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我的「哥白尼革命」（一）.....(七）

我的「哥白尼革命」（四） 時間: 21 9 2011 06:38

我的「哥白尼革命」（六）時間: 24 9 2011 02:44

四、近現代史上中國發生的「逆轉型」


這段文字本來是想寫在《辛亥國難百周年祭》的系列文章中的。今年是辛亥「百年大慶」，我本來不想寫什麼文字，是以朋友代胡佛研究所來約稿，都被我婉言謝絕了。後來BBC中文網編輯約我寫篇一千字的短文，我覺得那不過是一揮而就的事，便同意了。殊不料該文刊出后，受到「民族英雄」與「民主英雄」兩大陣營的猛烈炮轟，反倒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因此動念寫出該系列，擬在網上免費推出（真是上不得台盤，人家給錢我不寫，挨了罵后反倒願白寫了）。原準備趕在「雙十節」前推出，只是我再沒有當年的精力、體力與腦力了，至今未能寫出一個字。再過幾天我就要去度假了，很明顯再無可能按原計劃及時推出，只好在此文中草草說一下吧，好在並非離題萬里。

我在舊作中反覆強調指出，所謂「現代化」，就是「西化」，離開西方模式更無「現代」模式，所謂「現代化」這種說法不過是落後民族為了安慰自己發明出來的自欺欺人之談。如果說孫白痴中山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真的存在，那「潮流」也就是「全世界歐化」（更準確地說是英美化）。

讀過《文明真空》的讀者應能明白，這「潮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相較地球上其他文明而言，以英美文明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功利上更強大，美學上更優秀，因而勢必掃蕩其他文明，改變地球村中其他部落的住戶的生活方式。

前已指出，在長達兩千年的時段里，中國傳統生活方式一直是本民族的最適生活方式，然而在近現代卻難以為繼。這完全是因為鬼子「主權在民」的說道對民眾具有無可抵禦的感召力，因而在道義上獲得了無堅不摧的侵略性，不但令昔日至高無上的帝王權威剎那間蒸發得無影無蹤，也使得維繫傳統社會的「天理大義」變得一錢不值，讓專制「理論家」們永失「話語霸權」。 過去「乾綱獨斷」乃是對雄才大略的英主的頌詞，如今卻沒有哪個獨裁者敢承認自己是獨裁者。就連中國歷史上最藐視民意的獨夫毛澤東，也不能不在「獨裁」前面加上個「人民民主」的定語，足見西洋話語威力之大。

如今我黨抵禦這「世界潮流」的最後一招，也就只有「文化民族主義」了，其實也就是所謂「後現代自由主義者」的「文化平等」那一套。他們偷換概念，把西洋先進價值觀的軟性入侵，說成是類似18、19世紀英法帝國主義攻城掠地的武裝侵略，在愚民的虛榮心上狠下功夫，以激起同仇敵愾之心。客觀說來，這套障眼法是否有效，倒是對個體智力的最佳測定方式。XX網友（為避免被老惡霸再度封名，只好在該同志臉上打叉叉了）與智力難民營的蠢嫗李江琳就最好這一口，證明了該檢驗之準確性——如所周知，他們最顯著的網路存在特點，便是頭殼裡什麼都沒有，但見一團亂麻。

「文化民族主義」得以售其奸，使得「帝國主義話語侵略」無法奏效，為中國以及其他爛污國家的前景增添了難以預知的變數，使得這些國家處於持續動蕩中，靠的全是爛污國家的隱性文明的頑強生存力與抵抗力。先進文明可以輕易掃蕩這些國家的顯性文明，卻無法使愚民迅速擺脫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與反應定式。不僅如此，當這些國家占統治地位的顯性文明被摧毀后，爛污隱性文明反倒大規模地翻了上來，成了主流話語，哺育出一種兼具東西方之惡、卻毫無各自的善的惡性怪胎。借用敬愛的林副的話：「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在不同程度上，這歷史為所有爛污野蠻國家共享。我在《野蠻的俄羅斯》中指出：

「（發生在俄國的）外來先進文明與本土生活方式的衝突……表現出了與其他後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許多相似性，其持續的社會動亂乃是『西化不遂』引出來的：先知先覺們察覺到了本土生活方式的野蠻與原始，試圖從西方引入先進的生活方式來取代它，而這努力引來了舊有的落後野蠻傳統的強烈抵抗。俄國表現出來的這種『西化引起的持續社會痙攣』，在落後國家似乎是一種普遍現象，只有日本是獨一無二的例外。遲至今日，俄國和中國都還處在這種痙攣之中，似乎還看不到它的終結。」

中國的特點，只在於國人特別愚昧，專干南轅北轍的事。本來，任何一個明眼人都該看出：中國人在近現代的任務，就是按西方模式改建國家，完成對外對內兩個社會轉型：對外是將country改造為nation，亦即將古老的「天朝」改造為西式民族國家，以抵禦列強侵略，挫敗日俄兩大爛污帝國主義的領土野心，對內則是將官僚社會改造為西式階級社會，走上資本主義的康庄大道，迅速實現「自強」。

經過60年的蠢動后，晚清總算走上了這條正道，卻被以龜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亂黨腰斬了。龜孫的名言是「以革命止瓜分」，亦即以製造內亂的手段去抵禦外侮，或曰「攘外必先亂內」，他也果然達到了目的。本來晚清一度短暫「撅起」，在西藏和蒙古的「改土歸流」新政都取得了極大成功，雖然引起了大英與老毛子恐慌，但兩家都找不到干涉借口，只能坐視一個具有初步國防能力與現代主權的民族國家成型。不料武昌城頭一聲炮響，中國轟然自爆，外蒙與西藏立即脫離出去，新疆與東北也一度幾乎不保，瓜分從隱憂劇變為現實，「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完成了八國聯軍連想都不敢想的偉業。對內，革命製造出了一個更強大的權力集團，卻推倒了唯一可以遏制它的皇帝。孫白痴還專提不開的那把壺，特地提出「節制資本」的方針，「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資本主義」，國民政府因而獲得了北洋政府根本不敢夢想的操控國民經濟的權力，極大地強化了中國固有的官僚社會特色。

「解放」后就更不用說了。不管龜孫怎樣渾，國民政府對外畢竟繼承了晚清以及民初政府的民族主義外交思想，對內也沒有以暴力廢除私有制，以「國家」消滅「社會」，由政府強搶霸佔全部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徹底剝奪公民的一切權利。毛澤東卻以土雜版的「國際主義」取代西式民族主義，發揚「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的天朝傳統，裂土封疆，對一切鄰國跪送領土、資源與金錢，對內則不但徹底消滅了資本主義萌芽，更消滅了一切階級，使得所有百姓都變成官僚集團的奴隸，造出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官僚社會的珠穆朗瑪峰。

這裡再解釋一下「官僚社會」的意思：所謂官僚社會，乃是一種特殊的等級社會。我已在舊作中解釋過「階級社會」與「等級社會」區別，所謂「階級」（social class），按西方政治學的一般理解，是根據財富、地位與權力的擁有量來劃分的社會集團，通常分為上、中、下三個階級（upper class, middle class and lower class）。馬克思則結合了生產方式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兩個標準來劃分階級。在共黨實際操作中，階級的劃分其實按職業、財富佔有量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綜合標準進行。

從西方通用的階級劃分標準就能看出來，階級社會不可能是平等社會，不同階級佔有的財富、地位與權力份額都不同。但在健康的階級社會中，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該享有同等權利。社會嚴格實行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嚴禁上層階級動用權力去侵犯或壓制弱勢集團的權利，剝奪他們的發展機會。民主社會特別講究的權力制約，主要就是以公民權利制約官府權力，防止後者侵犯前者，從而造出權利不平等的社會病態。這設計是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有力補救措施——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確保了財富、地位、權力的不均等處於一種流動狀態，避免了事實上的不平等被固定下來，使得每個人在理論上都有躋身社會上層的可能。在我看來，因為人性的不完美，人類可實現的社會公平也就只能是這個樣子了。要做到各階級的財富、地位與權力都均等是毫無可能的。

等級社會則完全不同，它是靠全部或部份地剝奪一部份社會成員的權利形成的。所謂社會等級，就是具有不同權利的社會集團。在這種社會中，社會財富、地位、權力等等全按等級嚴格分配。這種權利上的不平等基本是固定不變的。毛時代過來的大陸人都該明白這個意思：中國的城鄉居民就分別處於不同的等級。城市居民有權在城市裡居住，享有城市提供的一切物質文化生活便利，而農村居民天生就是下等人，除了極少數幸運兒可以靠參軍（還必須提干）或上大學逃出地獄外，世世代代只有向黃土地奮勇刨食的權利，絕無移居城市、享受定量糧供應的基本權利。將這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空前不平等的爛制度，看成是實現了平等的天堂，只說明中國愚民之蠢，遠遠超出了詩人最狂野的想象。

官僚社會則是等級社會中比較爛污的一種。它的特點是，社會由一個把持了巨大權力的官僚集團統治，該集團不但能利用權力去聚斂財富（所謂「剝削」），而且能用它去「合法傷害」下一個等級的人（所謂「壓迫」）。無論是平民對官府，還是官僚集團內部下一級對上一級，都對這種自上而下進行的壓迫與剝削毫無自衛權利，只能俯首帖耳聽任宰割，許多時候連身家性命能否保全都是問題。

傳統中國社會就是這種爛污社會。正因為此，傳統文化中才會留下那麼多教人如何遠禍全身、明哲保身的格言警句。直至今天，中國家長的首要職責，還是向子女傳授可以是生死攸關的 「社會經驗」。這些寶貴經驗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得罪上級！」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獻媚，就賄賂，就干裙帶主義。

稍知西方社會發展史的人都該看出來，這種官僚社會與西方的階級社會完全是兩回事，用馬克思那套階級理論去分析更是把牛逼扯到馬胯上。所謂「地主階級」根本也就不是什麼「統治階級」。如果沒有功名，不躋身官僚集團，他們反而是官府的主要敲詐對象——連白痴都該知道，楊白勞家裡是搶不到白花花的銀子的，只怕連上墳的錢紙都找不到一張，而喜兒因為從小吃糠咽菜，發育不良，獃頭獃腦，面有菜色，又就被強體力勞動毀了身材，即使賣進黃府去，也只能做傻大姐一類的粗使丫頭，連小紅的位置都爬不到，絕無可能引動黃世仁的春心。因此，和珅貪污的那許多銀兩，只可能來自「富而不貴」的土老兒。商人與「地主階級」才是被官府壓迫剝削宰割的肥羊。餘生也早，只聽老前輩說過官府（即辛亥製造出來的革命軍閥）如何敲詐富人，從未聽說過地主有什麼本事去窮骨頭裡榨油，遑論去欺凌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謳歌的哥老會「革命先鋒」。

因此，客觀說來，那種社會只有兩大等級：官僚集團（含鄉宦、有功名的鄉紳［舉人、捐貢等］、胥吏等）與平民。所謂「階級」用梁漱溟的「職業分途」說似更貼近真實。毛澤東自己就曾在大革命時期承認： 「一般地說中國社會分化還沒有達到能夠進行這種鬥爭（蘆按：指開展農村階級鬥爭）的程度。」 （注）這話說得相當客觀，只是不夠全面：所謂「沒有足夠分化」，指的只是平民等級內部的地位與財富差別不是很大，但官僚集團與平民之間的差別則極度懸殊。後世所謂「階級鬥爭」，說的其實是官僚集團與平民兩大等級之間的鬥爭。其與西方「階級鬥爭」的區別，在於平民從來不知道為整個等級爭權利，大部份良民只知逆來順受，小部份遊民則盼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仿效官府結成體系外的暴力敲詐集團。

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引入，從晚清開始，中國畢竟出現向西式階級社會轉化的趨勢。儘管辛亥革命與國民革命製造出了更強大的新官僚集團，社會上畢竟還是出現了許多傳統社會沒有的階級：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等等。因此，雖然走了一段彎路，假以足夠時日，各階級的蓬勃發展終將壓倒官僚集團，完成社會的西式轉型。

這個趨勢卻被毛共腰斬了。毛澤東不但製造出了一個官僚集團的珠穆朗瑪峰，更造出了一個毫無階級區別、只有等級不同的新社會。它由三大等級組成；黨官僚集團、平民與非人類的「階級敵人」。全體平民，無論職業如何，都淪為奴隸，哪怕是按馬克思的階級劃分理論來看也是這樣：舉國無一人擁有生產資料，就連不用於營利的私產都被剝奪罄盡，全民徹底失去了獨立謀生手段，只能「一生交給黨安排」，悉數化為必須由黨飼養的會說話的工具，說的還只能是黨的話，否則立即跌入享受非人類待遇的地獄。

這種「平等」社會最突出的特點，是在剷除了階級分化造成的貧富區別的同時，實行了極限程度的權利的不平等。毛共不但徹底剝奪了公民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就連人民祖祖輩輩從未喪失過的遷徙居住權利都要剝奪。殘存的公民權利則嚴格按等級分配，知情權就是如此，黨要你知道什麼，你就只能知道什麼，不到那個等級，你就連國際國內時事都不得與聞。黨創造出來的無比嚴苛繁複的社會等級，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從無先例，有的甚至在蘇聯東歐國家也見所未見：不但「人民內部」分為城鄉兩大等級，兩大等級內部又有極為複雜的等級劃分（例如光是中農就被分為上中下三級），就連「階級敵人」都要細分為七類，以便黨按其級別確定暴力迫害的烈度！

此乃人類的墮落極限，再也無法想象有哪種社會比它更黑暗，更反動，更野蠻了。中國人把自己折騰到這種豬狗不如的地步，難道全是老毛子犯的罪？難道為國共兩黨以及今日的「民運」人士共同供奉的賣國父龜孫中山可以辭其咎？難道不是中國人民在志士們的領導下，七斗八鬥鬥出來的，而是反革命奴才們跪求恩賜求來的？毛澤東在世時，方勵之和他老婆在幹什麼？為何不挺身而出，號召諸位好漢拍案而起，去七斗八斗，把那歷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殘暴、最野蠻、最反動的制度鬥倒，卻要等老鄧恩賜了一點權利后才突然勇敢起來涅？請問諸位89年的鬥爭又斗出了什麼勝利果實？六四以後，《人民被日報•海外版》讀來恍如文革出版物。諸位那時在幹什麼啊？為何不留在國內堅持苦鬥，卻要在腳上捆上神行太保戴宗的甲馬，去丹田裡提一口氣，長安街上的硝煙未散就跑到了洛杉磯？如果老鄧不去作南巡講話，將經濟權利進一步恩賜給百姓，那麼今日中國豈不是還得在陳雲的「鳥籠」里折騰，人民又怎麼可能享受今日之「免於匱乏的自由」？莫非老鄧那個力挽狂瀾之舉，也是諸位七斗八鬥鬥出來的？

註解：《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摘錄）》，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470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