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

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上）
時間：2014-01-22 04:40

寫在前面的話：紅衛兵道歉之後

最近幾年，有文革中的紅衛兵為他們做的迫害行為道歉，並且上了媒體。特別是最近的兩個例子，在北京第八中學陳小魯道歉之後，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也道歉了。北京報紙報道了宋彬彬的「道歉會」。因為紅衛兵「道歉」成為大新聞。僅僅我接到的中外媒體的詢問採訪，就有十家之多。

我認為紅衛兵道歉是社會中出現的一個很好的事情。做了壞事應該道歉，是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之一。道歉，對個人來說是有道德心的表現。特別是對文革中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和殺戮，如果不道歉不悔過，人民嚮往的和平社會不可能出現。

「道歉」這個新主題顯然是和文革緊密相關的。文革已經結束近37年半了，然而關於文革的反省和討論一直凍結著。這一次，文革中發生的殘酷迫害，特別是1966年8月發生的大規模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不可迴避地被提到，而且將得到思考和分析。

紅衛兵道歉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和熱議。同時我也發現，人們對於他們為之道歉的事情本身到底是怎麼回事情，卻並不很了解，特別是對在文革后出生和長大的年輕人來說。這顯然是和多年來文革歷史寫作的冰凍狀態直接有關的。因此，在這裡我願意把我通過長期的調查和採訪發現的事實貢獻出來，請大家閱讀。

我相信，我們對那段歷史的了解，會使得對「道歉」新聞的討論更有依據更有深度更有教育意義。凍結了的文革歷史討論產生了裂縫，crack。從力學上說，在裂縫邊緣處會出現「應力集中」。這次如此多人對紅衛兵道歉的關注，就是這種社會思想方面的裂縫出現之後，在裂縫邊緣產生的「應力集中」的表現。樂觀的看法是，人們將因這個討論獲得一次在智慧方面的發展機會。

《恐怖的紅八月》文章在2010年10月《炎黃春秋》雜誌發表。這裡增加了此後新發現的材料，並且補入了因紙質雜誌篇幅限制而未能放入的一節「紅八月在外省」。互聯網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書寫歷史的方式。筆者希望讀者電郵給我您所知道的紅八月的受難者名字，使得這一歷史描述更加全面深入。也希望糾正本文中可能發生的事實錯誤。我的電郵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為此預先向您道謝。

《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9月5日，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簡報說，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從簡報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當作紅衛兵的「戰果」受到讚揚。

現在的人們會覺得不可置信：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由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殺害了如此眾多的北京居民。本文將報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並做簡略分析。文中事實來自筆者的調查採訪。

一、從打老師開始

1966年6月1日晚，電台廣播了一份攻擊北京大學領導人的大字報。從第二日起，北京的（很快發展到全國）大學和中學停止了日常課程，幾十萬學生不上課不學習，用全部時間來「揭發」「和」鬥爭「學校的領導幹部及教師。這些人被按照比例劃分為四類，第四類就成為」敵人「。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幫分子「」三反分子「等對他們作口頭和筆頭的攻擊，緊接著開始使用髒話咒罵。（」他媽的「就在那個時候開始流行於學校之中，以致文革后需要實行一場」語言美「教育以排除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髒話。）到6月中下旬，很多學校里出現了毆打校長和教員的情況。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數十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臉上抹黑墨，罰跪和扭打等等。兩天後，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這種」亂斗「（不是說」不鬥「）。後來他被指責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學的萬人集會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學生彭小蒙在台上動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給了她一個擁抱。自此，暴力毆打」階級敵人「（當時稱此為」武鬥「）立即開始流行。

北京大學附中成為北京市最早對學校的領導幹部和老師進行野蠻毆打的地方。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剪去半邊頭髮），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還有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裡。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記者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懷孕已經很明顯。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紅衛兵還用塑料包裹的鐵條打她和其他老師。她說，那種鐵條打在身上，傷痕不明顯，但是」疼得鑽心「。

「武鬥」普遍化的同時，「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興起。8曰1日，毛澤東寫信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現的學生小組，都積極「批鬥」原學校幹部、教員，並集中攻擊文革的教育體制和學校里「階級路線」。顯然前者的名稱更適合於大型群眾組織所用而被推廣使用。1966年8月是紅衛兵運動的高潮之月，在全國各學校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被稱為「革命小將」，在文革的前三年是暴力迫害的主要驅動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長－－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實驗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1966年8月5日午後。同時被毒打的還有該校副校長鬍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級領導人中，只有一名農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學只管總務的副校長沒有被打。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和用開水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傷。

在北京第二個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時間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一名目擊者說，爬行過程中，有一紅衛兵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踩碾一名女教師的手指。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發出的中央［66］395號文件撤銷了劉少奇關於制止北京大學「亂斗」的310文件。這個文件只有一句話：「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這等於是給紅衛兵頒發了暴力准許證。

三、8月18日集會和暴力升級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紅衛兵的盛大集會。普通紅衛兵在廣場上揮動小紅書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下。紅衛兵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從照片上看，這些紅衛兵領導人幾乎全是高級幹部子弟。大會向全國實況轉播。在城樓上，北京大學紅衛兵彭小蒙（毛澤東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紅衛兵講話。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后，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發表了《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一文，文中註明宋彬彬已經改名為「宋要武」。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把學校的名字改成了「紅色要武中學」。在「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成立宣言中，該校兩個紅衛兵都是在「要武」新校名下加入的。

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大規模暴力行為的學校之一，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是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會上的矚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十分清楚，後果也十分明顯。8月18日大會前，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會後，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急劇增長。紅衛兵暴力在規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級，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紅衛兵打死了。

8月19日晚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北京教育局和這三所中學的領導幹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溫寒江，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裡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裡。他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過去。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頭大如斗，面目全非。在舞台上打過之後，他們又被押下舞台，在觀眾席上「遊街」，遭到更多毆打。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汪家璆（女）在「鬥爭會」后，被裝上卡車從中山公園送回機關，到達后被從卡車上一腳踢下車去，昏死在地。從那時候起，劇場和體育館這些文化場所變成了召開暴力「鬥爭會」的野蠻血腥之地，延續多年。

8月19日晚，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在和平門）紅衛兵打死了兩名教員張輔仁和張福臻。為了試驗他們是否已經死亡，紅衛兵先用冷水澆，又用開水燙，看到屍體全無反應才罷手。該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員。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在大會上聲稱這是「殺二儆二百」(古話有「殺一儆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后改名為159中學）的紅衛兵從8月19日開始連續毆打和折磨校長沙坪。在學校西小院里，紅衛兵用皮鞭和捆著帶釘子鞋底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在有全校師生參加的「鬥爭會」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毆打至死。「勞改隊」中的十多名教師和幹部也跪在沙坪旁邊一起被「鬥爭」。紅衛兵不斷揪沙坪的頭髮令她抬起頭來，她的頭髮被薅下來。散會後，中院地上有一堆頭髮。校長熊易華跪在沙坪旁邊，頭上壓了三或四塊磚頭。數學教師張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體育教員何世瑾（女）被抄家后「自殺」。（這裡加上引號，因為這根本就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一位目擊者說，她後來還看到打死沙坪的紅衛兵（女生）在西城區委大里揮舞銅頭軍用皮帶打人。該校語文老師韓靜芳當時因半身不遂病卧家中。她的妹妹韓九芳是北京第八中學的化學老師和副校長，她們都同住西城區府右街西椅子衚衕11號。第八中學紅衛兵來抄家，把韓靜芳打死。

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在8月19日遭到「鬥爭」和毒打后被關在學校。她在20日早晨墜樓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殺」，雖然沒有遺書。她有三個孩子，當時8歲9歲11歲。她的大兒子說：媽媽一定是被推下樓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殺，她至少會給我們孩子寫信留話。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女）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后「自殺」。初一的班主任趙尊榮是22歲的年輕姑娘，也被剃了「陰陽頭」。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學的紅衛兵到該校化學教師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紅衛兵先把一批老教師剪了「陰陽頭」，接著在操場上架起火來焚燒學校圖書館的大堆藏書。他們強迫一批教職員圍繞火堆跪下，舉起胳膊伸向火堆，廣播喇叭里大叫「不許後退」，以致他們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長林瑾被紅衛兵推到火堆上，整個手臂被燒傷，40年後傷痕猶在。該校圖書館員沈世敏（女）被剪了頭髮並在火堆邊被燒傷，到醫院被拒絕治療，當晚在家中上吊身亡。數學教師杜兆南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卧軌「自殺」。語文老師王景清跳樓。數學老師李泮請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醫霍岐服安眠藥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陳玉和服毒。這個學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女），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扎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紅衛兵把他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工人發現他還沒有死，沒有燒他。他死裡逃生。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女）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女）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她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里被擊倒在地並被毒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台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后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中改名為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女）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工友劉桂蘭（女）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頭髮，被「鬥爭」和毆打。紅衛兵把她和別的老師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劉桂蘭被打死後，紅衛兵強迫姚淑嬉和學校「勞改隊」中的學校負責人程璧（女）抬她的屍體。姚淑嬉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女）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女），被打得幾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文革中改名為157中學），8月24日，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長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殘疾。

馬耀琮，北京南苑紅星中學地理教師，8月間被紅衛兵打死在校園中。

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后「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時年42歲。這個學校同時期還有一名老教師跳樓，幸而未死，摔斷了腿。1966年6月7月執掌該校的「工作組」組長李淑錚（女）在「工作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殘酷「鬥爭」，她喝劇毒殺蟲劑「自殺」，幸而及時被送進醫院沒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併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弔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女），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毒打后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女），被毆打侮辱后，跳樓自殺。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並被關押在學校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他在被「鬥爭」、抄家后又被驅逐出門。10月3日，汪含英逃出第四中學和丈夫一起在北京郊區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身亡，英語老師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在該校「勞改隊」中，而且遭到毒打，他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琮（女）在龍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語文教員朱鴻志遭到毒打和關押，上吊身亡。北京遠郊房山縣房山中學的校長王哲在飽受折磨后「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屍體前面，一起被「鬥爭」。北京通縣第一中學負責人程珉遭到殘酷「鬥爭」后死亡。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一級數學教師路彥被驅逐到農村后死亡，地理教師袁之俊和電工師傅許殿舉「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頭朝地紮下后屍體橫陳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記得他穿的是藍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學（文革中改名為165中學），體育教員哈慶慈（女）遭到紅衛兵「鬥爭」和毒打后，在該校後排樓的四樓跳樓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殘酷折磨的有女校長張燕籌和女教師鄧婉瑚等人。該校還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時期遭到折磨后跳樓。清華園中學的校長項凱被關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來。該校教軍體知識的老師李凱從學校的教學樓上跳下來身亡。在北京第十九中學，高中語文老師宋繼瑞（女），看到別的老師被剃「陰陽頭」並遭到各種酷刑，她在宿舍里用繩子把自己勒死，死時三十多歲。初中化學老師閻鳳卿（女），父輩幾代開照相館（頤和園照相館），有很多老照片，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被抄家，她被關在學校教學樓一樓樓梯下的小間里，那裡黑不見光，頂是斜的，直不起腰，原來用來放掃帚簸箕之類。她被關在那裡時把自己勒死。死時只有二十多歲。

北京第31中學書記杜光，被紅衛兵打得昏死過去以後，被送進了學校旁邊的醫院的「太平間」（即停放屍體的地方）里。幸虧這個醫院有個醫生認識她，聽說以後到太平間去看，發現她沒有死，把她救活了。

退休教師也被打。賀定華（女），66歲，退休小學教員，住在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地興居40號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院宿舍北樓二樓。1966年8月27日被外館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她頭髮被剪掉，渾身青紫，頭頸上有一道很長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劍鳴同時被毒打未死，被驅逐到安徽宿松縣梅墩鄉，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生琯，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倖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后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校長安豐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斷了三根肋骨。北京第13女子中學的校長蘭佩雲遭到毒打併被剃了「陰陽頭」。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進行「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髮，脖子上掛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裡「勞改」。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強制「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強迫他喝了水溝里的髒水。這條水溝里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還被說成是「裝死」。當天夜裡吳興華死亡，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醫生解剖了屍體檢查。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女）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后服毒，她是中國最好的一部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共產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繫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校園「勞改隊」中勞動時，來北大「革命串連」的紅衛兵把他叫到路邊，煽他耳光。10月9日，沈乃章教授服毒身亡。歷史系教授向達在校中遭到野蠻「鬥爭」，8月的一天，他和其他歷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杯強迫長時間跪在系辦公室陽台欄杆外側70公分寬的平台上被毒日暴晒「示眾」。在9月底他和歷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縣太平庄「勞改」。他們睡覺的房間晚上反鎖不能出門。向達腎臟有病不能排尿，雙腳腫大，卻不準治療。他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時年65歲。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據一名附中紅衛兵領導人說是清華大學紅衛兵要他們做的），在那裡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還抄了一些人的家。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系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跡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傍晚，紅衛兵拉倒了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現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樣重建的）。他們揮舞棍棒皮帶，命令「勞改隊」中的教授和幹部搬走沉重的石塊。水利系教授黃萬里那天被剪了「陰陽頭」，還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裡搬石塊。那天夜裡，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被一個一個地拉進一個小房間拷打。一批「牛鬼蛇神」被關在「科學館」里三個月，睡在地板上。關押期間，除了「勞改」，還受到各種侮辱和折磨。一名被關在其中的受訪者說，一天晚上，幾個副校長副書記和教授被命令排隊出去抬死人，是抬一批被紅衛兵打死的人。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何萬福被「鬥爭」后，8月13日身帶遺書在龍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劉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婦女）在市區西單附近自己家中被紅衛兵打死。中文系教授葉蒼岑教授和妻子在該校位於市中心西單的教工宿舍內遭到紅衛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9月5日，俄語教授胡明在校園中教工宿舍樓「工一樓」跳樓身亡。

北京鐵道學院（現北方交通大學）俄語教授張劍飛，家住鐵道學院教師宿舍54區二樓，8月27日晚7點鐘被鐵道學院紅衛兵從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裡12點，然後被送去海淀公安局關押。他肋骨折斷，大量尿血，呼吸困難，在9月5日死亡。在這種恐怖中，該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孫啟坤（退休會計）逃出學校。8月27日孫啟坤逃到城中人民大會堂西側南文昌衚衕六號弟弟孫菊生家中時，在那裡被中學紅衛兵打死。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遭到「鬥爭」，被罰跪，被掛牌子「遊街」。1966年9月1日，他和妻子呂靜貞一起在家中上吊身亡。

北京戲劇學校校長江楓（女）在學校遭到「鬥爭」，被毆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歲的養女毆打，她「自殺」。戲劇學校教員、京劇演員葉盛章遭紅衛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東便門護城河投河，9月3日發現了他的屍體。

小學教員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區西花市大街小學教員鄂少琪（女）被「揭發」有「對黨和社會主義不滿言論」后跳河身亡；永定門小學教員馮傑民被紅衛兵「批鬥」後用剪刀自殺。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趙謙光，在被侮辱毆打后從煙囪上跳下身亡。該校校長白智（女），被學生按了一腦袋的圖釘。趙香蘅（女），北京史家衚衕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樓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戕，他幸而沒有死。在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王啟賢老師被強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學，有四名女教師被學生紅衛兵剃了「陰陽頭」。

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女）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女）在同一天內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兩天後死亡。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衚衕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園暴力發生在全國各地。在多年的調查中，迄今還沒有發現有一所學校沒有發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類」學生也被打

在學校里，除了校長和教員，家庭出身是「黑五類」的學生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甚至毒打。紅衛兵狂熱奉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1966年8月這一「對聯」貼遍各處：學校大門、教室門、黑板、板報欄兩側，無處不在。這副對聯最早出現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後來流布全國。8曰26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還命令他們各寫100副「對聯」，貼到各處。這一「對聯」還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強迫所謂「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樣，這兩個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學的一名紅衛兵作的。同時，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城市人口主體的腦力勞動者和商業工作者都不被視為「紅五類」，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學生被准許參加紅衛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學的特權。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為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后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所謂「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初三女學生吳芳芳，父親是留學美國歸來的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當時被當作「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指控她撕了一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一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吳芳芳遭到「鬥爭」和毒打，紅衛兵還把她和上文寫到的被打死的美術教員陳葆坤關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獨立生活，始終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被上文寫到的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講話彭小蒙（女）從廁所拉出來。他們強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經離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親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當作「狗崽子」折磨。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學生「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為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裡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面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準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卧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三個手指。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布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扎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該校已經在1970年代遷址。人們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說，她平時「是不起眼的人」。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紅衛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捲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農業科學家）的高二學生寧志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里，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下來。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未完待續）

王友琴，共識網

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下）
時間：2014-01-22 04:41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髮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裡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裡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裡，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紅衛兵命令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多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放進火葬場的運屍車。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如此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06中學的學生。田悅被指控為「冒充紅衛兵」。1966年8月19日，田悅被抓到師範學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訴他的母親他被打死了，一直謊稱他外出串連失蹤了。

五、一批房產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紅衛兵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特別介紹了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廣為張貼的「宣戰書」。紅衛兵開始到處燒書，燒畫，破壞文物，以及開始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紅衛兵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所有黃金和白銀，還在抄家過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謂「階級敵人」。北京早已不準「地富反壞」居住，被紅衛兵打死的「階級敵人」中，很多只是房產主。他們擁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紅衛兵的名令發出后，人們到房管處排隊上繳房產證，但是還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這種恐怖中，北京的50萬間私人房子全部被沒收。傳統的房產私有徹底結束了。私人擁有房產是到1980年代才又開始的。

8月24號，紅衛兵到北京東廠衚衕6號居民左慶明家抄家。他從前開過劈柴鋪子，1966年時已經沒有商店，但還有幾間自己的房子。租住他們房子的馬大娘是個家庭服務鐘點工。當時左慶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紅衛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馬大娘到衚衕口給左慶明報信叫他不要回家。紅衛兵發現后把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綁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紅衛兵還用開水澆燙她們。四周鄰居聽到他們在慘叫著被折磨死，然後屍體被丟進火葬場的卡車。那天晚上東廠衚衕至少有六個居民被打死。死者中還有一人是技術精良的眼鏡師孫琢良。他曾經開過一個眼鏡店，並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兵查抄崇文區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經在前一天上交了房產證，也就是說放棄所有權。紅衛兵說，在抄家過程中李文波打了她們。（文革后她們中有人私下承認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處死刑，在9月13日被處決。文革后他們得到「平反」。

李文波之死成為紅衛兵加強暴力程度的借口。當天晚上，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兵打死了該校負責人梁光琪（女）。那時她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被剃了「陰陽頭」，並遭到毆打。梁光琪的一個兒子那時曾是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參加過抄家打人，後來自己的媽媽也被打死，他說，他為此「後悔一輩子」。該校共產黨支部書記高孑非也遭到毒打和關押。高孑非後來告訴家人，幾個該校的紅衛兵要把她推下四樓去，說，「死了算自殺」。她拚命掙扎，死命抓住窗戶框子，沒有讓她們把自己推下去。她活過了文革。

第二天上午，清華附中紅衛兵在校中聲稱「血債要用血來還」。化學老師劉澍華跪在教室地上被毒打了一個下午和整個夜晚之後，半夜從清華大學的高煙囪上跳下身亡。團委書記顧涵芬（女）那天下午和劉澍華一起跪著被打，她的左眼被打壞失明。該校紅衛兵在8月27日印發的《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當時能夠印發鉛印文件是很大的特權）中說：「目前，有些紅衛兵和紅五類子弟被反革命殺害了，對此，我們表示極大的憤慨，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階級兄弟報仇，堅決鎮壓現行反革命，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當時北京根本沒有哪個紅衛兵或者「紅五類子弟」被「殺害」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傳單這樣寫，是在說謊，而且用這種謊言煽動和刺激起更殘酷的迫害。

在北京的8月28日，紅衛兵查抄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20號。三小時中紅衛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設計院技術員黃瑞五，他的姐姐黃瑞班，他們的母親陳玉潤，外婆李秀蓉，還有一個年老傭人。除了一歲的小孩子被機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們沒有別的所謂「問題」，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住的小院是他們自己的房產。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一名軍人目擊者說，那裡的氣味和情景恐怖至極。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場的女教師說，那時候那裡還是滿目屍體，草地上擺得橫七豎八，排隊火葬。

下圖是那一時期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的數字。

從上圖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後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一百人變為超過一百人。從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一天內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數出現了一個小低谷，是因為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有紅衛兵的第二次盛大集會，紅衛兵停下抄家打人集會去了。

9月1日以後數字驟降，因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一個口氣並不嚴厲的書面指示，就立即發生了效果。

當時「內部」的統計是，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報》也發表過這個數字。現在有人說紅八月發生的暴行和死亡是因為「失控」。這不符合事實。打死一個兩個人可以說是「失控」，在兩星期中陸續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這是謀殺。

在這樣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發布了「第四號通令」，其中第7條說：「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准，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個「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國張貼公布。直接後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占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一名受訪者說，她家住在東單，夫婦都是工人，因為曾經在一個出租小人書的店裡有400塊錢資本，這時候被指控為「資本家」，全家被驅逐到山東農村，一個人只准帶一個鍋一個碗，直到1978年底才獲准回到北京。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火車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農村沒有食物沒有住房，很快死亡。

1966年8月，當時被紅衛兵自豪地稱為「紅八月」。在紅衛兵的原發地清華附中，8月中有三人受到侮辱、毆打和關押后，卧軌，跳高煙囪和服毒。其中教師劉澍華（8月26日）和學生郭蘭蕙（8月20日）死亡，學生楊愛倫（8月8日）失去三個手指。在北京大學附中，紅衛兵在校園中打死了三個人，36歲的工人陳彥榮（8月27日），60歲的北京大學家屬吳素珍（8月22日），還有一個被打死的女人至今未查到姓名（8月27日），紅衛兵說她是「地主婆」。她的屍體丟在操場上，有紅衛兵開著抄家得來的摩托車從屍體上碾過去。在也是最早建立紅衛兵的學校之一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袖章是該校紅衛兵設計的），在8月5日打死了卞仲耘校長之後，8月下旬紅衛兵又在化學實驗室里打死了西單「玉華台」飯莊的一名19歲的女服務員。

六、紅八月在外省

1966年8月初，在北京紅衛兵興起大規模校園暴力，打死卞仲耘校長及打傷大批教職員的同時，暴力行為也在各省市開始了。但是由於筆者的能力不及，這裡能記載下來的只是發生在全國的紅衛兵暴力的很小的一部分。

南京

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教務長李靜儀和丈夫吳天石在暴力性「鬥爭會」上被折磨死亡。據筆者現在所了解到的，李靜儀和吳天石是文革中全國最早的在「鬥爭會」上被殺害的人。北京最早被殺害的卞仲耘校長是8月5日被打死的。

李靜儀和丈夫吳天石被打死的情況和卞仲耘案件相仿。「鬥爭會」由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和青年教師召開，「鬥爭」了該校的一批領導幹部和教員。8月3日傍晚，他們來到李靜儀家中抓她的時候，把她的丈夫也一起抓了。吳天石是文革前的江蘇省教育廳長，資深共產黨人，在學校全面停課開展「群眾運動」之前，中共江蘇省委已經按照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516通知」（在5月16日發出）的指示，把省里一批文藝、教育、新聞、出版、學術界的領導幹部撤了職，吳天石也在其中。李靜儀當時就死亡，吳天石在兩天後死亡。他們當時的年齡分別是54和56歲，並不算老，顯然他們是被程度強烈時間很長的暴力行為折磨致死的。

據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長江渭清的回憶錄《七十年的征程》（出版於文革結束20年後）說，當他在8月初在北京參加中共第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時候，他把吳天石被打死的事情當面報告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江渭清未寫他們二人如何反應。但是正是那個會議的「決定」，把文革的規模和暴力迫害都大大升級了。

8月3日殺害了兩個人，還被當作光榮。南京師範學院的文革群眾組織，名稱叫做「八三造反師」，簡稱「八三師」，是南京文革中非常活躍的組織之一。李靜儀和吳天石的孩子受到巨大壓力，一直不敢說他們的父母是被打死的，只說是因肝炎和高血壓死的。

在南京市第二中學，紅衛兵到北京「革命大串連」回到學校，立即召開大會打人。目擊者說，大會開始，禮堂大門打開，一隊紅衛兵走進來，為首的舉著一面大紅旗，把「鬥爭會」弄出非常戲劇化的聲勢。該校歷史老教員朱慶頤被打死。

9月5日，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打死了數學教員韓康。從早晨開始，韓康三次被打得昏死過去，都被用冷水潑醒後繼續「批鬥」，到傍晚時候死亡。體育教員夏忠謀沒有當場死亡，晚上被關押在學校實驗室。他看到韓康已經被打死，自己明天要被繼續「批鬥」，在夜裡把衣服撕開擰成繩子上吊身亡。

暴力也擴展到整個社會。8月26日，在南京鼓樓廣場，「鬥爭」了數百名「資本家」。他們站在烈日下，全部被用墨汁澆黑了全身，只看得見白眼珠。

上海

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掛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斗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為外語教師后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系教授姚啟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

在復旦大學，8月5日晚開始對當時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進行殘酷「鬥爭」，包括拳打腳踢，黑墨澆身，罰跪和強迫作「狗爬」等等。8月8日，化學系教授趙丹若被化學系學生「鬥爭」了一個多小時后死亡。目擊者說，他被戴高帽，罰跪，臉上塗黑墨，被「遊街」幾百米，在地上爬，並被踢被打。趙教授當時74歲，已經退休。他在校園內被拖了幾百米遠，又站在桌子上被「鬥爭」。在那裡就倒了下去。生物學老教授談家楨遭到「批鬥」，站在搭在兩張桌子間的木板上。他的妻子傅曼芸原是小學教員，那時不再工作，也在大學家屬宿舍遭到「批鬥」，被強迫跪在洗衣服用的搓板上（木板上面有棱條可傷害膝蓋）。傅曼芸在家中上吊身亡。物理系講師毛青獻被指控在他的單身宿舍房間中說了「反動話」而被「揪出來」。他在復旦大學燈光球場被「批鬥」，不但身上被澆了墨汁，而且遭到毆打。他跳樓身亡。

在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鎚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復。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志雄（女）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髮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

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女）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天熱只穿單衣）。上海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和北京來的紅衛兵一起打老師，血流在地上，強迫老師用舌頭舔乾淨

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女）被「批鬥」后在校中跳樓自殺。

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殺。

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女）自殺。王守璠被紅衛兵折磨毆打了一夜，還被強迫喝抽水馬桶里的水。天亮后紅衛兵放她離開，她投了井，死時不到30歲。

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女）懸樑自盡。上海紅旗中學化學實驗室管理員邱鳳仙（女）只因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揪斗」后關在教學樓三樓男廁所旁邊的小儲藏室中，跳樓身亡。該校生物教員吳伯和被打得滿頭是血，腿骨被打斷。。

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女）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教授李翠貞（女）被遊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服毒身亡。

建東中學酆建華原來是教員，文革前因所謂「歷史問題」不準教課只管工具，被紅衛兵打斷肋骨，不幾天後死亡。這個學校的體育教員張孝祥被「批鬥」后和母親一起開煤氣自殺。

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

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小學生紅衛兵也折磨毆打老師。嘉善路小學的學生，用火柴點燃了一名女教師燙過的捲髮，燒起滿頭火焰。

一批小學教師和校長被押到大馬路上「遊街」。烏中路民辦小學校長（女）是因小兒麻痹症而腿瘸的人，也被押著「遊街」，走了很長距離，體力上痛苦不堪，精神上更是飽受折磨。

一名受訪的前上海市上海中學紅衛兵成員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裡怎麼這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一名受訪的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的紅衛兵說，在人民廣場，紅衛兵圍打一個人，說他是流氓，她也上去打了一下。這個人很快被打死了。她連這個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說，上海市委給了紅衛兵頭頭吉普車，在街上賓士巡察，十分威風。他們學校的紅衛兵頭頭，其父親是軍隊高級幹部，後來也遭到攻擊，兩年後死在一口井裡，被指控是「叛黨自殺」。她的父親後來也遭到關押迫害。但是在1966年，他們沒有想過這類殘酷迫害的事情將會發生到自己身上。

南昌

在江西師範學院，8月11號在校中「游斗」（意思是一邊行走，一邊「鬥爭」）了140餘人。在三個小時的折磨中，中文系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校醫周天柱三人死亡，歷史系教員何基也被「游斗」，當日晚上「自殺」。

廈門

1966年8月13日，在廈門第八中學（文革后恢復原名「雙十中學」），語文教師薩兆琛在校中被「鬥爭」，他頭上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打了紅「×」的大木牌，背上背著教室里的雙人長條板凳，紅衛兵押著他從教學樓一樓游斗到四樓，接著又到北望樓操場，逼著他下跪，對他拳打腳踢。年近六旬的薩老師死在操場上。物理教師黃祖彬被強迫吞咽夾有大便的饅頭。他遭到殘酷毒打后，被關在學校樓上，一天凌晨墜樓身亡。校長李詠裕被綁在一棵樹上，紅衛兵抓住他的頭髮反覆在樹榦上猛撞，四十年後還看得到他頭上的累累傷疤。紅衛兵還強迫「黑幫老師」吃毛毛蟲，強迫他們吞下紅衛兵吃魚吐出來的魚骨頭。

福州

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黃曾樾遭到「鬥爭」、抄家、毒打、水淹等折磨和侮辱，於1966年10月11日死亡。他的妻子一起遭到毆打侮辱，並在他死後被驅逐出福州，家中的藏書、字畫和手稿都被破壞或者搶走。

西安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女）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名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併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殺」。韓志穎，西安市第五中學校長。第五中學的紅衛兵把凳子壘成高台，讓韓志穎站上去接受「批鬥」。他不吸煙，紅衛兵把數支香煙點燃後分別插入韓的耳朵、鼻孔和嘴中，用煙熏韓。韓志穎被「批鬥」致死。史青雲，男，陝西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校長。該校紅衛兵「鬥爭」他和副校長及教導主任。紅衛兵用皮帶、鐵棍和從舊桌椅上拆下來的帶著鐵釘的木棒毆打他們。他們先被強迫跪在地上挨打，後來又被強迫繞著學校操場爬行。副校長和教導主任體型偏瘦，能爬得較快，而史青雲由於體型較胖爬不快，遭到紅衛兵更多毒打。史青雲被打得遍體青紫和血痕，鐵釘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纖維混在一起，分不開來。這次「批鬥」之後，史青雲校長「自殺」。他是文革中西安市第一位被紅衛兵毒打后「自殺」的校長。副校長和教導主任也被打成重傷。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女）被打死。9月5日，陝西師範大學的地理教授黃國璋和英文講師範雪茵夫婦在遭到「鬥爭」和抄家后一起自縊身亡。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掛牌子「遊街」，掛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被「遊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

天津

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髮。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髮。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女）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紅橋區金鐘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為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遭到學生毆打，他衝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天津紅橋區紅星中學俄語教師魏恕（女）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毆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學生被集合在教學樓前的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當紅衛兵正在拳打腳踢地把一場串「牛鬼蛇神」帶上檯子跪下的時候，魏恕走上教學樓四層從側面跳了下來。第二天學校召開「批鬥畏罪自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會。他們在檯子上扎了一個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跡斑斑。

武漢

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多次被「鬥爭」后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女）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廣東省

廣州市第十七中學的一批教員遭到「批鬥」。8月8日早晨，遭到「批鬥」的該校語文教師何佩華在離學校不遠的登峰路口鐵軌上卧軌身亡。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後下鄉勞動兩年，回到學校后在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採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廣東佛山專區教師進修學院的數學教員鄧勛，遭到「鬥爭」后喝殺蟲劑「敵敵畏」身亡，死後屍體還被紅衛兵剝光了衣服，用繩子拉著「遊街示眾」。中山縣石岐第一中學的教導主任嚴臻年上吊身亡，化學老師陳汝漢被民兵押送回家鄉茂名，在村子里被用鋤頭打死。這個中學的語文教師陳現文和鄭少妍，後來也被迫害致死。

湖南省

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女）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檯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屍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裡吐痰扔髒東西。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紅衛兵謝若冰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還被剪了「陰陽頭」。該校共產黨支部書記張林「自殺」身亡。

四川省

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在關押中用刀片割血管身亡。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身亡，數學教員黃天倪卧軌身亡，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幸而未死。

黑龍江省

在「八一農墾大學」，8月28日，一批教職員被臉上塗了墨，被強迫在地上圍繞主樓爬行。陳自成、王亭（女）夫婦原是遼寧大學教師，1957年被定為「右派分子」后被送到「北大荒」。他們在當晚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時年分別為44、40歲。他們死後學校里還開大會，叫他們的小兒子（11歲）上台批判已經死亡的父母。這個學校在興凱湖邊靠近國境，但在實行迫害方面，緊跟北京。

從整體來看，外省的「紅八月」，血腥程度都不及北京。北京當時被稱為「革命中心」，事實也如此。不但文革的號令從北京發出，而且大規模的暴力殺人也從北京興起。本來，北京是千年首都，被稱為「首善之區」。「首善」一詞，語出《漢書·儒林傳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這是說，要教化全國，要從首都開始。首都有示範作用。1966年，北京成為「首惡之區」。打人殺人，幾千年的禁忌，北京先行打破，北京紅衛兵用野蠻殘忍的方式打殺平民，外省紛紛跟隨。

外省雖然跟隨，但是總體上不如北京激烈嚴重，死亡人數也沒有北京多。外省的滯后，說明原有的法律和民風還在起作用。儘管北京的平均教育水準高於其他地方，但殺人數字全國第一，而且是大大超前的第一。顯然，這也是為什麼文革領導人在「紅八月」中開始了紅衛兵「革命大串連」活動，免費提供給全國的紅衛兵學生火車票和食宿，讓外省紅衛兵到北京學習北京紅衛兵的「革命經驗」，讓北京紅衛兵到外省各地「煽風點火」（當時用語）。根據筆者的觀察，到文革的第二個迫害高潮，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北京和外省，殘忍程度和死人數量，變得相仿。這是文革領導者兩年的宣傳、鼓動和組織之後的結果。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紅八月」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普通居民的事情。在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可以上訴，也由專業劊子手執行。文革後有人把文革籠統解釋為「封建主義傳統」造成的。這種說法不能解釋1966年8月發生的紅衛兵暴力。對1966年恐怖的「紅八月」，從事實到因果，從評價到解釋，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筆者在此深深感謝在調查中幫助過我的人，也希望讀者對本文作出補充和訂正。

王友琴，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