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謀略與外交

孫子曰：

「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賁溫，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

「用兵之法，使得敵國不戰而降才是上策，其次是攻破敵國；迫使敵軍全師投降是上策，其次才是擊敗敵軍。對旅、卒、伍等不同編製也都是這個原則：不戰而使得對方全員投降是上策，擊破它們是第二等的結局。因此，百戰百勝算不得最高明，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本事。

所以，第一流的軍事較量是在謀略上戰勝敵方，其次是用外交戰勝敵人，再次是用軍隊擊敗敵人，下策是攻打敵人的城池。只有不得已才能攻城。為此必須花費三個月去製造大盾牌和四輪車，準備攻城器具，花三個月在城外堆築土山。將領無法控制焦躁情緒，命令士卒如蟻附膻一般爬上城牆，死傷三分之一仍然無法攻下城池，這就是攻城的災難。所以，善用兵的人不是靠打仗來使敵人屈服，獲得他人的城池也並不是靠攻城，毀滅敵國的蠻幹不能持久，必須以使敵人全體屈服的方式來爭天下，這樣兵力既不受挫，又獲得了全面勝利。這就是謀攻的方法。」

在我看來，此段是《孫子兵法》的精華所在。他首次提出戰爭的理想目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有不同的實施範圍：國家、軍隊的全部或一部。換言之，這既是戰略上的也是戰術上的理想目標。

在較小範圍倒是不乏先例，不過那常常是巧妙作戰的結果，並不可能做到「不戰」。其發生機制是先前的作戰使得敵軍陷入無法繼續抵抗的絕境，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最光輝的戰例就是二戰初期日軍大舉南下馬來半島，使得十幾萬英軍陷入絕境，不能不乖乖投降。中國內戰也有類似例子，諸如中共軍隊攻佔錦州后迫使部分國軍在長春投降，攻佔天津后迫使傅作義部投降。

不戰而吞人之國之例則只見於外國。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希特勒和戈林以轟炸布拉格作威脅，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同意德軍開入捷克，先佔領蘇台德區，后又兵不血刃地吞併了該國。類似地，斯大林在二戰前撕毀與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互助條約」，吞併了那三個國家，也是「不戰而屈人之國」。當然比起前任來，斯大林也算不得什麼。除了參加八國聯軍，沙俄從未與清朝打過仗，然而該國卻是掠取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足足搶去了140萬平方公里，光是這些領土就足夠成立一個大國。

該怎麼才能實現這理想目標，孫子提出的是通過「伐謀」與「伐交」，靠戰略謀划與外交運作來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國」。這當然有實現可能，例如上述納粹吞併捷克就是「伐交」的結果。原來捷克斯洛伐克全國同仇敵愾，還沿邊境修築了永久性防線，準備誓死抵抗德寇入侵。然而該國指望獲得援助的英法卻被希特勒的欺騙外交愚弄了。張伯倫認定，把捷克的蘇台德地區扔給希特勒，希特勒便會心滿意足，於是他便和法國總理達拉第簽訂了出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協定，並壓捷克總統貝奈斯接受了該協議，換來了希特勒在「英德友好宣言」上簽字。最有趣的是，波蘭也趁火打劫，從捷克斯洛伐克中割去了點土地，到最後卻是納粹武裝入侵的第一個對象。

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也是「伐交」的結果。1939年9月17日，德國入侵波蘭，英法隨即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和蘇軍按原來的密約瓜分了波蘭。蘇聯在獲得東波蘭後向德國人提出，立陶宛也該是他們的勢力範圍。此前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密約中，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被划給蘇聯，而立陶宛則歸德國。但在蘇軍佔領了東波蘭后，立陶宛實際已不可能被德國人控制，蓋地理形勢十分不利，於是德國人便同意了蘇聯人這一要求，回絕了三國的對蘇聯侵略行徑的抗議。三國旋即被蘇軍佔領，成立了傀儡「議會」，此後又「申請」加入蘇聯。當時英法乃是德國的交戰國，無暇去主持公道，而美國又為孤立主義思潮主宰，不想管歐洲閑事，於是三國便悄沒聲息地被斯大林吞併了。如果不是斯大林看準了英法無暇顧及時搞這手，難以設想他能平安無事地吞併這些國家。

但這麼作的前提是以實力作後盾。如果實力不足還想趁火打劫，則反會弄巧成拙，小日本就落到了這下場。

日本是一步步掉進太平洋戰爭里去的。他們從來也沒有個完整的征服中國的戰略計劃，甚至連吞併滿洲的計劃都沒有，乃是由幾個關東軍參謀搞起來，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違反軍法的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非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成了英雄，於是便給少壯派軍官樹立了個榜樣。此後日軍向華北擴張，完全就是少壯軍人效法石原和板垣的結果。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石原擔心中日戰爭長期化，主張採取不擴大方針，可作戰課長武藤章卻對他說：「石原參謀，您在滿洲事變中的所作所為，當然為我們提供了藍本。」

這就是整個中日戰爭的奇特模式——它可謂「毫無完整戰略設想、絲毫不想後事的無計劃的隨機戰爭」，完全是一種布朗運動，由參謀和下層指揮官們去「發揮基層積極性」，實行完全徹底的機會主義，毫無章法，隨機應變，亂打一氣，從未想過這戰爭該怎麼結束。

這結果便是採用美國人後來在越南使用的「添油戰法」——一點點增加兵力，毫無明確的戰爭目標。等到泥足深陷，才發現「膺懲暴支」只取得了佔領區域越來越大的成果，並不能使「暴支」政府投降。於是隨機目標便成了迫使中國屈服，具體做法便是剝奪「暴支」所有出海口與陸上國際通道。

當時列強中對中國援助最大的就是美國，主要援助通道乃是中越鐵路與中緬公路。1940年6月，法國政府宣布投降。日本便想趁火打劫，不戰而取印度支那，切斷中國的陸上國際交通線，於是年9月進駐印度支那北部。美國將此視為對菲律賓的威脅，當即作出反彈。美國在1939年7月便已宣布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開始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在日本進駐印度支那北部后又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售廢鋼鐵。日美關係迅速惡化。

這反過來又引起日本的恐慌，蓋日本若想在中國維持戰爭，就需要大量石油，而日本90%的石油都來自美國。於是日本便想「自力更生」，擺脫對美的依賴。他們覺得，既然荷蘭都被德國人佔領了，那隻要對荷蘭施加點壓力，則盛產石油的荷屬印度尼西亞也就會落在他們手裡。可惜因為與德國結盟，日本已經成了荷蘭流亡政府的敵國，談判毫無結果。英美更不能坐視日本威脅他們在南亞的利益。1941年7月25日，美國凍結了日本在美國的全部資產，這已經是給日本的明確警告。然而日人竟然以為繼續向南亞擴張，佔領那些「無主土地」，美國人最後還是會容忍的，於是便在7月28日進駐印度支那南部。8月1日，美國全面禁止對日本出口石油。11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更向日本提出著名的「赫爾備忘錄」，要求日本撤出中國。於是日本便陷於兩難：如果不繼續向南洋擴張，就沒有維持戰爭需要的資源。如果繼續擴張，就只能與英美荷交戰。日本選擇了第二條路，於是非但沒能不戰而得人之油田，反倒把自己拖進了戰爭之中。

同樣是「伐交」，德國和蘇聯都「不戰而屈人之國」，日本卻弄得一屁股兩肋巴。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是英美不把日本人放在眼裡。日美的實力當然不成比例，但美國人也真是低估了日本人的戰鬥力。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國」，無非是豪奪，但要豪奪，先得讓人家怕你，否則就達不到這目的。而英美當時根本就不怕日本，這說來也是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使然。可日本人完全沒意識到這點，卻一廂情願地去撞大運，豈有如意算盤不落空之理？

我認為，孫子提出的「伐謀」倒不限於「不戰而屈人之國」或「屈人之兵」，而是戰爭取勝的必要條件。我已經指出，國人的一個普遍誤識，便是「唯謀略論」，認為要打勝仗只需有個諸葛亮就行了。這當然是錯誤的，但這不是說戰略謀划就不重要。相反，我認為戰略謀划雖非贏得戰爭的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日本人當年即栽在這上頭。

據辻政信在其回憶錄中披露，戰前日本參謀總部決定戰爭方向的基本考慮是：

１、若全力向蘇聯開戰，則不可能長於一年，因為屆時液體燃料必然消耗殆盡。

２、若想打到重慶，必須動用２０個陸軍師團作戰３年，此前資源必將消耗殆盡。

３、若動用海軍和空軍的全力和１５個陸軍師團對英美開戰，有可能在第一年年底利用已經在南方國家開發出來的資源。不僅如此，只要能維持海運，日本就能在持久戰中堅持下來。海軍的有效實力將是決定性因素。

就是根據這個考慮，日本才決定大舉南下，對英美荷開戰。而對戰爭前景的預期，辻政信也披露了：

「我們當時坦率的觀點是，美國人是商人，不可能長期持續一場無利可圖的戰爭。如果我們只和英美交戰，就能進行持久戰。等到在南部取得一些偉大勝利之後，中華民國就會願意接受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則，在此基礎上籤訂無條件和約。俄國就會和它的英美盟友決裂。在和中國締結和約之後，我們就可以把一百萬部隊從中國調到滿洲國去，那就足以震懾俄國在那個方向的擴張，或是回擊蘇聯人在那兒可能發起的進攻。」 （Masanobu Tsuji：Japan's Greatest Victory; Britain's Worst Defeat, Surpedon Publishers, 1997, New York，蘆笛摘譯）

這種白痴戰略也虧日本人想得出來，我已經在舊作中無情嘲笑過了：不能取勝於中土，竟然指望收之南洋，想靠在南洋取得輝煌勝利來嚇得中國求和。他們怎麼就想不到，把英美推成中國盟友后，中國屈服的可能就更渺茫了？而且，在策劃戰爭時，日本軍人竟把取勝希望寄托在美國喪失鬥志上，與當初決定在中國冒險時使用的恰是同一思維方式。在中國吃了苦頭還不知道總結教訓，竟然再度以僥倖心理去冒更大的風險，把全民身家性命賭上去。以資源小國之身，卻指望靠去南洋搶奪資源，靠海運支持戰時經濟運轉，以持久戰拼消耗拼垮中美英等大國。而且這一切錯誤竟然發生在侵華受挫、騎虎難下之後！

由此可見，戰前的戰略謀划確實是取勝的必要條件。如果日本人想得到這些簡單問題，就不會擴大中國戰事，也就不會為了維持對華戰爭而去南洋搶奪資源，陷入更大的災難。那麼，東北今日到底是哪家的還真說不準，台灣則絕無可能回歸中國。

戰略謀划的並不限于軍事戰略，更是政治戰略，也不限於爭取戰爭勝利，同樣在於如何避免不利的戰爭。這方面最輝煌的例子還是戰略大師斯大林作出的。他真正是「伐謀」、「伐交」的高手，從容化解了本來極度尖銳、隨時一觸即發的日蘇矛盾。先是以「反帝」的號召支持國民革命，使得國民政府的向北擴張引起了日本對中國的敵意與猜疑，后又以偽造的「田中奏摺」煽起中國憤青的仇日情緒，發起反日運動，更指令中國代理人為「保衛蘇聯」頻頻製造事端，致使中日關係急劇惡化，把日本那禍水引到了中國，從而避免了兩面作戰，最後使得日本深陷中國戰場，為了瘐斃中國入侵印度支那，激化了日美矛盾，最終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但為蘇聯贏得了一個強大盟國，更讓日本打到五癆七傷。等到日本行將覆滅時，蘇軍再以「解放者」面目出場，兵不血刃地席捲了滿洲、北韓、南庫頁島、千島群島以及北方四島，撈到盤滿缽滿。此後斯大林更以繳獲的日軍武庫武裝中共，輕而易舉地贏得了代理戰爭，使得中國一度成了蘇聯的衛星國，三北盡入毛子勢力範圍。

日本人雖然蠢笨，愚弄孫子的後裔還是綽綽有餘的。所謂排滿革命完全是日本人煽動起來的，而孫國父就是他們的馬前卒。當時幾乎所有的革命亂黨都「反認他鄉是故鄉」，認日人為「同文同種」的自己人，認清廷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外國人。一部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是中國人先為日本人、後為老毛子打代理戰爭、糟踐自己的祖國的冤大頭史。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先後迎來兩個外國兒國父——日本孫國父與俄國毛國父。在國際舞台上，無論是「伐謀」還是「伐交」，孫子的故鄉都從來是讓人家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戰略籌碼，永遠是人家「伐」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