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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 論社會設計的基本原理(一)

作者:light12  於 2009-4-21 09:4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蘆笛


一、一個社會能否被設計出來?


對馬克思唯物史觀信徒而言,這個問題似乎是個笑話。他們認定社會發展是被冥冥之中的「客觀規律」預先註定了的,人類社會發展只可能嚴格遵循這客觀規律,不可能是人為設計的產物。馬克思指出,社會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可能脫離經濟基礎去設計上層建築,否則只會是空中樓閣。他曾強調,在生產力還未達到一定水平時,新的生產關係就不會誕生,而生產力若還能在舊的生產關係之下發展,則新的生產關係也不會誕生。無視這一「規律」,就是主觀唯心主義,就是「空想社會主義」。

我已經說過了,如果這真是什麼「客觀規律」,那麼社會就只能靠自然發展而形成,人類沒有什麼主觀能動性可言。條件不成熟時,革命不會成功;條件成熟了,革命會自動發生。因此,真正的馬教信徒只能採用鐵木網友強加給我的「清靜無為」態度,只能「等」革命,不能「干」革命(fu ck revolution)。從列寧到斯大林到毛澤東到卡斯特羅到波爾布特,全都是違反馬克思教導揠苗助長的蠢漢。

但問題恰在於,社會發展顯示了驚人的可塑性,並不是馬克思設想的那個預先註定的必然的機械過程。歷史證明了,不但人的主觀意志能使「無產階級革命」專門在無產階級很少甚至徹底闕如的國家(俄國,中國,蒙古,柬埔寨等國)發生,而且也能使「資產階級革命」在資產階級很少甚至闕如的國家發生(諸如中國的辛亥革命與美國的獨立戰爭)。北美獨立建國時,該國沒有多少工業,起碼工業生產力絕對比不上今日中國,南部各州甚至還在實行奴隸制農耕生產方式,然而美國憲法設計出來的卻據說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類似地,日本明治維新據說也是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但維新開始時日本舉國沒有一個資本家。如果說國際共運因為揠苗助長失敗了,至少美國與日本的「揠苗助長」是成功的。這些例子,證明了人類的確可以脫離經濟基礎去人為設計製造社會。當然,設計產物可以成功也可以失敗,但就算不成功,仍然可以維持很長時間,如前蘇聯、中國、北韓與古巴。那麼,它們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何在?究竟與是否違反客觀規律有關係?

要深入探索這問題,必須先考慮一系列相關問題:人類社會是否有個普適的「發展規律」?人類對社會發展有無預測能力?人類能否預先設計出一個社會模式來,對社會進行主動改造?

從表面上看,這裡第一個問題是關鍵,其他問題都派生於此:只有人類社會有個普適的發展規律,才談得上對社會發展的預測和設計,也才可能運用這規律對社會進行主動改造。

這問題我已經反覆說過了,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人類社會有個普遍的發展規律。已有證據反倒提示人類社會發展走的不是一條路,非洲和中東國家的存在就時時刻刻提醒我們這一點。在這個問題上,「民主必然在全世界實現」與「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 的無據豪斷並無實質不同。

那麼,既然沒有普遍的發展規律,還怎麼根據這規律去設計理想社會,並對現有社會進行改造,又該如何解釋上述那些成功和失敗範例?

這其實是我們對「客觀規律」理解不清造成的偽問題。 「人類社會沒有共同的發展規律」,並不等於「人類沒有共同的天性」,也不等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毫無規律可言」。我認為, 「自私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是社會生機所在」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社會規律。共產社會實驗的失敗就是因為無視這社會規律。類似地,阿克頓勛爵總結的「權力具有引起腐敗的傾向,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也是一條普遍的社會學規律。


二、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


我個人認為,雖然不存在什麼「社會發展普遍規律」,全人類乃至一個國家的發展大勢也不可知,但社會現象確實可以被部分認識,也可以總結出某些普遍規律來,無視這些規律,社會就要出現弊病,但它們和支配自然現象的規律有以下重大差別:

第一,支配自然現象的客觀規律揭示的是「真」,與功利毫無關係,而支配社會現象的規律則只在功利意義上起作用。無視(defy, ignore, disregard)它們行事,就會造成社會弊病,常見者為社會發展停滯,社會危機出現、加深並周期性爆發,等等。但所謂「社會弊病」也者,不過是功利判斷,而功利判斷屬於主觀價值判斷。因此,嚴格說來,支配社會現象的規律大概不能稱為「客觀規律」 。更準確地說,它們的存在雖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但能否被人承認、掌握和運用則受到主觀因素的嚴重製約。

第二,自然規律多通過「正面效應」顯示自己(例如牛頓蘋果因萬有引力墜地,直流電引起磁針轉動,天王星的攝動提示海王星的存在,金屬氧化生鏽等等),而社會規律則一般通過「負面效應」(即無視它們的存在引出的社會弊病)而讓人類察覺到它的存在。因此,社會規律通常是通過社會弊病發現的。例如「良性自私是第一(primary)生產力」是公有制社會的弊病襯托出來的;「以權力侵犯他人人權為特徵的惡性自私終將造成社會動亂」則由專制社會的周期性暴亂顯示;阿克頓勛爵關於權力與腐敗的關係的定律是通過腐敗現象認識到的;沒有30年代的大蕭條,或許就不會有凱恩斯主義。

第三,因為社會弊病只不過是價值判斷,所以,這些規律乃至無視它們造成的弊病到底是否存在,取決於人們由文化傳統、教育決定的價值觀與智能,以及自身的社會地位和利益決定的感情立場,乃是 「屁股定腦袋,我知故它在」。例如將權力無制約地集中於某個人或某群人手中引出的後果,在一些人看來是嚴重的社會弊病,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制度優越性」的表現,由此導致阿克頓定律很難為人們一致承認,這與不涉及人類利益的自然規律完全不同。

第四,同理,人類既可無視自然規律行事(如「土高爐鍊鋼,畝產萬斤糧」),也可無視社會規律行事(如建立公有社會),但兩者的社會後果截然不同。無視自然規律的蠢事引起的後果容易得到社會公認,干出此類蠢事的人也不至於把它當成功勞吹噓;但無視社會規律行事引起的後果則不容易被全社會認識。領導全民幹這種事的人不但不會被人視為蠢貨,反而會被當成英雄或甚至天才,世世代代受到歌頌。

第五,自然規律並不需要人類去運用就自動發揮效應,但社會規律的正面效應只有人類承認並主動加以運用才能發揮出來,負面效應也只有靠相應的制度設計才能避免。因此,無視某一社會規律即使造成嚴重弊病,也不會被客觀力量自然清除,只能靠執政精英達成共識,以主觀努力清除。除非全民都認同並牢記「暴力革命絕不會導致人民解放」這個規律,否則永遠會有人為孫中山、毛澤東輩唱讚歌,暴力革命也就永遠有發生可能。

即使人們認識到了某個社會規律的負面效應並設計了相應 「完美的」社會制度,該效應是否會消除還有賴於所有涉及到的各方人士通力合作。這種現象在自然界中根本就不存在。

第六,因此,政策或制度的設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已知社會規律預估後果,但這種預測與自然科學預測不同,否定性預估(亦即「不可行」或「會引出嚴重流弊」)一般比較準確,肯定性預估則不一定可靠。即使一項設計能通過周密的可行性論證,也完全可能失敗或變得面目全非。

這與自然科學完全不同。在科技領域中,已知的設計可以全世界通用,並不需要再作可行性論證,不同國家根據同一設計藍圖製造出來機器頂多只有工藝上的差別,但社會設計的藍圖卻不一定通用。例如美國國父們根據他們認識到的社會規律(稱為「self-evident truths」),設計出了弊病較少、能長治久安並保持了可持續發展活力的美利堅合眾國。日本明治維新照抄西方的設計,也取得了成功,但類似的努力卻在中國失敗了。此中原因固然很多,主要一條我看是傳統決定的中國精英缺乏日本精英的學習引進的智能使然,與社會經濟基礎、幅員、人口密度等因素並無關係。


三、社會是怎樣煉成的


由以上論述可知,在人類社會中,所謂「主觀能動作用」的威力遠比自然科學領域裡大。不能用自然現象去類推社會現象,根據據說是支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類推出「歷史唯物主義」來,此乃馬克思最荒唐的錯誤。「文化決定論」比「唯物史觀」更接近真實。中國今日生產力之先進,斷非兩百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可比,但美國當年社會制度的功利合理性則絕非今日中國可比,可見造成這區別的決定性因素是文化傳統,是腦袋而不是物。

因此,人類社會既可以是天然發展產物,也可以是精英們的設計作品,在多數情況下是兩者混合。天然發展的社會主要是文明前社會,諸如保留至今的非洲的部落社會。人工設計的社會的例證除了大眾熟知的美國、納粹和共黨社會之外,還包括中國的傳統社會。馮友蘭把中國古代學術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以秦漢為分水嶺,此前百家爭鳴,學術繁榮,此後只剩孔教一家。兩千年來的學者除了註疏、詮釋、闡發孔教經典之外(所謂「訓詁,義理,詞章」的「大學問」),什麼都不幹。他沒有意識到,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秦始皇之後出現的官僚社會是按孔教設計藍圖構築的靜態社會,其最大特徵就是各方面的停滯。在中國,「穩定=靜止」。

精英們設計未來社會時,其根據乃是他們的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模式,儘管他們都把那些理想模式看成是「宇宙運行規律」(「天道」、「天理」、「self-evident truth」、「歷史潮流」,等等),但它們與技術發明的設計藍圖不同,並不可能遵循類似自然規律的客觀規律,遵循的只能是以功利為衡量標準的社會規律。

一般而言,所謂 「符合社會規律」,也就是「尊重人類的生物性並儘可能將它用於推動經濟發展」。如果設計藍圖大致符合這一原則,則產物就比較忠實於原設計,能基本達到設計目的,社會弊病相對較少,具有功利合理性。美國憲法就是這種正面範例。

如果設計藍圖否定人的生物性,則產物必將偏離原設計,造出一個虛偽的怪胎來,出現理想與現實的嚴重偏離。這種社會缺乏可操作性,會出現嚴重弊病。因為產物嚴重偏離原設計,也可以說這種社會制度中含有自動出現的非設計成分。

即使是在一個封閉系統中,原設計引出的弊病也有可能被精英們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於是便追加彌補設計,此時社會便處於所謂改革狀態。所謂改革,在本質上其實都是試圖改正社會制度的設計錯誤。但若社會處在封閉系統中,則精英們一般意識不到那些弊病是原設計錯誤引出來的,只會頭疼醫頭,腳痛醫腳,越改越糟,引出更多更大的弊病來,最後甚至不得不放棄改革,恢復原狀,如王安石的改革然。

但只要處在封閉狀態下,即使是百病叢生,該病態社會都能悠悠混下去。發生從根本上改變原設計的變革的前提,是外來另類生活模式提供了功利比較,使得精英們不但看到了社會弊病,而且看到了原來看不見的制度設計錯誤。因此,有如說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不如說是人們的意識改變社會。原來的觀念越牢不可破,社會轉型也就越困難。

傳統社會與共黨社會的出現與興亡都是有力例證。如果沒有西方衝擊,中國的傳統靜態社會一定會持續存在下去,直至海枯石爛,地老天荒。中國之所以在近代出現持續動亂,乃是因為原有價值觀在與西方價值觀作功利比較后敗下陣來,改變了部分精英們的原有觀念,促使他們試圖以新觀念去改造舊社會。不幸的是,舊有觀念在國人心目中要遠比日本人更加牢不可破,而且天性傾向於以造反的體力勞動代替改革的腦力勞動,於是非但無法完成日本式迅速的和平轉型,反而造成長期戰亂。

共黨社會發生的變革也是這樣,蘇聯帝國之所以分崩離析,乃是西方提供了一種功利上更先進的模式,引起執政精英們艷羨而主動改革的結果。中國社會從新式奴隸社會進化到現今的官僚資本主義社會,也同樣是因為執政精英發現「社會主義道路走不通」,所謂「走不通」乃是功利價值判斷,無非是無法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高生產力罷了。如今精英們認定咱們獨特的走資方式具有比民主資本主義更大的功利優越性,於是社會變革也就喪失了動力。

美國這個人為設計的國家則經歷了相反過程。它的原初設計在功利上迄今是最合理的,因此最後席捲了整個歐洲、澳洲和亞洲部分地區。但這並不是「民主社會乃是全人類的共同歸宿」的證據,不過是功利上的比較改變了其他國家精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模式」,從而引起了效法導致的「趨同效應」罷了。

由此可以導出蘆氏定律:

「在一個封閉系統中,精英們可以依據主觀模式去設計未來社會,並製造出產物來。無論設計是否符合社會規律,產物是否達到原設計目的,是否忠實於原設計,是否具有重大弊病,都可以持續存在。但在開放系統中,當功利上更強大的參照系統存在時,就會衝擊功利設計不合理的社會,使得後者出現生存危機。但危機是否能被社會精英及時承認,承認后又以何種方式去解決,是因此造成社會持續混亂,還是成功引入先進模式,則取決於該社會精英們的調適智能。」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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