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電披露的兩次「反共高潮」（四）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海納百川


早在一年前，國府就在華北地區對中共破壞抗戰的犯罪行為作了調查。據統計，從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八路軍與各地國軍較大的衝突就有數十起，除晉西事變奪取山西新軍之外，還有1939年2月20日前後消滅史省三、周朝貴所屬的河北保安第二、三旅；4月26日重創河北民軍王子耀之第15團；4月28日圍殲張靜元之第14團；6月21日重創河北民軍第二軍分區喬明禮部；8月中旬圍殲河北民軍第11旅王志和部；同月圍殲第二戰區第三游擊師張誠德等部；10月消滅白志沂部；11月消滅山東保安第二中隊；12月初消滅河北游擊第三支隊孫仲文部；1940年1月2日殲滅河北民軍第七縱隊趙侗所部；1月10日消滅胡安烈部；1月11日消滅夏維禮縱隊之李本卿部和侯如墉部；11月12日消滅喬明禮部；1月22日消滅王學禮部和於珩部；2月9日至11日重創石友三部，並消滅孫良誠部一團；1月底至2月初全殲山西金憲章部，2月下旬消滅第97軍朱懷冰部，等等。自1938年12月下旬至1939年8月29日，張蔭梧所部河北民軍已先後被殲，張被迫隻身離開河北。山東省自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亦先後有博興保安八旅、魯東第九梯隊、招遠保安第27旅，以及萊蕪、東平、嶧縣及鄆城等縣的保安隊被八路軍殲滅，等等。[74]

這一系列破壞抗戰、消滅國軍的漢奸行為，引起了各地軍人、官員和民眾的極大憤慨，自然要反應到國民黨中央那兒去。1939年1月下旬，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根據會議代表的要求，經蔣介石同意，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秘書處針對中共在國府「權力所及之區」內的秘密活動，擬定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9月間，國民黨中央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擬具了《共黨問題處理辦法最高原則》以及《對某黨應取態度之原則》等秘密文件，主張「不宜全般破裂」，但「贊成各地方之局部鬥爭」，強調「在中央立場上對各地方之磨擦衝突均視為地方事件，採取個別處理之方式」，要求「各地區之國軍於暗中劃一地境線，不許十八集團部隊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將其侵越之部隊剿滅」，「默許各機關戰區及淪陷區之國軍採取任何方法肅清其內部之不良分子」。[75]

平心而論，這些都是一個主權政府對破壞抗戰、構成叛國事實的軍閥政權的最起碼的應對措施。國民黨的錯誤，是不該製成秘密文件，而應先公布上述調查結果，再以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法令與軍令公開發布那些規定，為八路軍與新四軍劃定防區，嚴禁越境竄擾、攻擊甚至消滅其他防區內的國軍，嚴禁在國府治權所及的區域內搞秘密活動（尤其是篡奪山西新軍軍權一類叛國行為），違者軍法從事，嚴懲不貸。此乃維持國家軍令統一、保護國軍不被內奸暗算、地方政權不被武力顛覆的最低限度的內衛措施。

然而國府卻生怕在汪逆投敵之際在強敵面前暴露內部矛盾，故而只作為內部秘密規定，反而授人以柄，被毛澤東收在《磨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中，用為詆毀國府的「搞磨擦」的「反共罪證」，成功地倒果為因——本來那些規定是中共「反磨擦」引出來的被動防禦，卻成了「磨擦」的由來。

1940年初，鑒於衝突不斷，國民黨高幹上書蔣介石，建議：「將冀察戰區給予中共，發表朱、彭為總副司令，而將黃河以南以及長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隊強制調赴北方，並示意只准向東四省發展，不準向南進出，在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絲毫客氣，雷厲風行，禁絕並剿滅中共一切活動分子，確保國民黨之統制態勢。」其目的是「免去中共部隊與國軍雜處之狀態，並堅固自己陣容」「使中共轉向其鋒，與倭寇及偽組織直接衝突」[76] 。據此，1940年7月21日，國民黨談判代表將《中央提示案》送達中共代表周恩來，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部開入舊黃河河道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北及冀魯交界地區」，[77] 試圖逼共抗日，卻被中共拒絕。

黃橋戰役成了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國府至此忍無可忍。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及副總長白崇禧致電朱彭葉，指責八路軍與新四軍：（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出動；（二）不遵編製，各部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日人，專事軍事吞併。故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本地境內。[78]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這軍令都是合理必要的，只是來得太晚了。從法理上說，國府軍委是領導衛國戰爭的最高統帥部，有權調動屬下任何一部，而下屬部隊只能絕對服從。從最大限度地動員全民抗戰的角度來說，共軍握有50萬重兵，逼共抗日為國家民族整體利益所必需。從確保抗戰不被內奸破壞來說，它也是絕對必要的：軍令所舉四條，每條都是事實。共軍不但不遵軍令，不守編製，擅自擴軍擴地，還從來不打日本人，不是與日軍夾攻國軍，便是武力顛覆地方政府，攘奪國軍根據地，而且還越打越大，越攻越廣，從華北打到了華中。為了確保抗戰不遭破壞，當然必須制止這叛國行徑。到了1940年底，中央提示案指定地域內的國軍已被共軍殲滅殆盡。若讓共軍悉數撤到那一帶去，他們就再也無法暗算國軍了。如果中共真是「民族中流砥柱」，那就正好獲得了殺敵報國的廣闊疆場，根本就沒有理由拒絕。要「發展」，敵後的東四省有的是地方。

然而11月9日，中共中央卻以朱、彭、葉、項的名義覆電，公然拒絕服從軍令，只同意將皖南新四軍部隊移到江北[79] ，以實行早就謀划好了的與蘇北新四軍會合。不僅如此，中共還因此鄭重考慮是否全面發動叛亂。11月1日，毛致電周恩來等，與之商量是否發動全面內戰，以重兵突襲國府後方：

「目前有兩個方案：（甲）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即只在反共軍進到我根據地時反擊之，我軍不打入彼後方。待彼方投降實現，人民明白真相時，再用反漢奸旗幟打入彼後方。采此方案其利是政治上我佔上風，其害是軍事上不但不能用實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數十萬軍隊將我驅至隴海路以北構築縱深封鎖線，我將來出不去，而受日蔣兩軍嚴重夾擊。軍事上危險是很大的。（乙）政治與軍事上同時進攻，即從五十萬人中至少調精兵二十萬分路打入彼後方。如采此案，則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軍事上能制機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實力制止投降之可能。」[80]

共軍公開抗命，給國府出了個難題：如果不言出法隨，則中央威信掃地，從此再不能號令部隊，還怎麼抗日？因此，軍令部隨即擬定《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於11月14日上報蔣介石，要求批准執行。

但若真要以武力驅逐共軍過河，則毛早就準備以二十萬精兵突襲國府後方，那就意味著全面內戰，國府將遭到日軍與共軍的大規模內外夾擊，要想生存下來，就只有向日本乞和，而蔣介石絕不會跨過這一步。因此，軍令部的計劃報上去后，蔣介石遲遲不批。直到12月7日才批示：「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但又指示「暫緩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以後又下令將期限后延，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分別在12月底和次年1月底移至黃河以北，而新四軍皖南部隊則在12月底以前先開到長江以北。[81]

國軍高級將領則憤激於共軍明目張膽顛覆抗戰，強烈主張武力鎮壓。何應欽上書蔣介石，要求第三戰區應準備「立即將江南Ｎ4Ａ（引者註：New 4th Army，新四軍）予以解決」[82]； 白崇禧、徐永昌、胡宗南等人也提出了激烈主張。但蔣介石顧全抗日大局，堅持「一面則準備軍事，一面則仍主政治方法解決，不使全面破裂」的基本方針[83]， 指望在施加軍事壓力的同時，通過談判讓共軍撤到指定防區。為此，他召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非常激動而且坦率地告以共軍吞併蘇北給他本人造成的困境：「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他還特地暗示周，再不聽令怕難免一戰，說：我也不願意內戰，不願意自相殘殺，但新四軍「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84]

《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經蔣批准后，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遂於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包圍，構築碉堡，準備「徹底肅清」「匪巢」[85]。 但因蔣介石延遲了下令時間，計劃已無可能按期完成。顧祝同本人也不想乘機消滅皖南新四軍，只想禮送共軍至江北。因此，他不僅同意展期北移，主張如數發給被扣發的該軍的10月、11月經費（黃橋戰役后，國軍暫停發給新四軍薪餉，以為懲戒）與彈藥，建議增加該軍北移路線，指定該軍臨時集結區，而且力主該軍秘密潛渡，逐次躍進，乘日軍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損失致影響北移時間。[86]

當時新四軍主要分兩部，大部在江蘇，小部在皖南。毛早就想讓皖南新四軍或移至蘇南，或移至皖東，將兩部合在一起。這是因為皖南並非敵後，當時中共尚未決定挺進到國府後方，還只限於攻佔并吞敵後的國軍根據地，上引毛澤東10月12日的電報中就說：「因蔣是站在反日立場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因此新四軍軍部應乘此時迅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鬥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游擊戰爭。」

要去與新四軍主力會合，只有兩條路：或在銅陵、繁昌間之間渡江到皖北后再東進；或是東進去蘇南渡江北上。國府原來同意新四軍東進去蘇南。但新四軍繼黃橋戰役后，又在11月底發起曹甸戰役，以重兵圍攻韓德勤部，極大地刺激了國府。12月3日，何應欽向蔣提議，皖南新四軍不能再去蘇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87] 蔣批准了何的提議，顧祝同因此轉令皖南新四軍就地於銅陵、繁昌間渡江，經皖北北上。12月8日，顧祝同要求「有關部隊儘力予以協助，俾順利迅速轉移完畢」[88]。 12日，蔣介石明令皖北國軍李品仙部配合新四軍於12月底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動。李品仙隨即作出部署，為新四軍北渡讓路，包括命令正與皖東新四軍衝突的第138師「對匪應暫行停止攻擊並縮小正面」，讓「其北渡后再令移運河西岸，續開魯北」，「一面宣傳送新四軍赴黃河北岸作戰」；命令負責江邊地帶守備的176師「各團政工人員會同當地黨部切實宣傳，毋使潛滋」 [89]。

然而國軍指定的北移路線卻引起了中共疑心病發作。12月30日，周恩來致電中央：「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毛、朱將此電轉給葉、項。項英等人於是決定：既不北上，也不直接東進，而是先南下通過茂林后，再東進三溪，繞過駐在東面的國軍52師和108師，再經蘇南北渡。[90]

但此前國軍已決定武力威逼皖南新四軍北上，顧祝同已飭各部在茂林以南構築封鎖線。項英和葉挺完全知道這情況。1941年1月1日，他倆致電中央，介紹了國軍在南面的部署以及己方的行動計劃：「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並採取游擊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鬥可能性很大，我們如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遇強敵則採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項英還以專電報告中共中央，具體說明他們的意圖「是先對南麵包圍我之頑軍佯示威脅，吸引頑方注意，然後突然東進轉向蘇南。」1月3日，中共中央覆電項英等，批准了這一計劃：「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91] 次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秘密出動，南下茂林。

以上文電說得明明白白：儘管國府為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指定了路線，並明令皖北國軍讓道，中共卻決定既不走上級指定的北路，也不走原來提出過、但後來因中共發動曹甸戰役而被國府禁止走的東路，卻選了一條國軍根本想不到的路，秘密南下。明知「發生戰鬥可能性很大」，卻準備好武力威脅國軍，「遇阻擊即用戰鬥消滅之」，完全是蓄意挑起武力衝突。

對新四軍的秘密計劃，蔣介石與顧祝同都一無所知。他們還在考慮是否同意新四軍部份部隊改走蘇南，以及要不要再度為新四軍適當展期[92]。 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到5日才得知新四軍主力業已開拔，遂令所部第40師派出部隊星夜搜索。6日上午，國軍搜索部隊在麻嶺與新四軍遭遇，短暫開火後退回。顧祝同聞報后，當晚下令給上官雲相：「葉挺、項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駐皖南所部於支（引者註：4日）晚開始移動，企圖竄據蘇南，勾結敵偽，挾制中央，似此違背命令，自由行動，破壞抗戰陣線，殊堪痛恨。為整飭紀綱，貫徹軍令，對該軍擅自行動部隊決於進剿，仰貴總司令迅速部署所部開始進剿，務期於原京贛鐵路以西地區徹底加以肅清，並嚴督黨政方面配合軍事積極工作，俾絕根株。」[93]

1月7日，戰鬥在茂林地區打響。次日顧祝同才向蔣介石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等報告，說明新四軍不遵指定路線北渡，其意圖「非向鎮江一帶渡江，參加攻擊我韓德勤軍，即系絕不渡江準備竄擾後方」[94]。 蔣介石與白崇禧商量后，決定批准「積極肅清」。1月14日，戰鬥結束，新四軍被殲七千餘人。

在此期間，白崇禧等國軍將領極力主張擴大戰果，乘勢全面進剿陝北、華中、華北等地的八路軍、新四軍。但蔣介石不同意，他雖批准了「積極清剿」，但目的還是以此強制執行北移命令，因此明確表示：「對皖南新四軍，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饒而能從命」，則盡可放其北移，並再度重申新四軍應以無為地區為集結地，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進入指定地區[95]。 直到顧祝同來電報告已全殲新四軍軍部、俘虜軍長葉挺等之後，蔣才放棄了這想法。

軍委會開會討論此案時，白崇禧提出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大部份與會者都贊同，但蔣介石卻持慎重態度[96]。 直到16日晚，經過反覆考慮，他才最終同意了白崇禧的建議。他在日記中說：「此雖違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則應撤消其番號，將葉項交軍法會審，徹底解決，以立威信，而振紀綱」，「若無最後制裁決心，則以後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脅，而俄國之已允撥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為容共之要求。以後我之國權全操之於人矣。故乘俄械將運到未到之時，以表示我對中共制裁之決心，決不因俄國有大炮二百門、飛機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濟之故而有所遷就。」[97]

總之，蔣的考慮是，既不想再讓中共藉蘇俄挾制國府，得寸進尺，又不願在此國脈如絲之際開罪蘇俄，喪失唯一的外援，更怕與中共全面破裂予日本以漁人之利，以致國亡無日。其投鼠忌器、左右為難、忍辱負重、老成謀國之心躍然紙上。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