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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09-7-17 周五, 下午9:11
作者：蘆笛
（二）「西北大聯合」與西安事變殺蔣
所謂「西北大聯合」，我已在有關西安事變的文章中介紹過，乃是我黨於1936年5月至8月間與張學良等人策劃進行的西北獨立運動，亦即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由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第17路軍以及紅軍組成「抗日聯軍」，由張學良擔任該「政府」的主席與聯軍總司令，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並爭取華北宋哲元、山西閻錫山等加入，與蘇聯結成盟國，與東北的「滿洲國」遙相對峙，共同瓜分北中國，與南京政府分庭抗禮。
毛澤東這一肢解中國宏偉設想的靈感，來源於他對聖意的揣摩。1924年5月31日，中蘇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該條約明確宣告：「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並作出了蘇聯撤軍的規定。但蘇軍一直違約賴在外蒙不走。不僅如此，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人霸佔了全東北，日蘇關係趨於緊張。1936年3月間，蘇聯踐踏了上述條約，把外蒙當成主權國家，和它簽訂了「共同防衛條約」。
蘇聯這一行動，給了毛澤東極大的鼓舞，在1936年5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偉大領袖激動地告訴同志們：「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 （1）他就此提出「西北大聯合」的壯麗設想，並為此發動西征，試圖打通蘇聯，為未來獨立的「西北國」接通最強大的外援渠道。
偉大領袖這個戰略設想，完全建立在對上級領導意圖的理解上，那就是把斯大林與外蒙簽訂攻守同盟條約，當成了對中共下一步行動的指示。但這不過是個猜測，大老闆究竟是不是這麼想的，還有待落實。其實不難看出，偉大領袖是自作多情了，斯大林此舉不是對他，而是對著日本人的，其實是告訴後者：外蒙是我的，你們休想來此打主意。哪像偉大領袖所想的那樣，是暗示中國革命者可以效法外蒙共產黨人那樣搞獨立，放手將西北從中國版圖中割裂出去！後來日蘇在外蒙邊境爆發的一系列武裝衝突證明了斯大林的高瞻遠矚，蘇軍正是靠該條約賦予的特權，在張鼓峰、哈勒欣河等地痛擊日軍。
在此，偉大領袖再一次顯示了他在當國后暴露得淋漓盡致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把願望當現實，以此為根據制定宏大的戰略計劃。當然也不能說他完全猜錯了，事實上，他這一偉大設想與共產國際在1936年4月間為中共制定的遠期工作計劃暗合，該計劃規定中共近期以爭取東北軍、晉軍與紅軍停戰為主，以後則要爭取「組織抗日聯軍，以西北為中心」，建立「反蔣統一戰線」（2）。
共產國際之所以作出這計劃，究竟是反映了斯大林舉棋不定，還是反映了蘇聯國家行政部門與輸出革命特設機構之間的溝通障礙，尚待史家進一步考證。我個人覺得后一可能較大，蓋早在1935年年底，蘇聯外交部即向南京政府表示願意討論兩國軍事互助問題（3）。共產國際於1936年8月15日突然給中共來電，否決了「西北大聯合」計劃，要我黨「聯蔣抗日」，也提示外交政策的改變終於在此時傳到了間諜機構。
1936年6月間，「兩廣事變」爆發，兩廣軍閥公開舉兵反抗中央。受此大好形勢鼓舞，黨中央遂決定：「東北軍在西北的發動決不容緩，我們計劃至遲到八月應該發動。八月上旬二、四方面軍可到甘南，那時實是最好時機。」（4）
二、四方面軍確於八月上旬到了包座地區，前鋒抵達甘南，而此時共產國際否決「西北大聯合」計劃的電令尚未下來。若「西北大聯合」真於此時發動，那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從19世紀末葉起，中國就成了日俄兩家競相掠奪的獵物。日俄曾三次簽訂密約，劃定了瓜分中國的分界線：北滿和內蒙西部歸俄國，南滿和內蒙東部歸日本。蘇聯十月革命后，日蘇關係惡化，原來的「協商瓜分」變成了「競爭瓜分」。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獨霸全滿，打破了原來的協議，引起蘇聯反彈，日蘇關係更加緊張。當時日本正在假手德王入侵內蒙，如果西北效法外蒙獨立出去，變成蘇聯的保護國，陝、甘、寧、青、新成了蘇聯勢力範圍，必然要對內蒙構成戰略包圍，日本少壯軍人絕對不會坐視戰略態勢發生如此不利的劇變，大本營內的北進派必然得勢，日軍很可能會進犯外蒙甚至西伯利亞，而這正是斯大林刻意要避免的事。
另一方面，此舉必然極大地刺激南京政府，並將全國的注意力從東北轉移到西北去。西北是中國的傳統領土，中華民族據說就是在那兒發祥的，中國最早的帝都就在那兒，在國人心目中的感情價值絕非關外的新領土東北可比。從西安事變發生后全國一邊倒的強烈輿論抨擊不難推知，「西北大聯合」計劃若真在八月份發動，則大眾本來就深惡痛絕的「逃將」張學良勢必變成國人皆曰可殺的國賊。本來就有眾多親日派在內的南京政府很可能改取聯日制俄政策，而這勢必刺激莫斯科。其時納粹德國正在歐洲崛起，令斯大林日夜不安，他最要避免的便是兩線作戰，因此絕不會輕易卷進遠東的戰事，只會靠外交儘可能把中國政府拉過去。
因此，如果張學良真在八月上旬宣布成立「西北國防政府」，斯大林絕不會支持，更不會如毛澤東預想的那樣「我們可以同你聯盟」。老斯乃是貨真價實的克里姆林宮新沙皇。在他眼裡，馬列教條和「階級情誼」比起帝國利益來輕如鴻毛。他既能為了討好希特勒，把逃到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捆送到蘇德邊境去交給蓋世太保，又胡不可拋棄損害了蘇聯國家利益的中共？所以，他最可能的反應，還是如同西安事變發生后那樣，宣布那是日本人的陰謀，強烈反對譴責之，表示與南京政府站在一起，甚至公開撇清他和中共的關係，譴責那伙人是土匪。
如此一來，無非就是西安事變提前發動，但與西安事變不同的是，叛軍手中沒有蔣介石作人質，因此蔣介石也就不會輕易妥協，只會調動大軍進剿，將「三位一體」一鍋熬了，畢平叛與剿匪於一役。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戰鬥力本來就差，無論是戰鬥力還是兵員總數根本就不是中央軍的對手。更何況兩軍的糧餉武器彈藥全靠南京供應，交戰後餉械斷絕，若曠日持久，士兵缺餉必然嘩變。張楊都毫無我黨控制軍隊的能力，支持他們的只是少數少壯軍官，內部矛盾重重。若老蔣把戰無不勝的銀彈使出來，收買運動張楊手下的將領，甚至不必交戰，大軍就能土崩瓦解於旦夕之間，正如後來少帥晉京后東北軍不戰自潰一般。張楊倒是可以下野出國，余部由國府收編，紅軍可就走投無路了。那時老蔣挾戰勝之餘威，加緊對陝北蘇區的圍剿，則中共革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因此，偉大領袖這偉大戰略規劃實在是自殺術。此人本來就缺乏世界知識，毫無國際戰略的基本觀念，對國外的事兩眼一抹黑，光看他對斯諾發的那番宏論便知道他究竟懂多少天下事了。我記得斯諾曾在《西行漫記》中說起，毛認為希特勒沒什麼能耐，乃是個挂名的獨裁者，真正有本事的乃是墨索里尼。這種評論，大概也只有偉大領袖能作出來。
當然這也不能怪他，蓋他僅有的一點國際知識全是從當時的爛報紙上看來的，那些東西能教會他什麼西方文明歷史背景知識，能給他什麼對國際事務的洞察力？何況困居在陝北那消息閉塞的文明死角，他怎麼可能知道希特勒在歐洲的崛起成了斯大林的最大心事？又怎麼可能知道斯大林最想避免的便是兩線作戰，心心念念的就是搞「遠東慕尼黑」，使得遠東成為蘇聯的戰略後方？而且，困在陝北的紅軍也確實是走投無路了，看一眼當時中央與國際的電訊，就足以得知我黨是處在何種困境中，幾乎所有的人想的都是如何從那死地中逃出去。絕望之中，人難免把願望當現實。毛澤東把蘇蒙結盟當成是斯大林授意中共搞獨立，據此制定戰略計劃，說起來也是人之常情，適足悲憫。
西安事變發生后，毛隱瞞斯大林的來電，千方百計拖延時間，巴不得張學良殺了蔣介石，告訴張只要蔣仍在人世，各方猶豫觀望就不可避免，張應「干到底膽大些」（5），甚至讓周恩來敦促張「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6）。如果此策成功了，那也只會迎來紅軍的毀滅。其時何應欽指揮的討逆軍已經攻破潼關，向西安迅速推進，湯恩伯部則早就進入陝北了，駐紮在甘肅的胡宗南部隨時可以從西面進攻叛軍，叛軍處於腹背受敵極為不利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殺了蔣介石，則中央軍各部都只會義無反顧地合擊叛軍，張楊手下都有將領與南京暗通款曲，宣誓效忠，見勢不妙必然會在陣前倒戈，令叛軍一敗塗地。
因此，殺蔣的結局類似於上述虛擬的西北獨立的結局：東北軍和17路軍迅速崩潰，被中央軍收編，最後只剩紅軍獨力與幾十萬中央軍周旋，其結局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其唯一的區別，大概就是失去了唯一能統一全國進行抗戰的領袖，政府落到了汪精衛、孫科等人手上。
苟若此，則中國的外交政策必然發生重大改變。如所周知，同盟會與日本人淵源極深，特別是因為孫中山多年叫賣與日本合併，成立「中日聯邦」（日本人後來的「中日提攜，共存共榮」、「大東亞共榮圈」等等，全是孫文當年竭力向日人推銷的賣國主張），國民黨內部確有大量的親日派。哪怕是在戰後，何應欽等人仍對投降的日本軍人愛憐呵護備至，不僅不將日軍官兵稱為「戰俘」，改稱「徒手官兵」，而且在南京受降時還廢除投降方向受降方呈交軍刀的國際儀式，改為不帶刀入場，甚至準備搞成圓桌儀式，只是因美方抗議才改為長方桌對立儀式。按國際禮儀，投降方向受降方敬禮，但後者不還禮。可當日軍總參謀長向何應欽呈交降書敬禮時，何竟然不由得站起來還禮，以致在場的岡村寧次感嘆道：「看到我這位老朋友的溫厚品格，不禁想到：畢竟是東方道德！」（7）。
因此，似乎可以說，如同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人與日本交戰一樣，抗戰乃是蔣介石一人與日本交戰。如果沒有蔣介石一意孤行，苦撐到底，則國府要麼不會發動抗戰，要麼在受到日軍初次打擊后便與日本媾和了。那麼日本人也就未必會去南洋冒險，美日未必會交戰，而日蘇交戰的可能性倒是相當大，整個世界歷史可能都要按另一條路演變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偉大領袖的殺蔣計謀，倒確實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偉大戰略，不過這即使發生，也沒他老人家什麼事，蓋紅軍那陣子早被討逆軍消滅了。就算奇迹發生，他能和其他中央委員一道逃到外蒙去，也只會被斯大林當成日本間諜，交給NKVD百般毒打后槍斃。
這些事沒發生，全靠斯大林先通過共產國際來電否定了「西北大聯合」計劃，后又直接給中共發電報，警告中共若不運用其影響力促成蔣介石的釋放，則莫斯科將把他們譴責為土匪，向全世界公開批判（8），這才迫使我黨放棄了殺蔣的誘人念頭，周恩來謁見被囚禁的「校長」，給他敬了個瀟灑的軍禮，接受了國府早在五個月之前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換來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的口頭承諾，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有趣的是，在張國燾筆下，毛澤東卻深知批了斯大林逆鱗的嚴重後果：
「我通宵沒睡，花了很多時間與毛密商。我們一致認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辦事，得不到蘇聯的支援，反而會被國內外各種勢力圍攻，後果是會很嚴重的。如果照這三點指示進行，張楊共三角聯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破裂，和平解決以後，蔣氏的報復，將是難免。兩相比較，第一條路是走不通的，極為顯然；第二條路雖阻礙重重，也許能找出一線希望。」（9）
這裡的利弊分析非常有說服力。但據他說，那是12月13日夜間的事，這不可能，因為毛澤東12月16日還暗示張學良殺蔣，而周恩來17日還向中央彙報，張已同意在西安遭到圍攻前對蔣「行最後手段」 ，很難想象政治局在接到斯大林那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還會同意這麼干。
因此，看來最合理的解釋，還是毛原來懷了殺蔣后獲得斯大林諒解的僥倖之心，因此壓下了12月13日宋慶齡轉去的斯大林威脅要拋棄中共的電報。但18日和19日南京反覆廣播《真理報》強烈譴責事變的社論，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等人聽到后紛紛來電詢問，毛又收到共產國際20日的來電，意識到斯大林不大可能被他糊弄過去，只好在向政治局通報了20日國際來電后，又向他們通報了斯大林12月13日的電報，只是把它說成是後來才收到的。 國燾和他的密商可能是21日或22日晚間的事，只是他記成12月13日了。因為國燾深知得罪斯大林的惡果，才最終說服了毛澤東，而政治局也才決定作出重大讓步，接受國府7月4日的四條要求。
因此，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國革命的偉大船長斯大林同志為咱們撥正了船頭，指明了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儘管他不過是無比精明地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謀求帝國利益而已。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5年5月8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100頁。
2、《中共代表團會議記錄》，1936年4月19日，同上，182頁。
3、《鮑格莫洛夫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電報》，1935年12月19日，《中蘇外交文件選譯》，李玉貞譯，《近代史資料》總79號，225頁。
4、《洛甫致王明、康生、陳雲同志電》，1936年7月2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122-123頁。
5、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331頁。
6、同上，335頁。
7、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47-50頁，中華書局，1981。
8、埃德加•斯諾：《紅色中國散記》，2-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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