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專制制度至今仍是中國的最適制度么？

西方政治學的一句流行話語，便是「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適制度」，這就是袁世凱的顧問、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古德諾主張中國應該實行君主立憲的理由。然而就本人極度有限的閱讀所及，這所謂「最佳制度」與「最適制度」似乎並無明晰界定，我也是最近才想這個問題。

很明顯，所謂「最佳」和「最適」，都是比較而言的相對用語。是不是最佳制度，得先固定了所在國家再說。在歐美，與其曾經實行過的所有制度比起來，民主制度當然是最佳制度。這裡的所謂「最佳」，我的理解是「道義上與功利上都最合理」。

所謂「道義」的標準，當然是「普世價值觀」規定的。而所謂「功利」則是從技術設計的角度來評估。社會制度不過是一種應用設計，並不是類似自然科學的「客觀規律」的體現。不僅如此，它與工程技術還有著本質差別。

如所周知，工程技術設計如果違反了自然科學的定律，就絕對不會運轉，能運轉的則一定符合客觀規律。然而社會制度的設計卻未必如此，蓋社會科學中除了極少數由人性決定的原理（例如「權力導致腐敗」的阿奇頓定律）外，並沒有類似自然科學的一系列普適定律。因此，同樣的社會制度，在甲國可以運轉自如，在乙國就連啟動都不可能。此外，哪怕是赤柬那種違反人性到了系統毀滅文明、甚至實行種族滅絕（genocide）的爛制度，都不但能運轉，而且竟然還是「你不打，它就不倒」。若不是越南人打進去，可能至今還存在，正如若不是清軍攻進四川，同樣實行種族滅絕的張獻忠的大西政權也不會輕易垮台一般。這些現象根本就不存在於工程技術之中，後者既沒有「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之別，也不可能造出違反自然規律運轉的機器來。

那麼，制度設計的功利合理性應該如何評估？我看主要是個運轉問題，這包括了兩方面：能否順利投入運轉，以及能否持續運轉下去，也就是那機器是否能開起來，開起來后又是否能長期運轉下去，不會中途燒毀。第一個問題說的是可行性，其限制因素是民族傳統以及民智水平。第二個問題則是指社會的穩定性，影響它的主要因素是系統的內耗水平。

如果只考慮第一個問題，則專制制度顯然具有極大的功利優勢，這原因也說過了：它只需要少數人即可操作，不像民主制度的運轉需要全民介入，不但取決於參與競爭的各政黨恪守遊戲規則，而且有賴於「社會單子」們靠既有的內在程序實行本能配合。如民國實驗昭示的那樣，這兩個前提不滿足，則民主機器就根本開動不起來。專制制度就沒有此類難題，它不過是少數人的遊戲，不需要大多數社會成員自動配合。其開動與運轉乃是由少數人利用人性中的原始的動物性，諸如恐懼、膽怯、貪婪、殘暴、以損人利己迅速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等等，以胡蘿蔔加大棒的革命兩手迫使或誘使大多數人服從。因此，它的啟動根本不需要提升民智與道德水平。這就是為何連赤柬那種爛制度都能轟然啟動，而且竟然在相當長的時段內都不曾自動燒毀。

功利合理的第二個指標則是系統的穩定性，也就是我黨說的「和諧」。它反映的是系統的「內耗因數」，亦即一個社會的能量有多大比例用於內耗。所謂「內耗」，也就是人類私慾決定的社會成員內部的利害衝突，它的顯性表現是暴力衝突，而隱性表現則是精神對抗，亦即「敢怒不敢打」或甚至「敢怒不敢言」。內耗越大的社會，則健康度也就越低，其歷史峰值就是文革時期的毛共社會，彼時全民都把幾乎全部精力投入波瀾壯闊、轟轟烈烈、酣暢淋漓的內鬥，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病態社會。社會的內耗因數越高，也就越無法持續運轉，此所以就連我黨都受不了那折騰，要在毛死後趕快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接著又在三中全會上宣布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掠奪大自然上去。由此可見，一個由正常人治理的社會，總要設法降低內耗，其操作方式有兩種：東方式與西方式。

東方式大家都熟悉。老祖宗看到了內耗是人慾引起的，因此「抓綱治國」，「正本清源」，實行革命的兩手，一手是以儒道釋對人慾實行綜合治理，儒家告訴你人慾是萬惡之源，是世上最可恥的事，「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必須「存天理滅人慾」，鬥私批修，滅資興無，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把自己改造成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道家告訴你「是非成敗轉頭空」，追名逐利什麼意思都沒有，反而有害於養生，「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空忙」；釋家則告訴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千世界不過是你的主觀幻覺。而且，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什麼都是前世註定了的，追名逐利非但徒勞無益，而且若傷陰薄德還會引來報應。但若你做忠臣孝子，則來世必有福報。另一手則是法家的「霹靂手段」，專門以無比殘暴的手段諸如凌遲、腰斬、梟首示眾、滅族等酷刑，懲罰那些膽敢大逆不道、以下犯上的逆子叛徒反臣，以此嚇阻效尤。

在此，所謂「正逆」，也就是「上下」，其實也就是拳頭大小。拳頭大的就是「上」，小的就是「下」，弱者絕對服從強者就是「正」，就是「道」，膽敢反抗就是「逆」，就是「不道」，兩者之間的關係實質上等同於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民諺所謂「官大一級，如同父母」就非常準確地道出了這種「倫理政治學」的精要。

這一套結合起來，便塑造了國民逆來順受、不管權貴如何欺凌折辱都甘之如飴的人生態度，從根本上騸掉了百姓的反抗基因，消除了動亂苗子，取消了「作用力必然引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的力學定律，使得官府對百姓的壓迫剝削*基本成了單向施暴，並不會引來反彈，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內耗。考慮到古代官府無法壟斷冷兵器那唯一的暴力手段，由此決定了百姓造反之容易，而傳統社會還能顯示出驚人的穩定性，就更加彰顯了這種設計之成功。如秦二世而亡表明的，它主要靠儒道釋的洗腦（當然釋家是後來引入的，但它以宿命論和因果報應說極大地增加了儒教說服力），而不是法家的「霹靂手段」。這種洗腦之成功，常常令後人瞠目結舌。

我記得明代（或清代，記不住了）有部章回小說，以唐朝著名忠臣張巡守孤城抵抗安祿山、史思明叛軍的史事為故事背景。上面說，城內缺糧，軍士餓得無法作戰，張巡乃決定殺了他的愛妾，把她煮了犒勞三軍，但又不忍下手。結果那深明大義的愛妾得知了老爺的心事，便毅然自殺了。張巡於是便把她烹了，三軍享了一頓鮮肥之後（NND，一個女人，哪怕肥如楊玉環，也喂不飽三軍啊？殺頭水牛恐怕都不夠，大象還差不多，最好是鯨，當然那取決於人數），得知吃的是太守的愛妾，人人感奮，出力死戰，云云。

這小說我是青年時代看的，現在連名字都記不住了，當時只覺得毛骨悚然。那陣子正是文革，無法找到《新唐書》，因此也無法去考證那事到底是真是假。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表達的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它既然能把張巡以及那「深明大義」的愛妾樹為全社會學習的道德楷模，當然也就說明其中的「天理大義」是人人認可的。這說明後天洗腦能夠何等地扭曲人的自然屬性。

這種消除內耗的方式固然有效，但它有兩個缺陷：第一，靠安貧樂道的禁慾主義消除內耗，必然使得社會失去生機，生產力發展被凍結。第二，消除反抗而不消除壓迫剝削，必然導致社會財富單向流動，到最後便會使得貧者實在無法生存，不得不突破洗腦的束縛，回歸原始獸性，揭竿而起，大搶大燒大殺一氣。由此決定了社會長期的靜止凝固態與動亂交替出現，造出了中國特有的亂治循環。

所謂「西方式」，說的是現代民主制度。它降低內耗的方式乃是疏導人慾，使之盡量向自然界擴張而不向社會內部釋放，為此將發財機會向全體社會成員同等開放，強調「機會均等，費厄潑賴」，使得大家都有發財希望，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從大自然中榨取財富上去。在分配社會財富時，使用議會民主作為社會的「粗調節」，而將僱員和僱主之間的鬥爭（包括罷工與其他形式的勞資衝突）納入法律軌道，作為社會的「細調節」。政府一般只介入「粗調」，不介入「細調」，頂多只在影響全社會的大罷工發生時充當中立調解人。總之，它的基本原則是「疏導」而不是「堵塞」。這樣就既能保持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又能及時化解社會內部的利害衝突，避免了單向堵塞必然造成的社會危機積壓。

至此可以給出「最適制度」的定義：因為處在民族傳統以及民智水平的下限內，又具有最低的內耗因數，因而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能夠啟動並持續運轉的社會制度，就是該民族的最適制度。它在功利上是最合理的，但道義上未必合理。從這個角度來看，傳統帝制雖然有上述弊病，但畢竟是古人最適生活方式，其「和諧」可以至少維持上百年。如果不遇到重大天災或外患，這種社會的內耗一般需要兩三百年的時間才能積累到燒毀程度，應該說是非常穩定了。

據此定義，則民主制度眼下並非中國最適制度：它雖然在道義上合理，但因民智民德的極度低下而缺乏功利上的可行性，根本就無法開動，若勉強開動，必然要「以群暴易獨暴」，比原來的專制更糟糕。

這還不光是中國一家的問題，似乎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難題。記得老金說過，巴基斯坦就曾幾次試圖開動民主機器又以軍事政變關閉之，反覆在「民主」（群暴）和專制（獨暴）中往返振蕩：專制搞到一定時間便無法維持運轉而燒毀，國家開始試行民主，但社會治安隨之瓦解，群暴出現，於是某個軍頭便「順天應人」，以獨暴易群暴，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直到因貪污腐化被推翻，再次進入群暴的短暫過渡階段。

既然民主制度並非眼下中國的最適制度，那現行專制制度是不是？我看未必。

傳統專制制度之所以從最適突變為不適，乃是因為西方文明的流入徹底瓦解了儒道釋提供的穩定軟體。論韜略與實力，袁世凱不下於任何一個開國君主，可他就是做不了皇帝，那原因非常簡單：北洋部將再不相信「天命論」，轉而信奉「民國人人可作總統」，因此絕不讓老上司獨霸茅坑，再搞「家天下」。

現代專制之所以能取代舊式的「家天下」，而且維持至今，主要還是靠從蘇聯學來的威力無窮的人民控制術，亦即以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權力集團作為骨幹，去建立「黨天下」，將人民織入無比嚴密的組織網路中，置於全黨的密切監控之下，再壟斷了國家的重要資源與暴力手段，使得人民完全失去反抗能力。論對人民的控制，它遠遠超過了舊式專制，後者主要是宗教式的精神控制，不是由一個龐大集團進行的嚴密組織控制。

這一套當然有神效，巴基斯坦那些國家之所以發生周期性的「獨暴—群暴」振蕩，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搞黨天下。但光有這一套也未必能使得現代專製成為現代中國的最適制度。與舊式專制相比，現代專制最缺乏的就是穩定軟體，而且至今找不到永久性代用品。在黨天下中，皇位永遠是開放的，永遠處在野心家們的覬覦之中，黨皇永遠缺乏不容置疑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永遠有受到挑戰甚至被推翻的危險，永遠必須動用暴力去清洗競爭對手，以此立威。這個問題隨著傳代越來越嚴重，這就是我說的「權威逐代遞減律」，它是社會的不穩定性的最主要來源。

胖胖熊網友對此提出了高水平質疑。他說，蘇聯經驗提示，黨內權力鬥爭仍然可以以非暴力方式進行。自勃列日涅夫始，蘇共內部就不曾再大殺大砍。由此看來，我黨內部也能磨合出個和平解決權力鬥爭的方式來，不一定會引發大規模內訌。至於權威逐代遞減現象，在毛——鄧——江之間倒是很明顯，但在江與胡之間就不甚明顯了，因此，中央權威也未必會弱化到無法控制全局的地步。

關於第一條質疑，我的感覺是，既然黨皇的位置是開放的，又不能光明正大地通過民主競選獲取，那就必然會有奪位與反奪位的陰謀暴力鬥爭。蘇聯那個短時段內的平安無事似不足以作為證明。相反，它是各巨頭之間達成暫時平衡的結果。正因為此，它才成了人類歷史上難得見到的奇觀：第一書記們連連壽終正寢——剛上任的第一書記才給前任顫巍巍地送過喪，轉眼就咽了氣。直到老傢伙都死絕了，才輪到下一代的戈爾巴喬夫。可惜因為他是下一代，因此始終玩不轉。黨內死硬派的抵制甚至到了半公開的地步。我聽毛子朋友說，保守派為了羞辱他，故意在某個重大慶典（記不得是什麼場合了）讓所有商店的食物架空空如也，引起百姓的極大不滿，後來更直接搞政變把他抓起來。若他是衛國戰爭中鍛鍊出來的領導人，就不至於落魄到如此地步。

江澤民與胡錦濤又如何？老江動用暴力清洗陳希同，小胡動用暴力清洗陳良宇，兩人都無法如老鄧一般，發句話就可以輕易罷免華國鋒、胡耀邦與趙紫陽，而是非得把對方「做」成罪犯不可（老鄧關老趙是懲罰，不是為了搞掉競爭對手）。這難道還不能說明權威的弱化使得權力鬥爭更不可能循和平方式解決？

關於第二條質疑，我覺得阿熊說的頗有道理，這權威弱化曲線可能是指數曲線而非直線，因此弱化到一定程度就趨向於與橫軸平行，不會再惡化下去了。但即使如此，也必須看到這兒有個內在的難以解決的矛盾：黨皇沒有傳統帝王那種與生俱來的權威，必須靠下面的死黨支持才能坐穩位子。因此，下一代黨皇在當國前就得黨內廣為結黨營私，但這麼做又必然招致現任黨皇的忌諱。若不這麼干，則他必須熬到60歲左右才能接班。上任后也只有10年左右的光陰來培植私人勢力。這種皇帝到底有什麼權威與實力，我還真難想象出來。

另一個問題我也在舊作中說過了，那就是黨皇與傳統帝王不同，不敢真的得罪諸侯們，蓋這些人是他的權力基礎，如果得罪的人太多，則人家就可以聯合起來發動宮廷政變，把他選下來。傳統帝王則根本沒有這個問題，他哪怕把所有的督撫殺光了，也不必擔心天下大亂，蓋他是靠天威做皇帝，不是靠臣下擁戴。

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就使得官僚集團獲得空前的控制百姓的能力，而黨皇則基本沒有控制他們的能力。換言之，黨具有空前強大的統治能力，卻不能控制它自己，因而毫無自我完善能力，只會江河日下，一天天爛下去，不知伊於胡底。爛到一定程度無非是兩種結局，要麼國家逐漸解體（這大概是最理想的吧），要麼遇到重大天災人禍，觸發積累的社會危機，黨內特別是軍內的某個野心家崛起，大規模內訌爆發，觸發全面內戰甚至核內戰。

總而言之，我的感覺是，現行專制制度的內耗因數非常之高，比傳統帝制高多了，比西方民主制度就更不必說了。國家把大量資源與能量花在監控百姓、維持表面的社會穩定上，但這隻暫時防止了顯性內耗，無從疏導緩解隱形內耗，增加了系統內的張力（tension）。這種背時機器要持續運轉上百年而不燒毀，我個人覺得可能性不是很高。但除此之外，中國還沒能找到一個堪與傳統帝制相比的最適制度。因此，自辛亥以來至今，中國一直是個未能生活在最適社會制度之下的國家，套斯大林當年對中共的指示來說，是「處在兩個最適制度之間」（原話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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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壓迫」和「剝削」我已經在舊作中作過定義。「壓迫」就是強者恃強剝奪弱者的基本權利，而「剝削」則是強者以暴力為後盾與弱者進行不等價交換。


200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