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嗩吶 大船何日過三峽？（四）（五）（六）

作者：金嗩吶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大船何日過三峽？（六）


金嗩吶


二、經濟決定論：經濟決定論基本上是馬克思的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另一種表述。持這種主張的人認為，民主政治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經濟發展將帶來文化水平的提高、中產階級隊伍的出現。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體系越來越複雜，國家對經濟領域的控制越來越困難，對經濟的控制也會逐漸放鬆，會催生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公民的合作與妥協精神逐漸增強，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契約精神也會隨之逐漸形成（老蘆認為這兩者是實現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我覺得應該把順序調換一下，契約精神比權利意識更重要），進一步孕育和催生了個性解放的文化理念以及憲政理念、憲政制度。

近現代大腕裡面，我認為說得最明確、最具體的是李普塞特的「門檻理論」和亨廷頓「政治過渡帶」概念。

李普塞特的「門檻」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在進入某個「門檻」（人均GDP）之前與民主化關聯度較低，進入該門檻后則為民主化時期，此後遠離這個門檻則是民主化鞏固時期。這種關係也被以後大量的研究所證實。在1989年，世界銀行根據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間的24個國家歸為「高收入」國家。其中只有3個石油輸出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新加坡外是非民主國家，其餘的21個高收入國家都是民主的國家。在另一個極端，世界銀行把42個人均國民收入從130美元（衣索比亞）到450美元（賴比瑞亞）歸為「貧窮」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只有兩個國家（印度和斯里蘭卡）有過廣泛的民主經歷。在53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包括從塞內加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520美元）到阿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5，810美元），只有23個民主國家，25個是非民主國家，而且，在1989年，有5個國家可以歸人從非民主到民主過渡的國家。

至於老李的民主鞏固期的說法，我認為也經得住事實的檢驗。從現有民主國家的狀況來看，一旦在富裕國家實現了民主，便「風蕭蕭易易水寒，專制一去兮不復還」，不管再怎麼出現暴動騷亂，誕生何等搶班奪權的天才，都不會再出現專制復辟的情況。而窮國即使實現民主也不大靠得住，比如我在《阿三》系列里提到的巴基斯坦就是其中一例：巴基斯坦建國幾十年來，一直在專制——民主之間反覆震蕩，文官政府和軍人政權輪流更替執政。實行幾年民主后，貪污腐敗猖獗，社會矛盾重重，國家發展停滯；而這些問題必須靠軍事政變產生的強力獨裁者整肅；幾年後獨裁者再腐敗，民眾開始「要民主要麵包要自由」，獨裁者再還政於民，文官政府重新組閣。

亨廷頓說的更清楚、更具體，他提出了人均GDP「政治過渡帶」的概念：即經濟發展水平處於 「過渡帶」的國家最有可能向民主轉型。他有個統計數字，19世紀和20世紀初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國家的人均GDP在300一500美元之間，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國家人均GDP提高到500一1000美元，捲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國家有一半在1976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00一3000美元之間，1976年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的非民主國家，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經實現了民主轉型。「正如我們所知，在民主的水平與經濟發展的水平之間存在著極高的相關性。把產油國作為特例放在一邊，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國家，世界上幾乎所有最窮的國家，除印度和其他一兩個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國家。處於經濟發展中間層次的國家有些是民主國家，有些不是民主國家。」「簡而言之，如果一個社會科學家在70年代中期要預期民主化的前景，他只需簡單地數出處於1000一3000美元轉變帶的非民主國家即可。」

我認為還有一個弔詭的地方是，一旦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李普塞特的「門檻」和亨廷頓的「政治過渡帶」，不管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停滯或倒退，都可能會成為發生民主轉型的契機。經濟發展良好，不正是實行民主轉型的大好機會嗎？經濟出現停滯或倒退，往往要歸罪於「體制問題」，更需要通過改變制度框架來解決矛盾，掃除經濟發展的障礙。

其實亨廷頓所說的中東產油國和新加坡的特例也好理解。那些中東產油國的經濟不是靠國民的努力發展起來的，而是天上掉餡餅砸出來的。記得疆獨分子常說他們對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的無私援助並不領情，甚至他們也承認自己懶，但人家說穆斯林自有真主的眷顧，信仰伊斯蘭教的地方腳下就有石油。這話雖然說得絕對了點，但大致不錯。這樣看那些中東產油國沒有實現民主轉型的原因也好理解：一是宗教抵抗，二是他們的經濟發展和那些工業國家不同，財富來源極為簡單，就是賣油收賬，所以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其他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那些「日常家庭生活、婚喪制度、財產制度…」以及人的觀念意識的相應改變。

至於新加坡，我覺得這麼個跟海淀區大小差不多的城市國家有它的特殊性，其中包括李光耀的個人因素和國家的歷史背景（等於是被馬來西亞甩包袱給踢了出來）。再者，新加坡的「專制」和其他國家也不一樣。司馬南之類的毛左動輒舉新加坡的例子，其實他根本沒弄清楚新加坡的專制和一黨專制的區別。當今世界上存在著三種基本政治制度：盛行於歐美澳及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前蘇聯東歐、今日中國、朝鮮、越南和古巴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再細分的話還可分為「科學社會主義」和「特色社會主義」），以及經常可以在發展中國家看到的權威主義制度。

雖然同是「威權主義」，新加坡與台灣、韓國當年的威權主義統治還不一樣，人家實行的是「多黨並存、一黨獨大」的「軟威權主義」，這種「軟威權主義」與「權威主義」相比被認為具有合法性強、參政化水平高、制度化水平高、執政效率高和人民滿意度高等特徵，因此具備了很強的適應性和穩定性。李家父子通過控制選舉委員會、高等法院、傳媒與國家財政撥款機構，來影響選民投票的方向，讓其他反對黨成不了氣候，這跟中國根部不允許建黨結社不是一個概念（具體可見蕭功秦：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76568.html ）。再者，不得不承認，人家李家父子確實有一套，內政外交處理的都不錯，有旁邊那些東南亞爛國家可以做對照。


三、制度決定論：制度決定論認為順序應該相反，是以往延續至今的制度或者外來的制度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經濟的落後，要改變文化和經濟必須從從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發軔。不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一切問題都沒解，篡改一句毛主席語錄就是：「沒有一張人民的選票，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專制政治制度下的文化是太監文化、痞子文化，實行的是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培養的只會是奴才、白痴和痞子，滿眼望去，儘是顢頇愚昧之徒當道。種下的龍種，可能會因為發育不良而收穫跳蚤；但種下跳蚤，再怎麼澆水施肥也絕不會收穫龍種。而且，沒有合理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也不會好到哪兒去，再怎麼發展也是畸形怪胎，也成不了世界銀行說的那種「符合窮人利益的增長」。而政治制度決定教育制度，現行的教育制度，培養不出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相反，民主國家也培養不出愛黨愛領袖的憤青和奴才。

制度決定論不僅從邏輯上講得通，也有鮮活的例子擺著：遠有日本，近有不丹，前者是外力作用，後者是內因主導，跟經濟水平和文化都沒什麼關係，真正轉型完成運轉起來，也沒什麼大問題。


「誰決定誰」的問題我反覆想過，因智力和學識所限，最後陷入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悖論。雖然經濟、文化和制度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但並不證明兩者之間有因果關係，尤其不能證明是一因一果關係。這有點像高血脂與糖尿病：血脂增高可以產生脂毒性，損害胰島分泌胰島素的功能或減弱胰島素降低血糖作用，從而引起糖尿病；另一方面，糖尿病人胰島素分泌減少，而胰島素又有血脂調節的作用，所以糖尿病又會引起血脂升高。從發生順序看什麼都有，有些是先患糖尿病後有血脂升高，還有些是先有血脂升高再患糖尿病，這在醫學界爭論多年也沒有結論，最後一句「互為因果」算是結案。

當然，回答「誰決定誰」這個問題最討巧的還是這種說法：制度與經濟文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對立統一、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相互制約、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相互影響、共同發展。

或者乾脆活學活用中醫理論：兩者相生相剋、互根互用、互為表裡。再具體說還可以用中醫的「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來比喻：「氣」是血液生成和運行的動力，血是氣的化生基礎和載體；「血」之所以不停地運行周流全身，有賴於「氣」為它的動力；但「氣」又必須依賴於營血才能發揮作用，營養組織器官而產生機能正常活動。而正常的機能活動，又推動了「血」的運行。只有「氣血」平衡，人才能健康。上述中醫的氣血理論，只要把分別「氣」和「血」替換成「制度」和「文化經濟」就可以了。

不過話雖然這麼說，我還是傾向文化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的說法，理由嗎，歇幾天再說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