堅決不讓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會，雙方已然站隊。毛澤東擁有林彪的支持，劉少奇身後站著鄧小平、陳雲等主持經濟大局的高官，曖昧的周恩來一面悄悄靠近劉少奇，一面向毛澤東暗送秋波。數年之後，文革爆發，周恩來只消將身子微微一側，權力的天枰便發生毛重劉輕的傾斜。作為一個戲子，周恩來完美無缺；但作為一個政客，周恩來也跟其他佞臣一樣無恥。
七千人大會以後，雙方開始了一場古怪的競賽。一方面是劉少奇的解民於倒懸，救民於水火；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大講階級鬥爭，林彪的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一者是要讓老百姓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億人民趕進階級鬥爭的斗獸場。
中國民眾在大飢荒以後，確實過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劉少奇以「三自一包」給農村裡農奴般的農民們鬆綁：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同時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買賣土地，借貸自由，貿易自由，扭轉整個經濟低迷局面。倘若沒有毛澤東的胡作非為，劉少奇籍此走向曾國藩式的改革開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澤東死後的鄧小平改革，其實就是當初劉少奇所走的治國道路。在劉、鄧主持經濟復甦的同時，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向知識分子作委婉的賠禮道歉，把知識分子歸入「勞動人民」加以保護。文化自由是經濟自由不可或缺的雙翼之一。周恩來之於毛澤東的臣服是被迫的，違心的，有如當紅妓女遭遇強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為虐起來，周恩來也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拋棄跟隨他二十年的衛士，在愛女孫維世的逮捕令上簽字，向江青獻媚，甚至在毛澤東的侍妾面前低聲下氣。如此等等。
中國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澤東倍感失落之時。在劉少奇復甦國民經濟的時候，毛澤東一會兒躲進專列，一會兒鑽入行宮，一會兒游泳，一會兒題詞；一面御女無數，像洪秀全那樣沒完沒了地滿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詞，把現狀描繪得一團漆黑。毛澤東以最陰暗的心理，發出最蠱惑人心的噪音：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劉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於民，毛澤東卻輕輕鬆鬆地大談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把只有資本主義（致富的別名）才能救中國的真理，說成只有社會主義（貧窮的禍根）才能救中國的歪理。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樣，劉少奇也苦於沒有治國話語，缺乏改革理論，為自己的「三自一包」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駕護航，只好聽憑毛澤東胡說八道。
此刻，助毛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綁在了毛澤東的戰車上。經過對毛澤東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個人崇拜話語，諸如「三八作風」，「四個第一」，「活學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林彪下令《解放軍報》每天刊登毛澤東語錄，又親自給軍隊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阿喀琉斯從頭到腳變成了戈培爾。如此一片氛圍下，一個叫雷鋒的大頭兵，被渲染成比顏回還顏回的學習聖上思想標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讓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澤東崇拜推向頂峰的所有言論，只消換一個角度觀察，幾乎全都可以聽作反話，有如不動聲色的諷刺，一本正經的黑色幽默。從後來林彪死後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當中，可以看出，林彪並非不知道毛澤東是個什麼東西。林彪如此寫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林彪深知毛澤東的權斗手法：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從林彪九大以後的不願再搞階級鬥爭可以得知，林彪並非像毛澤東那樣醉心權爭，漠視國計民生。林彪當時的瘋狂捧毛，只是意在打擊毛的對手劉少奇。等到劉少奇被打倒，林彪認為共產黨應該替這個國家做的，其實還是劉少奇所做的事情，發展國民經濟。林彪誤以為毛澤東也是這個意思，殊不知，毛澤東的真意並不在於要不要給人民活路，而在於這天下到底姓黨還是姓毛。這是林彪沒能把毛澤東琢磨透的地方，毛澤東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沒有了兒子，也要讓侄子，甚至讓老婆做接班人。這與其說是個性強橫，不如說是小農的偏執。
毛澤東文革作祟，可謂精心策劃。讓林彪拿著槍杆子替他壓陣，讓姚文元之類的筆杆子替他開路。一會兒評《海瑞罷官》，一會兒批判「三家村」，矛頭直指緊跟劉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澤東還嫌不夠火爆，親自出馬，赤膊上陣，充分利用他在黨內的話語優勢，從意識形態入手，把共產黨所有主政部門，說得一團漆黑。不是閻王殿，就是獨立王國，並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經過一番指鹿為馬的抹黑，毛澤東發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戰鬥令，向全國貼出他那張氣勢洶洶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倘若共產黨內有個把頭腦清醒點的領袖，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場最猖狂最囂張的反黨運動。
然而，不要說黨的各級官僚，即便是劉少奇本人，都被毛澤東的氣勢洶洶給弄懵了。因為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確實在馬列經典中找不到什麼出處。就像馬克思在跟女傭偷情時根本沒想到應該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添上一條：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革命領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個革命女性睡覺的權利。列寧在染上梅毒的時候，也不曾想到在《國家與革命》中加上一條：任何跟領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應有的革命覺悟，還必須身體健康。馬列經典的杜撰者們，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打碎國家機器，如何剝奪別人的財產。至於如何讓人民致富，他們通常留給修正主義者去思考，或者留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去研究。馬列主義的唯物論雖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這種主義卻從來不把如何讓民眾豐衣足食當回事。馬列主義有個不成文的邏輯：貧窮就是真理，真理永遠在窮人手裡；窮人總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歸結為造反有理一說，在邏輯上確實是成立的。
就像劉少奇主政的那幾年，自由市場上的雞蛋都是偷偷摸摸買賣的；劉少奇的恢復國民經濟，也是在失語狀態下不聲不響推行的。因為馬克思沒有說過，雞蛋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賣。馬克思只是說過，剝奪者被剝奪。於是，剝奪毛澤東國家主席權力的劉少奇，理當被毛澤東發動人民群眾剝奪權力。這在邏輯上是無可挑剔的。即便讓美國的大學教授來說，比如費正清，或者喬姆斯基，他們也一定會同意：劉少奇應該被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剝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一次歷史性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在全國範圍內正式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勝劵在握的毛澤東，牛皮到了連會議都不屑出席。而主持這次會議的，恰恰就是即將被這個通知打倒的劉少奇本人。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襲作怪，更在於與毛澤東對抗的治國話語，完全缺如。話語在這場權爭中可謂至關重要。因為沒有話語，劉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實，並且還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會議。因為沒有話語，鄧小平於八十年代重新開始劉少奇未競的改革開放事業時，不得不聲稱，凡是有關姓社姓資問題，不討論，不爭論。當年，跟隨劉少奇恢復國民經濟時，鄧小平只說過一句：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比起毛澤東振振有詞的造反有理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共產黨的改革家在話語上貧乏到了極其可憐的地步。
過去有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此刻方知，系鈴本是解鈴人。當初原是毛澤東從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產黨，此刻讓毛澤東把共產黨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當初是劉少奇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此刻讓毛澤東思想打倒在地，頗有冥冥之中的照應。其實，毛澤東那套爭奪江山的陰謀權術，能算作什麼思想？《矛盾論》是一鍋把馬列教條和申韓權謀煮在一起的夾生飯，與其說是哲學論說，不如說是心計自白。《實踐論》是小農的自作聰明在感官層面上的粗陋表達，在極其唯物的論說里，充滿著慾望的囂張。諸多戰略論說抵不上《孫子兵法》的片言隻語，中國歷史在他筆下只是：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還不如李逵來得直截了當：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相反，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頗有見地的思想。雖然市場經濟理論在西方相當發達，雖然劉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劉少奇倘若好好總結一下他的這些想法，加以理論表述，不失為中國式的自由經濟初探。劉少奇能夠寫出這樣的論著，遠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要有價值得多。很可惜，劉少奇是個中國式的共產黨人，其頭腦不是被馬列教條所桎棝，就是下意識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縛；還沒跟毛澤東如何交鋒，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澤東的階下囚。
毛澤東先在思想上話語上把劉少奇打倒在地，然後在組織上剝奪劉少奇的全部職務，開除劉少奇的黨籍。相比之下，蔣介石行刺汪精衛，炸碎汪精衛棺柩，實在是太小兒科了。指使幾個特務，偷偷摸摸，純屬牛二水平。毛澤東的氣派應該讓蔣介石望塵莫及：發動了六億五千萬人口，舉國上下，口誅筆伐，光是不停喊口號的洶湧澎湃，都足以把人給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別，於此一目了然。
當然，蔣介石最不及毛澤東的地方在於：蔣介石不懂中國人民，而毛澤東簡直是太知道了。中國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夠用武力奪得江山的人物，能夠把國家玩弄於股掌的人物，可以犧牲幾億人口打核戰爭的人物。中國人民最討厭的是給他們帶來和平的人物，讓他們豐衣足食的人物，保護他們生命財產的人物。基於這樣的文化心理特徵，中國人民有仇恨漢奸的傳統，有痛罵賣國賊的傳統，有抓捕反革命的傳統，有虐殺地主富農的傳統，有批鬥資本家的傳統，有圍攻右派的傳統。文化大革命不過是讓中國人民多了一個傳統，打倒走資派的傳統。就此而言，毛澤東確實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跟著這個領袖，做了許多讓他們揚眉吐氣的事情，讓他們報仇雪恨的事情，讓他們手舞足蹈的事情。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那麼使勁地扭秧歌，喊萬歲，絕對不是假裝的，而是真誠的。他們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時候，感覺像無限崇拜聖上的宮妃，在月光下期待著聖上的臨幸。倘若說，領袖是個十足的流氓，那麼這個山呼萬歲的民族，也不見得有什麼高尚可言。
一場文革，十年浩劫；血流漂杵，死傷無算。經濟停滯，文化凋敝；人心敗壞，道德淪喪。一代學業荒廢，國家幾近廢墟。中國人由此見識了，什麼叫做地獄。華夏民族從此被籠罩於互相懷疑、互相仇恨的歷史陰影，不知何時方能解脫。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遭到空前的摧殘。扭曲的人性，使中國人喪失了正常的平和。一會兒極度自卑，一會兒極其誇張。慾望的過度壓抑，導致無數種的饑渴：對吃的饑渴，對性的饑渴，對關愛的饑渴，對學問的饑渴，對名聲的饑渴，對地位的饑渴，對獲獎的饑渴，對財富的饑渴，對權力的饑渴，對一呼百應的饑渴，對耀武揚威的饑渴，對領袖群倫的饑渴，對君臨天下的饑渴，對扮演帝王的饑渴，對成為明星的饑渴，對成為又一個毛澤東的饑渴。一個毛澤東剛剛倒下，千萬個毛澤東已經遍地成長。如此等等，沒完沒了。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轟轟烈烈，一個根本原因在於，毛澤東激發出了潛伏在人性深處的刑事犯罪本能。從犯罪心理學上說，人的動物性，尤其是獸性，是與生俱來的。人有傷害他人的衝動，搶劫財物的衝動，破壞的衝動，發泄被壓抑的惡念邪念的衝動。要是在平時，打砸搶是要受到制約的。但這種行為一旦有了革命的理由和造反有理的名義，馬上風行天下。慾望有時是非常邪惡的，只要被找到一種不會受到懲罰的庇護，馬上可以變成滔滔洪水，泛濫成災。因此，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其潛台詞無非在於：犯罪有理，打人有理，殺人有理，搶劫有理，破壞有理。用當時的文革話語表達即是：打碎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用毛澤東的說法叫做：不破不立。所謂文革話語，全然是一套犯罪的言詞。諸如砸爛狗頭，火燒油煎，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知當年五四白話的開創者看見這樣的話語，會作何感想。但白話文的反對者林紓，一定哈哈大笑：早就說過了，不過是引車賣漿者之流的言語。不堪入目的文革話語，豈止引車賣漿？！
文革中最蔚為奇觀的是，所有的壓抑，尤其是性壓抑，全都在熱乎乎的頌歌里得到痛痛快快的渲泄。諸如「雨露滋潤禾苗壯」，「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毛主席呀毛主席，革命人民最熱愛你呀熱愛你。你是那一輪紅日，升起在我們的心窩裡呀心窩裡。」「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兒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倘若讓一個不知就裡的旁觀者看了，沒準會產生如此疑問：這個民族怎麼這麼嗲，這麼騷？像一頭髮情的母牛，並且是一頭非常聽話非常順從的母牛。唱著這樣的頌歌，全體中國民眾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毛澤東腳下的奴婢。這可是歷代帝王從沒享受過的樂趣。精神上的強姦，竟然被訴諸情感上的依賴，被表達成熱淚盈眶的崇敬。如此一出沐猴而冠的喜劇，足以使中國人世世代代羞愧難當。
文革的轉折在於林彪的反叛。毛澤東頭頂上的光環，隨著「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公諸於世黯然失色。不管這份紀要是否出自林家父子或者林家死黨的手筆，抑或根據批判林彪的需要而編造的罪證，中國民眾卻是在讀了這份紀要后，才開始恍然大悟的。原來毛澤東是獨裁者，是秦始皇，原來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五七幹校是變相失業，紅衛兵先被利用后成替罪羊，農民缺吃少穿，工人受到變相剝削，幹部敢怒不敢言。所有這些，句句是真話，一句頂一萬句，至少比毛澤東語錄要精彩。
九大以後，林彪漸漸地從戈培爾變回到了阿喀琉斯，從毛澤東的狂熱追隨者和護駕者，轉變成毛澤東獨裁的反抗者，異議者。非常有趣的是，彼此的分歧竟然就是以前劉少奇和毛澤東的衝突內容：林彪認為應該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毛澤東還要繼續革命。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早知自己也有如此一番憂國憂民之心，當初何苦站在毛澤東一邊打擊劉少奇？這場黨內權爭，爭到這個時候，方才露出最為樸實的一面：造反有理也罷，革命無罪也罷，最終大家都還是要活命的，要吃飯的，要穿衣的，要性交的，要成家的，要生兒育女的。毛澤東可以說：八億人口，不鬥行么？那麼別人也可以說：八億人口，不吃行么？不穿行么？不睡覺行么？如此等等。就思想而言，林彪比劉少奇更缺乏話語能力，但就面對毛澤東時的坦蕩而言，林彪卻頗有勇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59年的廬山會議，是林彪第一次護駕。70年的廬山會議，成了林彪最後一次與毛澤東當眾抗爭。第二年的五一勞動節，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看了臉色：一言不發，拂袖而去。這可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乃至彭德懷都不曾有過的無畏和不屈。林彪不愧為共產黨戰神，不愧具有阿喀琉斯的高傲。林彪之子林立果，更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有膽量扮演刺秦的荊軻；雖然立果未果，也已經讓毛姓秦始皇膽戰心驚。這可能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十分鮮見的一頁。毛澤東縱有混世魔王的本事，也自有擊殺魔王的勇士。
正如林彪沒想到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不肯罷休。毛澤東也沒想到，林彪其實跟劉少奇存有同樣的心思，發展國民經濟。毛澤東以為林彪是像汪東興、許世友一樣的家奴，只有對他的愚忠，沒有獨立思考的頭腦。至於林彪之子林立果，也是讓毛澤東很不放心的因素。林立果咄咄逼人的崛起，讓毛澤東憂心仲仲：他死後，江青或者毛遠新能否壓得住。更讓毛澤東擔憂的是，周恩來其實並沒有真正放棄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的想法，從而跟林彪不謀而合。林家父子，由此成為毛澤東家天下的最大威脅，也成為毛澤東把文革進行到底的實際理由。再從毛澤東後來讓周恩來和朱德全都死在他前面的心術和手段，更可以理解毛澤東和林彪的衝突，焦點何在。連始終退居邊緣、白髮蒼蒼的朱德都不肯放過，豈能讓大權在握、重兵在手、虎虎有生氣的林家父子，在他毛澤東面前得勢坐大，再在他毛澤東身後有所作為？
其實，早在打倒劉少奇之際，毛澤東已經悄悄留了一手，那就是不讓把鄧小平置於死地。毛澤東留著鄧小平，當然不是讓鄧小平有機會日後繼續劉少奇的事業，而是用鄧小平掣肘一般人無以掣肘的人物，諸如林彪，或者周恩來。毛澤東深知周恩來不過是個花架子，沒有做實事的能力。但倘若周恩來哪天跟林彪聯手，那麼不要說請鄧小平出山，就是毛澤東本人，都未必壓得住。再說，毛澤東的文革，利用的是林彪的槍杆子，張春橋姚文元的筆杆子。毛澤東既利用他們又暗中讓雙方互相制約。一旦面臨取此舍彼，還是取彼舍此，毛澤東考慮的就不是槍杆子重要還是筆杆子重要，而是哪一方跟自己有平輩之尊，哪一方沒有平輩之尊。開國皇帝向來只用兒孫輩的文臣武將，一如斯大林最後把平輩革命家全部消滅殆盡。
不管林彪有沒有看出毛澤東這種開國皇帝慣有的心思，至少他明白了，人家並不想讓他分享權爭的成果。此刻，湧上林彪心頭的，應該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訓。這樣的故事，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在林彪，全都並不新鮮。可能只有研究這段歷史的某些學究們，覺得很難弄清彼此究竟為何你死我活。
林彪死後，毛澤東開始向周恩來發難，由於通過直升飛機式提拔上來的王洪文不過是個劉盆子，毛澤東只好請出鄧小平(當初毛澤東提拔王洪文，意在立儲毛遠新；其手法與縱容葉群躍上政治舞台，以掩飾江青的赫然登場，如出一轍)。出乎毛澤東意料的只是，口口聲聲永不翻案的鄧小平，骨子裡卻依然不改初衷，不改劉少奇治國思路，而周恩來又像此前跟林彪有所默契一般，跟鄧小平也心有戚戚焉。於是，毛澤東索性把鄧小平重新打入冷宮，再把周恩來置於死地。毛澤東對鄧小平並不放心，但毛澤東料定鄧小平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毛澤東死前最後圏定的權力最高層班底，以江青和毛遠新為核心。毛澤東把權力交給華國鋒，是知道此君不過是個過渡人物，至於權力能否最終過渡到江青或者毛遠新手裡，毛澤東也只能聽天由命。從家天下的打造來說，毛澤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場文革，既是毛澤東推翻黨天下、復辟家天下的努力，也是毛澤東家天下的終結。當年的秦始皇建朝，二世而亡；毛氏王朝雖然比秦王朝更專制，更嚴酷，更是網罩天下，但結果卻比秦王朝還短命。毛澤東死後不出一個月，毛氏王朝便壽終正寢。由此可見，毛澤東臨死之前，為何把葉劍英叫到床前。他確實想託孤，但是想托哪個孤，毛澤東沒能講出口。葉劍英是當時唯一可握軍權之人，毛澤東想讓他扮演一下漢初的周勃。至於毛澤東想讓葉周勃護華國鋒之駕，還是護毛遠新之駕，或者護兩者之駕，毛澤東沒有講出來。但毛澤東肯定沒有讓葉周勃滅掉江青的意思。毛澤東相信江青的忠誠。毛澤東應該是想讓葉劍英護毛氏家天下之駕，但又沒有把握：一向拍馬奉迎的葉劍英，在他身後能否忠於毛氏集團？不管毛澤東如何的機關算盡，總有意想不到之處。毛澤東看出汪東興有魏延嫌疑，但毛澤東絕對不會想到，汪東興會反得那麼快。
毛澤東沒有錯看鄧小平。鄧小平上台之後，馬上恢復劉少奇路線。鄧氏想到過槍斃江青，但絕對不允許全盤否定毛澤東。鄧小平一面恢復劉少奇的治國路線，一面維護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鄧小平學的是蔣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在法統上繼承。在政治角逐中，有時年輕就是優勢，健康就是勝利。毛澤東早走一日，中國人民就早一日獲得解放。但即便如此，中國人民也已陪著這個超級痞子，被折騰被玩弄了整整二十七年。
崇禎三年，亦即1630年，北京城內，抗清名將袁崇煥被崇禎皇帝以「通虜謀叛」的罪名處以凌遲，「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再開膛出五臓，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而吞。」「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
1969年11月，共產黨建政的第二十個年頭，「晚上，劉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被專機送往開封的一個特別監獄。由於著涼，肺炎發作，高燒、嘔吐，11月12日凌晨6點死亡。死時，全身赤裸發臭，嘴鼻變形，白髮有一尺多長。」劉少奇在被批鬥的時候，「被打得遍體鱗傷。革命小將把他拖進拖出，象拖死狗。但他還是不低頭。」劉少奇被害死的罪名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因為看到餓殍三千萬，良心發現，才犯下如此大罪。為了幾億人不再餓死，劉少奇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
崇禎皇帝可惡，毛澤東更可惡。但是，光是這兩個皇帝作孽，這兩大冤案能成立么？就個人而言，袁崇煥也罷，劉少奇也罷，都不是完人。他們只是做了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眾的事情，卻得到如此報答。皇帝是沒有反省能力的，但民眾不能沒有這樣的能力。但願這樣的冤案，不要再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首發於《中國人權雙周刊》
鎮壓反革命無疑是紅色王朝的開場鑼鼓。舊政權的中下層官吏，農村裡的鄉紳階層，城市裡的幫會異教，幾乎一網打盡。究竟殺掉多少，具體數字恐怕很難弄清楚。僅就官方的統計和毛澤東本人的坦承，就有幾百萬之巨。經由暴力革命到手的天下易幟，血洗清算是順理成章的殘酷。由此再反觀袁世凱的和平請退清室，是多麼難能可貴的政治手筆。清室貴族真該感謝這位被他們恨之入骨的逆臣，讓他們沒有遭受革命的清算。蔣介石的審判漢奸雖然不無誇張，殺了不該殺的，判了不該判的，從而把自己那份該負的國土淪喪之責，推得乾乾淨淨；但比起共產黨的鎮壓反革命，可謂小巫見大巫，有如和風細雨比之於暴風驟雨。
鎮壓反革命的血腥屠殺，在中國歷代王朝更迭史上，乃是最為殘暴的。這種殘暴既是對舊朝的報復，又有革命本身的原教旨意味，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追溯革命的歷史，有法國大革命之於路易十六的斷頭台，又有十月革命之於沙皇的槍殺。暴力革命需要流血，革命成功則需要血祭。從意識形態上說，這是新興的專政方式。就王朝歷史而言，這是古老的更替儀式。當年被人稱作周公的姬旦，就這麼屠殺過殷商遺民。共產黨的鎮壓反革命，不過是把這兩者同時推到了極致。對比之下，就近而言，袁世凱的改朝換代方式實在令人懷念；至於商周之交之際，周武王打下朝歌后的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更是一派為後世草莽所難以企及的君子風度。要說中國人只有血腥的傳統，是不確切的。平和的交接，既有近案，又有遠例。只要不被暴力革命嚇懵掉，不必諱莫如深。
倘若說，共產黨建政時的這場屠殺有什麼特色，那麼也許當數毛澤東在這過程中突發奇想似地發明並嘗試的思想改造。日本戰犯，前清皇帝，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一個不殺；統統關起來，讓毛澤東做思想改造的實驗。多年以後，這些犯人全都以改造好的名義先後釋放。這與其說是共產黨的網開一面，不如說是以此證明毛澤東思想改造的卓成成效。這可能是毛澤東與昔日帝王最不相同之處，不僅熱衷於武力征服，還喜歡讓階下囚證明毛澤東的思想如何所向披靡，如何戰無不勝。這叫做在佔有江山的同時，佔有人心。
西方人通常把喬治.奧維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作為解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典寓言，殊不知，那只是以蘇聯為模型的推理和演繹。毛澤東的帝國，其專製程度，遠遠超出喬治.奧維爾的想像。喬治.奧維爾僅僅看出了共產主義革命如何以人民的名義，把人民變成了奴隸。喬治.奧維爾不知道毛澤東如何用中國式的戶口制度外加檔案制度，做成一道無形的鎖鏈，把農民鎖在土地上，把工人鎖在工廠里，把全體中國人鎖在他們各自的單位里。這個號稱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把人民變成了奴隸，讓公僕成為主人，而且還通過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製造千百萬政治賤民，作為被任意污辱和任意損害的社會最底層。這群賤民的存在，既可以讓民眾隨時隨地發泄被共產黨煽動起來的階級仇恨，又可以恫嚇民眾：誰要是不服從黨的領導、不服從思想改造，誰就會變成這樣的賤民。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無論是蠻族入主的屠殺，還是有清的文字獄，其專制其野蠻其恐怖，全都及不上毛澤東的紅色帝國。蘇聯的專制算得恐怖了，但毛澤東的專制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聯的紅色獨裁者將鐐銬戴在蘇聯人的手腳上，毛澤東的帝國則把專制像種莊稼一樣地種在中國人的心底里。就此而言，蔣介石的沒文化，還真是民國時代中國人的幸運。
通過土改剝奪地主，再通過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收繳農民分得的土地；通過所謂的工商業改造，剝奪城市裡從企業家到銀行家的一切有產者。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全部剝奪完畢，開始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諸如此類的所有自由以及相關的所有權利。甚至娛樂的權利和自由，也在剝奪範圍之內。也即是說，不僅精神被桎棝，就連慾望的合理性，諸如美食、跳舞、休閑、社交、性愛等等，也被取締。輿論一律的意識形態，還得加上清一色的生活方式。住房一律，服飾一律，言語一律，走路的姿勢一律，臉上的表情一律，甚至夫妻性交方式也一律。這是一個被言詞描述的天堂，實際生活的人間地獄。這既是一個奴隸制國家，有自稱公僕的主人和被說成主人的奴隸構成；這又是一個天羅地網一般嚴密的警察國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畫地為牢。
從造反起家的革命團伙，一旦坐了江山，必定要剝奪他人造反的權利，消除他人造反的可能。革命成功地將革命認定的敵人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使之永遠不得翻身。按理說，革命至此，應該結束了。但革命卻沒有結束，也無法結束。就好比搶劫成功之後，有個分贓問題。革命成功之後，同樣也存在權力的分配問題，最高權力的歸屬問題。於是，革命不知不覺地從黨外轉向黨內。一次比一次劇烈的黨內鬥爭，成為一個又一個折磨共產黨的惡夢。在革命的歷史上，法國大革命砍掉皇帝，接蹱而止的，便是革命領袖之間的互相殘殺。十月革命處決沙皇，隨之而來的報應則是斯大林比十月革命更殘酷更恐怖的黨內大清洗。中國的共產黨在革命勝利之後，面對的是幾乎同樣的劫難。
在中國歷史上，這類劫難通常發生在新王朝的家族內部。最為著名的例子有周初的姬旦攝政，弒兄逐弟；還有唐初的玄武門之變，也是兄弟相殘，最後秦王李世民勝出。這種王室家族裡的手足相殘，傳染到執政前後的革命政黨，便是黨內同志間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共產黨的話語里，打倒舊朝叫做階級鬥爭，清洗黨內異己叫做路線鬥爭。
在清除舊朝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無論是土改，是鎮壓反革命，還是工商業改造，以及三反五反打擊資本家，舉國上下，全然一派同仇敵愾，比抗擊日本侵略者還士氣高昂。不僅黨內非常一致，而且黨外所謂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也高度認同。然而，鬥爭的鋒芒一旦轉向黨內的高層內訌，黨內黨外全都噤若寒蟬。因為以大家正在被改造的頭腦，弄不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說實在的，有關高崗一案，也許唯有當時的當事人，最為心知肚明。
這並非是說，高崗一案如何神秘，而是意指，毛澤東的家天下慾念和共產黨的黨天下認同之間的交鋒，適才起於青萍之末。所謂五馬進京，按照官方史書的說法，乃劉少奇建議，毛澤東採納。但從權力鬥爭的情勢上說，未嘗沒有分劉少奇、周恩來之權的意圖在內。按照高崗對饒漱石得意忘形的透露：主席讓劉少奇搞議會、讓周恩來出任部長會議主席、讓他高崗主持政治局云云，分權之意昭然。而毛澤東的權謀又經常在於，自己想做的事情，讓別人、尤其是讓矛頭所指對象自己說出。只是高崗的權術水平太低劣，把雲遮霧障的太極拳打成了虎虎生風的少林拳，不僅驚著了對手，而且嚇著了聖上。
與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毛澤東繼承的是劉邦和朱元璋的傳統，並且訴諸更為高明的路線鬥爭手法。雖說事實上並不見得每次內訌都有政治路線分歧的內容，但清洗他人必須有個冠冕堂皇的說法。過去叫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叫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實質都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不願忍受身邊的功臣，無論在資歷上能力上名聲上尤其在權力上，與自己並駕齊驅。開國皇帝，尤其是起自江湖的草莽，通常不願讓山寨弟兄分享江山。朱元璋的誅殺功臣方式是一鍋端，李自成龍庭還沒坐熱就拿李岩開刀。洪秀全草建天京之後，更是高層內訌不斷。一介草莽披上龍袍，通常希望座下的文臣武將是兒孫輩人物。比如太平天國後期，替醉生夢死的天王挑起大梁的，是年輕一代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文革後期，毛澤東的麾下只剩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許世友一類文武。這在旁人看來有孤家寡人之嫌，但在君王眼裡恰好是權力穩固的標記。這樣的情形，與當年斯大林清洗過後，平輩革命家消失殆盡，倒是十分相像。不過，毛澤東的帝王情結相比於斯大林獨裁，有其迥異之處。
斯大林的專制有類於希特勒，完全是個人野心的實現，個人抱負的施展，並不含有建立血緣意義上的家族王朝傾向。斯大林也跟希特勒一樣具有組織現代化建設的能力，並且不惜選擇遠比希特勒殘暴的野蠻方式，把俄羅斯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一個現代工業強國。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與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義，異曲同工：兩者都具有鮮明的國家主義特徵，都沒有家族王朝意識，子承父傳意識，家天下意識。而這，恰好是毛澤東所具有的情結。就此而言，毛澤東乃是跟蔣介石、李光耀、金日成一類的，具有典型的子承父傳家天下情結。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現代工業社會的領袖人物，而毛澤東再自以為是，也不過是小農社會的產物；睥睨天下之際，眼角情不自禁地流露著濃厚的小農意識，連同小農才有的貪婪。相比之下，蔣介石跟李光耀相類，不喜造反有理；而毛澤東則跟金日成相同，只知道造反有理，根本不懂如何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這可能是斯大林看不起毛澤東而更加欣賞蔣介石的原因之一。似乎可以作為一個佐證，這同時又是蔣介石激賞希特勒的原因所在。因為蔣介石傾心於希特勒是個國家主義者，而斯大林則欣賞蔣介石有國家主義傾向。相比之下，毛澤東確實土得掉渣。毛澤東土在只有王朝情結，沒有國家意識。毛澤東非但不懂國家建設，而且還喜歡隨意揮霍國家財富，換取第三世界對他的個人崇拜。與斯大林總是國家利益至上截然相反，毛澤東從來不把國家利益當回事，在熱衷於滿足個人虛榮心的同時，悄悄地準備讓天下姓毛，從而把江山世世代代傳承下去。這應該是毛澤東把毛岸英派到朝鮮戰場上去的秘密所在。毛澤東這種難以言說的心思，出自《戰國策》的那個著名段落，《觸詟說趙太后》。毛岸英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不知不覺地扮演了一下長安君。至於毛岸英的喪命，只能說是毛澤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高崗一案的實質，乃是最高權力如何歸屬的問題。或者說，是毛澤東走向家天下的小試牛刀。用意識形態話語講說的什麼姓資還是姓社、什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鬥爭，實質上卻是天下到底姓毛還是姓黨的較量。被「東方紅、太陽升」唱得心花怒放的毛澤東，其實早就說過「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倘若看不懂毛澤東這算什麼意思，只消讀一讀這首《沁園春.雪》所羅列的帝王名單，就應該知道毛澤東要大家看的是個什麼樣的「今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這些帝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毛澤東。且不說其它，過去的一統天下，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毛澤東的一統天下，不止於國土，還有天羅地網般嚴密的組織系統，更有數億人口只用一個頭腦思考的統一思想。抱有如此雄心的帝王，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安卧？
高崗不過是毛澤東最先操起的一把刀。這把刀的鋒芒所向，是毛澤東最忌憚的黨內官僚集團實力人物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使用這把刀的意圖，是要粉碎黨天下，走向家天下。其手法與當年洪秀全利用北王韋昌輝滅掉東王楊秀清，如出一轍。區別在於，高崗這把刀不夠鋒利，根本不具備滅殺劉、周的本事。作為對高崗挑戰的反彈，權力最高層迅速集結起劉少奇周恩來乃至鄧小平陳雲的統一戰線。毛澤東一看事情起了變化，馬上棄高自保，反手將高崗打成反黨罪魁禍首。既然韋昌輝滅不掉楊秀清，天王者只能站在楊秀清一邊，反過來滅掉韋昌輝。這可能是毛澤東遠比洪秀全高明的地方：臨危不亂，隨機應變。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高崗以為自己看見了龍首，一轉眼，變成了龍尾。龍尾一甩，高崗見棄。至於高崗的自殺，既是冤悔交加，又是最後的忠誠。
遙想當年，青年毛澤東曾經聲稱：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揚一役，完滿無缺。誰曾料想，坐了江山的毛澤東恰好使用洪楊內訌的招數，整肅黨內同僚。毛澤東這一招棄車保帥式的反敗為勝，讓勝出的劉周諸人看在眼裡，卻不寒而慄。他們不會看不出毛澤東的野心和毛澤東的意圖所在，但他們自忖在權變上遠不是毛澤東的對手。說變就變，靈動得讓他們連想都想不過來。他們唯一能做的只是緊跟與附和，彷彿高崗反對的不是他們，而是毛澤東。毛澤東也樂得順水推舟，彼此心照不宣地讓高崗做了冤大頭。
毛澤東接下去馬上轉身展開思想戰線的鬥爭，又是批判胡適唯心論，又是狠打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這種從思想意識上繼續對前朝的清算里，摻雜著拿他人出氣的憤懣。54年高崗自殺，55年猛批胡適，狠打胡風。倘若高崗是冤大頭，胡適胡風難道不是冤大頭？假如沒有黨內整肅的失手，毛澤東何來對胡適、胡風那麼大的火氣？尤其是那篇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彙編的按語，寫得殺氣騰騰，連明火執仗之類的狠話都用上了。不過文弱書生，犯得著么？劉文典當面頂撞蔣介石，也沒落到胡風那樣的悲慘境地。毛澤東在黨外大打出手，是為了掩飾在黨內見首見尾的尷尬。但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收拾了胡風之後，不動聲色地又把矛頭指向黨內的官僚集團。
56年的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而掀起整個知識界的大鳴大放，可謂是毛澤東的捲土重來。按理說，那年的國際背景，有個匈牙利事件，把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嚇得不輕，共產黨理當收緊輿論才是。但毛澤東卻先是在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56年四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的擴大會議上講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57年二月），指責共產黨諸如壓制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農民退社之類人民鬧事的做法，籍此提出「大鳴大放」，號召黨外民主黨派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在扮演開明君主。從實質上說，毛澤東在煽動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鬧事。從權爭上說，毛澤東企圖藉助黨外的力量，打擊黨內官僚集團，以報復他們在黨的八大上矮化毛澤東的大獲全勝。由於毛澤東掌握了共產黨的話語權，由於毛澤東佔據了黨內話語的絕對優勢，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周恩來，面對毛澤東的這些講話，說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樣的反對意見。毛澤東的講話聽上去與其像是在自說自話，不如像是代表了全體共產黨的發言。黨內的高層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澤東到底想要幹什麼，但他們苦於缺乏話語能力，只能假裝糊塗。再說，他們已經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計較毛澤東的借題發揮。
但高等學府里的一些聰明學生，卻有點聽明白了。大學生們懷著後來紅衛兵之於毛澤東的那種忠誠，以向黨提意見的方式，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發難。一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大辯論晝夜不息。毛澤東更是推波助瀾，將此變成共產黨開門整風。於是，各級黨組織鼓勵大家踴躍提意見。全國上下，向黨提意見，竟成政治時尚。彷彿不向黨提意見顯得很落伍、很冬烘似的，至少是跟不上形勢發展。誰也沒想到，56年的雙百方針，到了57年會發展出一個鳴放時代。這是毛澤東發現洪秀全方式失靈之後，找到的打擊黨內官僚集團的新手段。
手段是新的，但究其根源，卻出自舊的歷史框架。幾千年的王朝專制傳統，是皇帝－官僚－庶民三者組成的一個三角平面，彼此互相制約。皇帝打擊權臣官僚，有時會利用庶民的力量。而庶民與官僚發生衝突的時候，也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皇權很容易被駕空，實權又通常在各級官僚手裡。雖然這個三角豎立起來，頂尖的位置屬於皇帝。但把這個三角放到平面上，官僚集團才是角尖的實際佔有者，皇帝經常會落到與庶民同樣的底角上。孟子民為重、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就是基於這樣的社會結構生髮出來，以此勸告帝王體民恤民。孫中山的所謂民生，也是基於這個結構，由君王給民眾生路、讓民眾得以聊生。孟子的民本和孫中山的民生，骨子裡都不是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而只是基於皇、官、民三角結構的皇恩浩蕩理念。這樣的社會結構，也同時導致了平民百姓的聖上情結，產生了清官神話。所謂清官，無非是將庶民和皇帝連成一線的一個中介環節。
清官通常是貪官的對立面。清官既不忤逆皇帝，也不結怨百姓。清官是官僚集團中產生出來的道德楷模，倫理榜樣；有時維護百姓的利益，有時維護朝廷的綱紀。由於與百姓直接發生衝突的，通常是各級官吏，即便是皇帝的作孽，也由官吏執行；因此，皇帝在庶民心目中永遠聖明。庶民與官吏間的齟齬，通常指望皇帝仲裁，久而久之便構成庶民的聖上情結。再加上中國的皇帝本來就是天人合一，人神不分，號稱天子，更讓民眾敬若神明。庶民即便造反，也通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而庶民的逼上梁山，又通常是由於清官完全缺如、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伸的走投無路。《水滸傳》一類的小說，說到農民造反的原因，不是皇帝如何昏庸，而是京城裡出了蔡京高俅童貫楊戮一夥奸臣。毛澤東利用中國民眾的這種聖上情結，以及對官僚集團的仇視傳統，把他的造反有理，由以前的自下而上，變成了坐了江山之後的自上而下，亦即由皇帝直接煽動民眾，大造官僚集團之反。
倘若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僅止於傳統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毛澤東不會翻臉，黨內官僚也找不出勸止毛澤東的借口。然而此刻的知識分子也罷，大學生也罷，都不是宋江盧俊義之輩，都不是毛澤東下意識假設的武松李逵之流。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說來說去，自然而然要歸咎一黨專制的弊病。再說，當年共產黨也曾經如此這般地批評過在朝的國民黨。雖然共產黨未必有改弦易轍選擇民主政治的意思，但重複一遍共產黨當年說過的話語，並不如何離經叛道。黨內黨外一大批知識分子，當年都受過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且不說黨外民主人士，即便是黨內知識分子，也一樣的摯愛德先生賽先生；其熱忱程度，絕對不下對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言論一自由，思想一解放；人心所向，一目了然。這不僅讓黨內官僚驚慌不已，也讓毛澤東大吃一驚。
毛澤東於是故伎重演，神龍首尾翻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將雙百方針變成了引蛇出洞。毛澤東的反右陽謀，全然一付小人嘴臉，並且說得振振有詞。秦始皇只知道焚書坑儒，還不至於先欲利用書生，一旦利用不成，再反手打入地獄。毛澤東耍弄的是一付秦始皇時代難以想像的流氓腔調，一種比蔣介石還無賴的潑皮習性。古代的帝王，專制的不少，但耍賴的不多。因為耍賴有損帝王的威嚴。殊不知，毛澤東的威嚴恰好通過耍賴而成。這與其說是毛澤東太墮落，不如說是時代太淪喪，中國民眾太愚昧，共產黨的官僚太怯懦。整個共產黨官僚集團因此與毛澤東一起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雖然鄧小平充當了反右的頭號打手，但劉少奇、周恩來等所有高層官僚，全都難辭其咎。即便以忠厚著稱的朱德，竟然也對右派義憤填膺。謀求家天下的帝王和堅持黨天下的官僚，此刻槍口一致對外，將五十多萬書生打入地獄，成為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列的賤民。
反右讓毛澤東完全改變借黨外力量打擊黨內官僚的初衷。從彼此的較量上說，毛澤東又輸了一場。但毛澤東由於趕緊讓五十多萬書生做了他的墊背，看上去卻反敗為勝，成為打退右派猖狂進攻的主帥。領袖，依然偉大。可是這並不意味著領袖要與黨言歸於好。毛澤東驚魂甫定，馬上給了周恩來一巴掌。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毛澤東將矛頭直指周恩來的發難，推向高潮。不僅會上大張旗鼓，還在會議期間的私下談話中，藉助柯慶施的冒進文章，向周恩來當面進逼；措辭嚴厲，擺出一付準備與周恩來決一死戰的架勢，把周恩來嚇得趕緊檢討，以求自保。
冒進反冒進，其實並非什麼了不得的根本分歧，或者說無關乎大是大非。所以周恩來起先並沒有意識到問題有如此嚴重。把此事提到威脅周恩來辭職的高度，其實是毛澤東絕地反攻，拚死一戰。經過高崗事件和鳴放轉為反右的連續兩次失利，毛澤東雖然領袖的威望猶在，但實權地位卻岌岌可危。早在高崗一役之後，黨內官僚集團就已對毛澤東高度警惕。蘇聯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更是給中國共產黨十分及時地敲響了提防個人崇拜的警鐘。在56年黨的八大上，劉少奇特意在政治報告中強調集體領導。全黨一致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明確提出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這一句句共產黨官話背後的潛台詞不言而喻：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不是任何個人的天下。八大對毛澤東最為沉重的打擊，是在黨章中刪除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此議由彭德懷提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當即表示同意和通過。八大，是黨內官僚集團對毛澤東最有力的反擊，也是毛澤東家天下和共產黨的黨天下之爭的重要里程碑，以毛澤東的落敗告終。毛澤東接下去藉助黨外力量所做的大鳴大放還擊，又被迅速轉變成反右運動。倘若毛澤東再不有所突破，那麼很可能成為被架空的晁蓋。毛澤東選擇的突破口，便是周恩來。
周恩來是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在權力鬥爭的天秤上，周恩來具有舉足重輕的份量。可以說，周恩來的倒向哪一邊決定了將由誰最後勝出。作為總理，周恩來未必合格。一如當年周恩來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很不稱職。周恩來既沒有林彪那樣的軍事天賦，又沒有劉少奇、鄧小平那樣的治國能力。周恩來的特長在於：人際間的周旋本事，各種場合的演戲天才。周恩來是個天生的公關好手，形象大使；風度翩翩，八面玲瓏。周恩來又是個天生的一流戲子，無論什麼樣的劇目，都能演得恰如其分。穿起軍裝，看上去像個百戰百勝的軍事家。置身文人墨客，儼然一介儒雅書生。社交場合，眾星捧月。釵粉堆里，白馬王子。面對民眾，慈眉善目。與政客寒喧，美男含春威不露。會見各國首腦，雍容大度，領袖風範十足。演什麼像什麼。哪怕阿諛奉承，也能讓人感覺吹氣如蘭。你可以說，周恩來什麼都不是：不會打仗，不會吟詩，不會寫作，不懂經濟，不明歷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有知。但你又可以說，周恩來什麼都是。因為他什麼人物都扮演過，包括間諜頭領。周恩來的什麼都是，使他可以穿梭於各式各樣的人群，如魚得水。周恩來的什麼都不是，又讓他對有真本事者天然有敬。諸如能打仗的林彪，能建設的劉、鄧等等。至於他對毛澤東的敬畏，更是心悅誠服。周恩來知道自己永遠成不了九五之尊，但任何一個帝王又少不了這麼一個人物做左臂右膀。周恩來的什麼都不是，讓主席永遠不會懷疑其野心會大到足與匹敵；周恩來的什麼都是，使聖上驚訝於此公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凝聚起一個人才濟濟的幕府，就可以成為一大群人的核心。
因此，打倒周恩來，可能意味得罪一大批。但爭取到周恩來，則意味著籠絡一大群。古人有言：將欲取之，必先與之。而毛澤東的靈活應用在於：必先與之，不如擊之。毛澤東的打擊周恩來，並非真要除之而後快，而是以擊為取，以痛擊而收到對方最終臣服的效果。毛澤東成功了。不管周恩來是否看出毛澤東的欲擒故縱，周恩來選擇了臣服，並且是毫無抵抗的順從。於是，周恩來的檢討通過，總理，還是總理。
毛澤東的冒險出擊，另有一個意外收穫，那就是各個擊破，依然有效，只消找到合適的突破口。周恩來遭批，劉少奇一聲不吭，只圖自保。毛澤東由此看出了對手的致命弱點：沒有膽量聯手對抗。因此，劉少奇官僚集團在八大上痛批個人崇拜，其實是風聲大，雨點小，並不意味著毛澤東通向家天下的道路，就此被堵死，只是時機未到而已。
但毛澤東的出擊，也給自己帶來一個難題：既然不許批冒進，那麼應該如何個冒進，得做給大家看看。官僚集團不敢公開對抗，可是他們可以冷眼旁觀，觀看對經濟建設一竅不通的毛澤東出醜，期待毛澤東犯錯。批反冒進等於一言既出，接下去就得駟馬難追。毛澤東此丑不僅非出不可，而且唯有挺過這一關，才能繼續後面的較量。於是，就有了那場大躍進的瘋狂。
倘若說，五七年的鳴放，毛澤東的賭注是數百萬知識分子的命運；那麼接蹱而止的大躍進，毛澤東的賭注則是幾億人口的死活。
毛澤東輸了。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導致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無論按照哪朝哪代哪國哪家的法律，毛澤東都死有餘辜。但這個卑怯的政黨，對毛澤東做出的處罰，不過是正式同意他退居二線而已。毛澤東順水推舟，讓出國家主席一職，以退為進，伺機反撲。至於他在廬山會議上的痛擊彭德懷，乃是殺雞儆猴。
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向黨大耍流氓，出言幾近潑婦。一會兒拿兒子死了說事，嚷嚷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言下之意乃是：我唯一健全的兒子沒了，你們還想怎麼樣？一會兒又惡語相向，口口聲聲表示要上山打游擊，以此威脅對手：誰要是跟我較真，我就跟他拚命。最後，重拳出擊，將彭德懷、張聞天等敢言批評者打成反黨集團，從而淪為黨內賤民。
剛上廬山時，毛澤東其實十分心虛，裝出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找人談話摸底。毛澤東完全知道，他所謂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外行冒充內行的不懂裝懂，一味蠻幹。毛澤東此舉闖下大禍，出了巨丑，從而使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所謂三面紅旗，成為共產黨有史以來的最大笑話。六億五千萬中國民眾，為毛澤東鬧出的這個笑話付出慘重代價。毛澤東起初的摸底，是想弄清楚，黨內員眾對他的不滿到底有多深，從而尋找如何過關的法子。毛澤東沒想到心直口快的彭德懷竟然會那麼天真地送上門來，成為他轉移鬥爭大方向的絕妙靶子。這次會議本當清算毛澤東的禍國殃民，結果反過來，成了毛澤東擊退又一個反黨集團。
按照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彭德懷確實像個典型的清官。此公一生正氣凜然，魯莽有加。抗戰時，不顧毛澤東坐觀虎鬥的心計權謀，毅然率眾向日軍開戰。韓戰爆發，黨內高層大都反對出兵，林彪不願出征，彭德懷卻傻乎乎地自告奮勇，擔當赴朝總司令，替毛澤東排憂解難。毛澤東步洪秀全後塵大享艷福，把文工團當作流動後宮，彭德懷喝令解散。毛澤東熱衷人個崇拜，屬意於家天下，彭德懷提出刪除毛澤東思想。大躍進勞民傷財，把民眾尤其是農民折騰得慘不忍睹，黨內官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敢怒不敢言，彭德懷拍案而起，「我為人民鼓與呼」，給毛澤東寫了萬言書。
按說，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內袞袞諸公，也算是歷經風浪之輩。倘若他們能夠團結一致，能夠堅定不移地站在彭德懷一邊，他們完全有可能讓毛澤東不得不低頭。他們本來就在等著毛澤東犯錯，此刻不擊，更待何時？當初彭德懷提議在黨章中刪除毛澤東思想，這是他們全都同意，一致通過的。就利害關係而言，彼此也該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至少是唇亡齒寒。更不用說，此乃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幾億人口的生生死死，豈可兒戲？他們不是不知道彭德懷言之有理，不是不知道毛澤東蠻橫無理，但他們竟然寧可為虎作倀，助毛為虐，也不願意憑著良心良知，與彭德懷生死與共，不願將毛澤東斷然扔到被告席上。
從純粹的權爭角度來說，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先前制服周恩來的高明。倘若周恩來此刻挺身而出，劉少奇也許不會退讓。六個政治局常委當中，除了朱德可能中立，其他兩位是相當務實的鄧小平（當時不在廬山上）陳雲，毋庸置疑不滿毛澤東的大躍進，會選擇站在劉少奇一邊。毛澤東在權力最高層里，全然一個孤家寡人。59年的廬山會議，可說是體現集體領導、體現黨內民主的最佳時機，但被這些黨內官僚很不負責地錯過了，從而使八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成了一紙空文。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原來只是紙上談兵！
官僚集團錯失良機。毛澤東也趕緊收回拳頭。倒彭之後，毛澤東裝作認真退居二線。彷彿是酬謝劉少奇們放他一馬，又像是一招潛龍勿用，把自己藏到別人打不到的地方。不過，此後那場文革浩劫，卻已經開始在毛澤東心裡悄悄醞釀。作為這種醞釀最微妙的佐證，便是私底下請前妻賀子珍上山。在權貴集團里已然孤寡的毛澤東，準備起用自己的女人。無奈賀氏神志不清，已然廢人一個，根本無法成為毛澤東的馬前卒。毛澤東於是讓江青上山，替他探路摸底。倘若賀氏健步如飛，精神抖摟，也許比江青更具殺傷力。毛澤東的拿自己女人作武器，可能算是對他年輕時激烈倡言婦女解放所作的別一種註解，並且在文革當中運用到翻雲覆雨的地步。這跟洪秀全把女人純粹當作洩慾工具，倒是不相雷同。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耍潑，確實把黨內各級官僚嚇得不輕。也許張聞天那樣的書生型共產黨人，內心深處不會屈服於毛澤東的如此蠻橫；但許多草莽人物卻會認定，龍顏大怒，理當如此。毛澤東在廬山上耍狠過後，黨內黨外的政治空氣，令人窒息。全國上下，萬馬齊喑；饑民成群，哀鴻遍野。毛澤東卻輕鬆地伸出三根手指：三分人禍，七分天災。劉少奇忍無可忍，反唇相譏，針鋒相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坐著專列，毛澤東四處遊走。這可能是毛澤東有別於史上帝王坐龍庭的君臨天下方式，以免對手把自己關在深宮內。不同於最高層的孤寡，在地方上，毛澤東不乏逢迎之徒。毛時代的方面大員，不要說找不出可以與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相比的封疆大吏，即便是吳佩孚、閻錫山、唐繼堯之輩，也已成了遙遠的往事。濫竽充數，阿諛奉承，上揣聖意，下欺草民；他們可以製造畝產萬斤的高產田，可以收繳老百姓的鍋碗瓢盆扔進小高爐煉出鐵疙瘩。歷史上最愚蠢的地方官干不出的荒唐事，他們全都幹得不亦樂乎。毛澤東因此龍顏大悅，自我感覺帶領六億民眾，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近看是一夥無知無畏的草莽，遠看是一群史無前例的瘋子。
三年大飢荒，餓殍三千萬。62年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終於憤起直言：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在另一次會議上，劉少奇更是感慨：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此言已經有了請毛澤東下台的意思。但這恰好是當做不當說的事情。比起毛澤東，劉少奇在政治上幾近幼稚。
由於劉少奇說出了眾人許多敢怒不敢言的心聲，威望鵲起。事實上，此刻最該說話的，也就是接替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只不過為時晚矣。廬山會議是讓毛澤東低頭的最好時機。三年過後發難，雖然災禍事實更具說服力，但政治鬥爭之水早已被毛澤東攪渾。各級官僚心有餘悸的，並非是一場駭人聽聞的人禍，而是彭德懷等人的被打成政治賤民。再加上劉少奇自己都怯於公開直面毛澤東，不得不裝模作樣地承認，那場災禍，黨內高層，人人有責；因此，即便他再使出渾身解數以證明自己的治國能力，也很難對照出毛澤東如何無能，理當下台。
劉少奇是個頗有儒商氣質的共產黨領袖，《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與其說是在表述共產主義信仰，不如說是在重複孔儒倫理。劉少奇能夠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號人物，是因為很早就看出毛澤東的政治才能，一直擁護毛澤東。從遵義會議上批評周恩來指揮不當、要求恢復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到在抗戰期間支持毛澤東消極抗日的「獨立自主原則」，和毛澤東一起，與長江局的王明、周恩來對峙，到在黨的七大上與毛澤東結盟，成為黨內兩條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一，毛澤東代表蘇區武裝鬥爭，劉少奇代表白區地下鬥爭。也是在七大上，劉少奇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並且寫進黨章，最終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
倘若說，毛澤東是個打江山的梟雄，那麼劉少奇則是個治國天才。在治國方略上，劉少奇頗有自由經濟思想的頭腦，並且摻帶著猶太商人的精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成為共產黨之於商業文明的一句名言。共產黨建政之際，劉少奇曾以剝削有理的詼諧，安撫城市裡的資本家。建政之後，劉少奇施展出相當出眾的治國之才，凝聚起了自己的人脈和人氣。不僅周恩來向他靠攏，就連五馬進京時進入最高決策層的鄧小平，也成為他的追隨者。要是沒有毛澤東搗亂，劉少奇有能力做出一番像樣的治國大業。當初的反冒進，乃是劉少奇阻止毛澤東不懂裝懂瞎指揮亂干預時提出的一種說法。毛澤東自知理虧，無法與劉少奇正面交鋒，才極其陰暗地選擇了周恩來做權爭的突破口。
且不說有多麼偉大的理想，共產黨只消有點良心，也應該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替中國人民作出正確的選擇。然而，悲哀的是，即便是劉少奇本人，都不想真的請毛澤東下台，而只是想把毛澤東高高掛起。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有過讓毛澤東擔任名譽主席的設想。但他們理當知道，毛澤東豈能答應只擔虛名，了無實權？
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帶領眾人痛定思痛之際，林彪再度出場護駕，從而獲得毛澤東的大聲喝彩。林彪護駕尚可圈點，聖上急不可待為之喝彩，實在有失人君之尊。草莽帝王此彩喝得有如潑皮牛二。林彪就此徹底中止原先的悠然休閑，趟入權爭的渾水。
林彪是共產黨的戰神，好比荷馬詩史所述希臘聯軍中的阿喀琉斯；雖然為人處世低調，卻與阿喀琉斯一般心高氣傲。最受毛澤東器重的是林彪，最敢對毛澤東說不的也是林彪。林彪雖然年輕時懷著理想投身革命，及至親歷過逐鹿天下的殘酷，轉向信奉孔儒。戰功赫赫的林彪，骨子裡並不好戰。當初出兵朝鮮，不僅拒絕毛澤東的授命，還對毛澤東的窮兵贖武頗有微詞。林彪長征時曾經要求解除毛澤東的指揮權，認為毛澤東根本不會打仗。坐了江山之後，林彪又公開提醒過毛澤東不要成為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在共產黨三位最為能征善戰的將帥中，劉伯承退入學院做教頭，栗裕不受重用，林彪起先一直稱病，遠離權力中心，由於拒絕領兵赴朝還一度退役賦閑。林彪的復出，既有毛澤東的一再苦苦相逼，又有自己的拗不過皇恩浩蕩，躲不過忠義二字；拔刀相助是義，報效今上是忠。毛澤東在最高權力層中的孤寡情形，讓林彪看在眼裡，恰好成為挺身護駕的理由。林彪的護駕帶有濃厚的孔儒倫理色彩，一如《紅樓夢》里的焦大對主子的忠心耿耿。這樣的護駕，同時又帶有武將之於文臣的輕蔑，或者說，不無打江山的功臣之於坐江山的重臣的優越感。
倘若在廬山會議上，林彪的指責彭德懷，還僅僅是替毛澤東解圍，那麼及至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護駕卻變得極其誇張，竟然顛倒黑白：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現在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的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林彪此刻全然一付小兄弟幫忙打架的口氣：毛主席的領導，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正確的。林彪就此斷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林彪此時此刻完全忘了自己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前車之鑒，提醒過毛澤東。
林彪的出場，再加上周恩來的臣服，使毛澤東在高層的孤寡局面，全然改觀。林彪甫趟權爭渾水，旋即被毛澤東拉進權力最高層，並且取代彭德懷成為國防部長。戰神林彪，捲入權爭，幾近兵痞。在廬山會議上，林彪還算客氣，畢竟是並肩浴血奮戰過的戰友，不過是警告彭德懷，不要逞英雄。並且，毛澤東提及舊事、冤枉彭德懷長征路上指使林彪寫信解除毛澤東軍事指揮權，林彪還當場澄清，此信與彭無關。及至七千人大會護駕，林彪強詞奪理，言語蠻橫。不知是不是由於林彪曾經如此護駕，鄧小平到八十年代依然耿耿於懷，堅決不讓平反文革中林彪反毛一案。
七千人大會，雙方已然站隊。毛澤東擁有林彪的支持，劉少奇身後站著鄧小平、陳雲等主持經濟大局的高官，曖昧的周恩來一面悄悄靠近劉少奇，一面向毛澤東暗送秋波。數年之後，文革爆發，周恩來只消將身子微微一側，權力的天枰便發生毛重劉輕的傾斜。作為一個戲子，周恩來完美無缺；但作為一個政客，周恩來也跟其他佞臣一樣無恥。
七千人大會以後，雙方開始了一場古怪的競賽。一方面是劉少奇的解民於倒懸，救民於水火；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大講階級鬥爭，林彪的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一者是要讓老百姓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一者是要把六億人民趕進階級鬥爭的斗獸場。
中國民眾在大飢荒以後，確實過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劉少奇以「三自一包」給農村裡農奴般的農民們鬆綁：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同時又以「四大自由」，自由租佃和買賣土地，借貸自由，貿易自由，扭轉整個經濟低迷局面。倘若沒有毛澤東的胡作非為，劉少奇籍此走向曾國藩式的改革開放，是完全可能的。而毛澤東死後的鄧小平改革，其實就是當初劉少奇所走的治國道路。在劉、鄧主持經濟復甦的同時，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向知識分子作委婉的賠禮道歉，把知識分子歸入「勞動人民」加以保護。文化自由是經濟自由不可或缺的雙翼之一。周恩來之於毛澤東的臣服是被迫的，違心的，有如當紅妓女遭遇強硬嫖客。只是一旦助毛為虐起來，周恩來也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的：一甩手拋棄跟隨他二十年的衛士，在愛女孫維世的逮捕令上簽字，向江青獻媚，甚至在毛澤東的侍妾面前低聲下氣。如此等等。
中國人民舒心之日，便是毛澤東倍感失落之時。在劉少奇復甦國民經濟的時候，毛澤東一會兒躲進專列，一會兒鑽入行宮，一會兒游泳，一會兒題詞；一面御女無數，像洪秀全那樣沒完沒了地滿足下半身的需要，一面大放厥詞，把現狀描繪得一團漆黑。毛澤東以最陰暗的心理，發出最蠱惑人心的噪音：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劉少奇辛辛苦苦地造福於民，毛澤東卻輕輕鬆鬆地大談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把只有資本主義（致富的別名）才能救中國的真理，說成只有社會主義（貧窮的禍根）才能救中國的歪理。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家一樣，劉少奇也苦於沒有治國話語，缺乏改革理論，為自己的「三自一包」為自己的「四大自由」保駕護航，只好聽憑毛澤東胡說八道。
此刻，助毛為虐的林彪，完全把自己綁在了毛澤東的戰車上。經過對毛澤東的一番揣摸和研究，林彪提出一整套個人崇拜話語，諸如「三八作風」，「四個第一」，「活學活用」。林彪的名言是，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林彪下令《解放軍報》每天刊登毛澤東語錄，又親自給軍隊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阿喀琉斯從頭到腳變成了戈培爾。如此一片氛圍下，一個叫雷鋒的大頭兵，被渲染成比顏回還顏回的學習聖上思想標兵；其滑稽，其荒唐，足以讓孔夫子愕然失色。
林彪把毛澤東崇拜推向頂峰的所有言論，只消換一個角度觀察，幾乎全都可以聽作反話，有如不動聲色的諷刺，一本正經的黑色幽默。從後來林彪死後由官家披露的林彪反毛罪行當中，可以看出，林彪並非不知道毛澤東是個什麼東西。林彪如此寫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林彪深知毛澤東的權斗手法：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從林彪九大以後的不願再搞階級鬥爭可以得知，林彪並非像毛澤東那樣醉心權爭，漠視國計民生。林彪當時的瘋狂捧毛，只是意在打擊毛的對手劉少奇。等到劉少奇被打倒，林彪認為共產黨應該替這個國家做的，其實還是劉少奇所做的事情，發展國民經濟。林彪誤以為毛澤東也是這個意思，殊不知，毛澤東的真意並不在於要不要給人民活路，而在於這天下到底姓黨還是姓毛。這是林彪沒能把毛澤東琢磨透的地方，毛澤東是真的想做始皇帝。就算沒有了兒子，也要讓侄子，甚至讓老婆做接班人。這與其說是個性強橫，不如說是小農的偏執。
毛澤東文革作祟，可謂精心策劃。讓林彪拿著槍杆子替他壓陣，讓姚文元之類的筆杆子替他開路。一會兒評《海瑞罷官》，一會兒批判「三家村」，矛頭直指緊跟劉少奇的北京市委。毛澤東還嫌不夠火爆，親自出馬，赤膊上陣，充分利用他在黨內的話語優勢，從意識形態入手，把共產黨所有主政部門，說得一團漆黑。不是閻王殿，就是獨立王國，並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經過一番指鹿為馬的抹黑，毛澤東發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戰鬥令，向全國貼出他那張氣勢洶洶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倘若共產黨內有個把頭腦清醒點的領袖，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場最猖狂最囂張的反黨運動。
然而，不要說黨的各級官僚，即便是劉少奇本人，都被毛澤東的氣勢洶洶給弄懵了。因為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確實在馬列經典中找不到什麼出處。就像馬克思在跟女傭偷情時根本沒想到應該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添上一條：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革命領袖天然享有跟任何一個革命女性睡覺的權利。列寧在染上梅毒的時候，也不曾想到在《國家與革命》中加上一條：任何跟領袖上床的革命女性，除了應有的革命覺悟，還必須身體健康。馬列經典的杜撰者們，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打碎國家機器，如何剝奪別人的財產。至於如何讓人民致富，他們通常留給修正主義者去思考，或者留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去研究。馬列主義的唯物論雖然把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但這種主義卻從來不把如何讓民眾豐衣足食當回事。馬列主義有個不成文的邏輯：貧窮就是真理，真理永遠在窮人手裡；窮人總是要造反的，所以造反有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歸結為造反有理一說，在邏輯上確實是成立的。
就像劉少奇主政的那幾年，自由市場上的雞蛋都是偷偷摸摸買賣的；劉少奇的恢復國民經濟，也是在失語狀態下不聲不響推行的。因為馬克思沒有說過，雞蛋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賣。馬克思只是說過，剝奪者被剝奪。於是，剝奪毛澤東國家主席權力的劉少奇，理當被毛澤東發動人民群眾剝奪權力。這在邏輯上是無可挑剔的。即便讓美國的大學教授來說，比如費正清，或者喬姆斯基，他們也一定會同意：劉少奇應該被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剝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一次歷史性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在全國範圍內正式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勝劵在握的毛澤東，牛皮到了連會議都不屑出席。而主持這次會議的，恰恰就是即將被這個通知打倒的劉少奇本人。這除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因襲作怪，更在於與毛澤東對抗的治國話語，完全缺如。話語在這場權爭中可謂至關重要。因為沒有話語，劉少奇不得不接受被打倒的事實，並且還自己主持宣判自己死刑的會議。因為沒有話語，鄧小平於八十年代重新開始劉少奇未競的改革開放事業時，不得不聲稱，凡是有關姓社姓資問題，不討論，不爭論。當年，跟隨劉少奇恢復國民經濟時，鄧小平只說過一句：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比起毛澤東振振有詞的造反有理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共產黨的改革家在話語上貧乏到了極其可憐的地步。
過去有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此刻方知，系鈴本是解鈴人。當初原是毛澤東從抗日政局中解救了共產黨，此刻讓毛澤東把共產黨打倒一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當初是劉少奇提出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此刻讓毛澤東思想打倒在地，頗有冥冥之中的照應。其實，毛澤東那套爭奪江山的陰謀權術，能算作什麼思想？《矛盾論》是一鍋把馬列教條和申韓權謀煮在一起的夾生飯，與其說是哲學論說，不如說是心計自白。《實踐論》是小農的自作聰明在感官層面上的粗陋表達，在極其唯物的論說里，充滿著慾望的囂張。諸多戰略論說抵不上《孫子兵法》的片言隻語，中國歷史在他筆下只是：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還不如李逵來得直截了當：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相反，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倒是頗有見地的思想。雖然市場經濟理論在西方相當發達，雖然劉少奇未必知道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劉少奇倘若好好總結一下他的這些想法，加以理論表述，不失為中國式的自由經濟初探。劉少奇能夠寫出這樣的論著，遠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要有價值得多。很可惜，劉少奇是個中國式的共產黨人，其頭腦不是被馬列教條所桎棝，就是下意識地受孔孟之道所束縛；還沒跟毛澤東如何交鋒，就先在思想上心理上做了毛澤東的階下囚。
毛澤東先在思想上話語上把劉少奇打倒在地，然後在組織上剝奪劉少奇的全部職務，開除劉少奇的黨籍。相比之下，蔣介石行刺汪精衛，炸碎汪精衛棺柩，實在是太小兒科了。指使幾個特務，偷偷摸摸，純屬牛二水平。毛澤東的氣派應該讓蔣介石望塵莫及：發動了六億五千萬人口，舉國上下，口誅筆伐，光是不停喊口號的洶湧澎湃，都足以把人給淹死。大流氓小流氓有別，於此一目了然。
當然，蔣介石最不及毛澤東的地方在於：蔣介石不懂中國人民，而毛澤東簡直是太知道了。中國人民最崇拜的是牛皮哄哄的人物，能夠用武力奪得江山的人物，能夠把國家玩弄於股掌的人物，可以犧牲幾億人口打核戰爭的人物。中國人民最討厭的是給他們帶來和平的人物，讓他們豐衣足食的人物，保護他們生命財產的人物。基於這樣的文化心理特徵，中國人民有仇恨漢奸的傳統，有痛罵賣國賊的傳統，有抓捕反革命的傳統，有虐殺地主富農的傳統，有批鬥資本家的傳統，有圍攻右派的傳統。文化大革命不過是讓中國人民多了一個傳統，打倒走資派的傳統。就此而言，毛澤東確實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跟著這個領袖，做了許多讓他們揚眉吐氣的事情，讓他們報仇雪恨的事情，讓他們手舞足蹈的事情。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那麼使勁地扭秧歌，喊萬歲，絕對不是假裝的，而是真誠的。他們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時候，感覺像無限崇拜聖上的宮妃，在月光下期待著聖上的臨幸。倘若說，領袖是個十足的流氓，那麼這個山呼萬歲的民族，也不見得有什麼高尚可言。
一場文革，十年浩劫；血流漂杵，死傷無算。經濟停滯，文化凋敝；人心敗壞，道德淪喪。一代學業荒廢，國家幾近廢墟。中國人由此見識了，什麼叫做地獄。華夏民族從此被籠罩於互相懷疑、互相仇恨的歷史陰影，不知何時方能解脫。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遭到空前的摧殘。扭曲的人性，使中國人喪失了正常的平和。一會兒極度自卑，一會兒極其誇張。慾望的過度壓抑，導致無數種的饑渴：對吃的饑渴，對性的饑渴，對關愛的饑渴，對學問的饑渴，對名聲的饑渴，對地位的饑渴，對獲獎的饑渴，對財富的饑渴，對權力的饑渴，對一呼百應的饑渴，對耀武揚威的饑渴，對領袖群倫的饑渴，對君臨天下的饑渴，對扮演帝王的饑渴，對成為明星的饑渴，對成為又一個毛澤東的饑渴。一個毛澤東剛剛倒下，千萬個毛澤東已經遍地成長。如此等等，沒完沒了。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轟轟烈烈，一個根本原因在於，毛澤東激發出了潛伏在人性深處的刑事犯罪本能。從犯罪心理學上說，人的動物性，尤其是獸性，是與生俱來的。人有傷害他人的衝動，搶劫財物的衝動，破壞的衝動，發泄被壓抑的惡念邪念的衝動。要是在平時，打砸搶是要受到制約的。但這種行為一旦有了革命的理由和造反有理的名義，馬上風行天下。慾望有時是非常邪惡的，只要被找到一種不會受到懲罰的庇護，馬上可以變成滔滔洪水，泛濫成災。因此，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其潛台詞無非在於：犯罪有理，打人有理，殺人有理，搶劫有理，破壞有理。用當時的文革話語表達即是：打碎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用毛澤東的說法叫做：不破不立。所謂文革話語，全然是一套犯罪的言詞。諸如砸爛狗頭，火燒油煎，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知當年五四白話的開創者看見這樣的話語，會作何感想。但白話文的反對者林紓，一定哈哈大笑：早就說過了，不過是引車賣漿者之流的言語。不堪入目的文革話語，豈止引車賣漿？！
文革中最蔚為奇觀的是，所有的壓抑，尤其是性壓抑，全都在熱乎乎的頌歌里得到痛痛快快的渲泄。諸如「雨露滋潤禾苗壯」，「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毛主席呀毛主席，革命人民最熱愛你呀熱愛你。你是那一輪紅日，升起在我們的心窩裡呀心窩裡。」「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兒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倘若讓一個不知就裡的旁觀者看了，沒準會產生如此疑問：這個民族怎麼這麼嗲，這麼騷？像一頭髮情的母牛，並且是一頭非常聽話非常順從的母牛。唱著這樣的頌歌，全體中國民眾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毛澤東腳下的奴婢。這可是歷代帝王從沒享受過的樂趣。精神上的強姦，竟然被訴諸情感上的依賴，被表達成熱淚盈眶的崇敬。如此一出沐猴而冠的喜劇，足以使中國人世世代代羞愧難當。
文革的轉折在於林彪的反叛。毛澤東頭頂上的光環，隨著「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公諸於世黯然失色。不管這份紀要是否出自林家父子或者林家死黨的手筆，抑或根據批判林彪的需要而編造的罪證，中國民眾卻是在讀了這份紀要后，才開始恍然大悟的。原來毛澤東是獨裁者，是秦始皇，原來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五七幹校是變相失業，紅衛兵先被利用后成替罪羊，農民缺吃少穿，工人受到變相剝削，幹部敢怒不敢言。所有這些，句句是真話，一句頂一萬句，至少比毛澤東語錄要精彩。
九大以後，林彪漸漸地從戈培爾變回到了阿喀琉斯，從毛澤東的狂熱追隨者和護駕者，轉變成毛澤東獨裁的反抗者，異議者。非常有趣的是，彼此的分歧竟然就是以前劉少奇和毛澤東的衝突內容：林彪認為應該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毛澤東還要繼續革命。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早知自己也有如此一番憂國憂民之心，當初何苦站在毛澤東一邊打擊劉少奇？這場黨內權爭，爭到這個時候，方才露出最為樸實的一面：造反有理也罷，革命無罪也罷，最終大家都還是要活命的，要吃飯的，要穿衣的，要性交的，要成家的，要生兒育女的。毛澤東可以說：八億人口，不鬥行么？那麼別人也可以說：八億人口，不吃行么？不穿行么？不睡覺行么？如此等等。就思想而言，林彪比劉少奇更缺乏話語能力，但就面對毛澤東時的坦蕩而言，林彪卻頗有勇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59年的廬山會議，是林彪第一次護駕。70年的廬山會議，成了林彪最後一次與毛澤東當眾抗爭。第二年的五一勞動節，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看了臉色：一言不發，拂袖而去。這可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乃至彭德懷都不曾有過的無畏和不屈。林彪不愧為共產黨戰神，不愧具有阿喀琉斯的高傲。林彪之子林立果，更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有膽量扮演刺秦的荊軻；雖然立果未果，也已經讓毛姓秦始皇膽戰心驚。這可能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十分鮮見的一頁。毛澤東縱有混世魔王的本事，也自有擊殺魔王的勇士。
正如林彪沒想到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不肯罷休。毛澤東也沒想到，林彪其實跟劉少奇存有同樣的心思，發展國民經濟。毛澤東以為林彪是像汪東興、許世友一樣的家奴，只有對他的愚忠，沒有獨立思考的頭腦。至於林彪之子林立果，也是讓毛澤東很不放心的因素。林立果咄咄逼人的崛起，讓毛澤東憂心仲仲：他死後，江青或者毛遠新能否壓得住。更讓毛澤東擔憂的是，周恩來其實並沒有真正放棄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的想法，從而跟林彪不謀而合。林家父子，由此成為毛澤東家天下的最大威脅，也成為毛澤東把文革進行到底的實際理由。再從毛澤東後來讓周恩來和朱德全都死在他前面的心術和手段，更可以理解毛澤東和林彪的衝突，焦點何在。連始終退居邊緣、白髮蒼蒼的朱德都不肯放過，豈能讓大權在握、重兵在手、虎虎有生氣的林家父子，在他毛澤東面前得勢坐大，再在他毛澤東身後有所作為？
其實，早在打倒劉少奇之際，毛澤東已經悄悄留了一手，那就是不讓把鄧小平置於死地。毛澤東留著鄧小平，當然不是讓鄧小平有機會日後繼續劉少奇的事業，而是用鄧小平掣肘一般人無以掣肘的人物，諸如林彪，或者周恩來。毛澤東深知周恩來不過是個花架子，沒有做實事的能力。但倘若周恩來哪天跟林彪聯手，那麼不要說請鄧小平出山，就是毛澤東本人，都未必壓得住。再說，毛澤東的文革，利用的是林彪的槍杆子，張春橋姚文元的筆杆子。毛澤東既利用他們又暗中讓雙方互相制約。一旦面臨取此舍彼，還是取彼舍此，毛澤東考慮的就不是槍杆子重要還是筆杆子重要，而是哪一方跟自己有平輩之尊，哪一方沒有平輩之尊。開國皇帝向來只用兒孫輩的文臣武將，一如斯大林最後把平輩革命家全部消滅殆盡。
不管林彪有沒有看出毛澤東這種開國皇帝慣有的心思，至少他明白了，人家並不想讓他分享權爭的成果。此刻，湧上林彪心頭的，應該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訓。這樣的故事，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在林彪，全都並不新鮮。可能只有研究這段歷史的某些學究們，覺得很難弄清彼此究竟為何你死我活。
林彪死後，毛澤東開始向周恩來發難，由於通過直升飛機式提拔上來的王洪文不過是個劉盆子，毛澤東只好請出鄧小平(當初毛澤東提拔王洪文，意在立儲毛遠新；其手法與縱容葉群躍上政治舞台，以掩飾江青的赫然登場，如出一轍)。出乎毛澤東意料的只是，口口聲聲永不翻案的鄧小平，骨子裡卻依然不改初衷，不改劉少奇治國思路，而周恩來又像此前跟林彪有所默契一般，跟鄧小平也心有戚戚焉。於是，毛澤東索性把鄧小平重新打入冷宮，再把周恩來置於死地。毛澤東對鄧小平並不放心，但毛澤東料定鄧小平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毛澤東死前最後圏定的權力最高層班底，以江青和毛遠新為核心。毛澤東把權力交給華國鋒，是知道此君不過是個過渡人物，至於權力能否最終過渡到江青或者毛遠新手裡，毛澤東也只能聽天由命。從家天下的打造來說，毛澤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場文革，既是毛澤東推翻黨天下、復辟家天下的努力，也是毛澤東家天下的終結。當年的秦始皇建朝，二世而亡；毛氏王朝雖然比秦王朝更專制，更嚴酷，更是網罩天下，但結果卻比秦王朝還短命。毛澤東死後不出一個月，毛氏王朝便壽終正寢。由此可見，毛澤東臨死之前，為何把葉劍英叫到床前。他確實想託孤，但是想托哪個孤，毛澤東沒能講出口。葉劍英是當時唯一可握軍權之人，毛澤東想讓他扮演一下漢初的周勃。至於毛澤東想讓葉周勃護華國鋒之駕，還是護毛遠新之駕，或者護兩者之駕，毛澤東沒有講出來。但毛澤東肯定沒有讓葉周勃滅掉江青的意思。毛澤東相信江青的忠誠。毛澤東應該是想讓葉劍英護毛氏家天下之駕，但又沒有把握：一向拍馬奉迎的葉劍英，在他身後能否忠於毛氏集團？不管毛澤東如何的機關算盡，總有意想不到之處。毛澤東看出汪東興有魏延嫌疑，但毛澤東絕對不會想到，汪東興會反得那麼快。
毛澤東沒有錯看鄧小平。鄧小平上台之後，馬上恢復劉少奇路線。鄧氏想到過槍斃江青，但絕對不允許全盤否定毛澤東。鄧小平一面恢復劉少奇的治國路線，一面維護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鄧小平學的是蔣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在法統上繼承。在政治角逐中，有時年輕就是優勢，健康就是勝利。毛澤東早走一日，中國人民就早一日獲得解放。但即便如此，中國人民也已陪著這個超級痞子，被折騰被玩弄了整整二十七年。
崇禎三年，亦即1630年，北京城內，抗清名將袁崇煥被崇禎皇帝以「通虜謀叛」的罪名處以凌遲，「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再開膛出五臓，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而吞。」「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
1969年11月，共產黨建政的第二十個年頭，「晚上，劉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被專機送往開封的一個特別監獄。由於著涼，肺炎發作，高燒、嘔吐，11月12日凌晨6點死亡。死時，全身赤裸發臭，嘴鼻變形，白髮有一尺多長。」劉少奇在被批鬥的時候，「被打得遍體鱗傷。革命小將把他拖進拖出，象拖死狗。但他還是不低頭。」劉少奇被害死的罪名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因為看到餓殍三千萬，良心發現，才犯下如此大罪。為了幾億人不再餓死，劉少奇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
崇禎皇帝可惡，毛澤東更可惡。但是，光是這兩個皇帝作孽，這兩大冤案能成立么？就個人而言，袁崇煥也罷，劉少奇也罷，都不是完人。他們只是做了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眾的事情，卻得到如此報答。皇帝是沒有反省能力的，但民眾不能沒有這樣的能力。但願這樣的冤案，不要再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首發於《中國人權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