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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邊中國已經走在轉型路上（8）

作者：light12 於 2015-10-9 04:2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中國

河邊中國已經走在轉型路上（8） 時間: 08 10 2015 16:45

作者：河邊在驢鳴鎮發貼, 來自 http://www.***

中國已經走在轉型路上（8）

回頭看了一遍已經寫下的本系列，感覺寫得散亂啰嗦，除了自己的文字能力有限外，還因為每貼都是隨寫隨想，儘管認識早已有了，但時間拖長了，中間就會添入新的想法，加上本來就不過是想要表達自己的看法，沒有嚴格的計劃，所以就免不了上面的問題，請讀者見諒。我會盡量將討論集中在政教分離、國民教育、國家統一這三大問題。都是一家之見的網上交流，歡迎批評。

前面一貼簡單討論了漢文化的政教合一的建立和特點，以及政教分離在中國的最早的嘗試，並提出模仿美式民主制度是民國共和失敗的重要原因。美式民主的特點和問題我在《談談美式民主》一貼里簡單介紹了，關鍵在於美式民主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權力制衡，但是這一制衡的問題不在於理論上是否行得通，而在於實踐中當議會和總統這兩大權力都不願妥協的話政府將如何運轉。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對於初涉民主的人們來說是難以逾越的一道坎。

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妥協是極為重要的民主精神，缺乏妥協精神的中國人沒法實行民主。這種看法我也曾經深信不疑，但這種深信不是來自深入的思考，而是來自對照美國的政治實踐以及書本上的說教。某夜睡醒了才突然想到，民主靠著妥協才能運轉其實是謊言，道理很簡單：如果衝突各方能夠通過妥協解決問題的話還要投票幹什麼？人們間的衝突常常不能妥協，解決方法如果是以強凌弱便是霸權，依靠的是暴力，必然導致專制；如果通過衝突方約定的非暴力方式，例如拈鬮、投票等來解決問題，就不屬於暴力，沒了暴力專制就沒有了基礎。但沒有暴力的話，就會有涉事方不接受不利於自己的解決方案的問題，也就是「毀約」問題，自古就有，是個難題。這個難題不解決，社會秩序的維持就只有靠專制，而現代民主制度其實就是針對這個難題的一種不同於專制的解決辦法。

因此，要實行現代民主制度，首先要制定對於所有成員有同等效力的法律，在此基礎上將投票結果定性為與法律等效，用暴力強制實施法律而不是用暴力直接壓迫個人投票，也就是把暴力用在按法律獲得關於衝突的解決辦法之後，而不是獲得解決辦法之前。這樣一來就把暴力強制變成了對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同等強制，化解了暴力對於個人的強制問題，個人因此不再感受到針對自己的強制，此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實質上民主社會的社會秩序還是必須要通過暴力來維繫，這個過程叫做法治，法治的本質是「公平施暴」，而不是無暴力。比較之下，如古代中國的法家那樣延續至今的法制雖然也制定法律，但是那是按照強權的旨意制定的法律，規定人們在發生衝突時如何達成解決辦法，然後再繼續用暴力強迫執行依賴暴力達成的解決辦法，這樣就把所有的衝突的解決都交給了權力，權力按照自己的意志立法當然沒有公平可言，所以法制的本質是「不公平施暴」。

因此民主和專制都只是手段，目的都相同：維護社會秩序，都要依靠暴力，差別在於施暴是否公平。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後期隨著英國政治的進步，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社會秩序的維持基本是建立在「公平施暴」上，所以社會穩定，道理就在這裡。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建立「公平施暴」的機制，民主選舉完全有可能帶來災難，因為民主畢竟是手段，維持社會秩序才是目的。（維持社會秩序之所以是目的的內在邏輯已在本文前面關於「自由是人的目的」的論述中論證過。）投票不是難事，但如何投票（例如防止賄選、恐嚇等）、如何動員選民、如何保證公民在金錢面前有平等的機會、等等，都需要完善，也都只能一步一步地在實行中完善。

民國開初依照美國模式選擇了總統制民主，但是卻沒有提供當雙方出現僵局時的法律出路。那時候大家都不懂這中間的奧妙，都傾慕美國民主的優越性。革命派（國民黨）通過臨時約法將未來組閣權已經事先安排在自己手裡，----因為當時北洋派（袁世凱）只有武力與民意的優勢，並沒有政黨。結果兩方的衝突愈演愈烈，等到國民黨的總理候選人宋教仁被刺殺后，整個共和實際上就走進了死胡同，民主嘗試的敗局已定。這一首次民主嘗試的失敗對於國人的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十分長遠的，甚至可以說它就此改變了未來中國的現代化走向。我們首先看它對於中國啟蒙運動的影響。

一、傳統信仰的兩元性

我們現在都知道現代化需要有啟蒙的支持，啟蒙就是用新的認識替換舊的認識，為改革提供認識基礎。那麼，到民國共和失敗時，中國的啟蒙與改革的特點究竟是什麼？從1905年7月袁世凱聯合張之洞奏請實行立憲到1914年1月袁世凱解散國會民國共和失敗，歷時幾近十年。這十年中國政體的改革至今仍然要算有史以來最為劇烈最為徹底，而改革的根據是必須學習西方的民主，去掉中國的帝王專制。從立憲到共和，走的就是這個路子。因此中國啟蒙的初期就是批判與改革專制制度。

毛澤東曾將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總結為「兩千年都行秦制」，我以為這話道出了中國政教合一傳統的一個方面。為何這樣說？因為前面說過，中國以儒學為信仰基礎的政教合一是到六世紀隋朝建立科舉制度后才真正建立起來，「秦制」中並不包含儒家信仰，說「兩千年都行秦制」因此並不準確。到清王朝開始實行立憲改革時，中國真正實行的是儒法合一的政治信仰，用傳統的語言說是「內王外聖」，現代則說它是「里法外儒」。攤開來說，就是統治者一方繼承和奉行「秦制」的以「人性惡」為基礎的嚴刑酷法專制（法家），此即所謂的「內王」；同時皇帝要做「明君」，萬民要相信「人性善」基礎上的五常和忠孝（儒家），用它來規範個人的行為，一切盼望就在「聖上」（被聖人統治），此即「外聖」。

這樣一套的兩元信仰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因為早在秦奉行法家之前儒法兩家就是主要的兩大對立派。到底仁政還是酷政是治國的最好辦法，儒家有周以前的堯舜禹「三代」為代表，說明復古才是正道。但是儒家的「人性善」作為儒學的根基卻缺乏絕對真理性（聖人不是絕對的神），所以還必須有人的等級差別才能自圓其說。不過，既然「唯上智下愚不移」，那麼「人性惡」當然就是可能的。荀子背離儒家正統，提倡「人性惡」，然後才有他的弟子韓非子更進一步發展並系統化法家思想的可能。

董仲舒提議獨尊儒家，其實是調和法家和儒家的衝突，因為皇帝沒法只靠儒家思想而不實行法家提倡的暴力專制維持「家天下」基礎上的社會秩序。但是這一調和卻缺乏一個機制，沒法下達到民間，又經過幾百年的摸索，直到等到科舉制度建立后，才給儒法兩家的政治理想都給了出路：兩家合在一起治國。這樣就形成了「外儒里法」的兩手，逐漸演變成「說你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是也不是」的一切由權力說了算的個人專制，它的打破與建立都只有通過暴力進行。我以為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邏輯基礎，它通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進入統治權力塑造了中國人特有的心理特徵，儒法並舉因此將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改造成「法儒」。

二、反法不反儒

回到前面的問題「到民國共和失敗時，中國的啟蒙與改革的特點究竟是什麼？」。截至1915年，也就是民國共和失敗時，中國估計共有大學（包括專科）20所，其中大部分（13所？）是外國人（主要是教會）辦的。有這麼多大學，當然就要有很多的中小學提供生源，可見西式教育---也就是現代教育---已經在中國初具規模，當然占人口比例仍然是很小，中式教育（主要是儒學）同時加在西式學堂里，尤其是中小學教育。再從當時主要的知識分子的言論以及改革的舉措（包括革命黨的口號）來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到民國共和失敗時，中國的啟蒙主要是反對專制（法家）而不是反對儒家的忠孝。

從中國政教合一信仰的兩元性來看，儘管儒法兩家同源，且「外儒里法」的實施也把兩家家改造了，但是儒家畢竟源頭更長遠，更合乎被統治者的心理結構，也是統治者向民眾灌輸的主要信仰，在日常生活里起著主要作用，所以還是有以「三代」為理想的舊儒家，或者說是「真正的儒家」。簡單說來，就是中國傳統儒學經過兩千年的演變成了一個複雜的「醬缸」，什麼東西都被扔到了裡面。你要說它壞，你可以找到無數證據說它臭不可聞；你要說它好，你也可以引經據典洋洋洒洒地論證它的美輪美奐，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但是直到民國共和失敗之時，如前所述，對於儒學的批判並不多，批判的對象其實是法家提倡的獨裁專制。

三、啟蒙運動大轉彎

再回頭多說幾句民國共和。現有的記載都說明，民國共和之初至少政府官員的情緒是興奮樂觀的，舊金山領館在1912年2月16號在得知袁世凱當選大總統后準備同時慶祝新政府的誕生與孔子2463年誕辰，這等於是慶祝有2500年歷史的古老文明的新生，如何能不讓人興奮！沒想到兩年後民國議會就被解散，按照美國民主構造的國家制度走進了死胡同。

如果民國共和開始實行的就是議會制民主的話，儘管誰也無法料定它的結果，但至少袁世凱的機會就完全不同。但袁世凱不懂政黨政治，國民黨主導的臨時約法要將總統制下的行政權力歸到國民黨，袁世凱當了總統才知道這中間的厲害關係，結果雙方妥協不成，民國共和失敗。對於這個結局，當時誰也不會去思想是否與所取的制度有關，對立雙方都指責對方，都對共和失去了信心。但是社會制度還是要有，民主的手段行不通，只有另尋辦法。辦法在哪裡？重回老路把皇帝請回來肯定不行，於是當時的保守派（即袁世凱派）提出的辦法是新的「君主立憲」；革命派（當時還只是國民黨）提出要掃蕩阻礙實行民主的各種障礙；當然唯獨沒有人質疑是否當時的民主制度的設計有問題。對於美式總統制民主的質疑不要說100年前不可能，即使今天仍然是一個難題，因為美國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美式民主的特殊則是早有人覺得難以解釋，托克維爾專門寫了《美國的民主》，其中提出了很多美國獨有的文化特徵來解釋美國民主的成功。

袁世凱不懂民主，但他是堅信國家必須改革的人，否則不會在1905年上書立憲，後來又主導了民國的一些列重要的改革。袁就任總統后，請了兩個知名的外國憲法專家，一個是日本人有賀長雄，另一位是美國人古德諾（F. J. Goodnow）。這兩位資格等等在此略過，單說兩人分別於1913年的8月與12月發表了《觀奕閑評》與《中華民國的國會》，都在對於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關於中國立憲問題的意見。兩人都一致認為仿照美式憲法的《臨時約法》必須修改，都要加大總統權力，但古德諾的憲法是傾向於「總統強而獨立」的共和國，有賀的憲法則傾向於採用共和的形式，行君主制的實際操作。（以上參見張啟榮的研究。）對於中國的保守派和革命派來說，不用說保守派喜歡有賀的憲法主張，革命派當然反對有賀，但也不喜歡古德諾。

1914年以後，上述保守派和革命派的兩種意見爭論，開始是保守派佔上風，因為不僅當時的很多著名中國學者（包括嚴復），甚至美國顧問都不贊同以臨時約法作為正式憲法的藍本。後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袁世凱1915年底恢復帝制，成立中華帝國，實行君主立憲，三個月後失敗，取消帝制。新的北洋政府希望繼續原來的共和改革，革命派則繼續要求「真民主」。

袁世凱不僅認為民主制難以實行，還認為中國在已有的改革基礎上，恢復帝國制就必須恢復對於儒家的信仰。袁世凱對於中國建立法治的努力有卓越貢獻，在當時專制已經名聲掃地的條件下，他要恢復的帝制是去除了法家的效法歐洲王國的帝國，所以他只尊孔，並不是要恢復傳統的「內王外聖」。袁於1915年1月頒布新的教育綱要強調儒學教育，1915年9月率百官祭孔，1915年底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

這中間國際上列強間的競爭逐漸將帝國主義推向頂峰，結果是不僅當時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爆發，列強對於殖民地的爭奪也愈演愈烈。當年沙俄與英國在中東的爭奪是今天中東問題上俄國與歐美交惡的歷史淵源；亞洲新帝國日本昔日對於朝鮮的征服以及中國的發難是後來及至今天中日問題的禍根。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的興起、中國面臨的內亂外辱、西方對於中國文化的批判以及當時的西方優越感、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更多地了解西方、等等，這一切開始刺激中國知識分子重新思考學習西方，認為有必要對於傳統文化徹底批判才能走向現代化。袁世凱的恢復帝制以及之前的重新尊孔更刺激了對於傳統儒學的批判，於是有了啟蒙的大轉彎：從學習和引進西方思想批判專制獨裁，轉為加上批判儒家傳統。陳獨秀後來的解釋就是，「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以上是陳1919年的文字，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啟蒙運動從此名為新文化運動。

一般研究都將1915年9月《新青年》的發刊定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實際上它是長期學習西方與中國所面對的內外變化的交互作用的結果。我以為這中間的各項影響因素中，民國共和的失敗所帶來的刺激最為顯著，因為共和失敗讓中國當時的先進人物開始思考：中國的前途不是願不願意學習西方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能力學習西方的問題。但日本人看到了中國轉型的制度選擇問題，美國人也看到了這個問題，並都告訴了中國人，中國人為什麼看不到這個問題？

我以為中國人看到了上面的問題也會視而不見，因為當時中國的先進人物已經不只是認識到自己的落後，而是已經開始陷入恐懼之中！用胡適的話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所以「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用陳獨秀的話說，「而我之青年何如乎？…..人字吾為東方病夫國，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幾乎一無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

可是，儒學儘管事實上是落後的學問，但是全面批判否定儒學在我現在看來則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