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傻瓜們關於中國帝制, 朝代變更,封建社會,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的理論不同,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是家長制的自然村和聯邦制的自治村。
中國的這個政體,遠古就有,在殷末周初在名義上形式上被固定下來, 至今三千年來基本未變。大的變動只有兩次,一是周初,形式被固定下來。 一是1980年代后,中國的舊農村政治結構 開始解體。
我是客家人,按家譜我在名義上是姜太公的第100世孫。家譜不僅是生育的記錄本,也說明在政治體制上,從姜太公至今三千年,這種自治村制度一直相對穩定地被保持著。
從西周時姜太公第10世孫生活的村子,和我這個100世孫生活的村子,在政治結構上沒有本質不同。 雖然在這三千年時間裡,歷史書上記載的中國的年號換了無數次,村民們用的青銅器改成鐵器,夯土牆外加了秦磚皮, 茅草屋頂改成了漢瓦頂,從美洲引進了紅薯等作物,弓箭刀矛換成了步槍,槍又被收繳,麻布棉布衣服換成了的確良,後來又用上了電燈電視汽車手機,這些變化,都如同近十年人手中手機的牌子不斷變化,但村民生活的政治體制一直基本未變。
典型的傳統中國人生活的政治體制是這樣的:
自然村: 由一對夫婦繁衍的家族,經過150-200年八代之後,形成一個約有人口150-200人的自然村,這個大家族,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按客家人的傳統(也是周朝時的傳統做法),這些人會集中住在一個長寬約五十米的建築里(客家圍屋),這棟建築的設計是西安古城的微縮版,有城牆,角樓,垛口,射擊孔(清滅亡后建的客家圍屋的牆上都有槍用的設計孔 ),幾個大門,個別的還有護城河。 這個村的領地是個直徑大約一公里的區域。 村內有作戰能力的青壯年男丁10人,有個建造精緻祠堂,祠堂是社區聚會中心,是辦祭祀儀式的地方,也是10名男丁組成的步兵班的軍營。 這個步兵班不是個比喻,而是實際上的一個真正的戰鬥班,配備當時的武器(古代的刀劍弓箭,或者解放前的槍), 並時有操練。 村內是家長制, 一般會有一個人充當名義的族長,通常也就是主持清明祭祀的那個男子,但族長並不獨裁,村內事務由村內若干要員集體商議決定。
自然村小聯盟:這個自然村和周圍三四個相鄰的自然村平日交往就很多,相互之間有很多親戚關係,三四個村的三四個步兵班的部隊隨時可以集結在一起組成一個排。
自然村大聯盟(自治村): 相鄰的約十個自然村, 散布在方圓5-10公里的十座要塞(圍屋),1500-2000人口,共有十個步兵班, 可以組成一個召之即來的百人的步兵連。 在我的粵北家鄉,解放前一個自治村有約一百名民兵,有槍有炮, 村民自治,不接受外部干預,誰來惹就打誰,日佔期間打過日本,解放時和解放軍對抗。 我家所在的村沒這麼橫,但附近有個村,解放時曾擊斃一個解放軍的排長。
在自治村裡,各個自然村在管理上是相對獨立的,每個自然村相當於一個小王國,而十個小王國組成聯邦制的自治村。 現在中國的行政自治村的體制是由幾個來自幾個自然村的委員組成村委會,村委會的領導是村主任, 外加中共特色的村黨支部書記, 類似於共和制,但傳統的比如周朝時的中國農村,可能沒有一個明確的村委會,各個自然村是鬆散的組合在一起的。
對於一個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生活的村民來說,自家所在的自然村就是自己的小國家,十個自然村組成的聯盟,也就是自治村就是自己所在的大國家。出了這個自治村,比如步行一小時, 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自治村的地界,就如同出國旅行, 離家步行一小時進入別村地界,發現人家視自己為外國人,而且人家的說話口音都與本村不同。 別的自治村的行政機構,也就是外國政府,不一定會保護自己。傳統的中國 村民,一般不關心在自然村和自治村之外更遙遠的那個政體,到底是叫周,還是叫唐,還是叫清,還是叫民國,都無所謂,都與自己沒有大的關係。
我把澳門叫做「澳門特別行政村」,原因之一是澳門半島只要步行40分鐘就可縱穿。我分析,當年葡萄牙人佔領的澳門就是一座自治村,自治村的內部事務基本完全自理,以自己的一個連的步兵武力為後盾,不接受外部干預。 葡萄牙人可能是認為,澳門自治村本來就是個相對於周邊獨立的小地區,既然澳門自治村管理當局已經允許葡萄牙人進駐,就算是合法駐紮了, 而明朝政府也不一定有權干預。
總的來說,在軍事上,以100人的連為主要基層單位是合理的,符合部族武裝一般只有100人的兵力的實際情況。 而目前中國的村級自治的行政村,其管轄範圍也是和自古以來形成的自治村相似,認可自周初以來形成的一個自治村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