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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 (五) 文化革命與丘德功之死 : 5.1毛澤東的第一次不講理和丘德功為其倒霉

作者：light12 於 2016-4-11 05:0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毛澤東

格丘山 (五) 文化革命與丘德功之死 : 5.1毛澤東的第一次不講理和丘德功為其倒霉 時間: 10 4 2016 15:56

作者：格丘山 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五) 文化革命與丘德功之死

丘德功從第一次劫難中脫險不久，文化大革命就來了，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們從中國的史料去回看這場文化大革命，不免會有讀三國演義感覺，毛澤東，造反派和老幹部，形成了三個又對立和又依賴的關係。像三國演義的作者一樣﹐從上古以來，中國民族就是一個主觀意識和感情色彩極其強烈的民族，要中國民族去客觀地敘說一件事情，不將自己的關係遠近，派系，好惡、愛憎放進去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不管是將毛澤東看成曹操﹐還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後的故事是無法公平地講出來的，其結果就像三國，使大家永遠也不明白，一個聰明得像神一樣的諸葛亮加上一個善良得像君子一樣的劉備怎麼最後會輸給又蠢又壞的曹操？中國人的歷史，文學和故事都是戲，中國人生活在非常複雜的關係和鬥爭中，但是一到文化中他們就亂編胡造，把它都說成戲，不讓你知道他們真正的生活樣子。

正是這樣，寫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會陷入非常困難的境界，讀者腦子中已經固定地將文化革命與一些畫面和模式連在一起了：暴徒打砸搶論，老幹部被迫害論，毛澤東整劉少奇論，靈魂大革命論，個人大崇拜論，或是人民文革論等等﹐等讀到這個故事時﹐立場和喜惡早就預定了，會將他們預定的觀念自然而然的結合到我的故事中去，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搶的小流氓，就成了與專制官僚鬥爭的民族英雄，和他們成天看的子虛烏有的戲和寫的時評混到一起。

可是離開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的命運和悲劇呢？我舉筆難定，最後終於改變了只談丘德功故事，避免過多談論國家政治的初衷。因為我一旦走到對丘德功命運的深度思考之中，就會發現那個時代個人的空間已經幾乎被國家和集體全部吃掉了，也就是個人的個性被強悍的時代共性壓抑到非常微弱，根本無法左右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如果我們那樣去談丘德功，會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故事和經歷。實際上到了這個地步，丘德功對於自己的命運已經不能負責，也做不了什麼，它完全控制在國家政治手裡。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藉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繼續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丘德功就會被讀者不自覺地歸入他們腦子中已經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樣也會將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樣子。

因此兩條路對我都很困難，我只能從這兩條路的中間找一個狹縫穿過去。

這就是儘力就事論事的來述說這個故事，也就是說立足於丘德功和農場的命運變化來反映文化革命的演變，而不是反之，去借藉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顯然要在這個小小的故事，脫出現有的各種文革模型，去忠實地複述文化革命的歷程，無疑非常困難﹐會使文章的篇幅愈寫愈大，這畢竟不是一部專門論述文化革命的專著。為了減少這個困難，我下面用小標題來分述它。

(一) 毛澤東的第一次不講理和丘德功為其倒霉

農場是中國的一個小小的角落，有它區別於中國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興起，各個階段的層次，以及人在不同階段的心態，和它最後因林彪的死和毛澤東的建康惡化，力不從心而陷入退無人敢說，進不知何從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還是完全尊從這個國家的共性。如果說有區別，那麼這場由毛澤東強加於中國的革命，傳到偏僻農場的時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幾個節奏。

我有時想，如果毛澤東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歲(當時報道的特大喜訊)，或者永遠不死，文化革命會怎樣結局呢？中國的現在又會怎樣呢？當然這種非常理念的探討不是講究實際利益的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樣的話，中國的近代史就必須徹底重寫了，不會有四人幫坐牢，不會有鄧設計師放出他們的子孫像元朝蒙古貴族在中國走馬圈地一樣去分割國家公有財產，當然也就更不會有習近平的賊喊捉賊式的抓貪污鬧劇了。所以到了中國歷史這個領域上，是沒有什麼政治理論家和學者說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純然是一場隨機前進的悲劇。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沒有年代，從字縫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點不同，吃人很難看出來，中國有這麼多的歷史學家，他們職責就是是將中國歷史塗改得嚴嚴實實，面目全非，讓外國人和中國子孫什麼也看不出來。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農場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這時中國的紅衛兵都已經到處在抄家，滅四舊了，農場卻如夢初醒，響應毛主席的口號，要文化革命了。黨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與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揪幾個階級敵人出來斗一下。

這不應該怪罪於農場黨委思想僵化，或者轉移革命的方向，不同於共產黨的上層幹部，對於毛劉的矛盾已經有所了解察覺，知道毛的來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有意的將毛的矛頭轉向發不出聲音的老百姓，來保護劉少奇和他們自己，但是這個指責卻絕對不適用於農場這樣底層的幹部，他們怎麼可能想到這次偉大領袖的意圖是要打倒劉主席，並且要將他們自己也要揪出來陪斗一下？他們能做的只能是根據過去政治運動的做法，來重複一遍運動而已，所以毛澤東只憑一條這次運動的重點對象是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的當權派的空洞條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員去斗劉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們自己，否則的話就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在是強人所難，蠻不講理的，其結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員都糊裡糊塗的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他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就這樣，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戰略步驟，一開始就將一個小小的在農場求生的下放幹部，與他的整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當權派毫無關係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場災難之中，農場確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無可赦免。

這同樣不能完全怪罪農場的黨委，當他們絞盡腦汁從他們下屬的名單中挑選一個個階級鬥爭的對象時，恐怕沒有比公開叫囂消滅解放軍的人更容易浮上腦袋了，雖然這是莫須有的，而別的工人和幹部連這樣的莫須有也找不到，運動去斗誰呢？史無前例的毛澤東時代，國家大事和國家政治就是通過這樣荒唐的邏輯與個人的命運這樣息息相連起來的，儘管丘德功本人的歷史，思想與反劉少奇和保劉少奇沒有任何關係，和文化革命開始時的開場鑼，掃四舊，海瑞罵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從文化革命的一開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運就隨著文化革命的變化而升沉榮辱，無論丘德功本人，或者農場的幹部都對它失去了控制。

毛澤東政治與中國古代封建政治，劉少奇政治，鄧小平政治顯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的很多決定不是從組織路途和官僚網路下達和執行的，而是通過他高深莫測的和將來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連接的語言和指令進行的，這些不具有法律嚴密的模稜兩可的語言，將所有的人，從他身旁的親密戰友，到社會底層的一個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終日，被籠罩到它無形的巨大恐懼的陰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種高深莫測的心理戰術，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說的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靈魂大革命。這個詭譎的玄術使他死了幾十年後，還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追求它的絕對價值和永久意義，在裡面輾轉反側，迷戀忘懷，讚不絕口。

當時農場空氣中閃爍著一種可怕的沉寂，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恐怖瀰漫在農場的每一個空間，這就像戰場開戰之前，兩軍對壘時的寂靜一樣可怕，人心裡充滿恐懼，心懷鬼胎，不知這次誰該遭殃？因為以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VS．人性，從共和國的主席，總理，到一個農場的小小農工，哪一個沒有辮子捏在上級領導的手裡，但是表面上這一個個都有辮子被捏住的人都更想顯得沒有辮子，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這就要比沒有辮子的人更起勁的高唱著社會主義好和東方紅，包括在天安門廣場上，親自起勁的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來。看著照片中周恩來那種激情澎湃的樣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褲子中邱德功說的要藏起來的一條條辮子在發功，怎麼不令人為他難過。貴為國家總理都是這個樣子，中國人活著怎麼不難啊！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叫做中國通的外國人，想真正了解中國人的人生，真是難於爬中國的蜀道。他們可以將中國話講得地地道道，但是他們對中國人和事情的解釋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牛頭不對馬嘴。

終於在一個夜晚，轉瞬之間，農場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禮堂就鋪天蓋地地貼滿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在進門的地方，有一幅用大體字寫的大字報特別顯眼，上面寫著：「郭大鬍子，你為什麼一個人吃了七個人的肉？」和「堅決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個共產黨頭的歷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長郭大鬍子一個人吃了應該分給七個人的豬肉，和已經被毛澤東御定為功過相抵的戰鬥英雄趙風山。

當然企圖消滅解放軍的現刑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報也駭然其中。

倒是沒有一張大字報是針對我們反動學生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的問題已經定案，不屬於暗藏的壞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農場黨委學習了十六條，文化革命的指導文件，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不管怎樣，我們是學生，雖然是反動學生。

在大字報出現的同天，還有一個令人感到毛骨聳然的景象是農場幹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紅袖標，上面寫著毛澤東思想赤衛隊。這個不平常行為增加了空氣中的肅殺氣氛，既然是赤衛，一定是碰到了強壯的敵人，可是敵人在哪裡呢？以黨委的強大，對付大字報上點名的這幾個牛鬼蛇神值得這樣嚴陣以待嗎？其實這些所謂的毛澤東思想赤衛隊自己也不知道要赤衛什麼，正像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的，毛澤東這次運動要收拾的敵人，正是他們這些這一刻信誓旦旦地準備去保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赤衛隊。

大字報一出來后，鬥爭會已經是箭在弦上，大字報點到的人被拖上了鬥爭會。這是丘德功面臨著的第二次因為唱消滅解放軍而開的鬥爭會。

這一次的鬥爭會丘德功沒有上次的幸運了，既沒有徐仁芳給他的認罪機會，也沒有「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問汪深有沒有聽清楚了。只有一個家屬怯生生的說「汪師傅，你聽清楚了嗎？」，汪深混濁的眼睛這次非常明亮，挺著胸膛回答得堅決和響亮：「我聽得非常清楚」，沒有一個人再追問汪深，為什麼你上次說沒有聽清楚。代替的是憤怒的口號，和所有人的對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語言逼迫汪深的李雲飛正滿頭大汗的在鬥爭會上領喊口號，和帶領著大家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聲嘶力竭的充滿情感的聲音使人們完全忘記了上次會場上的同一個李雲飛說過什麼。

我敘述這個故事時與中國的小說家，回憶家，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對立，沒有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沒有善良與醜惡的角斗。在丘德功的鬥爭會上，看不到任何這樣清晰的對立，而有的只是對一個已經失去保衛能力弱者的共同殘踏和蹂躪。但是對立又是確實存在的，它不是存在在人的層面上，而是在人的心裡面，這個對立對於中國人都是大同小異的，無論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這個鬥爭會的邵蘭新，還是在這個會上這一刻正助紂為虐的一個個參會者，在心的深處，都有一個立足於他們本人經歷，個性，良心，形勢，壓力，利益的精確計算和斟酌，使他們在兩個對立的結果中遊離，彷惶，而最後他們在這個特定場合中的表現，正是他們對這件事件計算和斟酌的最終平衡結果。當文化革命以雷霆萬鈞的威攝壓過來的時候，個性，良心等等在計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會被壓縮到忽略不計的程度。道德，公平，正義和良心對這些沒有基本權利的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災難中，大部分人能夠做的，應該做的都是首先保護自己。

我直到今天，顏鶴髮的時候，回頭望去，才清清楚楚看出在這個會議的暴風雨般的氣氛下面，作怪的是每個參加會議人褲子里的辮子，和心裡的恐懼。才明白從本質意義，或者相對於其他民族來看，中國人都是有著非常相同思維方法和處世哲學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還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們在不同的位置，說不同話，做不同事，如果將他們互換位置，表現大同小異。

到了這個時候，丘德功已經被捲入到一個無形的風暴中，在這個風暴中，事情的真假，丘德功的態度，都已經無關緊要，汪深，李雲飛，邵蘭新也都無關緊要，沒有人再能控制這件事情的下一步，丘德功的命運將，而且只能隨著這個國家的政治風暴，隨著文化革命的風雲，在中國烏雲密集的天空亂飛，亂轉，誰也不知它會在哪裡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