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物理學家張宗燧文革中自殺身亡

享譽世界的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

記者/主持人：陳克江

來源:希望之聲  （記者陳克江綜合報導）張宗燧出生於浙江的一個名門望族，書香門第。父親張東蓀曾經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政治學家、社會活動家，母親吳紹鴻屬於典型的賢妻良母，其兄張宗炳曾經是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燧本人曾經是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弟弟張宗穎是社會學家，妹妹張宗燁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高能物理學家。按照中國傳統社會的看法和當今國際社會的看法，這一家人，無論是做父母的，還是做子女的，都是非常優秀的文化人，是一個令人尊敬和羨慕的上層社會的家庭。

然而，在毛澤東發動的「毀滅文化」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這一家人全部遭難：張宗燧的父親張東蓀、兄長張宗炳同一天被關進秦城監獄，張東蓀最後死在秦城監獄，張宗炳關押7年，精神失常。妻子劉拙如在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被監禁近一年。弟弟張宗穎、弟媳呂乃朴在遭批鬥后雙雙自殺。大侄兒，其兄的兒子張鶴慈，在天津茶淀「勞改農場」被關押16年；小侄兒，其弟的兒子張佑慈，被判刑15年！張宗燧本人則於1969年6月30日自殺身亡，死時年僅54歲！

張宗燧之死，可能有三個原因：

第一，張宗燧太優秀了。中國古人有句話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張宗燧從小就天資聰穎，5歲上學，曾從初中二年級直接跳級到高中二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優異，無論在國內讀書，還是歐美留學或工作，都是非常受人喜愛、尊重的頂尖人才。這樣的人才，在中國這個「妒嫉心」極強的國民中間，必然成為被排擠、打擊的重點對象。

1930年，15歲的張宗燧，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入清華大學，受吳有訓、趙忠堯等名師指導。1934年，考入清華研究院，同年報考庚款出國留學。1935年，物理專業名額僅一人，吳有訓老師建議他改考天文專業，張宗燧從命，經短期速成，即考取美國庚款，後去紫金山天文台實習半年，準備赴美。然而，張宗燧有宏志於數學和理論物理，以當時國際學術水準，在數學和理論物理方面，歐洲高於美國；於是他放棄「美國庚款」，次年報考「英國庚款」數學專業，第四屆「英國庚款」數學專業錄取兩名學生，一為許寶騄，一為張宗燧。

1936年，張宗燧到英國劍橋大學數學系，受業於著名統計物理學家福勒，兩年發表7篇論文，獲博士學位，開始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嶄露頭角。1938年，福勒薦張宗燧去丹麥尼爾斯·波爾領導的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在這個發源「哥本哈根學派」的學府里，他有幸會結識狄拉克、泡利、羅森菲爾德、維克、莫勒、威爾遜等人。在這些現代物理學先驅人物的影響下，張宗燧進入量子理論最前沿的研究。

尼耳斯·玻爾是當時全世界最知名的物理學家之一。張宗燧一到丹麥，就直接住在尼耳斯·玻爾家裡。當時，尼耳斯·玻爾的兒子阿·玻爾在上中學，兩人年輕人很快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尼耳斯·玻爾十分欣賞張宗燧出眾的才華。1939年1月，尼耳斯·玻爾在一封推薦信中寫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來，張顯示了很高的學術才能和人品……他在莫勒教授指導下，研究了核理論新發展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β蛻變現象。張在處理新的複雜的數學方法上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水平，並且還能最透徹的理解其物理內涵。」1939年春，張宗燧來到瑞士高等工業學校，在泡利指導下研究理論物理，半年後又回到尼耳斯·玻爾身邊，寫出了他第一篇理論物理學論文，在《劍橋大學學報》上發表。

1939年秋，歐洲局勢嚴峻，年僅24歲的張宗燧，受中央大學之聘回國，成為該校最年輕的教授。在重慶任教的6年間，他繼續從事量子場論和統計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和美國《化學物理雜誌》等刊物上發表9篇論文，受到了國際理論物理學界的重視。

1945年，抗戰勝利，經英國著名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推薦，張宗燧再次赴英工作，時年30歲。1946年至1947年的一年間，他在劍橋大學完成4篇高水平的論文。他提出要在劍橋開課，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繼牛頓之後英國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狄拉克的支持，狄拉克安排他講授場論。張宗燧成了在劍橋大學開課的第一個中國人！鑒於他在統計物理合作現象理論和建立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重要貢獻，他被吸收為為劍橋哲學會會員，並被錄入美國《世界名人錄》（1950年版）。

1947年，狄拉克推薦張宗燧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作短期研究。1948年，他應邀到費城的卡內基高等工業學校任教；由於簽證的延誤，同時北京大學又向他發出了聘書，所以，他於當年秋天回國到北大任教。回國后，完成的《合乎相對論的場論》一文，發表在美國的《物理評論》上。

第二，張宗燧太誠實了。他是一個典型的書生，對政治一竅不通。他最願意做的事，就是一心一意做學問，沒有心計，沒有城府，有話直說，不會察言觀色，不會阿諛奉承，不會人云亦云，不唯上，只唯真。這樣的人，在中共奪取政權后發動的歷次強迫人講假話，非講假話不可，不講假話不行的政治運動中，必然成為重點排擠、打擊的對象。

比如，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張宗燧不同意，說美國的科學非常厲害。遭到同事反駁后，他又辯解說：「如果非要說美帝是紙老虎，那也是厚紙做的。」又比如，毛澤東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他又不同意，說「工人階級不能領導科學研究」。因為他在歐美留學和工作過，在歐美髮表過很多科學論文，這本來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在中共發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被批判為「不愛國」。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一次又一次檢討，總不能過關。許多不實之辭，更刺傷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

1952年，張宗燧被排擠到北京師範大學。在北師大的4年期間，張宗燧教授理論力學、熱力學、統計物理、量子力學等課程，在《物理學報》、《數學學報》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9篇，為提高該校理論物理的教學和研究水平做出了貢獻。

時值「反美親蘇」的政治時代，蘇聯專家來北師大舉辦理論物理進修班，校方安排張宗燧去做教輔答疑工作。張宗燧卻向校方坦言，他一個人即可承擔全部進修課程，毋須煩勞蘇聯專家。校方大為震怒，不僅不以中國有如此自信的優秀人才而感到高興，反而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擊。幸好蘇聯專家早知張宗燧的學術水準，對張宗燧敬重有加，不僅轉而推薦張宗燧開設較深的選修課程，並且讓他指導學員的結業論文，兩人競精誠合作，相得益彰！這讓很多人心裡很不舒服！

其間，又有波蘭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英菲爾德來訪，提出要見張宗燧。當英菲爾德聽說張宗燧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時，大呼浪費人才。1956年底，中共有一陣子提出「向科學進軍」口號，華羅庚建議調張宗燧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一級研究員，兼理論物理研究室主任。1957年，張宗燧就任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在數學所工作期間，張宗燧對「微擾展開的解析性和色散關係」等課題，著重力進行研究，前後發表20多篇論文。又與胡寧、朱洪元先生舉辦量子場論討論班，培養了一批中國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論人才，中國場論學科的帶頭人戴元本、候伯宇、朱重遠，都是他當年選拔的研究生。

據著名數學家陸啟鏗回憶：「1958年大躍進的浮誇、虛假之風逐漸從工業、農業擴大到技術科學的領域。例如，有的科學家從理論上證明可以畝產 30萬(或50萬，記不清了)斤。數字上也有人提出『微分方程三年超英、五年趕美』的口號。」「我發現張宗燧先生是一位誠實的科學家。他沒有為當時浮誇之風所動，沒有提出大躍進式的高指標、搞虛假的報喜，而是踏踏實實做學問，雖然他研究的色散關係是當時理論物理最前沿的問題，但他沒有說已經超英、趕美，是世界第一流等。」

「作為一個誠實的科學家，張宗燧先生對學術見解，自己怎樣想就怎麼說，直言不諱，這就得罪了一些人。他平時講話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飾。例如，在大躍進期間，他和數學所的許多人一起去參觀徐水人民公社的萬頭養豬場，回來后大家開會談體會和所受教育時，他卻說，為什麼那裡的豬那麼多，而菜市場上卻買不到豬肉？這當然引起大家對他的批評。又有一次，在大躍進開始以後，中、蘇關係出現緊張，並日益惡化，在數學所開的一個會議上，大家批判蘇修的技術、科學是『老、大、黑、粗』。他卻說，不要以為蘇聯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領域是很好的，這當然又招來一陣對他的批判。」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張宗燧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1962年，尼耳斯·玻爾的兒子，著名理論核物理學家阿·玻爾來中國講學。張宗燧在哥本哈根時，與阿·玻爾年歲相近，私交甚好。阿·玻爾見到張宗燧時，隨便問起了中國是否實行配給棉布的布票制度。張宗燧從不過問家務，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之說，於是隨口答道：「沒有那回事」。回家之後，他從妻子那裡知道實情，卻為自己說了不實的話而痛苦，第二天又去賓館向阿·玻爾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竟是「裡通外國」的大罪行，受到嚴厲批判！

陸啟鏗還談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紅衛兵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什麼原因）把張宗燧揪出來，在身上掛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兩者兼有，我記不清楚了)，在從前的計算所與數學所的大樓前面開了一個鬥爭會，然後由紅衛兵押送他在中關村遊街示眾。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見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勞動(打掃衛生)。我很奇怪，我說『張先生，天氣那麼熱，為什麼還穿大衣？』他說『陸啟(鏗)啊陸啟(鏗)，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驚，正想問他『你得了什麼病如此嚴重？』但後面來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擲小石頭，口裡還罵著難聽的話，有的石頭落在我身上。我趕快離開他。以後我上班總繞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襲。」

張宗燧本認為，從事學術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撐點。因此，當他得知多年積累的研究筆記，被抄家抄走而遺失時，傷心欲絕，從此無以入眠，身體逐漸衰弱。而無休止的鬥爭折磨，更使他無法忍耐。一個天分極高的學者，一個在國際學術享有盛譽的學者，一個極為自尊的學者，一個極有可能為中國物理學作出更大貢獻的學者，竟然變成了象「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天上地下的巨大反差，使他陷入極度絕望之中。最後，服用過量安眠藥自盡，結束了輝煌而又短暫的一生。

第三，他有一個在政治上跟毛澤東不一條心的父親張東蓀。這是這一家人在中共統治下慘遭迫害最重要的原因。

張東蓀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文化人之一，曾經是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曾經是中國民主社會黨的領袖之一，當過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國共內戰中，為了防止北平毀於戰火，張東蓀在國共雙方之間奔走，最後終於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因此，毛澤東曾有「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之說。

但是，張東蓀反對馬列。1931年，他在《道德哲學》一書中說：「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一大污點」；1946年，他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中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然是少數人的專政」；在《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中，他親筆抄寫了這樣的一段話：「如果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還是絞刑。」

張東蓀還主張在國共之間走「第三條道路」，不贊成毛澤東提出的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認為不能忽視西方，特別是美國。據葉劍英的養女、中國著名記者戴晴講，1949年9月30日，中共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投票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共有576 人參加投票，毛澤東只得575票。毛澤東本人投了自己贊成票。毛澤東斷定，那位不選他的人，就是張東蓀！

1952年毛澤東發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東蓀無論怎麼檢討，就是過不了關。毛澤東講：「這樣的人，壞分子張東蓀，我們不能坐在一起開會。」有了毛澤東這句話，張東蓀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被免去在中央政府中的一切職務，被開除出民盟。1958年被趕出北大，1968年，82歲的張東蓀被關進秦城監獄，最後死在秦城監獄！

張宗燧有這麼樣一個父親。在毛澤東時代，也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時代，其全部的厄運，就盡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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