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六四禁區突破，習近平默許新書出版

  美國學者傅高義新書《鄧小平時代》譯本在中國大陸出版，保留了「六四」事件的許多部分，被視為北京對六四禁區的突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閱讀了送審書稿，令書得以順利出版。首發式前「保密」，沒有向傳媒送書，可能是擔心被保守派「舉報」而節外生枝。此書雖將高層派系之爭等內容刪節，但在大陸得以出版，並大賣五十萬冊，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作者傅高義，以及中共「四贏」局面。

殘雪暗隨冰筍滴，新春偷向柳梢歸。宋朝詩句今日有了新亮點。踏入新春，一月十八日，距離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尚有四個多月，一部對鄧小平一生完整回顧、對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作全景式描述的六十五萬字簡體中文版《鄧小平時代》（英文版書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二零一一年出版），在北京公開出版發行，書中以單列章節「北京：一九八九」近三萬字，雖與香港出版的未經刪節的完整版少了一萬字，卻依然詳細描述「六四」事件經過。此書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科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二十三年來，「六四」始終是中國內地出版物禁區，以如此規模字數描述這段歷史，又是外國學者獨立視角下的筆觸，這無疑是對「禁區」的重大突破。

據香港版和內地版對照，香港版全書正文約五十九萬字（不包括註釋和索引），內地版刪掉約五萬四千字，約佔百分之九。內地版註釋部分刪節超過百分之二十，索引部分則由近四十頁刪到十餘頁。內地版全書有關「六四」部分的三章刪節最重，佔百分之十七左右。「鄧時代關鍵人物」二萬字全刪，其他章節平均刪節百分之三點二左右。

亞洲周刊從北京獲悉，這部書稿經北京當局國家新聞出版署等多個部門審稿，反覆刪改，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也閱讀了送審書稿，令這部書得以順利出版。這部中國內地簡體版書，由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有趣的是，出版方在十八日首發式前，打破常規，沒有提前給傳媒和有關方面贈送樣書，一副「保密」狀態。或許是出版方擔心樣書外流，一旦被中共高層某些保守派人士或社會上反改革陣營人士看了書後，向當局舉報而令出版節外生枝，乃至夭折。

內地版《鄧小平時代》一月十八日在北京舉辦首發式，全國各大書店同步發售。平裝本首版五十萬冊，在北京圖書訂貨會兩天內，就由經銷商訂購四十九萬八千冊，浙江省新華書店一次就發了十萬冊，發行重點城市是北京、成都、深圳。《人民日報》十六日在要聞二版刊登《鄧小平時代》出中文版消息，六天後，即二十二日，發表記者對傅高義的三千字專訪《告訴西方，一個真實的鄧小平》。一月十八日，新華社發文《「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讓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國》。中共的最高喉舌如此報道外國學者一本書，較為少見，不過，中國傳媒對這部書的所有報道都未提及「六四」內容。

一月十八日，是紀念鄧小平視察深圳南巡講話二十一周年的日子。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一書，被稱為「世界上第一部有關鄧小平的完整傳記」，是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是對中國驚險崎嶇的改革開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大結束之後的視察地首選深圳，給國人一大驚喜，今天讀《鄧小平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仍生活在鄧小平時代。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認為，這部書頗具強烈現實感，著眼點不僅僅是鄧小平個人，更把它的重心放在對一個時代的考察和研究上。這部書告訴讀者，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從哪裡來，向何處去。傅高義在書中，按年代順序鋪展敘述，以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二年這十四年為重點，佔全書五分之四篇幅，著力描繪作者所強調的、中國大轉變關鍵時期的「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時代》英文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問世，二零一二年五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文繁體和簡體的精裝、平裝版本，台灣中文版幾乎同時由天下文化出版。香港的中文繁體版和簡體版銷售量差不多，可見香港中文版有一半是來香港的內地遊客購買。八十二歲的美國人傅高義有「中國先生」稱號，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和寫作持續了四十年，從哈佛大學教學職位上退休后，他決定寫一本能向美國人介紹亞洲發展的書，最終他把目標鎖定於鄧小平。

傅高義對亞洲周刊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原本不是為中國人寫的，是為美國人寫的，應該讓他們多了解中國。現在中美關係非常重要，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兩個國家就是美國和中國，但美國人還不太了解中國。」他傾十年心力完成這部書。

傅高義一再強調其作為獨立學者的「客觀中立」。《鄧小平時代》一書對鄧小平個人性格及執政風格作了深層分析，並對中國改革開放史作出闡釋。全書史料豐富，大量國內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檔案資料和獨家訪談，展現了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轉型的歷史變局和內在邏輯。內容涉及中美建交、華國鋒歷史評價、改革開放幕後、鄧小平與陳雲關係、胡耀邦趙紫陽等鄧時代關鍵人物、三中全會、「六四」悲劇、香港問題、九二南巡、政改試水、經濟特區、權力過渡等重大議題。有評論認為，此書既有學院研究的嚴謹專精，又有對中國現實政治和事理人情的把握。

傅高義最近一次在北京見到鄧小平的女兒鄧楠，鄧楠女兒、女婿都在。鄧楠對傅高義說：「我們都看了香港出版的《鄧小平時代》，沒想到一個外國人能這樣了解爸爸、了解中國，這非常不容易。」鄧楠說，這本書把她父親面臨的問題講得比較詳細，很感謝傅高義。鄧楠買了二十本書讓他簽名，要送給朋友。她告訴傅高義，她的兄弟也都看過了。

為寫作此書，傅高義去過太行山區、鄧小平的老家廣安及江西瑞金；訪問了很多與鄧小平接觸過的政要，如江澤民、李光耀、美國前總統卡特、美國前副總統蒙代爾、基辛格、美國數位駐華大使以及多位國務卿、白宮安全顧問，受訪者達三百多人。自英文版推出后，此書獲獎不斷，好評頗多，獲《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評為二零一一年度最佳圖書。

中國大陸中文簡體版權，傅高義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籌措，與中大出版社聯繫該書版權的大陸出版社前後有三十多家。三聯書店成立策劃小組，趕寫了一萬多字的報告，在第一輪競爭中，五家出版社脫穎而出；在二輪競爭中，三聯書店再度「入圍」，成為進入參與第三輪競爭的兩家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上海實力雄厚的出版社。一二年一月，三聯總編輯李昕和編輯葉彤飛往香港，與傅高義面談，談話提綱就寫了三頁紙。李昕沒有想到，談話氣氛融洽，準備的提綱基本沒用上。談話還沒結束，傅高義便作出決定，這本書交給三聯出版。李昕認為，傅高義作出決定原因有三，三聯書店的品牌優勢；編輯較為清晰地回答了傅高義關心的問題；三聯書店承諾在編輯過程中尊重他的學術立場和觀點，在每個具體環節上與他保持溝通。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和北京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都認為，傅高義是治學嚴謹、精益求精的學者。傅高義寫完英文第一稿，就翻譯成中文，請十位中國的專家和學者閱讀，而後提意見，他參考後改正英文版中的錯誤。英文版修改後，才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然後傅高義再將英文版給香港中大，再度翻譯成中文。書出版后，他也從未停止修改。

至於中國內地中文版和香港中文版的差異，北京出版方承認，內地中文版還是做了「必要處理」，「按照國內出版管理辦法，通過專家審稿。主要處理還是集中在史料方面」，「而由此史料所產生的觀點也需要做一些處理」。亞洲周刊以兩地中文版作對照，發現刪節或修改的主要部分是涉及中共高層黨內鬥爭的內容，不過，內地中文版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保留了香港中文版的六四故事，這二十多年來的禁區，此書無疑具有歷史性突破，儘管刪節或改動，但事實部分基本保留，論述部分則部分保留。

香港版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六月四日」，在內地版合併為第二十章「北京：一九八九」。以下文字是書中這一章的兩節，黑體字為刪除，括弧內文字為增加。

騷動的根源

1989年春天，(在)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趙紫陽與李鵬—之間（中）的政治分歧，加上鄧小平逐漸退出對日常工作的領導，導致了相互衝突的信號和困惑（混亂）。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使得引發社會騷動的嚴重問題在下層進一步發酵和加劇。在1980年代末，大多數學生更加關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如自主擇業和擺脫「政治輔導員」的權利。大學生們通過艱難的高考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勤奮，覺得有資格獲得他們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於重要的產業和政府機關缺少訓練有素的大學畢業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學畢業生服從工作分配。由於每個學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決於同學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輔導員如何在學生的檔案中寫「小報告」，政治輔導員便成為政府監控的象徵。這些給學生寫報告的政治輔導員的教育水平很少趕得上學生，有些輔導員被懷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權影響學生的前程（能影響學生前程的權利）。很多眼界開闊、思想獨立的學生，對於要不斷討好輔導員深惡痛絕。對他們來說，「自由」就是取消這些政治輔導員，使他們能夠自主擇業。學生們其實很少花時間討論選舉制度。

知識分子，不論年輕年長，仍對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耿耿於懷。大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后被保守派封殺），它批判象徵傳統中國的黃河，讚揚給中國帶來國外新思想和現代行為方式的藍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的共鳴。

對普通民眾來說，主要的擔憂則是通貨膨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等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經商者炫耀其物質財富， 推高市場價格，威脅到工薪階層獲得基本溫飽的能力，這讓他們感到憤怒（不滿）。這個問題又因腐敗而加劇：鄉鎮企業的從業者從政府和國有企業獲取短缺的原料和資金以自肥，自主經營的企業家賺到的錢至少部分來自鑽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裝進自己腰包，遵紀守法的幹部的收入卻停滯不前。農民工開始紛紛湧入城市，也加劇了通貨膨脹問題。

官方數字儘管低估了實際變化，仍顯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30%以上，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資、過去30年來一直有著物價穩定預期的家庭感到恐懼。此前為養老和以後生病而攢錢的節儉家庭，卻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貶值。由於物價持續上漲，政府又聲稱要進一步放開價格管制，使憤怒（不滿）變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政府幹部一向受到為社會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們憤怒的是，中國社會中最不道德的人，只為自己幹活的人，和為謀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資源的人，如今能夠出入高檔餐館，住好房子，穿著時尚，買得起摩托車甚至是汽車。沒有哪個城市像北京那樣，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資的機關幹部或將在畢業后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大學生。這些人認為，國營企業應當用它的更多收入給職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甚至一些憤怒的機關幹部也冒險加入了示威，並且打出（他們）自己機關單位的旗號。不過，即使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學生們反通脹、反貪官的口號，也泄放出了他們積蓄已久的憤怒（情緒）。

中國民眾提到「貪官」時，並不是在說犯法的人，因為當時法制的觀念並不強；他們指的是那些利用別人沒有的職務或個人關係謀取私利的人。對「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議學生要求公布他們的收支、他們擁有的別墅數目以及他們子女的金錢來源。1966年時有很多高幹子女踴躍參加紅衛兵反對「走資派」，但在1989年高幹子女很少加入抗議活動。相反，他們和父母一起因為享有特權而受到抨擊，因為他們把權力地位變成了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謀利的資本。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 企業被迫進入市場后他們可能丟掉「鐵飯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這比通貨膨脹還可怕。政府已經開始向虧損的國企施壓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業甚至獲准破產，引起了職工的恐慌。這對工人們有極其重大的利害關係，因為中國當時沒有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大的國有企業很像美國的軍事基地， 不但是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它們提供有補貼的住房和醫療，甚至職工子女的教育。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失去工作就等於失去一切。因此，利伯維爾場會把國有企業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的增長，很多農民工湧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機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築業。但是1988年底為控制通貨膨脹對經濟採取的緊縮政策，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機會。很多失業后仍留在城裡艱難度日的人，卻看到「官倒」和大款們在炫耀（自己的）財富。總之，對很多人來說，市場力量帶來的巨變讓他們深感（憤憤）不平。除了這些不滿的來源，還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遷徙之外的更多的權利。他們厭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錯誤」而挨整和受罰的恐懼之中。自由民主的呼聲和對胡耀邦的讚美凝聚成了一種要求，要擺脫國家的監管，擺脫官方強加的批評會。

從悼念到抗議：4月15-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幾小時后，北京大學的牆上（一些地方）就貼滿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報。次日，大約800名學生從學校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對於從大學前來悼念的人並未進行干預。

隨著廣場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動也開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數百名學生穿過天安門廣場來到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幾條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推翻1986年懲罰抗議者的決定，公開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資產。當晚11點左右，數千名憤怒的抗議者從天安門廣場來到幾百米開外的黨政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新華門前。他們不斷高呼口號，要求進入中南海（讓他們進去）。警察請求他們離開但遭到拒絕。人群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點，警察才終於將其驅散。自共產黨1949年掌權以來，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進入中南海。正如李鵬所說，在4月18日這一天，示威的基調從悼念變成了抗議。

中南海里很容易聽到新華門外人聲鼎沸，這使高層領導很快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從日本回國的李鵬，在採取什麼 措施上與趙紫陽發生了分歧。李鵬對趙紫陽說，要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當家人的總書記趙紫陽則認為，最好不要激怒學生，只要不發生打砸搶，採取強硬行動就是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規模進一步擴大，廣場上的演講者也開始要求更多的民主。為了使學生平息下來，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指示大學幹部維持校園的各項正常活動，對學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個團的兵力，以防學生衝進大門。《人民日報》宣布禁止遊行示威，並警告學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誤以為是軟弱」。但是領導層嚴重錯估了形勢，學生們誇示著自己的力量，拒絕平復下來。4月22 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大約有2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通過廣播喇叭仔細聆聽20分鐘的悼詞。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遺體被送往安葬高級幹部的八寶山（八寶山火化）。追悼會過後，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等了大約三小時要求見李鵬。他們後來抱怨說，他們受到慫恿，相信（認為）李鵬或另一名高級幹部會出來見他們，但李鵬和其他官員聲稱李鵬對此並不知情。當時李鵬不同意接見任何非官方的學生團體，因為他擔心這會使這些團體獲得他所不願給予的合法性。李鵬還擔心這樣做會削弱黨所支持並具有更強控制力的官方學生組織。

為平反六四邁進一大步

《鄧小平時代》一書，中國內地版關於「六四」事件部分，對「禁區」作了重大突破。對此，傅高義說：「我很高興有這樣的說法，希望中國讀者有共同感受。一個國家的百姓應該正確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這麼重要的事件，不應該視為秘密而隱瞞。逐步公開真相，人民對領導人就有自信。這本書最終能在北京出版，北京三聯、香港中大和我都是贏家。」如果說這是三贏局面，確切說，更是四贏局面，中共當局也是贏家，即透過一個外國人的書，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為平反「六四」邁進了一大步。（實習生朱嘉逸參與採訪及研究）

□ 亞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