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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民：蘇維埃的海歸——卡皮查和他的「克里姆林宮書簡」 ... ...

作者：light12 於 2012-7-5 09:1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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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歷史是短暫的，始於1917年，終於1991年。不過，公平地說，這個短暫的「朝代」曾經有過輝煌的科學技術。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就是在蘇聯時期發射的。如果諾貝爾獎也算是一個國家科學發展的標誌的話，那麼在這個時期，它共有八位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除此之外，還有一位數學家康托洛維奇（Л. В. Канторович）獲得了經濟學獎（1975）；一位科學家薩哈洛夫（А. Д. Сахаров）獲得和平獎（1975）；三位作家帕斯特納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1958）、肖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1965）和索爾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1970）獲得文學獎。另外，在蘇聯解體以後，還有獲得物理學獎的三位科學家，他們獲獎的科學成就都是在前蘇聯時期做出的，包括2003年得獎的阿勃利科索夫（А. А. Абрикосов），得獎時已是美國公民，卻是蘇聯朗道學派的傳人。201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又發給了兩位與前蘇聯有關係的科學家：海姆（A. Geim），和諾沃西洛夫（K. Novoselov），前者現在有著荷蘭國籍，後者是英、俄雙重國籍。但是他們分別於1958年和1974年出生於前蘇聯。海姆在前蘇聯時代接受了從小學直到博士的教育，諾沃西洛夫也接受了蘇聯時代的中小學教育。因此，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前蘇聯教育的產物。把這些算在一起，總共有18位諾貝爾獎得主，儘管其中一位和平獎得主和兩位文學獎得主是不為當時的執政者認可的體制外人物。今天回顧這一個只有74年長度、而且已經走進歷史的政治實體，不以成敗論英雄，這是一張不錯的成績單。

取得這樣的成績，有其歷史上的原因：上述十餘個科學上的諾獎得主可以說是十月革命前俄國科學的發展在蘇維埃時期的延續。革命前的俄國，處於歐洲的東部邊緣，科學和工業的發展都落後於西歐。但是，它並不像處於東亞的中國那樣遠離歐洲的科學發展前沿。俄國的科學家一直同西方的同行保持著聯繫，在有些領域也有超越西歐科學家的貢獻。例如在19世紀就有門捷列夫的化學元素周期表和羅巴切夫斯基的非歐幾何學等。在20世紀初最早的諾貝爾獎得主中，就出現了幾位俄國科學家——因為創立動物條件反射學說而在1904年獲得生理學和醫學獎的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以及1908年因為對人體免疫功能的研究而獲得生理學和醫學獎的梅契尼柯夫（И. И. Мечников）。後者得獎時雖在巴黎居住，但是出生、成長並且長期工作於處於沙俄統治之下的烏克蘭。甚至，在1903和1911年分別獲得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的居里夫人，其祖國波蘭當時也是處於沙皇俄國的版圖之內。按照我們一些國人的思維，她也可以算是個「法籍俄人」。可以推想，有這些先驅的榜樣，對於1917年後的蘇聯科學家來說，諾貝爾獎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事實上他們身邊就有著一位活著的諾獎得主：巴甫洛夫在十月革命后的蘇聯一直生活到1936年去世。

另一方面，蘇聯的科學家在十月革命之後差不多40年的時間裡同諾貝爾獎無緣。一直到1956年才由謝苗諾夫（Н. Н. Семёнов）獲得化學獎而打破這個局面。蘇聯在科學方面的成敗得失同它的意識形態和科技政策以至國家體制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這是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的課題。有的人說，蘇聯時期缺乏學術自由，因而科學研究受到意識形態的干擾，他們常常舉出李森科受到斯大林的寵信，獨霸蘇聯生物學界的例子作為論據。這種說法有一定事實根據，蘇聯在生物醫學領域確實長期落後於世界水平，沒有得到過任何諾貝爾獎，儘管革命前的俄國獲得的兩項諾貝爾獎都在生物醫學領域。但是又如何解釋蘇聯其他學科的成就呢？難道在物理化學領域，學術自由度就高了嗎？似乎不是這樣，例如，當時的蘇聯刊物上也可以經常看得到官方對「哥本哈根學派」的所謂「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傾向」進行批判。這好像沒有妨礙蘇聯物理學家在量子力學方面做出重要的貢獻。對於這樣一個悖論，本文無力給予回答。

本文只想通過蘇聯科學界的一個重要人物的一生經歷，從一個側面向讀者介紹蘇聯時期執政黨和政府領導科學技術事業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以及科學界同政治領導之間的關係，人們或許可以從中獲得一些解開上述難題的線索。同時希望，對於渴望自己國家產生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中國政府和人民來說，也有一點啟示的作用。

這個人物就是彼得•卡皮查（Пётр Л. Капица），生於1894年，十月革命的時候他23歲，正是開始科學生涯的年紀。他可以說是蘇聯建國后最早向諾貝爾獎發起衝擊的科學家之一。早在1920年，他和同事謝苗諾夫合寫了一篇論文，提出讓原子束通過一個高度不均勻的磁場，觀測它們不同的偏轉程度來測量原子磁矩的實驗建議。可能是由於當時蘇聯正處於內戰時期，也可能是由於卡皮查本人第二年去了英國，他們的論文到1922年才得以發表，而且他們本人似乎沒有實施論文中建議的實驗，或者沒有獲得可以發表的結果。而在此期間，德國科學家斯特恩（Otto Stern）和格拉赫（Walther Gerlach）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路並實際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而且首次顯示了原子磁矩的量子化效應。這一成就使得斯特恩獲得了1943年的諾貝爾物理獎（斯特恩已經在1933年移居美國，得獎時為卡內基理工學院的教授）。兩位年輕的蘇聯物理學家可以說是在無意中同諾貝爾獎擦肩而過。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這兩位終生摯友後來都如願以償——謝苗諾夫在1956年因為對化學反應機制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成為蘇聯教育和科學體制下成長起來的第一個諾貝爾獎得主。而卡皮查則在197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蘇聯解體以前的最後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卡皮查於1984年去世，整個科學生涯都是在蘇聯的體制中度過的，從而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經歷在蘇聯科學家中具有代表性。

不過，卡皮查有也一段不同於多數蘇聯科學家的獨特經歷，這就是他從1921年到1934年間在英國劍橋的盧瑟福（E. Rutherford， 1871-1937）領導下的實驗室工作。這段長達13年的經歷使他獲得了大多數蘇聯科學家沒有的對西方科學工作的第一手體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是蘇聯科學界對西方了解最為深入的一個人。而他的突然被迫「海歸」則又是一段獨一無二的充滿了個人同政府（國家）間糾結的故事。對於科學史的學者來說，這是研究科學同政治、科學家同政府，以及國家同國家之間衝突的不可多得的案例。

卡皮查這個人值得研究，還因為他在埋首書齋或實驗室從事科學研究的同時，也是一個對社會和文化有廣泛興趣的人。他關心並參與了蘇聯科學界的許多公共事務，擔任過科學院和政府的行政職務。從他的經歷和與政府領導人的互動中，我們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到蘇聯政府和執政黨同科學技術的關係，以及它們實施科技政策的具體做法。尤其值得慶幸的是，他的助手和同事在其逝世后出版了他的書信集。在這些書信中，有許多是寫給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直到安德羅波夫等歷任蘇聯領導人的，被人們稱為「克里姆林宮書簡」。信中表達了他對蘇聯科學和教育現狀的關注，涉及到他所關心的蘇聯科學界的各個方面，從核武器的機密到保護身陷囹圄科學家的請求等等。這些書信不僅是了解卡皮查一生的重要文獻，也為我們觀察蘇聯科學界以及它同政治的關係提供了鮮為人知的細節，是我們今天了解當年蘇聯科技政策的寶貴資料。

一、早年生活簡介

卡皮查1894年生於聖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當時俄國的海軍基地。他的父親是有軍銜的軍事工程師，母親是一位兒童文學家。卡皮查少年時期就表現出了數學方面的才能，但是語言文字方面似有所欠缺，因此他未能進入當時公認最好的聖彼得堡大學，而是進入了聖彼得堡工學院。讀大學期間，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曾短暫地到波蘭前線志願充當戰地救護車駕駛員，也曾同未婚妻到遠東旅行，到過日本和中國上海。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顯然沒有影響到他的學業。1919年，他從大學畢業后即留校擔任教職。這時聖彼得堡已經改名為彼得格勒，當時彼得格勒乃至全俄羅斯的物理學帶頭人是工學院的教授約飛（А. Ф. Иоффе，1880-1960），他創建了彼得格勒技術物理研究所，吸引了一批年輕而有活力的科學家，希望跟上20世紀初西方物理學的發展步伐。卡皮查成了研究所的一員，同時進入這個團體的還有謝苗諾夫等人，他們日後都成為了蘇聯科學界的帶頭人。

但這時卡皮查遭遇到了一連串的不幸。由於革命和隨後的內戰，當地瘟疫流行，在1919和1920年之交的幾個月內，他的父親、兒子和妻子以及剛出生的女兒相繼死去。他本人也大病一場。失去親人的悲痛加上病痛使他久久不能恢復正常的工作。就在他的導師和同事們擔心他挺不過這場災難時，新生的紅色政權為卡皮查提供了一個人生轉機——在約飛的推動下，政府建立了一個「俄羅斯科學院重建國際科學關係委員會」，在困難的經濟條件下給科學界慷慨提供了外匯來購買科研設備。約飛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十分器重卡皮查的科學天賦，而且覺得派他出國採購也許是讓他告別傷痛度過人生低谷的天賜良機。當時蘇維埃俄國同大多數國家尚無外交關係，卡皮查好不容易在1921年5月到達英國，7月份，約飛同他一起訪問了劍橋的盧瑟福。盧瑟福是1908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他領導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由於在核物理方面的眾多開創性研究而名滿天下。卡皮查冒昧地請求盧瑟福允許他在卡文迪許實驗室里工作幾個月。據說盧瑟福開始時並不樂意，告訴他實驗室不缺人手，於是卡皮查問了一個看似不相關的問題：你們的實驗誤差是多少？盧瑟福答道百分之二到三。卡皮查說，你們實驗室大約有三十個人，添一個人還在你們的實驗誤差範圍之內，不會嫌多吧？盧瑟福中了卡皮查的計，不以為忤，反而欣賞他機智的回答，收下了他。

二、劍橋生涯

原來盧瑟福只是答應卡皮查在劍橋工作幾個月，沒有想到，這一呆就是13年。最初的幾個月是很關鍵的，盧瑟福給他建議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α粒子通過物質時的能量損失過程。以前的同類實驗都是用粒子在磁場中的偏轉來測量，但是粒子能量低到一定的程度，這種方法就失效了。卡皮查設想了一種不同的方法：用當時已經問世的熱輻射儀精密測量粒子在物質中運動產生的熱。這個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果，他的實驗裝置成功地排除各種干擾，測量到了極低能粒子產生的熱量，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一篇論文，在皇家學會的會刊上發表。這一成功顯示了他作為實驗物理學家的天賦和在實驗方法上精益求精，數據處理上一絲不苟的風格。

打響了第一炮之後，卡皮查把注意力轉到了通過測量α粒子在磁場中軌跡的曲率來研究其速度的實驗。他在這方面的創造性貢獻是研製了一種特殊設計的化學蓄電池，在它放電的瞬間產生極強的磁場，雖然這種脈衝式強磁場持續時間很短，但是用它來研究高速運動的α粒子則綽綽有餘。接著，卡皮查又研製了用直流發電機代替蓄電池儲藏巨大能量的方法，產生高達數十萬高斯的強磁場。利用這樣的新設備，卡皮查和他的同事們在後來的幾年裡開闢了若干新的研究領域，獲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例如發現了金屬電阻同磁場間的線性關係，後來被稱為「卡皮查定律」，是他早期科學生涯的一項重要貢獻。當然，這些成就同盧瑟福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盧瑟福不僅給他指出了研究方向，還出面爭取其他科學家的幫助，甚至為他奔走申請建造新設備的經費等等。

隨著研究成果的增多，卡皮查也逐漸成為了盧瑟福重用的骨幹。由於他在出國前沒有研究生學歷，1923年，劍橋大學正式錄取他為研究生，而且學歷從他開始在劍橋工作的1921年10月算起，還考慮到他在蘇聯的工作經驗而免除了他一年的課程，使得他在當年夏天就完成了博士學位。這顯示他在卡文迪許實驗室內的地位已日益鞏固。1925年10月，他被選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研究員（Research Fellow）。同時他的個人生活也開始從喪妻喪父喪子之痛的陰影中走出來：1927年，他同移居法國的同胞安娜•克雷洛娃結婚，1928年和1931年又相繼生下了兩個兒子。1929年，卡皮查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難得的是他第一次提名即被選上，更難得的是，他當時還是一個外國人——因為卡皮查一直保留著蘇聯的國籍。雖然學會的章程並不排除外國人，規定「（英王）陛下的屬土居民」均可為會員候選人，但是1914年後，還沒有外國人獲得過這樣的殊榮。幾個月後，他又被選為蘇聯科學院的通訊院士。短短十年間，他從一個大學畢業生成長為英、蘇兩國的「兩院院士」，學術地位上升之神速實屬罕見。

1930年，他和盧瑟福商量建立一個全新的實驗室，來繼續進行他的強磁場實驗和業已開始的低溫實驗。在盧瑟福的大力推動下，這個計劃得到了當時英國最大的企業之一帝國化工（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創始人蒙德（L. Mond）遺產基金的資助，實驗室很快在第二年建成，並被命名為蒙德實驗室。實驗室的特點之一是它的「磁廳」，這是一間20多米長的房間，因為用於產生強磁場的發電機在突然放電時會發生震動，為了避免震動的影響，測量儀器和發電機之間必須有20米以上的距離，才能使得實驗測量趕在地震衝擊波到達之前即已完成。實驗室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低溫實驗室里獨特的氦液化器。它採用絕熱膨脹原理來造成低溫。從原理來說，這不是獨創，但是用這個原理來實現低溫有一個不易克服的關鍵問題——膨脹是通過「活塞-氣缸」裝置來實現的，而活塞的潤滑問題始終沒有人能夠解決。卡皮查想出了一個極妙的點子，就是用氦氣本身作為潤滑劑。在此基礎上，他發明了一種不需要液態氫的事先冷卻就能大量生產液態氦的設備。這樣的氦液化器不僅在後來的15年裡為劍橋大學提供了研究需要的液態氦，而且後來批量生產的氦液化器也是基於同樣的設計思路。氦液化器的工業化生產大大降低了進入低溫物理研究的門檻，使得低溫物理研究不再局限於少數研究中心。

研究之外，卡皮查還兼任劍橋大學的教授，從事教學和研究生的指導工作。他還經常在劍橋的各個科學社團作半科普的演講來介紹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英語帶有濃重的俄國口音，所以他說：「在演講開頭5分鐘，我會講一些笑話，如果聽眾笑了，我就知道他們能聽懂我說的英語。」他對自己演講的要求是：95% 的聽眾能聽懂演講內容的5%，5%的聽眾能聽懂95% 的內容。儘管如此，他是一個很樂觀外向而且善於跟人交往的人，所以很快就融入了劍橋大學的師生社會中，結交了很多朋友。這些朋友都記得他的業餘愛好和特長，比如他動手能力強，喜歡擺弄車輛和鐘錶，擅長魔術，而且棋術高超，同他下棋，世界冠軍都不敢掉以輕心；他不修邊幅，穿著隨便，以致一次出席正式集會時被拒絕入場。人們也記得他一些無傷大雅的軼事：比如當他在構思新的實驗設想時，對別人的詢問常常置若罔聞或答非所問，有時會忘掉時間和同客人事先約好的會面。有次一位神父問他著名天文學家愛丁頓是誰？他的回答是：「他對於天堂的了解比你多得多。」這種對宗教人士的冒犯或許同他來自信奉無神論的蘇聯有關。類似的事還發生在蘇聯領導人布哈林訪問劍橋大學時，卡皮查帶著這位著名的共產黨人來到三一學院的餐廳，大大咧咧向大家介紹說這是「布哈林同志」，讓滿座的英國紳士們愕然不知所措。

三、被迫「海歸」

不過，卡皮查在他一手創建的實驗室里只工作了一年多時間。1934年8月，卡皮查夫婦和往常一樣，回蘇聯探親和短期訪問，沒有想到被禁止出國，使得他在劍橋的研究生涯突然告終。

卡皮查當年只是短期因公出國採購，後來逾期不歸，可以想象蘇聯當局起初是不快乃至憤怒的。其實，卡皮查自己開始也並無長期滯留國外的打算。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盧瑟福對他還不熟悉，曾經這樣警告他：「你如果在這裡不做研究，而是做共產主義宣傳，我是不會容忍的。」他的英國同事們也同他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卡皮查在蘇聯原單位的同事們，包括原來帶領他出國的約飛教授，也都不以為然，就連他最親密的朋友謝苗諾夫，也不能諒解他的不歸，給他寫信說：「你背離了我們，但是你也不可能靠攏英國人，最後變得非俄非英。」不過隨著他研究工作的順利展開，他同盧瑟福的關係日益密切，再加上他的開放性格，使他逐漸融入實驗室的同事之中。基於他對劍橋科研環境的觀察和體驗，他做出了長期留在劍橋的決定。1922年七月，他在給自己母親的信里這樣說：「我不會背棄俄國……但是免不了要離開原來彼得格勒的同事們，我也不怕這樣做。」因為「我有了不同的導師，有著同彼得格勒的朋友們不同的觀點，而且加入了不同的學派，有著不同的工作方法。在俄國，所有的事情都遵循德國的模式，而英國的科學界同它大相徑庭。但是英國產生了最傑出的物理學家，我現在開始體會到為什麼是這樣。英國學派特別注重個性的發展，為個人的能動性提供無限的空間。它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沒有僵化的模式和規定。」

他在同一封信中比較了盧瑟福同約飛的不同風格：盧瑟福對下面的人不多加干預，不像約飛那樣要求研究結果的精確和表述的優美。例如，在劍橋經常有人做一些在俄國的研究所里看來荒唐可笑的實驗。原因是，他們是由年輕人自己想出來的。盧瑟福認為，要讓一個人證明自己的價值，就不僅要允許，而且要鼓勵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同時設法給原本荒唐的實驗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內容。那種扼殺個人創造性的批評，在盧瑟福這裡是沒有的，而在約飛那裡卻經常發生。另外，盧瑟福也不喜歡讓手下的人去做複雜的課題，這使得卡皮查想起了在蘇聯導師給他布置的那種幹了三年還做不出結果的課題。吸引卡皮查樂而忘返的正是這樣一種風格和氛圍。

蘇聯當局後來似乎對卡皮查採取了容忍的態度，這顯然是因為他在劍橋這所世界名校和卡文迪許這所頂尖的研究機構迅速獲得了一席之地並且在科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所以1926年以後，他幾乎每年暑假都回國探親同時做學術交流，每次都有政府高層人士批准他回程的簽證。1929年初，加米涅夫致信卡皮查，除了詢問卡皮查何時能夠回國定居外，信中正式聘請他擔任正在哈爾科夫籌建的烏克蘭技術物理研究所的顧問，每年固定地回國工作2-3個月，給他的報酬是2000盧布。加米涅夫是蘇聯的開國元勛，曾經當過列寧的副手，不過這時已經在黨內鬥爭中敗給了斯大林，暫時在蘇聯政府內負責科技工作，幾年後被斯大林處死。卡皮查在回信中首先感謝當局給予他為迅速崛起的祖國的科學事業作出貢獻的機會。不過他並沒有完全接受加米涅夫代表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只答應根據他本人的科學研究和作為實驗室負責人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回國工作時間的長短。談到報酬，他首先表示他能理解蘇聯當時不能按照西方的標準支付，不過——或許革命后不久就離開祖國的卡皮查，還不懂同黨和政府是不能討價還價的，或許，在當時的蘇聯知識分子中壓根不存在這樣的「潛規則」——他還是開出了一個「十分合理」的價格：每年付給他200英鎊顧問費，加上150英鎊車旅費和按實際工作天數計算每天70盧布的生活費。這個要求中光是生活費一項，如以兩個月計算，就是4200盧布，顯然遠遠大於政府的數字。儘管如此，蘇聯政府求才心切，還是全部答應了卡皮查的開價。

說到何時回國定居，他婉轉地告訴加米涅夫，今後幾年內，他不可能離開專門為自己建造的實驗室，他要為這個實驗室負責，需要全力以赴完成目前正在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卡皮查在信中還感謝了政府在給他出入境簽證方面提供的方便，不過也不無微詞：「對我這樣一個俄羅斯公民，回國是如此困難以致令人卻步，那些護照的規定使我還不如到其他國家度假或出差更容易。」顯然，他在前些年裡若干次回國都不是很順當的，都是作為個案單獨審批的。他的朋友們都擔心這種狀況能否長久，不過卡皮查還是不以為然，以一笑處之。

接著發生的事使卡皮查明白，他是過於自信了。1934年八月，他還是像往常那樣帶著妻子回到國內，出席了紀念門捷列夫的大會並在哈爾科夫講學。十月初他準備取道列寧格勒返回英國的時候，當局告訴他，原來向他「保證」的回程簽證不再有效，他必須留在蘇聯。幾天以後，他的妻子安娜被允許回劍橋去照顧那裡的孩子。10月10日，安娜回到英國把這件事告訴了盧瑟福。

蘇聯當局為什麼一反原來的容忍態度，突然決定強迫卡皮查「海歸」呢？人們有種種猜測。根據一位到莫斯科開會並同卡皮查面談后回到英國的科學家向盧瑟福報告，卡皮查本人認為以下三個因素造成了他的麻煩：⑴ 劍橋方面有人提供不實消息稱他在英國從事同戰爭有關的研究。⑵ 在理論物理學家伽莫夫（G. Gamow，1904-1968）借到西方開會機會滯留不歸時，卡皮查曾致信莫洛托夫希望當局按照跟自己一樣的方式處理，並以此作為自己今後回國服務的條件。⑶ 他本人的能力在戰爭時期對蘇聯有用。其中第一點似乎是沒有什麼根據，是處於困境中的卡皮查自己多疑了。第三點有一定的道理，不過盧瑟福認為卡皮查自己也有責任，他後來對人說，這要怪卡皮查愛誇大其辭，喜歡受到人們捧場——卡皮查曾在蘇聯跟人說，他一個人就能在有生之年改變蘇聯電氣工程的面貌。盧瑟福是對卡皮查的長處和短處都十分了解的人，他的埋怨不是純粹的猜測。我們知道列寧有一句名言：蘇維埃政權加上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蘇聯領導人如果真的聽信了卡皮查的大話，那把他留在國內無疑是大大有利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項決定。

不過，促使蘇聯政府收緊出國許可的主要原因或許還是伽莫夫事件。伽莫夫是蘇聯當時最傑出的青年物理學家之一，1928年，他根據量子隧道效應成功建立了原子核α衰變的定量理論，從而受到國際物理學界的矚目。1931年，他年僅28歲即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是科學院歷史上最年輕的成員之一。他曾在西方各物理學重鎮遊學多年，1933年到布魯塞爾開會後即在居里夫人等協助下滯留在西方，並於第二年移民到美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任物理學教授，後來成為美國氫彈之父的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就是在他的勸說下從倫敦到美國同其進行合作研究的。卡皮查要求蘇聯當局按照他本人的方式處理伽莫夫的出走事件，希望政府給予伽莫夫可以逐年延期的在外國居留的許可。卡皮查還寫信給德高望重的丹麥物理學家玻爾（N. Bohr，1885-1962），希望他訪問蘇聯時能說服蘇聯領導人採取這樣的處理方式，並成為一種慣例。卡皮查沒有想到，這些活動可能使得蘇聯政府反而覺得他本人就是滯留不歸案的始作俑者，當初對他網開一面是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伽莫夫的出走就是這種寬鬆的政策的惡果，當局於是決定採取亡羊補牢的行動。

卡皮查被留在了莫斯科，妻子去了英國。他單身一人住在旅館里，惦記著劍橋的實驗室和自己的妻兒，在給妻子的信中說：「別人在我的實驗室里按我的想法，用我的儀器工作，而我一個人在這裡無所事事，究竟是為了什麼？我真弄不懂。我想叫喊，想砸家什，有時我覺得自己快要瘋了。」這段時間裡他的處境還可以從他在1935年5月給莫洛托夫的信中略窺一二：「自從我被扣留以來，你們做的每一件事都讓我失去自尊。最初的四個月，沒有人關心我，連麵包的配給卡都不給我。更有甚者，兩個內務部的人員在街上跟蹤我三個月，顯然是為了恐嚇我，他們有時還拉扯我的外衣來戲弄我。有些負責的官員到今天還在用種種手段恐嚇我……我仍然不能理解，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它的實際後果是威脅大多數科學家和我的朋友不要和我接近，而對我來說，唯一的效果是攪亂我的神經系統。」可以看出，被迫「海歸」的卡皮查是何等憤怒和無奈，他這時才意識到需要向當局說清楚，他在劍橋的研究工作同直接應用的技術之間相去甚遠，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未必有那麼大的用處。他一度以沉默表示抗議，一度認真地考慮到列寧格勒巴甫洛夫那裡去改行從事生物物理的研究，甚至寫好了研究肌肉活動機制的計劃書。

另一方面，盧瑟福也沒有閑著，他一面向當時蘇聯駐倫敦大使，甚至通過首相向蘇聯當局提出請求，一面籲請當時世界科學界的領袖郎之萬（P. Langevin，1872-1946）和玻爾等人在蘇聯領導人面前替卡皮查說項。這些活動都是在私下裡進行的，充分照顧了蘇聯當局的面子，然而，所有努力都沒有奏效。同時，這件事也不免為新聞界所知曉，在1935年5月1日，泰晤士報發表了盧瑟福和皇家學會會長霍普金斯（G. Hopkins）給蘇聯當局的信件，以極委婉的口氣請求蘇聯政府至少允許卡皮查回到劍橋，讓他結束手頭沒有完成的工作。這迫使蘇聯駐英大使也不能不公開為本國政府辯護，聲稱「劍橋當然希望全世界最好的科學家都在它的實驗室里工作，同樣的，蘇聯也希望盧瑟福爵士和貴國的其他優秀科學家都到它的實驗室里工作。」

而蘇聯政府方面，已經為卡皮查安排好了今後的前途，不管他本人願意不願意——政府決定為他專門成立一個全新的物理研究所，由他擔任所長，繼續他在劍橋正在進行的工作。僵持一段時間后，卡皮查知道出國無望，拒絕或者對抗下去是很危險的，於是只能聽從政府的安排，開始規劃建立這個新的研究所——他把所址選在列寧山上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據赫魯曉夫回憶，本來這個地方被美國大使看中，要建美國大使館的，斯大林把它撥給了卡皮查。卡皮查給他的研究所取名「物理問題研究所」，以有別於當時已經有相當規模的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同時也是為了表明，他們的研究項目將由所里科學家們的個人興趣決定，研究重點是「純粹」的物理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他的想法也有所變化，對蘇維埃政權以及正在進行的建設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這或許同當時納粹勢力在德國崛起有部分的關係。這可以從1936年2月他給流亡在劍橋的德國物理學家玻恩（M. Born，1882-1970，1954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的信中看出來：「不能否認，看著一種新的文化在新的理論基礎上成長起來，是極為引人入勝的，我也不後悔能夠參加到這場遊戲中來。我雖然對我遭遇到的卑劣手段還有怨氣，這怨氣也不會消退，但是，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政府做事都不會心慈手軟的，個人只是在歷史的潮流中身不由己的一顆微粒，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讓自己的外殼堅硬一點。畢竟，同納粹比起來，布爾什維克簡直就是天使，而且他們正在為真實的事業而鬥爭……我同意你的說法，他們是唯一堅持正確路線的人，而且是一條勝利的路線。」這顯示他認為蘇聯共產黨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事業是一種新文化，看好它的前途。借用物理學上的術語，他開始從「受迫海歸」向「自發海歸」轉變。

在籌建新研究所的過程中，他經常與具體負責這件事的官員梅日勞克接觸，梅日勞克當時是權力很大的人民委員會議（相當於政府內閣，後來改名為部長會議）副主席，負責科學技術工作。卡皮查苦口婆心告訴這位官員：他從事的是純粹物理學，而不是應用物理學；而且光是建立一個研究所，如果沒有了劍橋的那些設備，他仍將會一事無成，然而對方似乎不理解他的說辭。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表達了這樣的無奈：「（梅日勞克）跟我說，人民給了他們統治這個國家的權力，我就必須服從他們的命令。我說，你們的命令我都服從了。不過有些命令聽起來好比是要強迫貝多芬寫第四交響樂曲。貝多芬當然可以奉命指揮交響樂隊，但是他不會願意按命令寫交響樂曲，即使勉強寫了，也不會是好作品……」

畢竟，蘇聯當局留住卡皮查是為了讓他為蘇維埃政權服務，而不是為了毀掉他的科學事業。所以，經過一番頗為曲折的討價還價，加上卡皮查幾次以辭職相威脅，當局似乎聽懂了卡皮查的意思，並且決定滿足他的要求，在1935年春開始同盧瑟福談判把蒙德實驗室的那些設備搬到莫斯科的研究所來，而且撤走了原來監視卡皮查的人員，允許他在國內自由旅行。對此，卡皮查在給妻子的信中說：「護衛天使回到天上去了。」不僅如此，當局還配給了他一套上好的住房和汽車。到了該年八月份，劍橋大學的兩位教授，生理學家，1932年諾貝爾獎得主阿德里安（E. D. Adrian）和物理學家、1933年諾貝爾獎得主狄拉克（P. Dirac）分別訪問了莫斯科，有機會同卡皮查直接交談，卡皮查向他們提出了在莫斯科有效地開展研究所需要的設備。他們回英國后，向盧瑟福報告了卡皮查的要求。11月份，劍橋大學同蘇聯當局終於達成了協議，劍橋方面答應將卡皮查要求的蒙德實驗室的大部分設備運送到莫斯科。蘇聯政府則為此付給劍橋大學3萬英鎊。此外，劍橋還同意給予卡皮查的兩個主要助手一年的假期，讓他們到莫斯科幫助卡皮查儘快重建實驗室，並為他培訓日後的助手。

那年11月5日，卡皮查正式向劍橋大學辭去蒙德實驗室主任的職務。他在辭呈的結尾說：「我必須告訴你們，辭職對我來說是巨大的痛苦，特別是，要以這種突兀而出乎意料的方式來辭職。」同時，兩個月前返回莫斯科的妻子安娜又重返英國到劍橋去收拾家中的一切，於1936年1月帶著兩個孩子同卡皮查團圓。而劍橋盧瑟福手下的考克勞夫特（J. D. Cockcroft，1951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則承擔起把實驗設備——包括巨大的發電機——運到莫斯科的艱巨任務。隨著設備的陸續到達，卡皮查的心情有所好轉，但還沒有完全從沮喪中恢復。他在1936年2月給盧瑟福的信件中說：「我在這裡感到很痛苦，雖然比去年略好，但是沒有我在劍橋時候開心。」他依然眷戀著劍橋的幸福時光，說那是「我失去的天堂」！

四、「海歸」的輝煌

研究所的建築於1936年夏天竣工，關鍵設備和他在劍橋的助手也已經到達莫斯科。設備一到，卡皮查就迫不及待地將它們安裝起來，同時讓本國的技術人員熟悉運行這些設備的細節。新的研究所在設備方面同蒙德實驗室沒有什麼不同，其他方面則更顯氣派。所長辦公室巨大無比，窗外是花園美景，會議室和行政人員的辦公室都十分寬敞。自然，行政部門比蒙德實驗室要大得多，因為它要管理全所人員的吃、住、行和圖書室。不過跟蘇聯其他的研究機構相比，卡皮查已經砍掉了很多規劃和財務方面的繁瑣文牘，把行政部門壓縮到最小了。他喜歡對人說：科學研究的計劃過分詳細就好比要醫生為他的病人一年裡要吃的葯都事先開好方子。財政人民委員會（相當於財政部）曾要求他的研究所報告每一項研究的詳細開支，對此，卡皮查又像對付梅日勞克一樣，用藝術創作的比喻給予回答。他給財政人民委員（部長）寫信說：「在你觀賞倫勃朗的畫作時，你難道會對他花在畫筆和畫布上的費用感興趣嗎？那你為什麼對我們研究中的設備和材料費用那麼仔細呢？」他還問：「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按你閣下的觀點，該給他多少經費才合適呢？」他同財政人民委員會的爭執長達六個月，未能說服對方，最後由全蘇人民委員會議出面，才允許他的研究所簡化財務手續，使得研究所獲得了比蘇聯其他研究機構更多的花錢自主權，也使所長省掉了無盡的日常麻煩，而且還節約了開支，比如研究所只雇了一個會計，而且在實驗室人手不夠的時候，這個會計還有時間幫著做測試工作。

看來，卡皮查這個所長一開始就要建立一所更接近於西方的科學研究所，在管理方面儘可能仿效盧瑟福在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的那一套做法。例如，他禁止在自己的研究所里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同時允許一個人可以有一個以上的工作崗位，拿一份以上的薪水，這樣的規定在蘇聯是獨一無二的。另外，他不贊成加班加點，規定除了特殊許可，實驗室每天在下午六、七點鐘必須停止工作，以便讓研究人員有時間回顧一天的工作。他有時還強迫手下的人員在工作不順利時休息一段時間。他在用人方面始終把科學家放在第一位，特彆強調不應當要求純粹的科學家去開發他們科研成果的技術應用。他在一份報告里拿他的好朋友、以研究化學動力學著稱的謝苗諾夫為例說：「假如讓謝苗諾夫去建造一台內燃機……那就是浪費他的寶貴時間和精力，他應該把時間和精力花在真正內行的純科學研究上……一個歌手不會給自己的歌唱伴奏，為什麼要強求他呢？」當然，在這方面，卡皮查認為自己是個例外，他認為自己既是科學家，又是工程師。他後來在衛國戰爭時期為了滿足鋼鐵工業的需求而成功開發新的制氧技術，證明了他的這種自負不是大話。

而蘇聯當局和科學院也確實保證了他在財務和人事管理上做到真的有職有權。蘇聯的科研教學機構里，當然也有共產黨的組織，但是，黨員和黨組織在研究所的管理方面，沒有什麼發言權。研究所配備研究人員的時候，都是卡皮查把關，極為嚴格。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是寧缺勿濫，開始時只有七個人。即使是挑選輔助人員的時候，也十分挑剔。比如他從事低溫物理研究需要許多特殊要求的玻璃器皿，他有一個心靈手巧的玻璃工，擅長攻克各種挑戰性的疑難問題，有時會一個人鎖在屋裡幾天，然後把製成的高難度玻璃器皿拿出來，從不解釋是怎麼做出來的。還有加工車間工長和生產液氦的技師，以及卡皮查的技術助理，個個都是一流的能工巧匠。他的技術助理後來獲得了相當於博士的學位，成為研究所里科研隊伍的重要成員。即便是他挑選的行政助理，也都十分能幹，使他能擺脫許多繁雜事務的糾纏。

卡皮查挑選學生也極為嚴格。上世紀50年代留學蘇聯並師從卡皮查的我國物理學家管惟炎對於自己怎樣被物理問題研究所挑中有這樣的回憶：「物理問題研究所是很特殊的，專門為卡皮查建的，研究員加工作人員大約只有三十幾人，規模很小，但是影響很大，因為朗道也在這裡面，當時只有他們兩個是院士，後來都得了諾貝爾獎。卡皮查每年從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學生中挑一個學生，我就是在這種機緣下進了這個研究所，做大學論文。他挑選的方法是請沙立尼科夫，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莫大低溫教研室的主任，從十幾個學生中挑四個人去見卡皮查，再由卡皮查挑一個人。他挑的方法是，出一個課題，你回家做，兩個禮拜以後再給他答覆，看你答覆的情況，他認為誰最合適就把他留下來。」除了學生的素質，卡皮查對於研究所的學風也有嚴格的管理。管維炎說：「他最討厭學生做假，有一個學生不是跟我同期的，曾經把數據拿給他看，他說你把原始數據拿來，他就一個一個看，發現有很多點沒有點上去，等於是選擇性的做，他就把這個學生開除了，因為這樣會製造混亂，如果你這文章發表，人家以為是真的，費了很大勁又發現這是不對，所以他不允許這樣，等於是把自己的招牌都砸了，這是他非常忌諱的。」

在研究所最初20年裡，卡皮查的主要研究興趣依然是他在蒙德實驗室時候的研究領域：磁學和低溫物理學。之前他的主要興趣和成果是在強磁場方面，回到莫斯科以後，他的主要研究集中在低溫物理學領域。其中，他的第一個課題是低溫下液態氦的輸運性質。因為當時的物理學界已經發現，液態氦在某一溫度（2.2K）下，具有一些奇特的性質，例如具有極高的熱傳導性能，此溫度下的液態氦被人稱為氦II。卡皮查決定對氦II的流動性質進行深入研究，而由於他在劍橋時期發明的新式氦液化器，他的研究所有著世界領先的大量生產液態氦的技術，為他們詳細研究液態氦的流動性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卡皮查的關鍵性實驗研究了重力作用下的氦II在兩片間隙不到1微米的光滑玻璃片之間的流動，發現它的粘滯度實際上是零——流動時沒有摩擦阻力。卡皮查將這種現象稱為超流動性，以類比於當時已知的某些材料在低溫下的超導電現象。

卡皮查的上述實驗結果發表在英國《自然》雜誌1938年第1期上。這項發現以及接下來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使他在1939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而且後來為他的研究所贏得了兩個諾貝爾獎：第一個是由研究所理論部主任朗道在1962年獲得的，得獎的原因是朗道為了解釋卡皮查的實驗發現，建立了量子液體的理論；另一個則是1978年授予卡皮查本人的，以表彰他在液氦超流動性研究方面的先驅性貢獻。人們普遍認為諾貝爾獎委員會在超流動性現象發現后整整四十年才給它的發現者頒獎，實在是太晚了，幸虧卡皮查那時還健在。據卡皮查的秘書盧比寧（П. Рубинин）說，瑞典皇家科學院曾經在早先考慮過給卡皮查發獎，但是因為在1958年帕斯特納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后，遭到蘇聯當局的圍剿而宣布拒絕領獎，諾貝爾委員會有一段時間同蘇聯政府關係緊張，當瑞典的外交部長向當時掌權的赫魯曉夫試探是否能給卡皮查發獎時，赫魯曉夫沒好氣地回答：「難道我們沒有別的院士了嗎？」或許，這是讓瑞典科學院三思而行的原因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1938年同一期的《自然》雜誌還刊登了兩位來自加拿大的年輕人在劍橋的蒙德實驗室進行的同卡皮查類似的實驗和結果，不過他們的辦法是測量氦II通過毛細管時的粘滯度。由於他們投稿的日期晚於卡皮查，而且，在卡皮查看來，他們在劍橋用的實驗設備也是他當初發明的，所以，諾貝爾獎並沒有頒發給這兩位加拿大科學家。據科學界流傳的一種說法，卡皮查對於這一點十分堅持，也是諾貝爾獎委員會遲遲不能作出決定的另一個原因。

卡皮查及其團隊在低溫物理前沿的探索性研究被1941年爆發的衛國戰爭所打斷，在德軍兵臨城下情況下，研究所撤退到喀山，實驗工作不得不停了下來，但理論研究還在繼續。而卡皮查本人則在此期間開展了為戰爭服務的實用性研究——用新的空氣液化方法（膨脹渦輪法）來大規模生產工業用氧氣。在戰時的艱苦條件下，卡皮查成功地在兩年時間裡建起了一個採用新技術制氧的示範性工廠，從而被任命為生產氧氣的政府部門的負責人，他的新制氧技術成了日後世界工業制氧的基礎。站在政府的立場上，僅此一項成果，就足以證明當初強迫卡皮查「海歸」的決策是何等英明正確。為此政府給了卡皮查各種各樣的榮譽：1941和1943年的斯大林獎金，1943和1944年的列寧勳章。

五、人生起落

1945年是蘇聯衛國戰爭勝利結束的年份，卡皮查在這一年獲得了三項榮譽：第三次被授予列寧勳章、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鎚子與鐮刀金質獎章。可以說是功成名就。不過就在他獲得一個又一個的獎勵和榮譽的時候，災禍也正向他走來。一進入1946年，政府不斷派人來調查研究所的活動，調查組裡加進了原來對他的制氧技術持反對態度的人，而且級別越來越高，最後是部長親自來調查，把他的制氧技術和工廠說得一無是處，最後在所里宣布撤去他的所長職務，而且特別出乎卡皮查意料的是——斯大林親自簽署了這項命令。

雖然表面上的理由是關於制氧技術和氧氣生產——他在開發和推廣新的制氧技術過程中也確實得罪了不少人——但是背後的真實原因是卡皮查在1945年11月25日致斯大林的一封信。蘇聯政府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后立即成立了一個領導原子彈研究工作的特別委員會，卡皮查作為物理學家參加了這個委員會的工作。他在這封信里對委員會的指導原則、尤其是對委員會的領導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並且請求退出貝利亞領導下的這個特別委員會。他在信里根據自己在這個委員會裡的經歷說：「貝利亞、馬林可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同志，在特別委員會裡的作風就彷彿他們是超人一樣，貝利亞同志尤其是這樣。誠然，指揮棒在他的手裡——我不反對他擔任指揮，但是第一小提琴手應當由科學家來擔當，因為整個交響樂團是由小提琴來定調的。樂隊指揮不光是揮舞指揮棒，他還必須懂得樂譜，而這正是貝利亞同志的弱項。我覺得貝利亞同志在這個崗位上如果多花點時間和精力，任務將會完成得更好。他幹勁大，善於迅速抓住問題的要害，善於分清主次而避免糾纏於次要問題。他對科學問題也有興趣和領悟，從而形成他自己的解決方案。但是，他有一個毛病——過分自信，這顯然造成了他對樂譜的無知。」

他把貝利亞比作一個手裡拿著指揮棒，卻完全不懂得樂譜的樂隊指揮。這樣不知輕重的批評得罪了權勢熏天，同時也是克格勃首腦的貝利亞。據他的秘書盧比寧回憶，一位當時在斯大林身邊的將軍後來告訴卡皮查，貝利亞原來是要求逮捕卡皮查的，但是斯大林覺得卡皮查在西方名氣太大，對貝利亞說：「我可以罷他的官，但是你不許碰他。」斯大林的話總算使他逃過了牢獄之災。卡皮查經常給蘇聯的領導人寫信，他是以善於同上層打交道著稱於蘇聯學界的，怎麼會寫這麼一封放肆的信件呢？或許，卡皮查覺得以往為了解救朗道曾經同克格勃周旋過——當年他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貝利亞都寫過信，要求儘快釋放朗道，否則他關於液態氦超流動性的研究無法繼續進行。他的遊說最後取得了成功，他以為這一次也能說服斯大林，將貝利亞從原子彈研究的領導崗位上換下來。然而這一次，他不但被撤了所長的職務，而且失去了部分人身自由。不僅如此，只要貝利亞還在台上，他就有隨時被捕的危險，甚至有可能在某次事故中喪生。

卡皮查被撤去物理問題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以後，幸好還保留了科學院院士的頭銜和薪水。他騰出了研究所所長的住所，搬到莫斯科郊外的度假屋居住。他被告知，他再也別想回到他自己創建的研究所去了。實際上，這種狀況持續了8年。這段放逐的時間裡，只是偶爾進城做個學術報告或講課之類，大部分時間則在鄉下繼續進行一些科學研究。他在郊外的度假屋及其周圍建立起實驗裝置，被人們戲稱為「物理問題農舍」。他的研究課題有球狀閃電，大功率磁控管等等。由於實驗條件的限制，他也開始轉向理論性研究，從他後來發表的論文看，它的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二維湍流中的熱傳導，粘滯流體薄層中的波動流，風和海浪的形成，滾動中潤滑劑的流體動力學等等，這些論文顯示出了他的深厚的數學功底和分析能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貝利亞也在不久被同僚聯合起來打倒，並且在當年12月被處決。據卡皮查多年後告訴狄拉克，斯大林死後的幾個月是他最危險的時期，有一天有兩個人來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住處，說是要參觀他的實驗室。卡皮查帶著他們到處轉悠，不過很快就看出他們不是學物理的，而是為了某種不明的政治原因前來。中午12點鐘，這二人突然說參觀到此為止，然後就離開了。後來他聽說，貝利亞正是在那天中午12點被捕的。他認為這兩個人是奉派來保護他的，以防貝利亞在最後一刻加害於他。壓在卡皮查頭上的大山被搬掉之後，卡皮查立即上書馬林科夫（部長會議主席）和赫魯曉夫（蘇共總書記）為自己的渦輪制氧技術翻案，指出國內國外現在都開始採用他的設計思想大規模生產工業用氧氣。1955年1月，他在致赫魯曉夫的信中說：「科學院向黨中央提出把我的研究所還給我，這項要求已經提出很久，迄今沒有迴音。」12天之後，他終於官復原職，回到了莫斯科的研究所。此後一直到他1984年逝世，卡皮查再也沒有離開過物理問題研究所所長這個職務，雖然這是一個行政職務，但是直到生命終止，他也從沒有離開實驗室里的研究工作。據管惟炎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原來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吳有訓到莫斯科訪問，我隨他一起做翻譯，去見了卡皮查，他就提出一個問題，像你們這麼好的師資、設備，為什麼不多收一點學生？卡皮查就說不能多收，多收以後，我們自己就做不了事，做不了實驗。」

回到他的研究所后，卡皮查的主要精力集中於研製大功率的電子器件，希望用它產生的微波將等離子體加熱到熱核反應的溫度，他堅信自己的這種微波加熱法比當時在蘇聯其他研究所和西方研究的托卡馬克或激光加熱法更有希望實現可持續的熱核聚變反應，不過一直到他晚年這種方法也沒有實現他的預期。在蘇聯的庫恰托夫研究所和西方國家的實驗室里，研究人員為實現可控熱核反應的主要希望還是集中在托卡馬克系統上。就像愛因斯坦後半生致力統一場論卻終無所成一樣，卡皮查在研究的道路上也不是無往而不勝的。

這個時期的卡皮查，除了繼續活躍在科學研究的第一線上以外，也從事許多社會活動。他對於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管理以及科學和技術的關係有許多思考，在各種場合發表尖銳的針砭時弊的講話或文章。針對蘇聯體制中大學同科學研究脫離的弊病，他還發起建立了一個以培養科學精英為目標的本科大學「莫斯科技術物理學院」，使得高年級學生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正在進行的科學研究活動，同時也使研究所能夠了解學生並從中吸收最優秀者。這所學院是1946年成立的，不久卡皮查就遭到整肅，不過他還是堅持在學校里教了一兩年的普通物理。後來回到莫斯科以後，他繼續參與這所學校的管理，他還發明了很多啟發靈感和理解而不是要求死記硬背書本的考試題。此外他從1956年起就擔任俄文的學術刊物《實驗和理論物理》的總編輯。

由於卡皮查的崇高學術地位和他在營救朗道等科學家一系列事件上面表現出來的道德和勇氣，他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個莫斯科乃至全蘇聯的知識分子群體，其中不僅有科學家，還有音樂家，雕塑家，作家，演員，電影導演等等。他在自己的研究所組織關於遺傳學進展的研討會，讓曾經因反對李森科學說而入獄的遺傳學家到自己的研究所來做演講。卡皮查對於體制外的藝術家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讓他們在自己的研究所里舉辦展覽並出售藝術品，這些展覽常常成為莫斯科文藝界談論的話題。1974年他的80壽辰，人們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出席的人幾乎囊括了蘇聯文化界的所有知名人士，可見卡皮查社交圈子的廣泛。他的社交圈子還擴大到國際上，許多訪問莫斯科的科學家，包括他的老朋友玻爾父子和考克勞夫特等，都受到過他的盛情招待。

另一方面，雖然得到蘇聯政府授予的種種榮譽，卡皮查在很多年裡都只能在蘇聯境內和東歐國家旅行，儘管他經常受到國際科學界的邀請。據赫魯曉夫後來的解釋，這是因為當局認為卡皮查太愛講話，言多語失，難免會泄露國家機密。這個理由顯然有些牽強，主要恐怕還是對他的不信任。對此，卡皮查以他一貫的直率在1956年給赫魯曉夫的一封信中抱怨說，不久前有英國科學家到訪莫斯科，其中有若干他在劍橋的朋友，他邀請他們到自己家裡做客，但是後來就遭到科學院院長的警告：在沒有第三者在場時不能同外國科學家接觸。他在信中說：「我覺得我不是在同一位科學界的同事說話，而是在同安全警察說話。」他還抱怨在科學院補選主席團成員的時候，他已經被數理學部推舉為候選人，而蘇共中央（據說是蘇斯洛夫）卻告訴院長要「三思而行」，結果補選被取消。另外，高教部也拒不批准莫斯科大學選他進入學術委員會的申請。尤其讓他憤怒的是，若干年前，他的制氧技術在西方國家受到工業界的關注，它們提出要購買卡皮查的專利，最有力地證明了卡皮查制氧法的原創性和先進性。科學院多次給部長會議寫信要求重新考慮1946年將他罷官的那道命令。然而一直沒有得到迴音。

直到1958年，卡皮查才獲得了完全的平反，官方正式承認，當年指責他的制氧技術的通告是不實之詞。出國的禁令也在1965年終於被撤銷，那一年他被批准到哥本哈根接受丹麥工程學會頒發給他的「尼爾斯•玻爾金質獎章」。第二年5月，他被英國物理學會授予盧瑟福獎章，他終於得以重返闊別32年之久的劍橋。在那裡他高興地見到了許多老朋友，而且個個都已經是學界的重量級人物。從那以後，他不再受到出國旅行的限制，他走遍了世界各國去接受各種榮譽學位和獎章，而且二度和三度回到劍橋接受榮譽和講學。

當然，最風光的一次出國是在1978年到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物理獎。在他的獲獎演講中，儘管他是因為低溫物理研究而獲獎，他卻不談他的低溫物理研究，而是回顧他在熱等離子體方面的研究，婉委表達了他對這項遲來的榮譽的不滿：「我在大約三十年前離開了這個領域，雖然在我領導的研究所里，還是有人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我個人現在則是從事研究熱核反應所要求的非常高溫下的等離子現象……因為常言道『兩極相通』。」

1984年，卡皮查90歲，正在人們為他張羅90壽辰的慶祝會時，卡皮查在4月份得了嚴重中風后與世長辭。刊登在《真理報》上的訃告除了有蘇聯科學院的簽署外，還有蘇共政治局全體委員的簽署。

六、克里姆林宮書簡

1971年，卡皮查在莫斯科組織了一次紀念他的恩師盧瑟福百年誕辰的會議，從劍橋邀請了若干老人與會，其中一位老人對卡皮查說，他曾經企圖說服英國郵政局發行盧瑟福的紀念郵票沒有成功，而蘇聯卻發行了這樣的郵票。他問卡皮查是如何說服蘇聯郵政當局這麼做的。卡皮查指指桌子上的第二部電話機告訴客人，那是直通克里姆林宮的電話，他當初就是拿起這部電話的話筒說：「勃列日涅夫先生，我希望發行一張紀念盧瑟福百年誕辰的郵票。」勃列日涅夫回答說：「行。」這一小故事可以看出卡皮查受到蘇聯歷屆領導人重視的程度——除了他被放逐的八年以外。這種重視既是由於他在國際科學界的地位，也是由於他在「海歸」后的幾十年間同政府高層的接觸交往，加上他在戰時發揮的作用所積累起來的。這種重視也使他獲得了直接向最高領導陳情和建言的特權。他的陳情和建言很多都是通過書信表達的。這些信件常常在送出之前要修改多次，為了不讓外人知道，卡皮查不讓所里的打字員參與，而是大多由妻子打字后直接送往蘇共中央委員會。據人們在他逝世后整理和統計，他總共給斯大林寫了45封信，給莫洛托夫71封，馬林科夫63封，赫魯曉夫26封。到他晚年，給勃列日涅夫的信只有一兩封，因為他感到多寫也是無用。在他逝世以後，這些書信得以整理出版，被人們稱為「克里姆林宮書簡」。

這些書信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若干類，重要的一類是向克里姆林宮內的掌權人物反映蘇聯科學家的工作環境，尤其是他本人的個人遭遇，向他們提出改善科學家待遇的要求，這些信件的言辭常常是十分尖銳的。

在他被禁止出境初期的1935年，蘇聯當局曾希望卡皮查本人出面聲明自願留在國內工作，以消解國際科學界聲援卡皮查的壓力，卡皮查沒有答應。為了解釋自己拒絕的原因，他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批評蘇聯科學研究的環境之惡劣，直言不諱地指出政府官僚對於科學家的傲慢態度：「我在評估本國科學工作的條件時，是以劍橋大學為參照的。在劍橋，科學能得到自由的發展，科學家能自由地出國旅行，而在蘇聯所有的事都被置於政府的監督之下。當然，從原則上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證科學成為國家文化事業發展的基本要素，應當受到歡迎。但是，科學是一種最高級的智力活動，要求特別的呵護和關注，然而到了那種以居高臨下態度對待科學家的有權人的手裡，科學會遭到扭曲變形。這種高人一等的態度曾多次使我感到受辱。國內就有一位這樣的掌權人物讓我在接待室里等了一個半小時才見到他。另一位答應每月見我兩次，實際上幾乎沒有信守過這項諾言。為了約見一次而要打無數個電話，為了一張通行證要排隊，穿過長長的走廊，所有這些都使我灰心喪氣，以致——這不是開玩笑——常常為了一次約見而做幾次噩夢。這越來越讓我感到，跟政府的負責官員談話好像不是為了國家和政府的利益進行公務上的討論，而是某種恩賜和榮譽……我不知道在這樣的條件下，怎樣才能開展正常的科學研究工作，科學家怎樣才能獲得自尊。」因此，對於要他聲明自願留在祖國工作的要求，他說：「我不能說違心的話，我不僅不覺得這裡比劍橋好，而是相反，我覺得很糟糕，我唯一能做的是保持沉默。」在一星期後，針對莫洛托夫的回信，他又給莫洛托夫寫信，教訓他「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的道理：「您跟我說在青年中有許多的卡皮查，我保證你們不僅有卡皮查，還有超級卡皮查。但是以你們的工作方式，你們不可能在一億六千萬人中發現他們。現在，你們必須通過盧瑟福求助於英國人。」

維護知識分子的尊嚴和對蘇聯體制中「外行領導內行」的抱怨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卡皮查的許多「克里姆林宮書簡」都貫穿著這樣的內容。在1945年10月，卡皮查在一封給斯大林的信中抱怨貝利亞在科學家面前表現出來的無禮。他說：在貝利亞請他參加原子彈研究工作的特別委員會時，「他只是命令秘書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與此相對照的是，沙皇時代的財政部長維特為了邀請門捷列夫為度量衡局工作，則是親自登門拜訪。而且，當我9月28日在貝利亞同志的辦公室里談話的時候，他突然中止談話，只是跟我握了握手，就跟我道別。這雖然是小事，但是它表現了他對個人、對科學家和學者尊重的程度。」11月份，他給斯大林寫了前文中提到的那封導致他自己被放逐的信件，他在信中這樣描述他同貝利亞的衝突：「我對他很直率地說：『你不懂物理，請讓我們物理學家對這個問題作出判斷。』他卻回答說我對人民缺乏了解。」可見在蘇聯共產黨中，也不乏那種在自己不如別人的時候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來打擊對手的人物。

卡皮查的這種抱怨，不僅出於維護個人的尊嚴，而且向斯大林提出了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問題：「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一個公民在我們國家的地位是否應當僅僅由他的政治份量來決定。過去時代大主教站在皇帝的旁邊，而教堂代表了文化的積澱。教會的輝煌已經不再，大主教也不復存在，但是我們的國家不能沒有思想的領袖。即使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不管馬克思的思想多麼重要，它仍然需要繼續發展……我們的科學家和學者遲早要被提高到『主教』的地位。不如此不能使他們為國家熱情地工作，因為我們沒有別的東西補償他們。資本主義的美國能夠收買他們，我們不能。如果學者不能獲得這種主教的地位，文化在我國就不能得到獨立的發展。這是培根在他的《新大西洲》一書中說過的。所以現在正是貝利亞這樣的同志學會尊重科學家和學者的時候了。」

卡皮查在這種為知識分子爭尊嚴爭地位的書信中，「言必稱劍橋」，甚至用沙皇時代對於知識分子的尊重作為對照。應該說，對於卡皮查如此激烈的言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沒有震怒，沒有組織批判他的「反對黨的領導」，「今不如昔」和「崇洋媚外」言論，從事情的發展來看，卡皮查的要求，包括他提出的重建實驗室的條件和給予管理研究所的獨立性，幾乎都得到了滿足。而後來卡皮查在營救朗道等人時也寫信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得到了正面的回應。蘇聯領導人沒有因為這些信件而打擊他，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高層領導平常收到的信都是阿諛奉承的順耳話，而卡皮查的信總是直言不諱，這讓他們從信里看出了卡皮查天真率直的一面。而且卡皮查從來不用公開信的方式向高層施壓，所有的信件都是高度保密。他寫信保護過許多人，包括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等人，但是這些人都不知道卡皮查在私下裡為他們說話。這讓領導人覺得他並無敵意。當然並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這樣肚裡能撐船的「宰相」。他因得罪貝利亞而被罷官軟禁，就是他直言不諱的結果。不過即使是這樣，他們也沒有把這種私人的信件轉發全黨，甚至公諸報端，發動全黨全民加以聲討，只是找個技術上的理由將他解除職務。

到了赫魯曉夫治國的時代，蘇聯的科學事業受到了政府的相當重視，科學家的待遇也同斯大林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得到平反的卡皮查這時又恢復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脾氣，他對於蘇聯政府和科學界有了新的關注點。他在1955年12月15日給赫魯曉夫的信認為政府給予科學事業的經費沒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就好比「在農業中化了大錢給土壤增肥卻不管農作物的生長。如果在土地上濫施肥料，野草會比農作物會長得更好。這大體上是我們的科學事業正在發生的情形。由於科學工作者的高薪和優惠，野草正在瘋長，大有掩蓋真正的科學家之勢。只有當我們具有根除野草的有效辦法，對科學家的優厚待遇才能產生積極的成果，而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辦法。近些年發生的情況是，野草利用了我們官僚機構的弱點長勢旺盛，已經影響了我國科學的健康發展，形勢危急。」他接著提出了他的對策：「根除野草的唯一屢試不爽的方法就是健康的公共輿論，我們缺的就是這個。」為了培育科學問題上的健康的公共輿論，需要在科學家中間培育自由討論的願望，一個人必須要不怕表達個人觀點。而「領導人也不要害怕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會產生錯誤的學說。科學真理只有一個，正確的學說最終會經受住檢驗…… 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部門有的時候用命令來決定科學真理，不僅沒有用，而且極為有害。」

所謂「命令決定真理」實際上是指當局將唯物主義哲學定為一尊的做法。卡皮查在信中接著說，「科學思想是在同其他思想的競爭中產生和紮根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檢驗它的正確性。如果競爭受到壓制，科學知識就成了教條，科學就停止了發展……而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內容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系列教條。哲學停止了發展。」由此，卡皮查認為蘇聯的科學正被一種正統的教義，而不是生動活潑的科學哲學所統治。在哲學領域裡，所有的競爭對手都被淘汰了，只有唯物主義哲學家唯我獨尊，競爭也就不存在了，他們已經忘記了如何辯論，如何思考。這種扼殺爭鳴的做法，使得科學家不想探討新思想，使得科學院大會上的討論淪為科普講座。科學院的會議就像集體農莊的農民開會一樣，講些歷史課題，紀念偉大的學者或者重大事件，沒有討論，也沒有結論。院士會議不像是一個解決重大科學問題的論壇，倒是像一個按規矩安排好的宗教儀式。

卡皮查特別舉出蘇聯生物學界作為「命令決定真理」的重災區。他說：「在我國生物學領域發生的事再明顯不過，我們在該領域的管理方面所犯的錯誤也比其他領域更為突出。由於對公共輿論的忽視，以及用命令來決定科學真理，使野草得以繁茂生長。健康的生物科學幾乎完全被摧毀。即使像我這樣在其他領域工作的科學家也看得出，我國生物學的狀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低落過。尤其令人沮喪的是，我國生物學在若干基礎領域內曾經是領先國際水平的。」為了發展生物學和所有其他領域的科學，他提議就各個領域裡的有爭議的問題在科學院會議上進行公開的討論，邀請外國科學家和各種觀點的哲學家參加。「我們的哲學家必須放棄那種只同雙手被反綁的對手論戰的習慣，應當在自由的論戰中取勝。」

說到蘇聯的生物學，卡皮查早在1937年就曾經上書克里姆林宮表達過他對當時正在開展的瓦維洛夫和李森科之間的論戰發表過意見。當時英國的《自然》雜誌這樣的西方科學刊物對此也有所報道，並發表一些蘇聯當局認為不友好的評論，從而受到蘇聯書報檢查當局的扣留。卡皮查發現此事之後，寫信給梅日勞克，責問為什麼要為了這樣的小事扣查這些刊物，為什麼要對蘇聯科學家隱瞞？同時他在信中也發表了對於當時正進行的瓦-李爭論的看法，他說：「科學上的爭論，不管雙方分歧如何大，都是對科學發展極為有利的刺激。因為，科學歸根結底就是對於實驗結果的普遍化……一般科學上的爭論都是關於理論的爭論，但重要的是爭論必須以實驗資料為基礎，這樣爭論才是建設性的。然而，我們的爭論已經開始使用荒唐有害的方法。不僅在遺傳學的爭論中是這樣，在物理學中也是這樣……在歷史學中也是這樣。大體上說，論證是這樣進行的：如果你在生物學中不是達爾文主義者，在物理學中不是唯物主義者，在歷史學中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你就是『人民的敵人』。這樣的論證卡住了99%科學家的喉嚨。這種辯論方法不僅對科學有害，也敗壞了達爾文主義、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些雄偉的理論大廈。應當告訴爭論中的科學家，他們應當把論證建立在科學知識的力量上，而不是建立在葉若夫同志的力量上……」——葉若夫當時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秘密警察頭子。可惜，蘇聯當局並沒有傾聽卡皮查的忠言，造成後來發生的悲劇：蘇聯遺傳學的泰斗瓦維洛夫1940年被捕，1943年瘐死獄中。同時也使整個蘇聯的生物學研究元氣大傷，幾十年都不能翻過身來。

卡皮查的「克里姆林宮書簡」中還有一類就是他為了幫助那些陷於困境的科學家或文化人士而向政府當局提出的陳情。其中最有名的，或許是他在1938年上書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貝利亞將理論物理學家朗道從牢獄里救出來的故事，筆者在「朗道和他的秘密檔案」一文中已有詳述（見《科學文化評論》，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http://hua-xinmin.hxwk.org/2009/06/04/）。而在朗道事件之前的1937年，他還在2月12日同一天分別寫信給梅日勞克和斯大林，請求釋放被捕的另一個傑出物理學家福克（В. А. Фoк，1898-1974）。福克被捕的背景是當時正在開展的肅反運動，也被人們稱為「大清洗」，1936年到1938年正是其高潮階段。運動的對象大多是斯大林的政敵，但是在當時那種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氛圍中，很多工作中一般性的錯誤被上綱上線為「反革命破壞」案件，使許多無辜的非政治人物也受到株連。福克是一位具有國際聲譽的物理學家，量子力學中求解波動方程的哈特里－福克近似法就是以他命名的。卡皮查在他給梅日勞克和斯大林的信中列舉了福克舉世公認的科學貢獻，認為他是蘇聯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並且指出：福克年僅38歲，他的耳聾使他同日常生活幾乎隔絕。「他的整個生活就是不斷地攻克科學難題。我不能設想這樣的人會犯有嚴重的罪行。」當時傳說福克是受到有關地質勘探技術的一宗嚴重「破壞案件」的牽連。卡皮查說：「福克提供的某些理論公式當然有可能被其他人不當地運用，但是絕對不可能是福克有意提供錯誤的理論。倒不是因為這樣做很容易被發現，而是因為福克這樣的優秀科學家不會幹這種事。你應當知道，他就像一個偉大的音樂家一樣，不可能彈錯一個音符，因為這首先會讓他自己的耳朵感覺不適。因此，我有99%的把握說，抓捕福克是錯誤的。」

卡皮查還指出了抓捕福克這樣一個世界級的科學家造成的後果。他在給斯大林的信中這樣說：
斯大林同志，
……
若干年前有幾樁科學家被逮捕的案件，儘管只是關押了幾個月，後來發現他們都是無辜的。如果福克也是這樣的話，那將是令人悲哀的，因為：
⑴ 它將進一步加大我們的學者同國家之間本來亟待填平的鴻溝。
⑵ 逮捕福克是對科學家的粗暴處理，就像粗暴對待機器一樣，肯定會損壞機器的性能。而損害福克的科學工作能力也是對世界科學事業的嚴重損害。
⑶ 這樣處理福克，如同將愛因斯坦驅逐出德國一樣，必將引起國內和西方世界的公憤。
⑷ 像福克這樣水平的科學家我們不多，蘇聯科學界因為有他而在全世界感到驕傲——但是，現在福克被扔進牢房，我們沒有辦法驕傲了。
我想只有我這樣的同行才能告訴你這一點，所以我給你寫這封信。

他的信發出之後一星期內，福克獲釋。從這些信里，我們還可以窺見當時氣氛之恐怖：「除了福克以外，還有許多科學家受到同一案件的牽連在過去幾個月內被捕。被捕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大學里已經沒有數學和物理教師給學生上課了。」第二年，連職務相當於副總理的梅日勞克也被處決。如果不是卡皮查這樣有影響的人物出來冒險陳情，福克和其他許多科學家很可能成為大清洗的犧牲品。

在為科學界的同事說話的時候，卡皮查也不迴避科學家中的持不同政見人士。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是薩哈羅夫院士和奧爾洛夫，兩位都是傑出的物理學家。1980年1月，薩哈羅夫因為公開抗議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而被流放到不能接觸外國人的高爾基市，受到嚴密的監控。那年11月，卡皮查已經86歲高齡，他為此寫信給當時的克格勃頭子安德羅波夫，用列寧對於巴甫洛夫的處理方法來開導蘇聯政府的領導人。他說：「巴甫洛夫對十月革命的不認同是國內外眾所周知的，他也公開而清楚地表示反對社會主義。他用惡毒的言辭肆無忌憚地批評甚至咒罵領導。他每次路過教堂時都划十字，佩戴革命前從不想戴的沙皇授予的勳章，諸如此類。列寧對這些表現視若無睹。對列寧來說，巴甫洛夫是一個大科學家，他盡一切可能來保證巴甫洛夫有良好的科學工作條件。」在十月革命后的糧食極度緊張的年代，列寧親自指令要保證巴甫洛夫試驗用狗的糧食供應。以致克雷洛夫院士在街上遇到巴甫洛夫時，開玩笑請求巴甫洛夫把他當作狗帶回家。卡皮查還列舉了其他一些列寧保護知識分子的例子。他告誡安德羅波夫要像列寧那樣小心翼翼對待不同政見人士。他說：「異見者的思想與珍貴的創造性活動有緊密聯繫，而創造性活動在任何文化領域中都是人類進步的保障。必須有對現有秩序的不滿，即必須是異見者，才會刺激創造的願望——這道理對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都是適用的。當然不滿意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有創造性必須具備天賦。現實生活表明，偉大的天才是十分罕見的，因此必須受到珍惜和保護，這是在好的領導下都不容易做到的，偉大的創造性要求強烈的個性，這又導致極端的持才傲物，所以，天才常常具有所謂『難相處的性格』。」

卡皮查把對異見人士的處理提高到人類文化發展的高度來看待。他說：「人類文化發展的辯證法就在保守同異端之間的衝突中展開，這在所有時代，在人類文化所有領域裡都是如此。我們看薩哈羅夫這樣一個人的行為，很清楚他的創造性活動基本上都來自於他對現狀的不滿。他在物理學方面具有天賦，當他研究物理的時候，他的活動就產生極有價值的結果。當他介入社會問題時，結果就不是那麼有用了，反而在那些缺乏創造性想象力的墨守成規的人中激起了強烈的負面反應。結果，就不是像列寧那樣，對他在社會領域中獨立思想的後果置若罔聞，而是企圖用行政手段來限制他，而沒有意識到這樣做同時也會滅了他的創造性活動——他們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對於安德羅波夫這樣直接指揮對付異見分子的人，卡皮查的這番話顯然是十分刺耳的——在卡皮查的筆下，他以及克格勃的同僚成了缺乏想象力和墨守成規的官僚，成了扼殺個人創造性的反動勢力。不過卡皮查在蘇聯科學界有著德高望重的地位，又有了諾貝爾獎的桂冠，也只有他才敢寫這樣「當著和尚罵賊禿」的信件。卡皮查還在科學院阻止了開除薩哈羅夫的企圖，據說在一次科學院會議上，院長問大家是否有開除科學院院士的先例，大家知道院長心目中要開除的人就是薩哈羅夫，有人說沒有先例，卡皮查說，有的，希特勒就把愛因斯坦開除出了普魯士科學院。真實情況是，愛因斯坦為了不讓同事們為難，自己辭去了院士的職位。卡皮查故意這麼說，是告誡蘇聯科學院不要做納粹一樣的蠢事，從而使院長打消了開除薩哈羅夫的念頭。

卡皮查的這種俠肝義膽不僅表現在對待自己的同胞身上，他也曾出手幫助過其他國家的科學家。1936年，他了解到德國物理學家玻恩因為納粹上台而離開德國，一時找不到落腳的地方，他立即向梅日勞克寫信，建議蘇聯接納玻恩，指出這是蘇聯獲得一位世界級理論物理學家的絕佳機會。他在獲得當局的授權之後，就同玻恩聯繫。不過由於玻恩獲得了英國愛丁堡大學的邀請，這件事沒有成功，但玻恩對卡皮查的盛情一直銘記於心。在1940年，卡皮查從劍橋朋友的來電得知法國的著名物理學家郎之萬在德國佔領下的法國被捕，他立即寫信給莫洛托夫，希望蘇聯政府能夠提供幫助，因為當時蘇聯同德國還沒有成為交戰國，所以卡皮查在蘇聯政府的授權下通過外交途徑致信這位科學家，邀請他到蘇聯工作。當然這也沒有成功。1943年，玻爾從丹麥逃出納粹的控制來到瑞典，卡皮查知道以後，再次寫信給莫洛托夫建議蘇聯政府為玻爾和他的家人提供戰時庇護，雖然他知道玻爾不大可能接受這樣的邀請，但是他覺得這樣的表示有利於蘇聯的國家形象。玻爾後來去了英國。

卡皮查為福克和朗道這樣已經有成就的科學家仗義執言，也為不知名年輕科學家說話。1940年6月14日，卡皮查寫信給斯大林為自己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爭取斯大林獎學金，他說該生已經被一專家委員會遴選為斯大林獎學金的首要候選人，但是在最後一刻被獎學金的審查委員會取消了資格，原因是他在六、七年前曾經被囚禁過兩個月，事實證明這是一次誤捕，所以他在申請書中沒有提及，而審查委員會認為他沒有交代這一段歷史是對組織的有意隱瞞。卡皮查在向委員會爭辯無果之後，便寫信直接向斯大林求助。六天之後，斯大林的秘書打電話告訴卡皮查，斯大林已經為此作了指示，審查委員會的主席已經承認「發生一些誤會」。這位年輕人名叫米格道爾（А. Б. Мигдал），後來成為了蘇聯科學院院士，他回憶道，卡皮查當天就告訴了他這個好消息，還說：「你這回得到了真正的斯大林獎學金。」

卡皮查在那封信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覺得米格道爾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我不能無動於衷。」這句話可以說是他一生的作為的寫照。也許，卡皮查在給斯大林寫信的時候，想到了自己年輕的時候，喪妻喪兒的絕望之中，正是老一輩的科學家約飛等人，沒有無動於衷，設法給了他出國的機會，使他走出人生的低谷，讓他的科學天賦在英國劍橋得到充分的發揮。珍惜和不遺餘力保護人才，這是一代代俄羅斯科學家不絕如縷的傳承，或許是解釋蘇聯科學取得傲人成就的原因之一。

2012年3月17日

參考文獻

Boag, J. W., Rubinin, P.E., Shoenberg, D. 1990. Kapitza in Cambridge and Moscow.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管惟炎2002.《口述歷史回憶錄》. 新竹: 清華大學出版社.
Kalinina, J. 1992. Interview with Pavel Rubinin. July.

【首發於《科學文化評論》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