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中共文電披露的兩次「反共高潮」（五）

中共的反應卻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41年1月13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等人，指出，我為答覆蔣介石對我皖南一萬人之聚殲計劃，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徹底解決華中問題。」同日另電告劉、陳：我們已向當局提出最嚴重之抗議，申明如不撤圍，破裂之責在彼。中央決定政治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98]

1月14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左權，八路軍各師，新四軍，各戰區並周恩來、葉劍英：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速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蘇北、山東我軍迅即準備一切，待命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同時發出最嚴重抗議通電，並向蔣介石直接談判外，我華北各部隊須遵令提前準備機動部隊，準備應付最嚴重事變。[99]

1月15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出：「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這穩健的態度遭到毛的痛斥，他致電周恩來、葉劍英並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指出：「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100]

1月23日，彭德懷致電中共中央，認為應堅持華北為八路軍生息之所，將八路軍基幹兵團轉移晉西北以對付蔣之決裂。同日，毛澤東覆電：17日以後，時局好轉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現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問題，而是根本決裂問題，唯軍事方針還只能取守勢，目前還不能下調動大部隊的決心。要求彭答覆：目前我能集中多少兵力？三個月內能否從華北抽五萬兵力，籌五個月經費？[101]

同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稱：一周以來的種種事實都證實，中日實際上已經休戰，不議而和，全國破裂已經開始。「我們與蔣合作已經沒有好處，對我們沒有好處，對蔣因日本停止進攻，也沒有好處，因此這種合作已無存在之可能。」「如果日軍與國民黨反共軍配合，那我黨有很大危險，將會受到損失。同日，他致電劉少奇：「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與全面破裂的開始，我們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計不適用了。」[102]

1月26日至30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八路軍三縱隊司令員呂正操，挺進軍司令員蕭克，一二零師師長賀龍，魯南八路軍將領徐向前、朱瑞，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等連電中央及朱彭，請纓南下馳援新四軍，討伐親日派，驅逐國賊何應欽，並要求召回重慶代表，撤回各地辦事處，拒絕考慮繼續撤退等任何條件。30日，彭德懷致電各師並報毛澤東、朱德：因蔣介石消滅新四軍，應討伐親日派，以八路軍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103]

毛澤東同意攻入四川，認為「如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決心同蔣介石打到底。」但他隨後又覺得，中共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術人員，無法實現奪取西南西北幾個重要省份的戰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奪取西北，控制中蘇西北交通樞紐，就無法取得蘇聯的援助。因此，他強烈要求蘇聯停止對國府的軍援，立即準備「公開援助我們」，特別是設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以便通過蘭州接通蘇聯，接取援助。他明確表示：「如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決」。[104]

這真是莫名其妙的群體歇斯底里。皖南事變完全是項英等人故意違抗軍令，不惜挑起誤會引出來的衝突——顧祝同的擔憂確有道理：皖南部隊既不走北路，也不走東路，卻突然秘密南下，那當然有可能不是準備從鎮江一帶渡江，去參加攻擊韓德勤軍，就是根本不準備渡江，卻想打到國軍後方去，國防軍當然只能以武力制止。更何況項英事前就準備以戰鬥消滅國軍，那打起來又能怪誰？哪怕是國軍蓄意殲滅之，那共軍也不過損失了區區七千人，而光是在此前的黃橋戰役與曹甸戰役中，新四軍就消滅了國軍一共兩萬餘人。若是再把此前新四軍在蘇南、蘇北、皖東等地消滅的國軍以及八路軍在華北各地消滅的國軍算上，少說也有十幾萬。和這比起來，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袖還有什麼氣不平的？卻「只認進，不認出」，竟然不惜孤注一擲，欲以重兵突襲抗戰大後方四川，甚至不惜為此去乞求蘇聯派兵援助自己，與日軍共同推翻國府。這豈能是中國人（遑論「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想得出來的？

可惜斯大林不聽毛的指揮。他只要中國拖住日本，以便他心無旁騖地與希特勒分割歐洲，於是毛澤東只好悻悻決定推延發動全面內戰的時間：「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六個月後，能夠有力地轉入攻勢。」[105]

1月下旬，日軍突然對河南國軍發動大規模進攻。毛澤東欣喜若狂。2月2日，他為中央書記處起草起草致重慶、香港、上海、新疆等辦事處並八路軍、新四軍各師、各戰略區電，謂：此次河南戰役是宜昌戰役之後最大的戰役，不論其軍事結果如何，在政治上已給蔣介石以很大的打擊。因他煽起皖南事變，造成國共間深刻裂痕，敵乃乘虛而入。各地應強調宣傳蔣介石此種全力對內的反革命作法，完全為敵人造機會，如不變計，必至鬧到亡國。蔣介石在我們表示強硬立場之後，又遇敵人大舉進攻，乃向我提出廉價的妥協辦法，允許華中我軍展期北移及新四軍收入八路軍增編一軍等條件，已為周恩來堅決拒絕。蔣在危急時求妥協之心，已可概見。「我們必須堅持尖銳鬥爭立場，不達到我們必要條件決不與之妥協。」[106] 所以，哪怕形勢危急萬分，蔣介石為保存民族血脈忍氣吞聲謀求妥協，他仍然要「堅持尖銳鬥爭立場」。

同日，毛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彭雪楓、李先念、黃克誠、張雲逸並告彭德懷、左權，通知他們：敵向豫北進攻有六個師團之眾，湯恩伯五個軍受大損失，盡撤向平漢路以西，桂系八十四軍亦受損失，正在混亂中。你們應不失時機集中大力向河南發展[107]， 要他們再度趁火打劫，與日本友軍夾攻國軍，並再度強調「全力以赴」，不留半分餘力給日本人。

劉少奇立即響應了毛的號召，2 月8 日，他致電張雲逸、鄧子恢、鄭位三、羅炳輝，指出：「湯恩伯部已狼狽西撤，損失極大。敵占太和、項城、南陽、鎮平等地，並有向洛陽進攻之勢。我彭雪楓部主力已西進至闞集及其以西板橋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設法控制新黃河以東地區，並相機以一部渡過新黃河，向平漢路東發展。彭部現正肅清皖北地方頑固勢力。我李先念部已北進向豫南發展。皖東四、五支隊及游擊縱隊應密切注意敵人對大別山的『掃蕩』，而不失時機的向皖西發展。目前你們在戰略上的任務是建立桐城、廬江、舒城地區的游擊根據地，加強無為陣地。」「同時你們要負責到江南蕪湖附近建立根據地。」[108]

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毛指出日本人為什麼要進攻河南：

「東條公開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這一點我們過去卻沒有估計到。」[109]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若共軍撤到黃河以北，失去了在國軍根據地內擴張的可能，當然要「破壞日本利益」，卻能增進中國利益；而中共留在黃河以南大規模殲滅國軍，破壞了中國的利益，卻增進了日本的利益。所以，當國府試圖逼共抗日時，日本人當然不能坐視，要對中共慷慨施以援手，使國府的逼共抗日政策不得不流產。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只能針對國軍在河南的重兵集團下手，而不能在國共雜處的華中地區發動進攻，以免不慎摧毀共軍，使得那事實上的第五縱隊再也無法從內部顛覆國府。日本人從來精通這一套，當年縱容孫中山顛覆大清以及先總統袁公，在日俄戰爭爆發時資助列寧，早就是輕車熟路了。毛澤東因為不學無術，對日本人毫無了解，才會「這一點我們過去卻沒有估計到」 ，只知道慶幸日本人代他粉碎了國府逼共抗日的計劃，為此幸災樂禍：「（蔣介石）又沒有料到華中大舉剿共的軍隊會遭到敵人的掃蕩，破壞他原來的計劃。」[110]

但毛將抗戰時國內的三大勢力看成是「蔣、日、我，三國志」，說得確實很準確。不過，那是中共和日本人形成事實上的蜀吳聯盟，彼此默契策應，共抗國府那「魏國」。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本人確實將這「階級陣線」劃分得清清楚楚。

在對下級的指示中，毛多次明確無誤地指出了敵我友關係的實質。4月5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朱瑞、陳光、羅榮桓並告彭德懷、左權、陳毅、劉少奇，對山東、華中的戰略部署提出意見，指出：「在日蔣矛盾依然尖銳存在條件下，反共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這一點給我黨在山東、華中鞏固擴大根據地以有利條件。」「但山東、華中敵、頑、我的三角鬥爭是長期性的，三方中無論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決問題。」「因此你們戰略部署須適應上述根本情況，作長期打算，勿為臨時消息所左右。」[111]

這就是說，「三國」的實力達成了一種均衡，誰也無法迅速吃掉誰，至少在山東與華中如此。既然如此，將「頑、我」的力量加在一起，不就能壓倒「敵」的實力，將日寇至少從這些地區中驅逐出去么？「砥柱」為何不願這麼干？很明顯，若是這麼干，我黨便再也沒有機會發國難財了。同理，「我」若和「敵」聯手徹底滅了「頑」，則也就無法再養寇自重、籍寇自肥，只怕還要被「敵」徹底掃蕩。因此，最有利於「我」的辦法，還是將「敵」視為統戰對象，實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將「頑」視為打擊對象，實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8月17日，毛澤東與王稼祥致電陳毅、劉少奇：「對待偽軍應採用德威兼施辦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範建立我軍的威權，但專打則勢必結成生死冤讎，不打與專打兩個極端政策對我們都是不利的。」「對偽軍中的兩面派分子，應控制使他們不完全倒在敵人方面來反對我們。」「我們應耐心地採取七擒孟獲政策。」[112]

由此可見，中共對「頑軍」與偽軍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對「頑軍」是「全力打擊」、 「全力以赴」、「全力對付」、「不怕破裂」、「猛烈反擊」、「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對偽軍則示之以威，結之以恩，只需讓其承認並尊重自己的實力即可，不能「結成生死冤讎」。這種「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令侵華日軍極大受益。國軍地方部隊受不了兩面夾擊，紛紛投降日本人。「頑軍」長官們這麼干，倒不是出於其「階級本性」，而是共黨不給他們別的選擇：投靠日軍后反倒成了「孟獲」，能享受中共的「恩德」，從而保存實力，而若投靠共軍就只會被我黨將其部隊徹底消化后，把他們當作糞便排出去。

據岡村寧次說，他在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后，了解到防區內的國軍沒有中央軍，都是地方軍，乃是各派系舊軍閥，雖接受中央政府軍餉，但對蔣介石未必忠誠，只求保存實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對這些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結果非常有效。從1942年春開始，那些將領陸續投降，到43年秋幾乎全部歸順日軍。據他估計，到戰爭末期，投降日軍的地方軍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約30萬。他說，這些將領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對國家民族倒有相當誠意」，他們初次見到他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道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113]

　　如所周知，除了個別例外如何鍵外，抗戰前還真沒有幾個地方軍閥與我黨有什麼深仇大恨，一般都對剿共毫無興趣，更對共黨本性毫無認識，因此多與我黨密謀倒蔣。陳濟棠、蔡廷鍇、陳銘樞、李宗仁、劉湘、楊虎城、張學良、閻錫山等人，都曾與我黨有過勾結。抗戰爆發后，許多雜牌部隊開頭還打得非常勇敢頑強，然而滯留在敵後的軍閥們到後來卻與我黨成了仇人。這仇恨竟然大過了國讎，以致連在台兒庄戰役中拚死殺敵、死不後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舉國愛戴的名將龐炳勛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說我黨「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註釋：

[1]《毛澤東年譜》（中），203頁。
[2]《毛澤東軍事年譜》，275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毛澤東年譜》（中），280頁。
《毛澤東軍事年譜》，262頁。
[4]《毛澤東軍事年譜》，276頁。
[5]《毛澤東軍事年譜》，264頁。
[6]《毛澤東軍事年譜》，278頁.
[7]《朱德年譜》，212-213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
[8]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273，276，279-280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9]《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4856/74857/5095526.html
[10]《彭德懷年譜》，220-221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彭德懷年譜》，222頁。
[13]《朱德年譜》，215頁。
[14]《彭德懷年譜》，222頁。
[15]《毛澤東軍事年譜》，293頁
[16]《朱德年譜》，215頁。
[17]《彭德懷年譜》，223頁。
[18]《彭德懷年譜》，224頁。
[19]《朱德年譜》，217頁。
[20]《彭德懷年譜》，224頁。
[21]《朱德年譜》，217頁。
[22]《彭德懷年譜》，224頁。
[23]《彭德懷年譜》，226頁；《朱德年譜》，219頁。
[24]《毛澤東年譜》（中），193頁。
[25]《中央書記處致中共中原局》（1940年3月14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7頁。
[26]《中央及中央軍委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7頁。
[27]《毛澤東軍事年譜》，273頁。
[28]《毛澤東年譜》（中），134-135頁。
[29]《毛澤東軍事年譜》，275頁。
[30]《陳毅年譜》，264頁。
[31]《陳毅年譜》，264頁。
[32]《陳毅年譜》，265頁。
[33]《陳毅年譜》，266頁。
[34]《彭德懷年譜》，226頁。
[35]《陳毅年譜》，270頁。
[36]《陳毅年譜》，269頁。
[37]《葉飛回憶錄》，157-15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38]《陳毅年譜》，272頁。
[39]《毛澤東軍事年譜》，312頁；《陳毅年譜》，274頁。
[40]《陳毅年譜》，276頁。
[41]《陳毅年譜》（上），275頁。
[42]《毛澤東軍事年譜》，313頁
[43]《陳毅年譜》（上），277頁。
[44]《毛澤東軍事年譜》，314頁
[45]《陳毅年譜》（上），280頁。
[46]《葉飛回憶錄》，177頁；《陳毅年譜》（上），280-284頁。
[47]《毛澤東軍事年譜》，317頁
[48]《陳毅年譜》（上），287-288頁。
[49]《陳毅年譜》（上），288頁。
[50]《陳毅年譜》（上），291頁。
[51]《毛澤東軍事年譜》，318頁。
[52]《陳毅年譜》，293頁。
[53]《陳毅年譜》，294頁。
[54]《陳毅年譜》，294-297頁。
[55]《毛澤東軍事年譜》，321頁
[56]《毛澤東軍事年譜》，322頁
[57]《陳毅年譜》，301頁。
[58]《陳毅年譜》，304-307頁。
[59]《毛澤東軍事年譜》，322頁
[60]《毛澤東軍事年譜》，322頁。
[61]《陳毅年譜》，310頁。
[62]《陳毅年譜》（上），317-319頁。
[63]《陳毅年譜》（上），321頁。
[64]《毛澤東軍事年譜》，332頁
[65]《毛澤東軍事年譜》，332頁
[66]《陳毅年譜》（上）323-325頁。
[67]《彭德懷年譜》，241頁。
[68]《毛澤東軍事年譜》，335頁
[69]《毛澤東軍事年譜》，336頁
[70]《毛澤東軍事年譜》，337頁
[71]《毛澤東年譜》（中）273-274頁。
[72]《毛澤東年譜》（中），276頁。40年12月25日。
[73]《毛澤東軍事年譜》，341頁。
[74]《共黨二年來在各地破壞抗戰之非法行動紀實》，1940年3月印行，42-55頁。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75]《共黨問題處理辦法最高原則》（1939年9月27日）；《對某黨應取態度之原則》（1940年2月1日），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藏檔，特009/16-12,15。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1-412頁。
[76] 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檔案（四）第50643號。417頁。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1-412頁。
[77]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9廿五）973。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19頁。
[78]《何應欽、白崇禧致朱彭總副司令、葉挺軍長電》（1940年10月19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504-506頁。
[79] 《彭德懷年譜》，240頁。
[80]《毛澤東軍事年譜》，326頁
[81] 《蔣委員長令》（1940年12月9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二），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年印，第521頁；《徐永昌致蔣委員長簽呈》（1940年12月1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14頁。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82]《何應欽關於解決江南新四軍呈蔣委員長》（1940年12月3日），來源同上。
[83]《困勉記》卷六十三，1940年12月25日條，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來源同上。
[84] 《周恩來關於和蔣介石談話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121－122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
[85] 《第三十二集團軍進剿匪軍計劃》，1940年12月29日，《皖南事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頁，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86]《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二），第520頁，來源同上。
[87] 同前引《何應欽關於解決江南新四軍呈蔣委員長》（1940年12月3日），來源同上。
[88] 《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8頁，來源同上。
[89] 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32-433頁。
[90] 《毛澤東、朱德關於皖南新四軍應分批走蘇南致葉挺、項英電》（1940年12月3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25頁，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34頁及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91] 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92]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36頁。
[93] 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437頁。
[94]《徐永昌日記》（1941年1月8日條）第六冊，第6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95]《困勉記》卷六十四，1941年1月12日條，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國民政府在皖南事變前對四十八軍所發陰謀部署之密電》（1941年1月），《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09頁，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96]《徐永昌日記》（1941年1月15日條），第六冊，第11-12頁。
[97]《困勉記》卷六十四，1941年1月16，17日條，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98] 《毛澤東軍事年譜》，342-343頁。
[99]《毛澤東軍事年譜》，343頁。
[100]《毛澤東年譜》（中），289-290頁， PDF版電子書。
[101] 《彭德懷年譜》，245頁。
[102] 《毛澤東關於「一•一七」命令后形勢的估計給劉少奇的通報》（1941年1月23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87頁。
[103] 《彭德懷年譜》，245頁。
[104] 《毛澤東關於時局發展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1月30日）；《毛澤東關於請問崔可夫蘇聯何時可以公開援助我們給周恩來電》（1930年1月30 日），轉引自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105] 《毛澤東軍事年譜》，344-345頁。
[106] 《毛澤東軍事年譜》，347頁。
[107] 同上。
[108] 《劉少奇年譜》（上），PDF版電子書，無頁碼。
[109]《毛澤東關於對蔣介石政治動向的估計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2月7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206頁。
[110]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46頁。
[111] 《陳毅年譜》，346頁。
[112] 《陳毅年譜》，361頁。
[113] 《岡村寧次回憶錄》，327-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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