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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作者：light12 於 2009-7-6 06: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信仰見證

時間: 2009-7-06 周一, 上午12:35

作者：蘆笛

四、東征山西

東征山西，是毛以兵變謊言裹挾中央北上，藉此爬上實際上的掌門人地位之後，指揮的第一個重大軍事行動，它暴露了毛戰略構想的輕率與戰術指揮的無能。

毛澤東到達陝北后，立即發現他跳進了死地之中。據李德介紹，當時的陝北根據地約三、四萬平方公里，除瓦窯堡（今子長縣）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較大村鎮都被敵人佔據。就連紅軍佔據的唯一縣城瓦窯堡未幾也丟了。36年5月間，趁一方面軍遠在蘇區西部，國軍第86師奇襲瓦窯堡，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城外。所有的中央機關都駐在城內，但無兵防禦。毛下令全體人員倉惶撤退，不戰而棄該城，撤到保安（今志丹縣，當時只是個小鎮）。「這件事實在太丟醜了，以致瓦窯堡再也不作為臨時紅都而被人所提起了」（1）。

據李德說，陝北蘇區是全國最貧瘠最落後的地區，人煙稀少，村莊相隔很遠，一般村子只有四五戶人家，較大的村子也不超過12戶，不僅缺吃少穿，而且有的地方還嚴重缺水。彭德懷則認為，陝北是小紅軍的好根據地，但只是大紅軍的一個落腳點，因為經濟濟落後，交通不便（2）。老彭沒說的是，「大紅軍」之所以能在那兒落腳，全靠蔣介石認為紅軍大部分留在川邊，乃是圍剿重點。北逃的紅軍只是「一小部分」，只需留意不讓他們「回竄出來」即可，因此他只是讓張學良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在南面駐防，自己則親赴成都指揮對四方面軍的圍剿（3）。但張、楊的軍隊戰鬥力既差，又都想保存實力，對紅軍消極防禦，後來更與共黨達成秘密互不侵犯協議（4），因此「大紅軍」才能暫時落下腳來。

與軍閥互不侵犯，雖能苟安一時，但也限制了自己擴張。如果不是西安事變爆發，即使國軍不圍剿，陝北蘇區也始終無法掙破那自行套上的緊身衣。西安事變爆發后，張學良把東北軍集結在西安周圍，將延安、甘泉、富縣、洛川等縣送給紅軍，楊虎城則把靖邊至榆林一帶送給紅軍。紅軍未放一槍一彈，根據地就擴大了幾萬平方公里，居民幾乎增加到百萬人口。西安事變解決后，蔣介石把東北軍東調，將西北軍北調，留下的軍事真空則由共軍佔領，陝甘寧特區因此擴大到23個縣（5）。因此，陝北根據地的擴大，完全是張、楊和蔣介石聯手恩賜的。

既然陷入死地，毛澤東的考慮就只能是：第一，如何跳出去。第二，如何去蘇聯主子那兒搬兵。

湊巧的是，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恰在此時到達陝北。據李德估計，「他是在蘇區北部從飛機上跳傘下來的」（6），當真是自天而降的天使，而且帶來了福音：上帝指示，主力紅軍可向西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7）。

張聞天立即連續兩次致電在前線的毛澤東，主張根據斯大林建議，迅速準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8）。毛澤東回信說，他完全同意這方針，不同意的只是時間與途徑，「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以空前的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陝北蘇區不使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與秋天向外蒙靠近。」（9）

毛這考慮也有道理，如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指出的那樣，陝北蘇區北面是沙漠，西面荒涼，人煙稀少，南面是東北軍和西北軍；且陳誠於洛陽及其以西控制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專門對付紅軍；若向南發展，不但得撕毀與軍閥達成的秘密協議，跟盟軍打仗，還會把中央軍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制（2）。剩下來的選擇，也就只有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再北上攻入綏遠（如今的內蒙自治區在民國時從東到西劃為四個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綏遠省在今日內蒙自治區之中西部），然後打通蘇聯。

但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卻又暴露了他喜歡想入非非的性格缺陷。如上引語錄所示，他開出的時間表是，第一步，在陝北花四個月的時間擴大紅軍一萬人，第二步，花兩個月的時間攻入山西、綏遠，接通外蒙，完成兩個任務，一共只需要六個月左右的時間。

您說這是什麼夢話？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后，改名為紅一軍團，與原在當地的紅十五軍團合編為新的紅一方面軍。總兵力據李德當時給中央的報告是一萬三千，但其中有一半是新兵和三千俘虜兵（10），這數據與彭德懷在自述中說的相同。就算在總人口不過40萬的蘇區竭澤而漁，抽空當地壯丁，再增加一萬名新兵，那老兵也才有約1/4左右，這種隊伍能有什麼戰鬥力？就算中央軍不介入，能在兩個月內打敗總數十幾萬的閻錫山的晉軍與傅作義的綏遠軍，挺進到外蒙去么？

然而毛澤東卻認定這是可行的。1935年12月下旬，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毛在會上作了軍事報告，他強調指出，下一階段的全部工作內容，就是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蘇區聯繫起來。」這一目標分三步走：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蘇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線（11）。

最邪門的還是，毛竟然主張將蘇區留給赤少隊（赤衛隊和少先隊）保衛，主力傾巢而出去遠征。他認為，為了便於擴大紅軍，為了「靠近蘇聯」，即使損失了保衛蘇區的赤少隊，那也是「部分損失不要緊的」，「應該忍受」，可見「靠近蘇聯」的誘惑對他的誘惑之大（12）。

雖然李德在會上堅決反對，但中央卻批准了這一冒險計劃。不過，前線部隊指揮員比後方領導更清醒。他們吃夠了丟了根據地，萬里長竄，不能休整，無法補充損耗的苦頭，因此從一開頭就明確反對這計劃。彭德懷等人紛紛致電中央，指出這一戰略方針「是錯誤的」，不僅「帶有冒險成分」，而且可能「走到離開蘇區的危險」，請求「重新考慮」（13）。據李德從博古那兒聽到的消息，彭德懷諷刺這是以不足兵力繼續進行長征，王稼祥則擔心若軍事上過於激進，政治上很容易使自己脫離抗日群眾運動而陷於孤立（14）。據徐向前說，就連遠在甘孜的紅軍總司令部和四方面軍總部都向陝北中央建議，「陝北為紅軍活動的重要地區，東征紅軍不宜孤軍突出，脫離根據地，宜早日回到陝北為好」（15）。

因為將領們群起反對，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原來力主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現在也意識到了保住根據地的重要性，轉而認為保衛、鞏固和擴大蘇區才是第一位的戰略任務。李德更給中央寫了意見書，反對從綏遠接近外蒙，強調中共「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16），實際上是提醒中共斯大林的忌諱。於是中央此後在延長召開的軍事會議便修改原來的計劃，確定該年的軍事方針僅為擴大蘇區和紅軍，反對冒進和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毛的戰略計劃中挺進綏遠的第三步被否決了。會議仍然決定東征山西，但那不再是為了靠近外蒙，而是為了籌餉擴軍。

事態發展果然證明了反對者們的正確。紅軍東渡黃河，攻入山西后，一開頭進展也倒頗順利，佔領了一系列重要城鎮。但不久中央軍隨即陸續進入山西，閻錫山也集中了4個縱隊反攻，奪回了大部分陷共的土地，此後湯恩伯所部中央軍和晉軍數路人馬更節節推進，把紅軍全部壓到黃河東岸永和一帶狹小地區。紅軍面臨著喪失根據地，孤軍被包圍在黃河東岸的可能。此時就連毛都看出了危險，只好灰溜溜地渡過黃河撤了回去。雖然紅軍在山西大肆擄掠，解決了一時的糧餉問題並擴充了兵力，但換來的是戰鬥力極強的中央軍從此進入山西，如果那約30團的中央軍尾追過黃河，勢必給蘇區帶來致命威脅。為蠅頭小利而陷入戰略上的被動，此乃兵家大忌，而據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卻偏偏干出來了。

當然，東征沒有導致全軍覆沒，但這並非毛的功勞，而是幾個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黨的運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正當毛籌措東征之際，彭德懷恰好勾結上了東北軍軍頭王以哲，張少匪由此開始通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蘇區後方的安全。紅軍主力出動后，周恩來留下看家，手下只有兩三千人。全靠與張學良的秘密協定和楊虎城的無所作為，只有民團襲擊蘇區，才保住了蘇區平安無事（17）。但誰都能看出，這一因素根本就難以控制，把生存希望押在其上，大概只有瘋狂的賭徒才會幹。

其次，中央集體抵制了毛「挺進綏遠」的第三步計劃，把東征任務限於籌餉、擴軍、擴土的有限戰術目標。如果不是這樣，則紅軍在入晉之初進展順利之時，毛必然要忙著走那第三步，千里躍進大綏遠。等到中央軍入晉后，便能輕而易舉地截斷其後路，使紅軍失去根據地的依託。此時就算張少匪通敵賣放，那也救不了困在大漠之中的流寇了。

由此看來，延長會議還真是救了紅軍的命。就算這一切不發生，紅軍如意挺進到了綏遠，並擊敗了名將（相對意義）傅作義的大軍，靠近外蒙擴大蘇區，挾俄械俄餉赤化北中國，那也必然要引起日本人的強烈反彈，說不定真要如李德警告的一樣，引出日蘇衝突來，苟如此，則中國倒是可以免了八年抗戰的戰禍，而我黨當然也就沒有今天了。

然而毛澤東總結的失敗教訓卻大異其趣，他居然說什麼：「此次失著是太謹慎，未能立即出河北，我們未過黃河前對閻錫山估計太高」，在汾河西岸過於猶豫，沒有下決心東進到晉東南去。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定大大不同（18）。這就是說，東征失敗，不是因為根本戰略方針就是冒險的賭博，而是因為那賭博還不夠膽大！

您說這是什麼瘋話？紅旗真要插到京漢鐵路去，則我黨立即成了過街老鼠。其時日本業已佔領了東北全境，正在向華北著著進逼，引起全國人民對於亡國滅種的極大恐慌，抗日救國的呼聲高入雲天，當此之際，紅軍卻悍然把內戰打到華北戰略要地去，與日寇裡應外合，夾擊國軍，中國人民特別是弱智知識分子們就算再愚蠢，諒來也不至於蠢到能坐視這種赤裸裸的漢奸禍國行為吧？

這是從政治上說，從軍事上看，這愚昧似乎也不下於後來的「大躍進」。紅軍主力真要突進到華北，勢必成了徹底脫離根據地的孤軍。別說是精銳的中央軍，就是閻老西也能輕而易舉地截斷它和陝北蘇區的聯繫。此時紅軍陷入一馬平川的中原的「四戰之地」，絕無可能立足下來建立新根據地，必然只會被圍殲。所以，毛所謂「失著」，其實是無意中的救命之著。

戰略大師毛澤東為何會想出這餿主意來？李德認為，毛的意圖是引起日本侵犯，威脅到南京政府存亡，將蘇聯拉入衝突，他好趁機漁利。李的根據是：毛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表示，中國革命只有通過蘇俄支援的軍事鬥爭才能取得勝利；1930年毛支持李立三，企圖把蘇聯拉入與帝國主義、特別是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中去；毛從1935年以來一再重複的具體計劃是，通過中國紅軍向新疆或蒙古的進軍，首先把蘇聯拉入與國民黨的衝突中，然後再使蘇聯與日本發生衝突，如此等等（19）。

這推測當然有一定道理，毛打通蘇聯的目的，就是想獲得蘇聯援助。挺進到外蒙去，不但能接受大量蘇聯援助，而且確有可能引發蘇聯與國府的衝突。若蘇聯像「教訓」張學良那樣出兵進攻中國，毛就能實現他早在黨的三大上就提出的「請蘇俄出兵從外蒙打進來」的夢想。

但他是否想觸發日蘇戰爭？我看未必。他不會忘記李立三就是栽在這上頭的，知道斯大林的忌諱，不至於再去重蹈覆轍。後來在與中共的秘密談判中，國府請紅軍開赴察哈爾、綏遠與外蒙的邊境地帶，毛澤東還因此舉會「導火日蘇戰爭」而予以拒絕（20）。所以，如果說毛想挑起兩虎相鬥，坐收卞莊刺虎之利，那也是對著國府的——或是挑起蘇聯與國府的衝突，或是挑起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國，無論是哪種情況發生，他都是唯一的受益者。對此他已經在初到陝北后就說得明明白白了：

「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打成一片的任務。在那時，我們便可以爭取更大的力量，給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革命（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遠的）與進攻蘇聯，國民黨各派軍閥進攻北方紅軍與進攻全國紅軍，以空前的大打擊，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若干個省內的偉大勝利。」（21）。

這段話同時也暴露了毛好大喜功、喜歡冒險的痼疾（用我黨的行話來說便是「左傾冒險主義」），完全是痴人說夢：明明給困在陝北死地動彈不得，朝不保夕，卻幻想在短期內打開局面，「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若干個省內的偉大勝利」！我們將在後文看到，毛對放棄根據地，跳出外線，大刀闊斧開闢轟轟烈烈大局面的大手筆似乎情有獨鍾，可以說是成了一種情結。東征山西不過是這情結的第一次發作而已。

不過也必須承認，從軍事的觀點來看，東征山西雖是敗筆，但若從政治上來看，毛還是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目的。李德認為，東征煽起了內戰戰火，迫使國府調軍西征，把地盤讓給了日本人，為日本人擴大侵略提供借口，加強了國府內部親日分子的勢力，中國不僅要失掉察哈爾和河北，還要失掉綏遠與山西（22）。此說確有道理，東征的直接後果是日軍在華北的勢力急劇擴大，為「華北自治運動」推波助瀾，使得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最終導致日本全面侵犯中國，使得毛澤東「坐山觀虎鬥」、借力打力的美夢終於成真。

東征山西也暴露了毛作為前敵指揮員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思慮粗放，沒有耐心去精密計劃，也缺乏把一個籠統計劃化為實際行動的組織能力，因而「顧頭不顧腚」。這缺陷給時任一方面軍（當時改稱「抗日先鋒軍」）司令員的彭德懷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以致他在幾十年後寫坦白交代時，還忍不住要指出這一點：

　　「一九三六年，大約是一月中旬，接毛主席電報，決定東渡黃河，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我接到軍委這個指示后，是擁護毛主席這一決定的，但是內心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在大疲勞之後，體質還很弱；且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一萬三千餘人。如受挫而強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東渡黃河后，在蔣軍大增援下，要保證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複電同意外，還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須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我隨毛主席到無定河以北之大相村后，即率電台去無定河口上下游各數十里，詳細偵察渡河點。我用了七個晚上偵察了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處渡河點，也偵察了敵情。不僅了解了敵人表面的工事構築、兵力火力配備，而且真實掌握了敵人的縱深配備似求既保證東渡取得勝利，又準備形勢萬一變化，能安全撤回陝北。我到預定渡河點時，才造好十五隻船，每船乘三十人，來往一次需要一小時二十分鐘。全軍一萬四千人，還有行李、伙食擔子、馬匹等，這樣少的船隻，是無法保證東渡勝利，和萬一情況變化下回師的安全的。即決心組織地方黨、政、民全力以赴，根據掌握的每渡一次來回的時間，星夜趕造百隻船。每船配備三至四個船工，對船工加強政治動員和組織訓練。這才有了東渡的勝利保證，和必要時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就成了空話。一軍團和十五軍團渡點正面守敵各不到一個營，其縱深也只有留譽鎮、石樓各一個營，都離河岸三十至四十里。待敵縱深部隊到達河岸時，我之戰鬥部隊即可全部渡完。

　　我在黃河邊做了一個多月這樣的準備工作。做了詳細的偵察工作，把對岸每一個碉堡敵人的兵力、火力配備，預備隊位置都弄清楚了；選擇了適當的渡河點，大體保證了渡河的準確性。這樣細緻的組織、偵察工作，對那次東渡的保證是沒有白費的。在我軍火力弱，尤其無炮火掩護下，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在執行軍委指示時，親自詳細偵察，進行各種渡河準備，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村，向主席彙報了各項準備工作的情況，渡河地點、時間得到了批准。強渡很順利，兩處渡點均已登岸，幾乎沒有什麼傷亡。主席隨十五軍團到石樓，我隨一軍團到留譽鎮。」（2）

在歌頌了一番東征的偉大勝利后，他沒敢再提「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那茬，便以「當敵軍迫近河岸，我軍早已準備大量船隻勝利地、安全地撤回陝北」結束。但誰都能聽出他的弦外之音：若不是他下了大功夫「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則紅軍不是在東渡黃河時遭受重大傷亡，就是過去就回不來了。毛之「顧頭不顧腚」戰役設想方式，於茲可見一斑。

這和國燾的作風可是兩回事。四方面軍放棄川北根據地，西進策應中央紅軍時，必須強渡嘉陵江。嘉陵江面寬闊，水深流急，兩岸多為懸崖峭壁，川軍鄧錫侯與田頌堯兩部據險設防，紅軍裝備落後，要強渡很困難。張國燾親自組織指揮這次行動，親自審定各個可能的渡口，最後選定在蒼溪縣城附近渡江。張的軍事顧問們都不以為然，蓋此地江面甚寬，對岸又有重兵駐守。但他認為，正因為此，敵軍才不會想到紅軍在此渡江，可以攻其不備。他們組織了一個特別工兵營，趕製了百多隻小船，船頭以沙包作掩護工事，每船可載12名戰士。用這些船在離蒼溪50里的地方訓練官兵，同時修建從該地到蒼溪的道路，再用人力將這些船運過高山，搬到蒼溪附近的一條小河溝中去隱蔽起來。臨渡江時，敵軍得到了情報，高級將領一直在密切監視對岸，但沒發現任何行動，也未見任何船隻。敵軍於是以為情報不可靠，放鬆了警惕。哪知到了深夜三點鐘，隱蔽在小河溝中的百多隻小船一齊出動，直駛對岸。先頭部隊很順利地就奪下了灘頭陣地，大隊跟進，接連攻下對岸的所有制高點，並將奪得的敵軍扣留的大量船隻建成浮橋，使得大軍順利通過（23）。

這可不是老張賣瓜，自賣自誇。徐向前對此役的介紹與張的大致相同，他也強調選擇渡江地點的主要考慮正是那兒江面寬闊，敵人不會想到紅軍會在那兒渡江。不僅如此，他還承認「三月二十八日夜，我們下達了渡江命令。我和張國燾都在塔子山附近，直接指揮」（15）。反倒是老張說渡江戰役發動時，徐正在率部從儀隴前線後撤，他和陳昌浩是後來在劍閣與張國燾會合的（24）。由此看來，老張不大可能冒老徐，老徐倒有分功之嫌。

由此看來，張國燾雖然玩陰謀詭計絕非偉大領袖對手，心理素質更是沒法跟毛相比，但作為軍事家，老張可能要比老毛稱職些。

參考文獻：

1、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257-258頁。
2、《彭德懷自述》，網路版，
3、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8頁。
4、《中國紀事》，201-204頁。
5、同上，253頁，271頁。
6、《同上，207頁。
7、林育英、張聞天二同志致四方面軍電》，1936年2月14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30頁。
8、《洛甫致毛澤東電》，1935年11月20、25日，同上，31頁。
9、《毛澤東給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408-409頁。
10、《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1936年1月27日。
11、《毛澤東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1935年12月23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40頁。
12、同上，41頁。
13、同上，55頁。
14、《中國紀事》，214-217頁。
15、《徐向前元帥戰爭回憶錄》，電子版。
16、《洛甫等對戰略計劃的意見》，1936年1月31日。《周博致毛彭轉政治局諸同志電》，1936年1月31日。《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后的行動方針的意見書》，1936年1月27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57頁。
17、《中國紀事》，220頁。
18、《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6年5月8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95頁。
19、《中國紀事》，216頁。
20、《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6年6月28日，《毛澤東年譜》（上），554頁。
21、毛澤東：《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935年11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401-405頁。
22、《中國紀事》，222頁。
2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08-210頁。
24、同上，210-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