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潤南 我的1989（16）張福森深夜相勸

作者：萬潤南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我的1989（16）張福森深夜相勸

5月23日，為了二十所高校聯署的《倡議書》，我們幾乎忙了一整天。這一回，我們是把學生代表請到中關村的四通飯店。當時，四通飯店剛落成，還沒有對外營業，沒想到我們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從天安門廣場上請來的絕食學生。

所有的組織安排、學生接送，總指揮是崔銘山。與學生切磋討論、落實文稿的，是曹務奇。如果說周舵和曹思源是四通「介入」學運的前鋒大將，那麼崔銘山和曹務奇就是四通「操縱」學運的中軍大將。

記得當時有一位學生對曹務奇說：「我們有一種被操縱的感覺……」

曹務奇回答：「這就對啦！」

是啊，我們就是想在一輛失控的越野車眼看就要衝下懸崖之前安上剎車，可惜為時已晚。

當天，有一大批記者在四通的咖啡廳等待《倡議書》的出籠，等他們拿到最後文本后準備發稿時，正趕上短暫的新聞寬鬆時期結束。「有關部門」明令該《倡議書》和所有的學運消息不能見報。很奇怪，一份呼籲撤出廣場的倡議不能發聲，只能理解，現在有人希望學生留在廣場，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測」。

當晚回家時，已明顯地感覺到已經被有關部門「盯」上了。

我的住所在西三環北路的廠窪街，那裡有一片四季青和五金礦產合蓋的宿舍樓，我住的是最小的一室一廳大約只有30平方米的最小的單元。當時，四通的許多幹部都搬進了當時北京最好的萬泉河路的大單元，我沒有給自己分一間，仍住在四季青當初分給我的小房子里。據說，後來戒嚴部隊來抄家時，被我家裡的簡陋震驚了、也感動了。

我在那個大院里有一位鄰居，也是清華校友，當時他擔任海淀區的區委書記，他就是張福森。

那天深夜，大約已經是5月24日的凌晨兩點，我的這位鄰居登門來訪。這個時刻登門，一定有非常重要的非常之事。只見他一臉嚴肅、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他說：

「萬啊……」在我的姓之前既不加「老」，也不加「小」，只有張福森這樣稱呼我。

「如果……鄧和趙之間……」他斟字酌句：「有什麼不同……我們還是要……支持鄧啊。」

我一向是鄧大人的堅定支持者。記得在這場風暴之前，有外國記者問我：「你認為鄧小平是站在你一邊的嗎？」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因為我是站在他一邊的。」

但這一回，我沒辦法站在他一邊，我做不到。人心裡都有一道坎，這道坎我過不去。我向張福森報告了我這兩天同學生接觸的情況，我說，說服學生儘快從廣場撤出來，避免發生流血衝突，這就是我現在的全部目的。「一旦真的發生了流血……那就毀了鄧大人一生的英名啊！」

他默然。

我曾經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過這一段往事，但沒有點名。我說：「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為官的準則，但卻不是做人的準則。那位學長六四後果然官符如火，先後做到一方大員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處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對我說那番話，他完全是善意。後來他在自己的位子上，為保護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盡心竭力，默默做了許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所以，聽到有人說我在1989年的時候是「頭腦膨脹」、「錯估形勢」、「野心勃勃」、「政治投機」等等說辭時，我都一笑置之。我萬潤南再愚鈍，有張學長這樣的高人指點迷津，不至於如此不明事理、不懂利害、梗頑不化吧。

5月25日，香港《文匯報》頭版頭條報導了一件大事：《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書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這就是我當年出手做的第二件事情，負責實際操作的，是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