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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格丘山下永眠著丘德功 (三） (四)

作者：light12 於 2016-4-8 09:4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格丘山 格丘山下永眠著丘德功 (三）招禍 時間: 07 4 2016 16:16

作者：格丘山 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三) 招禍

四隊的隊部有三個幹部，康隊長，指導員邵蘭新，會計汪深。

康隊長是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原來是解放軍的排長，生性好動，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煩惱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裡開會，所以他只和自然鬥爭，與世與人無爭，我們的故事對他沒有更多可講的。

會計汪深也是複員軍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為他能寫會算，所以就擔負了全隊的工資，考勤，勞保等等一切后務工作，不下地。為了說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紹興寧波那一帶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個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國電影中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點狡黠，但是沒有霸氣。他的眼睛很混濁，說話時總是避開人的目光，隱約能感到他對人有些勢利。其實他對人的態度只是忠實和精確地體現邵蘭新的好惡，而且你也只是隱約感到，說不出什麼不恰當的地方來。在隊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個勤勤懇懇為大家服務，不張揚，不多事的人。從他的唯唯諾諾和小心謹慎中，我猜測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麼辮子在檔案中，只是無法證實了。

現在講到邵蘭新，邵蘭新是一個中等個子的胖子，園園的臉，臉上一股正氣，沒有一點陰詐和詭譎的氣色，板起臉來很兇，笑起來時卻很可親，有些像廟裡的羅漢。這裡說的正氣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正人，只是表明這個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卻是自己未必知道。邵蘭新雖然大腹便便，像個做官的樣子，卻沒有大幹部那樣的氣勢，仔細看他的臉頰上兩塊胖墩墩的園肉，有些紅，並不是血色潤通的顏色，而是帶著風霜吹打出來的血管顯露。他雖然凶的時候很可怕，臉上的胖肉還不到橫肉的級別。

邵蘭新小時候很窮，他憶苦思甜的時候說過，小時候要過飯，要不是黨我哪能有今天？他說這話時，就像說家常話那樣平靜，沒有很多人憶苦思甜時的矯情，淚流滿面，反倒讓人感到他對共產黨感激的真誠。他從部隊轉業時是付連級，一直在四隊擔任指導員。邵蘭新的文化是在部隊里學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個性不是那種誇誇其談，花花腸子的人，所以說話都是樸實的大實話。對他來說共產黨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為了窮人翻身，他邵蘭新有今天就是共產黨帶來的，邵蘭新對地富反壞有著天生的敵意，對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視，邵蘭新一有鄙視臉上就會顯示出來，我能感覺到他看丘德功和黃天秀時眼神中那種厭惡，他覺得這些人和他不是一個世界的，要不是共產黨來了，都是騎在他的頭上，而且現在仍時時刻刻都想著奪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敵人。邵蘭新這樣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他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還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樣子。邵蘭新對我後來態度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裡成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與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聽邵蘭新開會講話是非常無聊的，他講不出什麼道理，翻來複去，就是共產黨打天下救窮人，資產階級要用懶、饞、貪圖享受來腐蝕革命隊伍，奪回他們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蘭新，身為指導員，必須以比契柯夫筆下那個緊緊看住周圍人不要弄出什麼事的普里希別葉夫中士(這是我說的，邵蘭新不知道什麼契柯夫)更負責，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隊的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和階級敵人的腐蝕。除此邵蘭新再講不出什麼來了，通過他嘴裡出來的道理倒是都變成了與他親身經歷緊緊融在一起的大實話，雖然其中的連結在邏輯上是否成立很有問題，但它畢竟與我在學校中聽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極端偏激，專橫，暴道和殺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憶起，六十年代大學中那些政治幹部，進步學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沾的大談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時，身上就冷的起雞皮疙瘩。那些當年在學校中耀武揚威，將衣服批著身上(那時學校幹部的時尚，不將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處慷慨陳詞的人，恐怕一個個今天正在燈紅酒綠的溫柔鄉中摟著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記，或者故意忘記他們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將別人搞得雞犬不寧惶惶不可終日的保爾科察京時代了。只是偶爾對身邊商業化女人的遊戲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時候，會想念和懷念起他們年輕時，充滿鬥志的為革命獻身的純潔女友，他們記憶中的冬妮亞，而自以為他們那個時候一個個都充滿革命理想，聖潔得像天使！

邵蘭新大約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學習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時也想過應該用比較有理論水平的辭彙來潤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這樣開始了，先清了嗓子，說，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頓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應，大家耳目為之一震，怎麼像講課了，張著耳朵聽下去，邵蘭新接著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因為他不知道綱舉目張是什麼意思，就說成綱，舉目張。下面有一半人笑起來。邵蘭新發現不對，不知道大家笑什麼，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習慣的口頭禪上去了。

邵蘭新雖然恨地主，恨剝削，恨資產階級的好吃懶做，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沒有想到，還是故意迴避，他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不正是在脫離勞動和得到額外享受的路上走著嗎？他的身體愈來愈臃腫，不知是轉業前就是這樣，還是在當了指導員后長期脫離勞動引起的。連不識字對他的話馬首是瞻的王奎選都私下對我說邵指導員不如康隊長，不參加勞動。當時只要幹部一開會，參會的幹部就可以吃一頓好飯，雖然那一點點特殊化與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爛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與邵蘭新會上成天告誡教育工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腐蝕，和他用眼睛緊緊盯住工人的行為，不正是背道而馳嗎？不過我相信以邵蘭新的資質，不是迴避這些問題，而是不可能去想到這些問題的邏輯矛盾的。

有一次邵蘭新傳達上級幹部要參加勞動的文件，傳達完了，邵蘭新還沒有來得及講話，老工人張正壽不緊不慢的說「這是遠景規劃吧」，將會場上的人樂得仰面大笑。邵蘭新臉通紅，氣得兩眼冒出凶光，但是沒有與張正壽計較，更沒有訓斥張正壽，而是將話題扯到別處去了。這說明邵蘭新畢竟還有做官的涵養，知道分寸。還有一個事情可以說明邵蘭新雖是直性，也學了一些當官的技倆。

農場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來到農場，到農場工作，這些人沒有工資，就以記工分為準。有兩個女孩子在四隊場院工作，邵蘭新看到了，就過來問了一下她們的情況，最後對這倆個女孩子說，你們倆個的工分，一個是九分，一個是七分，你們每天下班前討論誰是九分，誰是七分。當然後來這倆個女孩子沒有上邵蘭新的圈套，倆個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輪流拿九分。

現在讓我們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來。

在中國除了殺人犯或者當場抓住的強姦犯，偷竊犯外，一個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從他的犯罪去理解這個人，那麼往往會失至千里。所謂的反革命，反動分子，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來自於這個人的情況改變，來自於這個人的實力，情況與他現有的地位，財產，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稱，一旦產生這樣的不平衡，這個人就很可能要開始倒霉了，至於倒什麼霉，那並不重要，而完全根據當時的形勢而去自由發揮的。在毛澤東思時代往往容易變成政治犯罪，在改革開放時代容易變成經濟犯罪。我們這裡邱德攻的倒霉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

隊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級到五級工，工資應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間，而丘德功是技術幹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應在八十多元。一個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資比周圍人高，這顯然是不平衡的。說到這裡我想起鮑有光的父親鮑揚廷來了，他從希臘起義回國后被定為三級教授，工資並不高，但是共產黨念及他是起義回國，另外給了他一份非常可觀的保留工資(一百多元)。記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資時，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將退回的工資寄到他家裡，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堅決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興，是人家誠心誠意給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為什麼不拿？鮑揚廷說，你懂什麼，在一個科室中如果工資高於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後來鮑揚廷躲過了像他這樣的人幾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為他做人的豁智和謹慎。丘德功顯然沒有鮑揚廷那樣的人生閱歷，他的遭殃就是從工資開始的。

四隊領工資的那天，大家排隊，由會計汪深給大家一個個發。丘德功拿到工資的時候，就應該走開，輪到下一個，當時並沒有當面點清的習慣。可是丘德功沒有走，而是點了一下，發現少了三十元。然後他就將錢攤在桌子上，問汪深﹕
汪師傅，怎麼少了三十元？

汪深臉通紅，也沒有仔細點丘德功的錢，就說是嗎？從抽屜里將顯然是卡扣的錢拿出來給了丘德功。大家都看著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準了邵蘭新對丘德功的厭惡和丘德功在隊里的處境，才敢沾這個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發現而沒有當面點清，那麼以後查無對證，隊里有哪個人會相信丘德功和幫丘德功說話呢？沒有想到丘德功會當場點，這使他丟盡了臉。

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錢，卻栽下了禍秧。不過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當時情形下有其它應對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認了這個啞巴虧，不揭露汪深，他以後會逃脫命運給帶來的災難嗎？這個問題，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個月後，四隊出現了驚天動地的現刑反革命事情，會計汪深揭發，有人下工回家經過隊部門口時，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個兵
來自老百姓
打敗了日本狗強盜
消滅了解放軍

這個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格丘山下永眠著丘德功 (四) 鬥爭會和丘德功的首次脫險 時間: 07 4 2016 16:18

作者：格丘山 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城鎮鄉里，到處張貼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標語，整個中國已經處於一個大動蕩的前夕，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殺氣。

記得到農場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電車，突然發現電車上一片死寂，沒有人一個人說話，人的臉在車外一個個駛過去的路燈的熒光下一會兒變白，一會兒變黑，讓人感到懾人。多年來我總不能忘記那個夜晚向我顯示的恐怖，和當時心中突然襲來的在這個長夜中出現的無比孤獨。我相信那時候很多中國人已經從各種氣息中聞到了血的腥氣、預感到了一場血光之災將要登上中國之陸。雖然人們尚不知道這場災難來自何方，為什麼而來，是誰去殺誰？當然人們更不知道，在這個城市的心臟，北京高大和諱莫如深的紅牆之內，琉璃瓦之下，兩個巨頭已經不共載天到劍拔弩張的地步，黑霧和怒氣正從他們的腳下升起，變成黑色的烏雲，將整個京城籠罩到黑霧之中，然後這些黑雲要慢慢瀰漫、向整個中國擴散，覆蓋住整個中國，像一條條黑龍，張開血盆大口，懸壓在中國一個個城鎮鄉里的上空，等待著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這個血雨腥風來到的前夕，被卷進了災難。

農場黨委聽到邵蘭新彙報，四隊出現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囂要消滅解放軍，黨委書記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黨委秘書徐仁芳為首的工作組，去四隊處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黨委秘書徐仁芳山東人，部隊轉業。但是徐仁芳看起來不像一個軍人，白凈的臉，整齊的五官，文秀沉靜，說話也是文質彬彬的，更像一個文人。

其實一個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全決定於讀書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說起話來卻是一付魯莽和無知，不同的只是由於有了博士學位講起蠢話來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沒有受到高等教育卻顯得內秀和很有涵養的人也到處可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個。雖然他的身份、職務、經歷和當時的極左氣氛使他也在階級鬥爭烽火中衝鋒陷陣，但是肅殺的氣氛仍然不能吞沒他穩重的個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於自己沒有受到很多教育，對有高等學歷的人有著一種天然的尊重。這種秉性在共產黨的部分老幹部中屢見不鮮，他們由於自己不能進入和懂得所謂高深的學問，而表現出對知識殿堂和有學問的人的敬畏。反而這種對學問和有學問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學生中爬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中卻無跡可尋了。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幹部，在當學生時為了要求進步，入黨升遷，不得不荒廢學業，肚子中通常沒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後，為了自己在學業上的損失，顯示了一種對不問政治只讀書的人，乃至知識的怨恨。正是這種心態，他們在政治運動中對這些被他們稱之為白專的人下手尤為殘忍。

一個鬥爭現刑反革命丘德功的大會在徐仁芳的主持下開始了。

鬥爭會，這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名詞，對於外國人恐怕會像外星上的童話，對於中國人的後代子孫恐怕也難知其詳了。雖說以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則，鬥爭會未必就會絕後，但是百年後的中國鬥爭會肯定會與他們爺爺奶奶曾經經歷過的鬥爭會大相徑庭，可能會添上那時候的中國政治，甚至高科技的特色。如果我不在這裡多解釋幾句，外國人查百科全書，子孫查歷史書，肯定會望洋興嘆，徒勞無得。因為這些不上大堂﹐但是卻將一個時代的中國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東西，中國人是從不將它記載在正式文字中的。

鬥爭會源出於土地改革，共產黨每打到一個地方，就要將地主的地分給農民。在分地前，必須發動群眾，開鬥爭會，先將地主批倒斗臭，這樣農民分地時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從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說。諸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看，土改鬥爭會往往要經過共產黨派出工作組，反覆動員，農民才能發動起來。而我們這裡說的六十年代的鬥爭會無論從形式上，參加人的心態上說已經與土改鬥爭會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沒有一本小說反映曾經成為那個時期中國人生活重要內容的這種小說。

六十年代鬥爭會不是從土改鬥爭會脫穎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脈應該是反右運動。反右從共產黨請求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助整風開始，要知識分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直到黨認為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不能再言了，就發生工人農民「不答應」了，走上講台，要與右派辯論。右派在「工人農民」的討伐下，不經一擊，辯論會很快就變成了右派認罪會。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以中國人不寬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憤怒」的右派的朋友、親人、和同事，義憤填膺的，躍躍欲試爭取進步的，心懷叵測的和心驚膽戰的都必須一個個上場，輪番與右派劃清界線，表示憤怒，這時候，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產物，鬥爭會誕生了。

鬥爭會，從五七年誕生，到六十年代，經過幾年的實踐，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反右後的任何單位都具有對自己的下屬開鬥爭會的權利，也就是說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具有將一個下屬打成與歷史上的奴隸地位一樣卑微的地富反壞右的無上權利。這個單位黨委無法無天的權利已經使社會上的公檢法系統形同虛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國人，其做人的基本權利實際已經毫無保障，喪弘至盡。

鬥爭會的第二個特點是黨的積極分子反而不太上場，愈是親近的同事、朋友、同學、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場，愈要無情。所以從人性上說，鬥爭會的殘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獨特，正是定位在這第二特點上。

今天有人去責備那時的中國人愚蠢和無情，未必見得公平。任何一個理性的人處於其境，都未必會比那時的中國人瀟灑。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被置於地獄之邊，一個個黨的積極分子虎睜圓眼看著你是否劃清界線，否則就會將你也推入那個萬劫不復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從？

這裡說地獄和火海，絕非誇大之詞。淪為階級敵人的嚴酷確實與陷身地獄只在伯仲之間，它超過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懲罰，甚至死刑，因為它意味著不經任何審判，不允任何辯護，不存在任何上訴可能，一個小小的單位黨委，轉眼之間就可以令一個人喪失工作，家庭，變為像奴隸一樣的賤民。賤民在中國社會的意義就是，不管走到哪裡，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殘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沒有申辯的權利。而且一旦淪為為賤民，就是階級敵人，終身都是敵人，永無期滿之日。其影響將延續到子孫，他們無論升學和分配工作都由此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

這麼一個荒唐的，實際上已經突破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系統司法的，使每一個普通人離地獄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了，到了文化革命發展到它的頂峰。而後由於政府的官員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嘗到了這個制度的殘忍和不公平，而暫時的被擱置，不再被使用。這裡說暫時，是因為，造成這種荒唐制度的根源並沒有被充分認識，而待到受過這個制度直接傷害的官員慢慢將這些記憶淡忘，或者離開人世以後，新的少壯派再在中國升起的時候，它完全可能捲土重來。

丘德功的鬥爭會就在群情鼎沸的口號聲中開始了：
打倒現刑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軍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會場一片肅殺，尤其像我這樣已經被戴帽子的反動分子更是提心弔膽，喊口號時拳頭舉得高高的，聲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們說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會場中間，低著頭，臉蒼白和憔悴，顯然已經多夜無眠。

首先是汪深發言，他有板有眼地敘述了，他怎樣在辦公室辦公，下班的工人怎樣一個個走過隊部門口，然後大部分人都過去了，最後來了丘德功，扛著鋤頭，一邊走一邊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隊部門口唱起我是一個兵，最後一句唱的是消滅解放軍。他當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聽了一遍，還是消滅解放軍。

汪深說完，大家憤怒的叫起口號：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堅決要求嚴辦反革命丘德功！

接著是批判發言，幾個顯然已經事先安排好的發言一個個輪流過去。最後是主持人徐仁芳講話，他的話也是這類會議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須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的批判，進一步交待你的罪行，爭取寬大處理，對抗是死路一條。講到這裡，看來會議應該接束了，但是奇迹發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對丘德功說，丘德功，大家花了這麼多時間幫助你，你對大家講一講你的認罪態度。

徐仁芳出乎常規的給了丘德功一個說話的機會，連丘德功自己都沒有料到，誰也不知道徐仁芳為什麼這樣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馬上反映過來了，他的機會來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來，跪了下來：

「請大家饒了我吧，我就算是一個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會傻到大白天去唱消滅解放軍，我家裡有妻子，還有一個四歲的孩子，我不為自己想，還要為她們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們怎麼活下去啊」

說到這裡丘德功已經聲淚俱下，淚流滿面，跪在地上，將兩條腿挪動著，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師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過去如果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這裡我向你賠罪，汪師傅啊，消滅解放軍和消滅蔣匪軍，兩個音很接近，很容易聽混的，告訴大家你沒有聽清楚吧！」

誰也沒有想到鬥爭會會變成這個樣子，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北京的大學中，馬上就會有要求入黨入團的進步分子跳起來，聲色俱厲地指著丘德功的鼻子叫邱德功老老實實，不要演戲，可是這裡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工人有跳出來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著徐仁芳，現在應該是主持會議的主持人嚴詞呵斥丘德功站起來，回到會場中間去，可是徐仁芳像個沒事人一樣，他的眼神中閃出一種迷離的光芒，望著我們看不到的空中，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汪深尷尬地面對著跪在地上向他求饒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這個時間繼續了大約一分鐘，這是極為靜寂的一分鐘，大家都屏氣斂息的看著汪深，等待他說話，終於一個工人家屬不能忍耐了，叫了起來：
「汪師傅，丘德功在問你呢，你到底聽清楚了沒有？」

「我，我」
汪深支吾著，不知說什麼好。

從幹部轉為工人的李雲飛忍不住了：
「汪深，你聽清楚就說聽清楚了，沒有聽清楚就說沒有聽清楚，大家等著你說話哩！」

李雲飛出身烈士，深得領導信任，過去在人事保管擋案。但是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彆強的理解力，卻沒有起碼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將他理解的事情和東西，不管是否合乎時宜，用非常極端和尖銳的語言立即表達出來的愛好，他這種沒有理智和原則的緊跟形勢的第一反應能力，使他始終處於當時正確的大風大浪的尖頭上，而毫不意識不同時期風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對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強烈的第一反映能力所累，由於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領導和工人，最後被從幹部貶為工人，在隊里當康拜因手。

會場上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頂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來，
「我，我，我沒有聽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這句話，等這句話一到，連想也沒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沒有聽清楚，這話怎麼能夠隨便說呢？」

然後徐仁芳大聲地加重語氣說：

「散會！」

這個鬥爭會就這樣虎頭蛇尾，結束了。徐仁芳回去後向黨委書記報告汪深沒有聽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憶這些舊日的往事時，仍不得不對徐仁芳在那個如履薄冰的階級鬥爭時代中顯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氣肅然起敬。

不幸的是，雖然丘德功逃過了這一劫，這一劫最終是不會放過他了。他的莫須有的尾巴已經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國家政治風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個人做主。現在不管是邵蘭新、汪深、徐仁芳，甚至農場的黨內書記茹作斌，都無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運，這就像一個氣球，一旦發出，即便線被剪斷，飄到了中國的政治天空，它的命運只能隨著天空的風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滾，去喜怒哀泣，地下望著的人只能叫喊興嘆，再無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