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思: 批判御用文人張維為反民主政治的胡說八道

  【陳泱潮按：張維為顯然是一個利用中國納稅人的錢豢養出來的專制獨裁御用文人。張維為把中共國專制獨裁模式拔高到「只有專制主義能夠救發展中國家」的地步，是害人害己的罪孽。牛克思先生這篇《《反張維力論》，敏銳地看到張維為邪說的危害性，針對張維為這一套邪說，作了有理有據的批判。希望中國思想理論界對此文給予必要的關注，尤其希望政治領導人們要深刻認識到民主政治是有利於吐故納新符合新陳代謝規律的、可以及時糾正錯誤決策、避免國家發生崩潰性危機和災難、具有永遠的生命活力的國體制度，而張維為所鼓吹的專制獨裁製度是註定要引發改朝換代長期分裂戰亂重蹈中國傳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惡性循環怪圈的必然短命的國體制度。要為千秋萬代長治久安計，千萬不要目光短視，千萬不要以鄧小平的身高來看待歷史的進程，而要站在巨人的肩上高瞻遠矚。】

2008年10月，曾擔任過鄧小平英語翻譯的張維為教授（現為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上海復旦大學兼職研究員、清華大學特約研究員）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觸動全球》的新書，通讀之後，給人一種「只有專制主義能夠救發展中國家」的感覺。他無恥地向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大肆販賣所謂的「中國模式」，為專制主義大唱讚歌。該書巧言令色，似是而非，極具迷惑性，是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塊絆腳石，必須給予徹底的批判！
   
   一、經濟增長
   
   張維為得意地向世人誇耀說：「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們繼續推動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掘出來，那才是更加巍巍壯觀的事業，好戲還在後頭呢。」多麼神奇的中國模式呵！這是一種什麼秘密武器？可以放之四海皆準嗎？
   
   張維為所謂的「挖潛」和「微調」，就是政府自己不再瞎折騰，不再隨意沒收私人財產，不再堅持愚蠢的共產主義計劃經濟，不再搞 「大躍進」、「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之類的政治運動，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樣的變化可不是張維為所說的「挖潛」和「微調」，而是傷筋動骨的手術，是從靈魂到肉體的徹底革命！他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在一黨專政下，一切問題經濟化，把經濟建設當作唯一的社會目標，企圖以經濟增長來消弭社會矛盾。張維為自以為他的所謂中國模式很神奇，很了不起，其實說穿了根本就沒什麼特別的。下面就是筆者歸納的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
   
   1. 國家政局穩定。
   
   2. 控制人口增長，因為過快增長的人口，像發展中國家城市周邊住在貧民窟里的那些人，不但不會對經濟增長提供任何貢獻，而且會消耗所有經濟增長的成果。
   3. 舉國家之力籌集資本（包括財政、國債、外債、出口低價的自然資源等）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投資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龍頭企業主動參與國際競爭，換取外匯。同時推行私有制經濟，鼓勵外資進入，形成政府上檔次，民間搞拾遺補缺、來料加工的產業布局。因為貧窮國家國內缺乏有效需求，因此經濟起步階段應該推行外向型經濟，充分利用低價人力資源的優勢，參與國際競爭。
   
   4. 為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注意發展教育事業，培養科技人才，因為沒有合格的科技人才，再先進的技術買回來也是一堆廢鐵。但教育投資不宜過大，以略多於經濟增長對技術、管理人才的需求為限，太大的教育投資必將擠占引進先進技術所需的資金。國家總的經濟資源有限，應合理安排使用。
   
   5. 外向型企業的成功必將吸收國內剩餘勞動力，拉動國內建築材料和生產性原材料的增長，這樣自然而然地將國外收入轉化為國內收入，把國內無效需求逐漸轉變成有效需求。
   
   6. 在國內有效需求初步形成后，順其自然實行進口替代戰略，並且在適當的時候把國有企業私有化，為政府籌集更多的資金，引進更先進的技術。這樣，經濟就完成了一個良性的增長周期。
   
   7. 這時再加大科研、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使國民經濟進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
   
   8. 建立健全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安全保障，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以上這種經濟增長戰略，是每一個落後國家或地區都行之有效的，是《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常識，根本就沒什麼了不起。這副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國家的政局必須穩定，這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沒有這個前提條件，經濟增長就是空中樓閣。西方國家想方設法促使發展中國家實現這個條件，可是張維為卻全然無視這個前提條件，對西方國家的做法大加撻伐。他對那些幫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國家說：「如果你真的關心人家的民主，建議你分三步走，先幫人家發展經濟和教育，再幫人家建設市民文化和法制社會，最後人家產生了對你們這種民主制度的內在需求，你再幫別人，也不遲嘛！要人家一步到位，怎麼可能？」他把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當作了經濟增長的結果，好像中國模式的經濟增長不需要社會穩定這個前提條件似的。中國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中國的社會本身是穩定的，中國沒有其它發展中國家那樣多的種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中國過去的社會動蕩都是政府自己搞出來的，只要政府不再瞎折騰，中國的經濟很快就會恢復增長。張維為總把別人當作傻子，認為別人不懂得利用經濟增長來緩解國內的社會矛盾，殊不知，並不是什麼問題都可以用經濟增長來解決的，他的中國模式應用到其它發展中國家，只不過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方法！
   
   張維為不知道，動蕩中的那些發展中國家，大多數矛盾根本就不是經濟性質的矛盾，而是種族矛盾和宗教矛盾。這就使他的中國模式陷入一種十分尷尬的處境：他試圖用中國模式來為發展中國家謀求穩定，可是中國模式本身也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才能施行。怎樣才能為中國模式提供一個初始的穩定條件，張維為連想都沒有想過。西方國家為什麼建議那些動蕩中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政治？就是希望用民主政治來促成那些國家儘快實現社會穩定，為經濟增長創造前提條件。張維為把西方國家的民主化建議扔進垃圾箱，我真不知道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幫助發展中國家走出種族衝突—經濟崩潰的惡性循環？看來，可供張維為利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種族滅絕其他種族！可是如果你支持一個種族滅絕其他種族公平嗎？如果不公平，別國就會支持其他種族進行反抗，結果只會導致衝突升級，問題卻根本得不到解決。
   
   張維為和有的中國人一樣，總是喜歡拿印度來比較，用印度的經濟落後來證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成功。殊不知，印度和中國在國情上有著巨大的差別。中國是個民族成份比較簡單的國家，國內成員有著共同的文化傳統，凝聚力非常強大。在民族構成上，漢族佔到92%的比例，其他55個少數民族加起來只佔 8%，而且漢族和許多少數民族都幾乎沒有宗教信仰。這樣簡單的民族宗教構成，很容易建立強勢政府，實現社會穩定。在中國，只要政府自己不折騰，經濟增長就沒有任何障礙。而印度的民族構成相當複雜，10.3億的印度人分成100多個民族和400多個部族，其中最大的印度斯坦族也只佔印度總人口的46%，其餘民族均在10%以下。並且宗教情況錯綜複雜，印度教徒佔80.5%，穆斯林佔13.4%，其餘分別是基督徒、錫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等。1947年印度從英國的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后，國內其他民族要求從印度分離出去的獨立運動不斷。成功分離出去的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仍在繼續獨立鬥爭的有達羅毗荼人、錫克人，以及印度東北部的許多少數民族，而且這些少數民族都是以武裝鬥爭來爭取民族獨立的。達羅毗荼人要求建立獨立的「達羅毗荼斯坦」國家，錫克人要求建立「卡利斯坦共和國」。宗教矛盾最激烈的時候，印度總理都被刺身亡。1984年，印度女總理英•甘地夫人被她的錫克衛兵刺殺身亡；1991年，印度總理拉•甘地又在競選中被泰米爾人自殺性炸彈炸死。印度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和教派衝突，破壞了經濟增長必要的和平環境，嚴重影響了印度國家的經濟增長。
   
   此外，印度雖然在政治制度上實行西方民主，可是在經濟政策上推行的卻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從1951年開始實施了第一個中國式的「五年計劃」。長期的計劃經濟使印度經濟每況愈下，直到1991年才開始經濟體制改革，比中國還晚了13年。所以，印度的經濟落後於中國，一是因為它複雜的民族宗教成份影響了社會穩定，二是因為公有制計劃經濟造成的，根本證明不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張維為不承認西方今日富裕的生活與他們的民主政治有任何關係，他說：「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緻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32倍的基礎之上的。不信的話，你去掉這32倍的差異，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麼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
   
   首先需要糾正張維為的是，除了他自己把西方民主「簡化成一人一票」以外，沒有人這麼做過。人所共知，西方民主是三權分立的一種政治制度，絕不是張維為所說的「一人一票」，這種「一人一票」以後就萬事大吉的做法正是中國目前村官選舉所實行的「民主」，是典型的中國模式。千萬不要豬八戒過河倒大一耙。
   
   其次，在張維為看來，是32倍的財富創造了西方民主，而不是民主創造了32倍的財富。這完全是顛倒邏輯胡說八道。眾所周知，人類是從農業社會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今天的發達國家也不例外，它們並非天生就是科技發達的國家。有學者研究表明，今天的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在1750年的時候，都處於農業社會，人均GDP基本相等，而且第三世界國家還略高於今天的發達國家。美國在1700年的時候，人均GDP才527美元（以1990年國際美元價格計算）。正因為西方國家從文藝復興以後，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為國內經濟增長創造了和平的社會環境，如果沒有民主制度，西方國家國內政治仍然衝突不斷，他們能有今天32倍於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嗎？不知道張維為是那裡學來的邏輯，居然可以用這種莫名其妙的方法來考察政治體制。是的，去掉這32倍的差異，以現在西方國家的人口來消費非洲國家的物資，不要說什麼人權了，就是生存都不可能，而且肯定會立即陷入人吃人的混亂狀況：工業沒有了，科技沒有了，第三產業也沒有了，只剩下農業，而且因為沒有了科技的支持，農業必定是刀耕火種的農業！不發生人吃人的生存危機才怪了！但這隻能說明這麼少的物資養不活西方民主國家那麼多的人口，並不能證明民主政治是一種壞的政治制度呵。如果把張維為這樣的考察方法用於一個獨裁國家，這個獨裁國家同樣也不能生存，是不是就證明專制政治也不好呢？用張維為這樣的方法，一直證明下去，最後只能得出「人類社會不要任何政治制度」的悖論。

張維為在經濟增長問題上還有一個謬論，就是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有今天的繁榮，完全是依靠其它國家戰爭賠款這樣的不義之財得來的，他們的政治穩定、產業革命、專利制度、產權制度都無足輕重。看樣子，打戰才是經濟增長最好的推動力。我承認，中國在滿清時代輸掉了很多戰爭，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賠了一些錢給戰勝國。可是，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能保證戰無不勝：英國戰敗過、法國戰敗過、德國戰敗過、挪威、葡萄牙、西班牙戰敗過、義大利和日本也都戰敗過，他們都在別國的武力威脅下籤訂過不平等條約，向戰勝國支付過巨額賠款，可是他們不是又發展起來了嗎？可見，發展中國家的落後，應該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其實，中國滿清政府支付的戰爭賠款，遠沒有張維為說的那麼多。所謂1000多條不平等條約，完全是人云亦云的不實之詞。有學者研究指出，《中外舊約章彙編》中確實收錄了1182號文件，但這些文件並非全部是條約，即使是其中的條約也並非就是不平等條約，很多其實是平等的條約，真正可以稱得上不平等條約的只有343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賠款最多的不平等條約是1902年簽訂的《辛丑條約》。《辛丑條約》第六款議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共十四國，而不只是八國）的軍費、損失費4.5億兩白銀（約合 3.4億美元），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本息合計為9.8億兩。《辛丑條約》又叫「庚子賠款」，其中俄國以出兵滿洲，需費最多，故所得額最大，約為1.3億兩。美國應得到3200多萬兩，摺合美金2400多萬元。1911年民國之後，中國仍然履行此賠款條約。
   
   但是並非所有不平等條約都有賠款要求，也不是所有賠款都真正得到了執行。才賠到第六年，即1908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就代表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今天中國著名的清華大學就是用這筆退款建設的。庚子退款還為中國培養了胡適、趙元任、竺可楨等一大批思想家和科學家。美國的退款，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北京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並停付庚款。大戰平息后，中國也涉足於戰勝國的地位，各國都表示願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後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餘額，只有日本分文不退。退款被廣泛地應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俄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也將取消，而所有這些的交換條件只有一個：北洋政府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所以，中國滿清時期的戰爭賠款數量遠遠小於民粹主義者的說法。可是張維為卻暗示人們，中國因為不平等條約賠給外國人的全部財富，有4.5億兩白銀的1000多倍！一個《辛丑條約》就可以在英格蘭建立一套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它的1000多倍當然就可以建1000多個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了！可惜地球太小了，只有 100多個國家，建設完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養老保險體系后，還多出建養老保險體系9倍的金錢。不過那也沒關係，可以用來為全世界建立完善的教育體系、完善的醫療體系、完善的撫恤體系、完善的救助體系，完善的司法體系……。總之，按張維為的意思，中國老祖宗向外國人支付的戰爭賠款，可以養活全世界了！
   
   其實，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根本就不能依靠所謂的戰爭財，而是要依靠法制規範下的市場經濟。如果要說戰爭財發得最多的，全世界還非共產黨莫數。據有關學者的粗略估計，國民政府垮台之時，官僚資本的資產在200億美元左右。當時的官僚資本擁有全國工礦和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壟斷了鋼產量的 90％，電力的67％，煤炭的33％，有色金屬和石油的100％，水泥的45％，硫酸的80％，織布機的60％，紗錠的38％，糖的90％，還控制了全國的金融機構和鐵路、公路、郵電、航空運輸、對外貿易，以及文化事業。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后，沒收了大多數的官僚資本。1952年通過所謂的「公私合營」又非法侵吞了幾十億元（人民幣）的私人財產。戰爭財使共產黨獲得的財富，遠遠多於「庚子賠款」和國民黨帶到台灣的財富（約20多億美元），可是由於它無知地推行了共產主義計劃經濟，到1976年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幾乎徹底崩潰。
   
   由此可見，經濟增長有著一定的規律，並不像張維為鼓吹的那樣，一推行專制政治就萬事大吉了。
   
   二、良政與惡政
   
   張維為通過他的這本新書告訴人民，世界政治體制，不應該簡單地劃分為民主和專制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模式，而是應該劃分成「良政」和「惡政」兩類政治。我們不應該追求民主政治，而是應該追求良政，因為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良政。民主不僅不能賜給人民幸福，反而會給人民帶來災難。相反，專制主義才能給人民帶來幸福。他舉出新加坡、香港、阿聯酋為例，這些國家和地區雖然推行專制主義政治，但卻是舉世聞名的良政，國家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又舉出海地、菲律賓、肯亞、伊拉克為例，它們雖然推行民主政治，但民主並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繁榮昌盛，卻給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所以，只要能夠建立良政，就沒有必要關心國家政治民主不民主。總而言之，在張維為看來，民主等於動蕩，民主等於貧困，民主等於腐敗，民主等於弱政府。只有專制主義才能戰勝動蕩、貧困、腐敗，才能建立一個強勢政府，才能給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帶來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
   
   張維為教授不僅讀了萬卷書，而且還行了萬里路，可他的目光卻短淺得如此叫人驚訝，思維淺薄得如此令人佩服！他居然搞不清良政、惡政與民主、專制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中學生都應該知道的常識。那就讓我來給他上一堂中學課吧。
   
   民主和專制是一個國家國內政治制度安排的兩種不同形式，民主政治的特點是國內全體公民的政治權利平等，言論自由，政教分離，三權分立，軍隊（警察）國家化，在憲法規定的期限內，各黨派公平競選，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專制政治的特點是國內只有臣民，沒有公民，國內成員的政治權利不平等，統治者掌握著一切宣傳工具，被統治者沒有言論自由，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政治地位固定化，政教合一，三權不分，軍隊（警察）掌握在一個家族或者一個黨派手裡，成為這個家族或者這個黨派鎮壓其他社會成員的工具，不管統治者領導得好不好，政權永遠不允許更改。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的歷史，它給廣大沒有政治權力的普通百姓造成了無數的災難，事實證明專制政治是一種邪惡的政治形式。人類一直在努力擺脫專制政治壓迫，但是直到歐洲文藝復興以後，才由洛克、盧梭、密爾、孟德斯鳩這些偉大的政治思想家，設計出具體的民主政治形式。實踐民主政治的西方國家，也包括學習西方民主政治的日本和韓國，都走上了政治和諧，經濟發展的健康道路，從此惡政得以根除，良政有了保障，為其它仍處於專制政治壓迫下的人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像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衛兵高呼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樣，張維為教授跑到發展中國家，也對他們喊了一通「中國模式的良政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把那些苦苦尋求治國良策，因而真心誠意向他虛心請教的國家首腦們搞得一頭霧水以後，就拜拜了。等他們清醒過來，才看出原來張維為教授與菜市場那些吵得面紅耳赤的潑婦沒有什麼區別，因為他們都是只給論點，不給論據，好像別人傻到連良政好都不知道的程度了！ 
   
   良政和惡政是對統治者領導行為的評價，它們與政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記載表明，雖然因人而異，隨著具體統治者的不同，專制制度下統治者的統治行為也會或好或壞，呈現出一定的差別，但是總得來說，因為專制制度對統治者沒有任何有效的剛性監督，只有隱隱約約的極具彈性的道德約束，所以惡政就成了專制制度的伴生物，良政只不過是專制制度的變異物。因此，專制制度中，良政與惡政相比，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屈指數來，中國歷史上的良政寥若晨星，無非是「黃帝之治」、「堯舜禹之治」、「貞觀之治」、「文景之治」和「康乾之治」這麼幾個時期，以每位明君平均統治25年估計，所有這些「良政」加起來不過兩百多年時間，大概佔到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5%左右。然而，即使是這些所謂的良政，也不過只是經濟相對繁榮而已，根本就說不上什麼社會公平，因此在歷史上存在著很大的爭議，道家人物從來就不承認堯舜禹的統治是什麼良政，相反，他們認為正是這種所謂的良政把國家越治越亂。
   
   不需要張維為來教導，誰都知道良政好，惡政不好，可是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怎麼才能獲得良政，怎麼才能避免惡政。《史記》、《晏子春秋》等等中國古書都記載了無數惡政的例子，國王或者權臣因為別人驚飛了一隻鳥、嚇到了他的馬、碰擦了一下他喜歡的槐樹這些小事，就可以隨隨便便下令砍了別人的腦袋。怎樣來約束這樣的惡政，張維為教授沒有發表片言隻語，卻突然向發展中國家推薦起良政來了，難道良政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晏子這樣一個足智多謀的好國卿，苦口婆心地勸導齊景公施行良政，可是有什麼效果呢？齊景公還是我行我素，荒淫無道，繼續實行他的惡政。張維為雖然給鄧小平當了幾年英語翻譯，但是無論是才智還是道德，要想和晏子相比，恐怕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了。放棄共產主義、實行私有化改革的建議不是他提出的，他也沒有膽量規勸鄧小平不要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開槍，他憑什麼就能保證一個專制政權一定會成為良政呢？
   
   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張維為指點江山，作一些中共中央總書記指示之類的原則性的講話，可是就是見不到他的有力的論據。在談到民主時，他無知地告訴人們：「我們的民主建設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民主建設應該是一種生機勃勃的事業，民主可以有一千種、一萬種形式，而不應被局限於一人一票普選這一種形式。」我真的很佩服這個教授，雖然他告訴人們，民主「有一千種、一萬種形式」，可是他卻一種都不肯施捨給人民。他把共產黨領導人偽善的面孔當作了民主，把愚弄人民的信訪制度當作了民主，把必須經過共產黨審查的新聞當作了民主，把打擊報復當作了民主，把警察的恐嚇綁架當作了民主，把未經司法審判就將異己關進監獄的暴行當作了民主，就是不肯把法制下的一人一票當作民主！在他的一千種、一萬種民主形式中，就是沒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這種創新精神，真是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個大教授又諄諄教導人們說：「政治改革總體方嚮應該是實現勵精圖治的良政，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最終落實到人民的『優良的生活』」。怎麼建立這種「一流」的機制，張維為還是一如既往地什麼都不說。唉，看來我是沒有希望被他那「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選中了，因為敢於對現存政治制度進行批判的人顯然不在他的「人才」之列，能成為他的人才，一定是對現存政治制度歌功頌德的人。於是我就感覺奇怪了，哲學家們都把批判作為社會進步的推動力，而我們的大教授卻把歌功頌德當作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連批判都不允許（因為張維為維護的專制政治是絕對不允許批判的），居然還可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真是比馬克思還了不起的天才人物啊！
   
   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已經有力地向我們證明了，人民要想獲得良政，必須以民主政治作保證，絕不能輕信某人或某個黨派的完全沒有監督檢驗的諾言。專制政治有時候可能也會出現象鄧小平這樣個別的比較明智的領導人，但這只是例外，是專制政治發生了變異，沒有任何規律可言。專制政治產生的國家領導人，更多的是華國鋒而不是鄧小平。因為它有一套被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牢牢控制著的，完善而嚴格的候選人篩選機制，這套篩選機制保證了國家領導的繼承人，必將引導國家沿著老一輩國家領導人規劃的方向走，即使是個死胡同也不容許有任何改變。一個有著成為國家領導繼承人的強烈願望的潛在的候選人，必須時時刻刻討好老領導，阿諛奉承，放棄一切做人的原則，否則就可能被淘汰出局。能夠從這種僵化的官僚體制中，一步一步爬到高位的人，比如華國鋒，其人格大多數都已被奴化，很少有創造性思維。既能保持創造性思維，又能不動聲色爬到高位的人，需要有很深的城府才行，鄧小平就是這樣一個城府很深的人。毛澤東在世的時候，鄧小平說盡了違心話，甚至向毛澤東寫下了「永不翻案」的保證書。等毛澤東逝世后，鄧小平又百般討好華國鋒，騙取了華國鋒的信任，讓他重新出來工作。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后，積極開展地下活動，利用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軍隊中的老關係，拉幫結派，最終通過逼宮方式奪取了國家的最高權力。就算鄧小平主持的中國政府是良政，這樣的良政也是偶然得來的，完全不可複製，沒有任何規律可言。相反，有無數的歷史事實可以作證，專制政治是惡政的溫床。因此，張維為崇拜的專制政治，根本就保證不了良政的產生。
   
   三、動蕩
   
   在分析工具上，張維為有意用一種橫截面法來觀察世界，他不願意用歷史辯證法來分析問題，因為一旦使用歷史辯證法，他的中國模式論也就不值一駁了。
   
   張維為以菲律賓、肯亞、巴基斯坦這些國家為例，妄圖告訴人民這樣一個「真理」，那就是民主等於動蕩。他說：
   
   「菲律賓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們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後來又是美國的殖民地，很長時間內被視為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體系和制度幾乎完全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至今民主和憲政確立了一百來年了，雖然期間有日本佔領時期和10來年的馬科斯獨裁政權統治，但1986年一場『人民力量 』推翻了獨裁政權。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趕走了埃斯特拉達總統。可是這個國家卻長期限於政治動蕩，一個曾經在東亞僅次於日本的強國，一個美國樹立起來的『民主櫥窗』，卻由盛轉衰，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四小龍，又很快被中國超過。」
   
   好一幅恐怖的民主畫面啊！不過，他除了告訴我們「把一根點著的火柴和一千克炸藥放進一個桶里就會爆炸」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常識以外，等於什麼屁都沒有放！不需要張維為說教，誰都知道：
   
   把以色列和敘利亞強行合併成一個國家，把中國和日本強行合併成一個國家，把越南和柬埔寨強行合併成一個國家，把土耳其和希臘強行合併成一個國家，把法國和德國強行合併成一個國家，等等，都會產生爆炸性的後果，但是，這樣並不能用來證明民主是個壞東西。
   
   張維為舉出菲律賓、肯亞、剛果、烏干達、南斯拉夫這些國家作為民主政治失敗的例子，只能證明他連起碼的歷史辯證知識都沒有，他根本就不知道國家是怎麼形成的。看樣子，還是得花點時間來給他掃盲才行。
   
   歷史辯證法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是在特定的種族、歷史、文化、宗教、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的，不是英國、西班牙等老牌殖民者用一桿紅色鉛筆在世界地圖上隨便畫一個圈就可以建成的。可是，當今世界確實有很多國家就是被老牌殖民者用鉛筆畫出來的。這樣的國家其實是人為製造的國家，它和自然形成的國家是有很大差別的。自然形成的國家，國內各成員才會相互認同，相反，人為製造的國家，由於缺乏內在的凝聚力，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民主政治，是以國內各成員相互認同為前提的（體現在平等基礎上共同協商制定的《憲法》中，絕不是共產黨一手包辦的那種《憲法》），所以有的政治思想家提出，理想的國家最好由單一民族組成，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國內各成員根本就不能相互認同，那麼這個問題就不是能不能實行民主政治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組成一個國家的問題。然而事實上，稍微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現在動蕩不安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很多都是人為製造的國家，當歐洲的白人進入這些地區時，當地的土著還生活在原始部落時代，民族之間的融合還遠沒有完成。白人在自己佔領的範圍內建立國家，人為地切斷了「國家」邊界內外的有機聯繫，把「國家」邊界以內的各個成員生拉硬扯地捆綁在一起。國內各成員缺乏最起碼的信任，完全沒有什麼凝聚力可言，這樣的國家，如果民主政治都不能成功，專制政治就更不能成功了！菲律賓、肯亞、剛果、烏干達、南斯拉夫的種族主義衝突，不能證明民主政治落後於專制政治，只能證明這些國家根本就沒有組成一個國家的基礎。也許，專制政治依靠暴力可以獲得一時的安寧，但它終究是長久不了的，它無非是把動蕩往後延遲了而已。
   
   菲律賓由7107個大小島嶼組成，面積29.97萬平方公里，2008年人口9080萬，有90多個民族，主要民族有比薩揚人、他加祿人、伊洛克人、比科爾人、卡加延人等，共佔全國人口的85%以上。少數民族有華人、印度尼西亞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西班牙人和美國人，還有為數不多的土著民族。居民約85％信奉天主教，8％信奉伊斯蘭教。穆斯林人口約700萬，分佈在南部的棉蘭老、蘇祿、巴蘭望、巴都洛諸島及首都馬尼拉。多屬馬來人種(史稱摩洛人)，包括陶索格、馬京達瑙、馬拉瑙、伊拉農等民族。國家出現較晚，到14～16世紀才在南部和馬尼拉相繼興起蘇祿、馬京達瑙、棉蘭老和馬尼拉4個素丹國。現在的菲律賓共和國到1946年7月4日才正式成立，之前一直處於外國的殖民統治下（西班牙和美國），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這個國家也是美國殖民者人為製造的國家，國內缺乏凝聚力。菲律賓群島南方的穆斯林地區比北方的天主教社會有更為悠久的歷史﹐早在歐洲探險家們「發現」菲律賓的二百年前﹐南方就是伊斯蘭王國﹐有完整的政府體制和海外貿易。南部的穆斯林根本就不認同這個美國殖民者製造的國家，因此菲律賓一直遭受著穆斯林分離主義的困擾。在穆斯林分離主義組織中，以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ILF)影響最大，建有武裝，自1960年起長期領導穆斯林分離主義運動，主張建立自治的「摩洛民族共和國」。長達40年的鬥爭，有12萬人死於戰爭。另外，還有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組織也鬧獨立，這個組織是東南亞一個由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組成的分離主義組織，其勢力範圍包括菲律賓南部島嶼，曾與菲律賓軍方發生多次大小規模衝突。阿布沙耶夫組織頗為極端和危險，曾綁架多名外國遊客。分離主義運動對菲律賓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由於穆斯林分離主義運動和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干擾，菲律賓的民主化建設舉步維艱。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給國內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1972年9月21日，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簽發了把菲律賓置於軍事管制下的第1081號總統公告，暫時終止了菲律賓的民主機制，直到1986年才重新恢復總統的民主選舉，前後時間長達14年之久。由此可見，菲律賓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並沒有得到國內所有社會成員的認可，在這種前提條件下，不管實行什麼政治制度，都是很難維持社會穩定的。就算採用張維為推薦的中國模式，菲律賓北方的天主教徒依靠政府軍的力量，對南方穆斯林展開大規模的屠殺來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也要有這個實力才行啊。如果菲律賓政府軍有這個實力，南方穆斯林分離主義運動就不可能折騰40年之久。不管是民主政府還是獨裁政府，維持國內穩定是每個政府都希望做到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張維為教授來指手畫腳。
   
   肯亞的情況就更糟了。肯亞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Kenya) 獨立於1963年12月12日，面積58萬多平方公里。人口3190萬（2004年）。全國共有42個民族，吉庫尤族為最大部族，佔全國人口的21％，其次是盧希亞族、卡倫金族、盧奧族和康巴族等。此外，還有少數印巴人、阿拉伯人和歐洲人。斯瓦希里語為國語，英語為官方語言。全國人口的38％信奉基督教新教,28％信奉天主教，６％信奉伊斯蘭教，其餘信奉原始宗教和印度教。15世紀至19世紀，葡、英殖民者相繼侵入，1895年英國宣布肯亞為其「東非保護地」，1920年淪為英國殖民地。1920年後，肯亞爭取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1952年愛國武裝組織「茅茅」運動領導人民展開了大規模的武裝鬥爭。1962年２月倫敦制憲會議決定由肯亞非洲民族聯盟（簡稱「肯盟」）和肯亞非洲民主聯盟組成聯合政府。1963年５月肯舉行大選，肯盟獲勝。同年６月１日成立自治政府，12月12日宣告獨立。1964年12月12日，肯亞共和國成立，但仍留在英聯邦內，肯亞塔出任首任總統。1978年肯亞塔病逝，莫伊繼任總統。1982年６月議會通過憲法修正草案，確立實行一黨制。1991年12月實行多黨制。肯亞歷來有按民族劃分陣營的傳統，歷任總統都比較「照顧」自己民族聚居的地區。基庫尤族是肯亞第一大族，占肯亞人口的21%左右，主要聚居區在中部，現任總統齊貝吉就是基庫尤族人。長期以來，基庫尤族一直佔據肯亞的政治和商業領域。基庫尤族人是騷亂中主要被攻擊的目標。反對派領袖奧廷加來自盧奧族，是肯亞第三大族，占肯亞人口的13%左右，主要聚居區在西部，死亡人數最多的基蘇木也在這裡。盧奧族佔多數的基貝拉號稱東非最大貧民窟，大約50萬人居住在此。不過，盧奧族也指責基庫尤族人在製造種族清洗。如今，基庫尤族人逃離了自己橫跨里夫特山谷的家園，來到教堂和警察局尋求庇護。其他部落的友人將基庫尤族人藏在自己家中，有超過50000 名基庫尤族人逃離自己的家。2008年01月03日肯亞騷亂至少300人死亡，華僑新年不敢出門。

上文告訴我們，肯亞確實動蕩不已，但絕不是沒有嘗試過一黨專政的中國模式，可是照樣沒有解決問題。原因何在？只要鋪開世界地圖，看看非洲那一塊，人們就會感覺奇怪，為什麼非洲國家的邊界線都是那麼整齊劃一？因為非洲的國家，大部分都是殖民者人為製造的國家，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國家。在歐洲殖民者去到非洲的時候，那裡大部分地區根本就沒有發展到自然國家的時代。那裡的人民還生活在原始的部落時代，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形式都十分落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主義逐漸式微，非洲人民的獨立鬥爭不斷取得勝利。在殖民者撤出非洲時，新的土著統治者以原殖民者的當然繼承者自居，全然不理會其他部落人民的真實意願，強行把毫無凝聚力的不同部落捆綁在一起，形成一個個所謂的「國家」，為日後的種族衝突埋下了隱患。這種情形，就好像幾條見面就要撕咬的瘋狗，如果用柵欄把它們隔開，它們就沒有了互相傷害的機會，拆掉它們中間的柵欄，把它們一起關進一個名叫「國家」的院子里，那麼不管什麼方法，你都無法阻止它們撕咬，並不是什麼民主和專制的問題。剛果、盧安達、南斯拉夫的情況也是一樣。

   
   也許有人要問，南斯拉夫實行一黨專政的時代，為什麼各民族就可以和平共處，推行民主政治以後，反而出現了動蕩，最後導致分裂呢？
   
   這可以用人類的共同憂患意識加以解釋。人類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同群體在遭遇共同的危難時，容易團結起來應對共同的敵人。在將共同的敵人消滅或者趕走後，不同群體之間的良好感情可以順利地延續一段時間，成為一段各民族友好團結的蜜月期，直到他們之間產生新的矛盾，良好感情將逐漸消逝，蜜月期結束，他們團結的因素沒有了，分裂的因素取而代之。歷史上很多統治者就是利用這種共同憂患意識，在國內矛盾激化，又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化解時，主動對外挑起戰爭，人為製造憂患來轉移國內各衝突群體的注意力，達到暫時化解國內矛盾的目的。我們看到現在世界各國矛盾重重，可是，如果地球突然面臨外星人的威脅時，他們一定會捐棄前嫌，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就是人類的共同憂患意識在起作用。可是共同的憂患，並不能取代相互之間的利益衝突，當共同憂患消失后，相互之間的利益衝突就成為主要矛盾。南斯拉夫就是在這種共同憂患意識下組成，又在這種共同憂患意識消失后解體的一個國家。
   
   所謂南斯拉夫，也就是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意思。斯拉夫民族最早起源於今天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等東歐地區。公元五至六世紀，部分斯拉夫人開始遷徙到今天的巴爾幹半島，成為今天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黑山、馬其頓等斯拉夫民族的祖先。到公元九世紀開始形成一些斯拉夫民族國家，如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等。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受拜占庭文化影響較大，除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外，大都信奉東正教。
   
   1398年，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在今天的科索沃地區打敗塞爾維亞軍隊，從而開始了長達500年的對巴爾幹地區的統治。1878年，在經過長期反抗鬥爭后，塞爾維亞、黑山獲得了獨立。而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則處於當時的奧匈帝國統治下。1912和1913年兩次巴爾幹戰爭使馬其頓擺脫了土耳其的鐵蹄。反抗壓迫的共同憂患意識，使巴爾幹開始產生了將南部斯拉夫民族統一起來的願望，尤其是已經獲得獨立的塞爾維亞更是把以自己為核心建立一個統一的南斯拉夫國家作為基本國策。
   
   一戰中，塞爾維亞站在協約國一方。戰爭結束后，奧匈帝國的崩潰，使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等有了自決的機會；以法國為代表的協約國也主張在巴爾幹建立一個強大的南斯拉夫國家以對德國形成牽制。這樣，南部斯拉夫民族統一的夢想有了國際基礎。
   
   1918年，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成立了「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王國」，1919年的《凡爾塞和約》承認並確定了該王國的主權和邊界，是為第一南斯拉夫。1929年王國改名為南斯拉夫王國。1941年4月6日，德意軸心國集團向南斯拉夫王國發動全面侵略。4月17日，王國軍隊戰敗投降，國王彼得二世流亡英國倫敦，第一南斯拉夫淪亡了。
    
   在德國法西斯佔領南斯拉夫后，以鐵托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開始了4年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游擊戰爭。在二戰中，南斯拉夫的游擊戰爭是最大的敵後戰場，它牽制和消滅了德國法西斯的大量有生力量，南共領導的游擊隊也發展到了80萬人。1943年11月29日在波黑亞伊策市召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以鐵托為首的臨時政府— 南斯拉夫全國解放委員會，在戰後建立各民族平等的聯邦共和國，剝奪流亡政府的權利，禁止彼得國王重返南斯拉夫，授予鐵托元帥軍銜。 
   
   1945年5月，在蘇聯紅軍的支援下，南斯拉夫全境獲得解放。同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1963年的新憲法又改國名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鐵托成為終身總統。新南斯拉夫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則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馬其頓和黑山6個自治共和國以及屬於塞爾維亞共和國的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兩個自治省組成。在抵抗共同敵人的戰爭中，生存的壓力掩蓋了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間的利益衝突，增進了各民族之間的友誼，因此共同憂患意識促成了南斯拉夫國家的建立。 
   
   但是，由於南斯拉夫各民族曾遭受不同大國的統治，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如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信仰東正教，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信仰天主教，而波黑的穆斯林族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則信仰伊斯蘭教。鐵托在世時，各民族在共同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建立起來的良好感情，保持了國家的統一。鐵托逝世后，這種良好感情開始消逝，各民族之間的矛盾不斷深化，並且找不到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經濟衰退使南斯拉夫人民認識到共產主義不過是一副可以讓人產生虛幻意識的迷幻藥而已，為了解決物質匱乏和不斷嚴重的失業問題，人民開始追尋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利益衝突逐漸成為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主要矛盾。蘇聯東歐劇變給正處在彷徨中的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衝擊，南斯拉夫統一的核心—南共聯盟也開始瓦解，各共和國的分離主義力量日益強大並逐漸控制了當地的政權。南斯拉夫國家領導人並不是不知道中國模式的一黨專政，可是政治形勢早已今非昔比，就算他張維為去了又能怎麼樣？
   
   一九九一年，圖季曼領導的克羅埃西亞以及斯洛維尼亞兩共和國率先宣布獨立。在南斯拉夫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時，西方國家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決定不再支持南斯拉夫的統一，使南斯拉夫保持統一失去了國際基礎。一九九二年一月，德國率先承認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獨立，整個歐盟也步其後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馬其頓宣布獨立。一九九二年四月，波黑又宣布獨立。以塞爾維亞族為主體的南斯拉夫殘餘政權，不願意正視新的民族要求，企圖依靠武力維護南斯拉夫的國家完整，對獨立勢力進行了武裝打擊，但是這種舉動徒勞無功，反而加深了塞爾維亞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仇恨，堅定了其他民族獨立的決心。共同憂患意識帶來的良好感情一旦消逝，民族分裂就不可避免，就算是鐵托再世，也無可奈何。
   
   張維為把民族分裂歸咎於民主，完全是沒有歷史辯證知識的無稽之談。他以為中國的穩定在於共產黨搞的一黨專政，其實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的國情與他所列舉的那些國家完全不同，那些動蕩的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宗教）成份比中國複雜得多，最好的還算菲律賓，天主教徒佔85%，穆斯林教徒佔8%；肯亞42 個民族中，最大部族吉庫尤族也只佔全國人口的21％。人為製造的國家中這種多民族人口比例的近似化，最容易造成社會動蕩。中國與他們不同，中國是一個有著共同生存利益、共同文化傳統、幾乎非宗教化的極富凝聚力的自然形成的國家，漢族佔全國總人口的92%，少數民族只佔8%，而且分為55個少數民族，這樣，每個少數民族都沒有足夠的力量掀起民族分裂運動。中國這樣的民族構成，為國家建立強勢政府創造了天然的條件。所以，中國模式根本就不適合那些人為製造的國家。不用說張維為，就是鄧小平、毛澤東投胎到那些人為製造的國家，也不可能建立起一黨專政的強勢政府，在那些國家搞一黨專政，才是令其生靈塗炭的好方法！
   
   對於人為製造的國家，除了民主政治之外，不可能有其它的政治形式能夠更好地解決國內的穩定問題。但是，民主政治需要國內各方都接受，如果有人不接受，並且他們還具有很大的力量擾亂民主的政治秩序，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效地運轉。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就應該積極幫助這樣的國家重新劃分成幾個國家，因為勉強組成一個國家，無異於把一根燃著的火柴和一千克炸藥強行放在一起，希望它們不爆炸是不可能的。雖然再過幾千年，現在斗得你死我活的民族肯定會融合的，就像宋朝岳飛和金兀朮是民族鬥爭的死敵，而他們的後代現在都成了中華民族的成員一樣，但是這樣的民族融合實在是太殘酷了。人類發展到今天，應該有一點智慧了，不能再眼睜睜地看著那些在血泊中掙扎的人民，仍然遭受著過去幾千年那種野蠻的自然融合的摧殘。南斯拉夫種族衝突問題的解決，是國際社會解決種族矛盾的典範，是人類智慧取得的偉大勝利！
   
   其實，在民主政治的安排下，國內各民族和平共處的成功案例有的是，只是張維為故意不提罷了。例如加拿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加拿大的人口總數約為二千七百多萬，由許多不同民族的人組成。加拿大被稱為"移民的國家"（ nation of immigrants ），其中英國後裔佔44%，法國後裔佔25%，華裔佔4%。官方語言為英文和法文，法文地區主要是以魁北克省的法國後裔為主，60%加拿大人將英語作為其主要使用語言，24%的人講法語。除英語和法語外，漢語被列為第二最普遍使用的語言。那裡的人民接受了民主政治，就避免了血淋淋的屠殺。每過一段時間，加拿大魁北克的人民就要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決定魁北克是否應該從加拿大獨立出去。宣傳獨立的人享受著充分的言論自由，沒有人會去迫害他們，沒有人會指責他們不愛國。如果按照張維為推薦的中國模式，搞一黨專政，可以想象得到，加拿大一定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屠宰場。
   
   我們這位博學多才的大教授張維為先生，不用歷史辯證法來看待這些人為製造的國家出現的問題，卻無知地大聲宣告他的「真理」：「歷史證明：只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壞東西。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恕我才疏學淺，從來就沒有聽說過民主還有好壞之分！翻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著作，我也沒有看到任何關於好民主和爛民主的定義，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真應該給張維為頒發一個民主發明大獎。我本來也打算從心眼裡為中華民族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能夠誕生張維為這麼唯一的一個大發明家感到驕傲和自豪。可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見張維為教授因為怎麼也學不會用電腦進行數學計算，就把那個賣電腦給他的小夥子大罵了一通：「歷史證明：只有好電腦才是好東西，爛電腦只能是壞東西。我拒絕你賣給我的爛電腦、只要會進行數學計算的好電腦。」然後低頭彎腰，拿起放在牆角那滿是塵土的算盤，劈里啪啦地為神州10號宇宙飛船計算起運行軌道來了。我那種為他驕傲和自豪的民族精神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因為我明白了張維為所說的好民主和爛民主是什麼東西了。就像他學不會電腦操作就說電腦是爛電腦一樣，張維為所說的爛民主原來是別人還沒有完善的那種政治結構，是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還沒有徹底分立、軍隊還沒有國家化的那種政治結構。謝天謝地，這樣的政治結構除了張維為把它稱作民主以外，洛克、盧梭、密爾、孟德斯鳩以及在下，都沒有把它當作民主，它只不過是從專制到民主的過渡階段。我們都知道，學不會電腦並不等於電腦不好，而且我們還相信，學總比不學要好，再笨的學生，只要努力學習，總有一天可以熟練掌握電腦的操作技巧。相反，算盤就是算盤，張維為操作得再熟練也終究要被淘汰！

四、動蕩（續）
   
   可能有人會問：你說人為製造的國家各民族人口比例近似，容易引起種族衝突，看來有一點道理，可是像海地這樣的國家，人口比例懸殊很大，類似於中國，在830萬海地人口中，黑人佔到了95%，其他人種只佔5%，然而這個國家政變不斷，就是建立不了穩定的政治秩序，怎麼解釋呢？難道海地的亂象還是不能證明民主政治的失敗嗎？
   
   是的，不但海地的亂象證明不了民主政治的失敗，恰恰相反，它證明了專制政治的失敗。
   
   海地原為印第安人居住地。1492年哥倫布首航美洲時發現海地島。1502年該島淪為西班牙殖民地。1697年西班牙同法國簽訂《勒斯維克條約》，將該島西部割讓給法國，定名為法屬聖多明各，東部仍屬西班牙。1790年海地爆發反抗法國和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黑人大起義。1804年1月1日海地獨立,是拉丁美洲第一個獨立的國家。1915～1934年美國武裝佔領海地。1957年9月～1986年2月杜瓦利埃家族對海地實行長達29年的獨裁統治。老杜瓦利埃上台後，首先建立了一支龐大的警察部隊，用於鎮壓反對者和監視民眾。在清理了所有反對者之後，1964年，老杜瓦利埃修改了憲法，由此當上了海地的終身總統。1971年，重病纏身的老杜瓦利埃為了能讓19歲的兒子繼任總統，迫使參議院通過決議，將擔任總統的最低年齡從40歲降到20歲，於是小杜瓦利埃便於其後不久，順利成為海地第一任「世襲總統」。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當上總統的小杜瓦利埃立即把心思放在貪盜國財上。作為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海地每年都能從西方國家得到數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然而這些錢的大部分都被杜瓦利埃收入個人腰包。據統計，小杜瓦利埃當政期間，僅貪污外國經援一項所得就高達5億美元。1980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幫助海地解決外匯危機，提供了2200萬美元的貸款。小杜瓦利埃在拿到這筆錢后，立即將其中的 2000萬轉入自己的賬戶。為了賺取外匯，小杜瓦利埃甚至向國外醫學院倒賣供解剖用的屍體，並且從本已營養不良的海地人身上抽取血漿以供出口。在杜瓦利埃父子的獨裁統治下，幾百萬海地人不得不忍受著75%的失業率、人均年收入只有100美元、每1萬戶居民只有4個自來水龍頭的貧困生活。在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發布的一份「全球腐敗報告」中，海地前總統小杜瓦利埃以8億美元的貪腐所得位居這個腐敗排行榜的第六位，而其父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任總統時的腐敗收益，還沒有被全部計算在內。這就是張維為向發展中國家極力推薦的專制政治！他從來就看不到獨裁政治的缺點，對民主政治卻是雞蛋裡面挑骨頭，橫豎看著不順眼。
   
   其實，海地是一個有著軍事政變和獨裁統治傳統的國家，民主政治實踐得非常晚，直到1990年才開始實行民主政治。1990年12月16日，阿里斯蒂德當選總統，成為海地自1804年獨立以後第一任民選總統。阿里斯蒂德思想比較激進，自稱是「資本主義的敵人」。他曾描繪資產階級是「各顧各的、自行其是、貪得無厭的狗」。阿里斯蒂德就任后，為了籌集財政資金縮小海地貧富差距，以反腐敗為名企圖侵犯他人的私有財產，完全置國家憲法保護私有財產的規定於不顧，過激的改革措施引起軍人和上層社會的不滿。1991年9月，武裝部隊總司令L.塞德拉斯發動政變，推翻阿里斯蒂德政府並將他驅逐出境，阿里斯蒂德流亡美國，成為海地第27位軍事政變的犧牲品。阿里斯蒂德不懂得改革一個社會需要循序漸進的道理，企圖利用政府的強制力量，通過殺富濟貧的簡單粗暴的綠林方法解決海地的貧困問題，斷送了海地來之不易的民主政治。其實，他只要不那麼激進，細心的計算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使把海地富人的私有財產全部沒收了平均分配給窮人，海地的窮人也成不了富人，杜瓦利埃政府留下的75%的失業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
   
   張維為千萬不要以為全世界只有他自己一個人聰明，其他人都是傻瓜呵！根本不用張維為教授去指導，海地那些杜瓦利埃們做夢都想成為說一不二的獨裁者，建立一個完全由自己說了算的強勢政府，把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全都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裡，然後再去反腐倡廉，再去全心全意地去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創造經濟增長的奇迹，可是他們做到了嗎？
   
   如果張維為硬要把海地的軍事政變說成是民主政治的失敗，那麼他就必須同時宣布中國古代的宮廷政變也是民主政治的失敗，否則他就不能自圓其說。可是眾所周知，那些時代中國根本就沒有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所以宮廷政變也好，軍事政變也罷，都跟民主政治沾不上邊。他把海地的軍事政變歸咎於民主政治，卻不對古代專制政治下頻繁的宮廷政變作任何合理的解釋，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一個國家（地區）能不能順利實行民主政治，與這個國家政治形態轉變時期的第一代領導人關係重大。如果美國沒有華盛頓，前蘇聯沒有戈爾巴喬夫，台灣沒有李登輝，南非沒有德克勒克，這些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順利實行民主政治。海地的民主政治頻繁地受到軍事政變的破壞，說明海地還缺乏一批真正能夠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偉大的軍事領導人，海地武裝部隊的總司令們還不具備民主思想，軍隊涉足政治，正是專制政治的遺毒。這需要人民不斷的鬥爭，以及國際社會的幫助，才能迫使軍事領導集團接受民主政治，使軍隊獨立於國內政治。海地的動蕩，根本不是什麼民主政治的失敗，而是因為軍事官僚的思想落後於人民的思想，落後於時代的要求而造成的！現在中國的國家領導集團的思想同樣也落後於人民的思想，落後於時代的要求，官民衝突遲早都會爆發，虛假的政治穩定朝不保夕，張維為教授卻鼠目寸光，不為中國長久的穩定操心，反而沾沾自喜，滿世界販賣中國模式，真虧他不怕貽笑大方！在張維為之流諱疾忌醫的掩蓋下，中國的社會矛盾遲遲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必將使中國痛失政治民主化的歷史機遇，從而導致中國步海地之後塵，那時，張維為又會像個先知似地叫囂：「你看，這就是搞民主的後果！」無知至此，難出其右！
   
    五、腐敗
   
   張維為拿出「透明國際」2004和2005年的全球政府廉潔排行榜，洋洋得意地說：「怎麼樣，中國即使不搞西方民主，但是政府的廉潔程度卻比印度、俄羅斯這樣的民主國家高，在150多個國家中，2004年中國3.4分排在71位，印度排在91位，俄羅斯排在95位；2005年中國3.2分排在78 位，印度排在90位，俄羅斯排在128位，這說明中國模式要比西方的民主模式好得多！」
   
   這個「透明國際」是個什麼組織？它是1993 年在德國柏林成立的一個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的民間組織。英語名稱為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簡稱透明國際或TI，它以推動國際和各國的反腐敗活動為宗旨。成立以來，多次主持或參加國際和地區性的反腐敗會議，出版了大量有關反腐敗的出版物，每年發布一期「世界廉潔排行榜」( 亦稱世界腐敗排行榜) 。透明國際是目前公認的研究反腐敗問題比較全面、比較權威的國際機構，透明國際根據各國商人、學者以及分析人員對各國腐敗情況的觀察和感想作出評估，其數據是從國際重要的研究報告，如號稱世界權威的「蓋洛普」、「政治與經濟風險組織」、「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的調查報告中，提取有關各國的腐敗程度和數據，再綜合起來作出評估，給出分數，作為清廉指數( 或稱腐敗指數) ，採取10分制：10分為最高分，表示最清廉，0分為最腐敗，8.0-10 分之間為比較清廉，5.0-8.0分之間為輕度腐敗，2.5-5.0分之間為腐敗比較嚴重，0-2.5 分為極端腐敗，廉潔排行榜有很大的國際聲譽，在世界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張維為說出這樣的話，只能說明他對腐敗問題一竅不通。只要我們把觀察的時間範圍再擴大一點，就可以看出問題的實質。因為每年統計的國家數量不同，因此排名次序就沒有實際意義，能說明腐敗程度的還是「透明國際」的評分絕對值。根據我收集到的資料，中國曆年的廉潔指數為：2008（3.6），2007 （3.5），2006（3.3），2005（3.2），2004（3.4），2003（3.4），2002（3.5），2001（3.5），2000 （3.1），1999（3.4），1998（3.5），1997（2.88），1996（2.43），1995（2.16）。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 1997年以前，中國的腐敗極端嚴重，因為朱鎔基總理對腐敗的嚴厲態度，1998年廉潔指數上升到了3.5，中國的廉潔形象有所改善，由腐敗極端嚴重變成比較嚴重。可是從此以後，長達10年之久，中國政府的廉潔形象沒有任何改變。而且筆者還敢保證，再給共產黨10年時間，腐敗問題也不會有任何改變！為什麼？張維為肯定解釋不了！因為他已經被他的中國模式沖昏了頭腦！
   
   腐敗是植根於人性之中的原始衝動，它是人為了追求優越生存條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由於它在追求這種優越的生存條件時，侵犯了其他人或者公眾的利益，因此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受到人民的痛恨。在遇到腐敗的機會，同時當事人又認為其腐敗行為肯定不會被別人察覺的情況下，除非有著十分高尚的道德修養，否則，任何人都容易犯罪。因此，腐敗的產生取決於三個條件：誘因、機會、監督。
   
   財富對人的誘惑是巨大的，但是這種誘惑的強度會隨著當事人的正當收入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當事人的正當收入越高，就越不容易犯罪。所以，我們看到富裕國家的腐敗現象普遍低於貧窮國家，因為富裕國家公務員的正當收入很高，不值得為了一點點非法收入去冒險。
   
   腐敗的衝動天生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但是，沒有腐敗的機會仍然不會造成嚴重的問題。比如，實行純粹計劃經濟的公有制社會，個人奮鬥的機會被徹底剝奪了，每個人都被強迫進入一家國營企業工作，吃大鍋飯，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企業不允許競爭，生產完全按上級的指令性計劃進行，產品也按上級的指令調撥出去，不存在營銷的困難。這種制度下，雖然國家作為一個集體，有生存的壓力，但是個人卻沒有生存的壓力。所以，這樣的國家會在國際上行賄，而其國內的腐敗現象卻不嚴重。雖然，下鄉的女知青為了能順利地調回城市，有時候也會被迫和手握大權的共產黨官員睡覺，但是，起碼在經濟領域腐敗現象是輕微的。純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雖然也會存在腐敗的現象，比如超市掌管商品准入的部門經理，也會悄悄地向供應商索賄，但這種私人企業中的腐敗，性質已經不同了，它的範圍小，容易監管，而且更不會影響到法律的制定，國家只要真心實意的保護私營企業，完全可以通過立法來打擊這種私人企業內部的腐敗行為。因此，純粹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也不會造成嚴重的腐敗。

能夠造成嚴重腐敗的，是政府掌握大量經濟資源，同時又實行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混合模式。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企業必須自負盈虧，為了生存它們就會想方設法爭取業務，行賄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攻關的方式。這樣，經濟活動就為政府官員提供了大量的腐敗機會。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腐敗，就是因為這種混合經濟造成的。中國和俄羅斯，過去都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是眾所周知的，殊不知印度在經濟上，也長期奉行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雖然在政治上它推行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因此，中國和俄羅斯的經濟資源，幾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手裡。雖然印度沒有中國和俄羅斯那麼左，在發展國營經濟的同時也允許私營經濟發展，但是政府對私營經濟的發展是有嚴格限制的，所以印度政府還是掌握了主要的經濟資源。隨著共產主義的虛偽性逐漸被識破，這三個國家都先後放棄了計劃經濟模式，逐漸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渡，因此產生了混合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為貪官污吏提供了豐富的腐敗機會。中國從1978年開始進行改革，印度從1991年才開始改革，中國和印度的私有化比較徹底，因此減少了政府官員的腐敗機會。據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2007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137323.9億元人民幣，其中國家投資只有38706.3億元，國家投資僅佔全社會投資的28.2%。俄羅斯雖然從1992年也開始了改革，可是過分激進的「休克療法」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巨大的通貨膨脹，破壞了經濟增長。這使得俄羅斯放慢了私有化的改革步伐，直到2009年，俄羅斯政府直接和間接控制的國家經濟資源仍然佔到全國經濟總量的45~50%。這樣的混合經濟，為俄羅斯政府官員提供了巨大的腐敗機會。
   
   以上所說的腐敗誘因和腐敗機會與政治制度無關，不管是民主政治還是專制政治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講，面對數不勝數的腐敗機會，不管是民主政治還是專制政治，監督的效果都是不理想的。這就是我們在透明國際廉潔榜上看到的情況，腐敗嚴重的，既有專制國家，也有民主國家。如果張維為想用中國的廉潔指數高於印度和俄羅斯來說明專制政治對腐敗的監督效果好於民主政治的話，那麼，我們同樣可以用越南（2008年廉潔指數2.7）、緬甸（2008年廉潔指數1.3）的極端腐敗來說明專制政治對腐敗的監督無效。如果不信，我們還可以預先拿古巴來打賭，別看2008年古巴的廉潔指數是4.3，只要它徹底放開市場，馬上就會成為極端腐敗的國家，儘管它還是保持共產黨的統治，政治口號喊得再響也無濟於事。北朝鮮也是一樣，如果透明國際有機會統計它的廉潔指數，這個指數一定會比古巴還高，因為它的共產主義實行得更完美，私人經濟根本就沒有生存的空間。可是只要它實行市場經濟，也會馬上進入極端腐敗國家的行列。所以，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對腐敗的監督，短期內不會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從長期來看，民主政治還是要好於專制政治。為什麼？這是從法理學上分析必然會得出的結果。
   
   民主政治實行三權分立，這個原理具體運用到腐敗問題上，就是將預防腐敗的法律的制定和導致腐敗的行政權力實行分離。中國搞一黨專政，共產黨把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裡，為了便於發號施令，避免立法機構與共產黨唱對台戲，因此它嚴格控制著人民代表的候選人資格，致使全國人民代表成了行政官員的別名，今天的立法者就是明天的執法者。每一部法律的起草，都是由具體行業內有著多年工作經驗的行政領導（同時又具有人民代表的身份）來完成的。這種做法，本來是想藉助他們的專長來進行法制建設，可是沒想到，他們不僅是這個行業的專家，同時也是鑽法律空子的專家。為了自己的行政權力不受約束，這些專家在立法的時候就會故意留下許多法律的漏洞。比如，招投標法第十條賦予招標單位「邀請招標」的權力，以及第四十一條規定「綜合得分」與「最低價中標」具有相同合法性的規定，使得招標單位有機會和投標單位相互勾結，採用「圍標」的方式，裡應外合進行違法活動。可能很多讀者對中國經濟活動中的招投標情況不太了解，為了清楚地說明專制政治和腐敗的關係，我認為有必要花點時間進行介紹。
   
   高速公路、鐵路、機場、碼頭、醫院、學校、房地產、土地開發等政府投資項目，歷來是腐敗的重災區。為了避免政府投資項目中的腐敗行為，1999年8 月30日中國政府頒布了《招標投標法》。可是，這個法律頒布10年了，中國的廉潔指數還是圍繞著3.4徘徊，一點進步都沒有，可見它並沒有起到遏制腐敗的作用。原因在於這個旨在廉政建設的法律，在立法之時就已經為行政領導的腐敗留下了足夠的操作空間。比如第十七條規定參加投標的單位達到三個以上即為合法，第十條賦予招標單位「邀請招標」的權力，以及第四十一條規定「綜合得分」與「最低價中標」具有相同合法性的規定，都為腐敗份子預留了空間。你只要把招標單位的領導搞定，就可以百分之百的中標。下面是操作的程序：
   
   1.因為招投標法第十二條規定，招標人有權自行選擇招標代理機構—招標公司，委託其辦理招標事宜。所以招標代理單位也必須聽從招標單位領導的指令，否則它就會失去這個客戶。因此，奪標的第一步是搞定招標單位，由招標單位領導秘密地把你介紹給招標公司的領導，招標公司的領導心領神會地接受你這個朋友。
   
   2. 除了你自己的公司以外，你再去找二個以上具有施工資格的施工單位合作，承諾如果中標將給它1~3%的管理費，如果沒有成功則不用給。為了得到這不勞而獲的 1~3%的管理費，施工單位會樂意與你合作。雖然招投標法明文規定不準借用施工執照，但是你就是用牛來拖共產黨監督部門的官員，他們也不會去查處，所以這條規定等於一句空話。
   
   3. 把你公司以及你找好的這幾個施工單位的名稱告訴招標公司的領導，他會安排他的手下按照他們事先制定的評分標準，為你編製投標文件。編製好投標文件后，你拿回來分別裝進資料袋，寫上各家施工單位的名字，貼上封條。
   
   4. 在投標截止日之前，你派幾個員工分別以那些施工單位的名義把投標文件送到招標公司，等待開標。
   
   5. 開標會上，參加投標的單位的名字都是你找來陪標的那些，因為已經達到三個以上單位了，所以公證機關當場莊嚴地宣布，投標合法。
   
   6. 一般情況，招標公司都會把除你之外的其他競爭者排除出局，即使有個別不懂事的單位，硬要跑來攪合，那也沒關係，就算它的報價最低，他也中不了標，因為招標文件中明文規定「不保證最低價中標」。你公司綜合得分第一，讓你中標天經地義。
   
   這就是目前中國工程建設招投標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圍標」行為，源頭在於中國的行政權和立法權緊密結合，人為地為腐敗預留了巨大的空間。其它如醫藥招標、政府採購招標也是如出一轍。這種弊病存在於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財產申報法》是另一個例子。早在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將《財產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但至今未見啟動。要讓那些掌握行政權力的人民代表們制定一部法律來監督自己的腐敗情況，在他們想好對策以前人們還是不要抱太大的幻想。反之，在他們想好對策以後制定出來的法律，對防止政府官員的腐敗又會有多少實際的作用？
   
   中國的私有化進程已經接近尾聲，腐敗機會將長期保持現有的水平，要想進一步提高中國政府的廉潔指數，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憲法賦予人民的民主監督權力落到實處，加大當事人監督的力度。否則，中國政府的反腐工作，不可能有任何進步。這就是為什麼我敢在前文肯定，再給共產黨10年的時間，中國的腐敗問題也不會有任何改變的原因。
   
   民主政治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它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只要國家政局穩定，就會通過立法不斷打擊腐敗行為。況且民主國家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權力受到法律的真正保障，行政官員決不敢輕易打擊報復舉報人。獨裁國家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權力只存在於憲法之中，完全落不到實處，毒打、暗殺、監禁舉報人的惡劣事件屢屢發生，而官官相護又使這種打擊報復的行為變相合法化。所以，長期來看，民主政治對腐敗的監督要比專制政治有效得多。這就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成熟的民主國家，政府的廉潔指數普遍較高的原因。
   
   張維為宣揚中國模式的絕招，是拿中國和那些動蕩中的國家相比，真是沒出息到家了！一個政局動蕩的國家，不管是什麼政治制度，都等於沒有監督。因為公務員看不到希望，沒有任何政治理想，上午坐在辦公室上班，下午就可能因軍事政變不用來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思想十分普遍。人民對政府也不抱任何希望，監督舉報既沒有人受理，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沒有保障，舉報只能是自找麻煩。這樣的國家能不腐敗嗎？他如果堅信專制政治對腐敗的監督比民主政治有效，就必須認真研究一下沙烏地阿拉伯的情況。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富裕的海灣石油國家，長期推行落後的君主制獨裁統治。禁止政黨活動，無憲法，《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聖訓是國家執法的依據，國王亦稱「真主的僕人」。國王行使最高行政權和司法權，有權任命、解散或改組內閣，有權立、廢王儲，解散協商會議，有權批准和否決內閣會議決議及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協議。因為老天爺的特殊眷顧，一屁股坐在了金元寶上。國家政局穩定，人民豐衣足食，200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就達到了 13947美元。可是它的政府並不廉潔，2008年廉潔指數才3.5分，比中國還低，為腐敗隨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規律提供了一個反面的案例，說明了從長期看腐敗和政治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六、民主
   
   張維為對民主的無知，還反映在他對發達民主國家的指責上。他說：「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麼可能解決今天的全球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世界性的難題呢？」
   
   可能是我又孤陋寡聞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個國家擁有這樣一種政治制度，它會去為別國的人民負責？如果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國家，那麼我敢肯定，這個國家不是被毀滅了，就是會給整個世界帶來無窮的災難。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國家也像生物一樣，需要不斷滿足自己的各種需要才能生存，它首先需要和平，其次需要繁榮。在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時候卻在一種為別國人民負責的利他主義政治制度的推動下，把衣食送給別國人民享用，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會被凍死或者餓死。如果別國人民恰好沒有實行同樣的利他主義政治制度，卻是貪得無厭，不惜發動戰爭妄圖侵佔這個國家的領土，那麼這個國家的這套政治制度一定會為了別國人民的生命著想，把自己的國土拱手讓給侵略者。這個國家就完蛋了。就算這個國家由於偶然因素很強大，別國沒有力量侵略它，那麼在利他主義政治制度的推動下，它一定會想方設法去為別國人民的利益操勞。可是別國人民的利益是什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當這個國家的看法與別國人民自己的看法不一致時，它就會認為別國人民愚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這個國家就會像一個十分疼愛自己女兒的父親，為了女兒的幸福，強迫她嫁給一個她自己並不喜歡的老富翁一樣，強迫別國人民去做他們自己並不想做的事情，從而引起別國人民的反抗。這樣，整個世界都會被它搞得亂七八糟。張維為指責說：「按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你不僅要按他的要求選舉，他還要派人來監督，還一定要選出親他的人，親美國的人。巴勒斯坦選出了一個哈馬斯，西方不承認，伊朗選出了一個內賈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年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讚揚聲，但讚揚的話語未完，以色列的炮火就打來了，黎巴嫩政府呼籲美國干預停止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但美國故意拖，讓以色列繼續轟炸南黎巴嫩，希望藉此削弱親伊朗的真主黨。」除非張維為生出來的孩子不是人，否則他也會以自己的利益為核心來思考問題。既然以自身利益為核心考慮問題是人的天性，那就與政治制度無關。張維為指責民主國家自私，難道專制國家就不自私了嗎？

所謂政治制度，是指為了調和國內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秩序而用強制力量加以固定的某種政治權力的組織方式。由於人們設立政治制度的目的是用來調和國內社會矛盾的，所以它根本就與國際矛盾無關。一種政治制度能對自己國內的選民負責，把自己國內的事情搞好就不錯了，怎麼可能去為別國人民負責？張維為這樣的指責，完全是缺乏政治學常識的表現。
   
   別國人民的利益要不要考慮？考慮到什麼程度？這與政治制度毫無關係。任何國家，不管它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都會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古今中外概無例外。考慮別國利益永遠不會超出同情心的範疇，超過這個範疇的行為都可以從利己主義的角度找出動因：提供先進技術幫助別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因為全球氣候變暖同樣會影響到施與國的自然生存條件；幫助鄰國實現政局穩定，是因為鄰國政局不穩產生的大量難民會湧入本國，對本國的社會和經濟秩序造成不良影響；民主國家和某個專制國家親密，那是因為可以從它那裡獲得自己急需的經濟資源；專制國家和某個民主國家親密，是想從它那裡得到自己需要的技術。並不是民主國家之間就不會有矛盾，只是因為民主國家對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有一套嚴格的制約機制，這套制約機制可以大大減少因個人衝動給國家帶來的災難。如果兩個民主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無法調解，該發生戰爭的時候還是要發生戰爭，英國和阿根廷為爭奪「馬爾維納斯」群島主權的戰爭就是一例。
   
   一個國家自己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靠自己去解決，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別人的幫助上。張維為引用一個非洲學者的話說：「富國不要得意忘形，現在世界的窮國也有三樣武器來對付你們，這就是無窮無盡的難民潮、各種傳染疾病和全球繼續變暖。你們越不幫助我們，這三個武器的威力就會越來越大。」這完全就是一種無賴的腔調。我倒是想看看，張維為的中國模式是怎麼幫助那些窮國的？哦，我看到張維為的計劃了，他對那些試圖幫助窮國的民主國家說：「如果你真的關心人家的民主，建議你分三步走，先幫人家發展經濟和教育，再幫人家建設市民文化和法制社會，最後人家產生了對你們這種民主制度的內在需求，你再幫別人，也不遲嘛！要人家一步到位，怎麼可能？」張維為就不想想，像杜瓦利埃父子獨裁統治下的海地那樣的國家，你怎麼去幫它發展經濟？國際社會援助給這個國家的幾億美元，大部分都裝進了獨裁者自己的腰包。幫助一個國家就像幫助一個朋友一樣，幫助者必然要向被幫助者提出一定的條件。如果這個朋友總是好吃懶做，總是欺騙你，你願意幫助他嗎？如果中國模式真的那麼好，怎麼就看不到哪個貧窮、動蕩的國家是在中國的幫助下變成富裕、穩定的呢？
   
   張維為還把民主和弱政府聯繫起來，把獨裁和強政府聯繫起來，好像要搞民主政治就必然導致弱政府似的，這完全是無知的表現。他不知道，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立起穩定持久的強勢政府，專制政府即使一時強大，終究會因為國內矛盾的激化變成弱政府的。中國古代歷史上，雖然一直實行著封建皇帝的獨裁統治，可是有很多時間中央政府都處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之下，是名副其實的弱政府；薩達姆獨裁時代的伊拉克是符合張維為強政府標準的，可是他消滅了北部要求獨立的庫爾德武裝了嗎？連鬧獨立的少數民族武裝都消滅不了，算什麼強政府呢？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這些成功的民主國家，他們的政府弱嗎？張維為從來不願意看看發達西方國家的情況，總是無知地把充滿種族衝突的國家與民主政治聯繫起來，說這些國家的動蕩完全是搞民主政治造成的，真是令人噴飯！
   
    七、改革
   
   張維為很推崇英國思想家柏克「有保留的改革」理念，不過他如果早出生60年就好了，那樣他只要跑到延安，送一本柏克的《法國革命論》給毛澤東，幾百萬中國民眾就可以免於生靈塗炭了！稍晚一點也不怕，只要趕在文化大革命前，拿著柏克的著作告訴毛澤東，像他那樣徹底破壞傳統的做法是錯誤的，中國無數的文物古迹也是可以免遭毒手的。現在，自己毫無保留的改革改完了，沒收完別人的官僚資本，自己又大搞官僚資本，剛罵完別人侵犯人民的言論自由權，自己又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卻拿出一本柏克的著作來，對其他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人說：「你們需要理智，看看英國的思想家都說了，改革不能太激烈，一定要有保留地慢慢來。」
   
   正如前文筆者批評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的改革過於激進那樣，我也並不主張激烈的政治改革，但是不主張激烈的政治改革，並不等於贊同保守。這與張維為之流有著本質的不同，他們批評人們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要求（哪怕是溫和的要求），卻不承認當年共產黨對國民黨領導下的政治體制所進行的激烈改革的錯誤。一個理論如果要經得住歷史的檢驗，就必須前後一致，必須能夠自圓其說。不能把政治理論等同於政治報告，政客可以因利益改變立場，政治理論家卻只能因對真理的理解而改變立場。當然，如果張維為光明正大地宣布自己就是一個政客，那我反而會對他產生幾分敬意，因為在當今的中國，真正誠實的人早就絕種了。
   
   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真心實意地希望中國進步，只要看看他對中國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所持的態度就知道了。假慈悲的人，是嘴上說得好聽，卻沒有實際行動的人。張維為就經常假惺惺地說「我們的政治體制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改進。」之類的話，可是你就是見不到他有什麼具體的改革措施，其實他內心早就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完美無缺了。他對專制制度下老百姓的人權的關切，永遠只會停留在嘴上。雖然他也說：「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屬於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一致。」這樣的話，可是他就是對共產黨侵犯人權、禁止言論自由、刑訊逼供、非法拘禁的行為視而不見，從來沒有聽他對共產黨突破人權底線的行為說過半個「不」字！反而把眼睛盯著美國：「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是的，關塔那摩的美軍是對那裡的犯人實行了酷刑，可那些犯人在美國人眼裡是禍害美國人民的外國人啊。中國政府對自己的老百姓尚且使用酷刑，像杜培武那樣屈打成招的冤案比比皆是，像孫志剛那樣被警察毒打致死的老百姓數不勝數，怎麼反過來在張維為的眼裡，中國的人權狀況比美國都好了？在人權問題上需要改革的，不是中國，反而是美國了？
   
   不可否認，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是一步一步完善起來的，期間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也浸透了殷紅的鮮血。但是，那是在沒有成功先例可以模仿的情況下，人類先行者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我們今天與他們相比已經大不相同，在我們眼前已經有一大批成功的國家。我們應該感謝那些人類的先行者，是他們的奮鬥和付出，使我們有可能不再支付那樣的代價了。然而，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實際情況完全要看國家領導集團的智慧，看他們有沒有深刻洞悉國內矛盾的眼光，有沒有為子孫後代負責的歷史責任感。如果他們成熟而富有智慧，就會領導中國人民擺脫「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幾百年」的政治輪迴模式。要知道，中國的情況與張維為所舉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它們是人為製造的國家，是一些堆滿火藥的倉庫，種族矛盾短時間內根本無法解決，除非分裂成幾個國家，否則任何政治制度都無濟於事。中國是一個民族宗教構成比較簡單的自然形成的國家，國內人民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民族凝聚力非常強，不會出現非洲國家那樣的情況。雖然中國的少數民族在地域上佔有很大範圍，但那是按照傳統的觀念來劃分的，現在這些地區的民族成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使是稱作民族自治的地區，漢族人口也佔了絕對多數，而且，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民族雜居的情況會越來越普遍，這就會自然而然地改變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成份。國家還可以制定政策，從經濟上鼓勵不同民族之間通婚，可以有效地減少民族之間的矛盾。從歷史上看，中國少數民族和中央政權的關係，分分合合，完全依中央政權的強弱變化而變化。中央政權穩定而強大的時候，少數民族就服從中央政府的管理，中央政府動蕩虛弱的時候，少數民族就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正如前文所述，專制政治永遠擺脫不了盛極而衰的「黃炎培定律」，只有民主政治才可能行之有效地化解國內矛盾，改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國家治亂規律，使中央政府不管在什麼黨派的領導下都是穩定而強大的政府。即使在中國實行了民主政治，新政府也不可能允許任何民族開展分裂國家的活動，而且有絕大多數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群眾的支持，新政府也有能力維護中國的統一，粉碎個別少數民族分裂份子妄圖分裂國家的企圖。另外，從國際上看，目前西方國家同情中國少數民族的分裂活動，主要原因還在於共產黨的政府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府，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政治，中國和西方國家消弭了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可以極大地減輕中國在國際上的壓力。國際社會對俄羅斯鎮壓車臣民族分裂主義運動持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因此，民主政治更有利於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民族昌盛。
   
   張維為把中國的農民與非洲的種族問題相提並論，完全是無知得可笑！農民是一種職業身份，是可以靈活轉換的，種族是與生俱來的血統關係，除了通婚之外，永遠不可能改變。因為非洲國家在選舉中出現了種族問題，就斷言中國搞民主政治會選出農民總統，虧他還是個博士生導師，輕則誤人子弟，重則害人國家！
   
   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幾乎沒有種族和宗教問題的困擾。中國歷史上的動蕩，大部分都是官民矛盾引發的動蕩，盜跖造反是官民矛盾，陳勝、吳廣起義是官民矛盾，瓦崗寨、水泊梁山是官民矛盾，太平天國、白蓮教、哥老會、辛亥革命都是官民矛盾，可以說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官民矛盾史！國君英明，吏治嚴格，國家就穩定；國君昏庸，吏治廢弛，國家就動蕩。今天屢屢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大多數也是由官民矛盾引起的。陝北石油侵權案、甕安事件、孟連事件以及有關非法佔地、野蠻拆遷引發的各種維權活動，都是官民矛盾的反映。所以，建立一個能夠確保英明國家領導人順利產生，又能夠約束政府官員官官相護、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綜觀人類所有的政治理論，只有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民主政治才能有效地解決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官民矛盾。民主政治都不適合中國，我就真的不知道什麼政治體制適合中國了？

千萬不要以為柏克是個十足的保守主義者，他是支持政治體制改革的，他讚揚英國的光榮革命，支持美國革命，就說明了這一點。柏克之所以反對法國革命，是因為法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一群烏合之眾的革命，是否定私有財產、否定司法傳統和道德傳統的革命。它空有盧梭的政治理想，卻缺乏控制社會秩序的實際能力，每個派別都以人民的名義實行自己的獨裁統治。然而，這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普遍特徵，法國革命后持續動蕩一百多年的原因就在這裡。
   
   自下而上的革命是洪水猛獸，中國應當極力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怎樣才能避免？我認為還是需要依靠政府，依靠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智慧人士，依靠戈爾巴喬夫和李登輝這樣的聖人。柏克說：「政府乃是人類的智慧為了人類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種設計。人們有權使這些需求應該由這種智慧來提供。」現在中國人民呼籲政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因為對政府還懷有希望，如果有一天這些聲音沒有了，中國離法國革命就不遠了，離海地就不遠了！因為人民不再對政府的道德和智慧抱任何希望，他們就會嘗試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哪怕要面臨一百多年動蕩的風險。暴力可以壓制住人民的聲音，卻化解不了官民之間的矛盾。
   
   經濟上的成功實在是不足為恃，至少不要被它沖昏了頭腦。正如筆者前文所說的那樣，任何一個政治穩定的國家，按照正確的經濟學原理去做，經濟增長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把一切問題經濟化，會有巨大的風險。因為經濟不可能只增長不衰退，要相信，經濟增長有其自身的規律，有增長就一定會有衰退。共產黨那種救世主的心態是要不得的，它剝奪了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人民就會要求它承擔一切責任。當經濟出現波動，失業率增加的時候，人民就會責備政府，從而影響政治穩定。相反，民主國家的一切大政方針都是人民自己選擇的，經濟出現波動，失業率增加了，也是人民自己的責任，她找不到任何人去責備。這樣，在民主國家，經濟波動就不會影響政治穩定。政府擴大財政赤字，人為地推動經濟增長，只能暫時緩解矛盾，絕非長久之計。而且，違背經濟規律的增長，只能造成浪費，無限加重政府的負擔。道理很簡單，一個人每頓只需吃兩碗飯，為了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政府出錢讓農民生產三碗飯，多出的糧食沒有人購買，只能是浪費。沒有實際需求的經濟增長就是浪費，浪費到一定程度，政府財政不堪重負的時候，經濟必然發生崩潰。經濟崩潰必然給專制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因為它是救世主，它就必須為它的一切政策後果負責任。本來，專制政府垮台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因為它建立不了公平的社會秩序，所以垮台只是遲早的事情。但是，專制政府垮台後形成的權力真空，會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富有智慧和歷史責任感的國家領導人，千萬不可等到專制政權風雨飄搖的時候才開始考慮政治體制的改革，因為那時專制政府對社會秩序的控制能力已經大大減弱，往往沒有能力擔負起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責任了。法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拉布魯斯的統計，法國從1730年到 1770年的40年間，經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增長勢頭，當時的法國政府也像現在中國的共產黨政府一樣，一切問題經濟化，錯失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良機。脆弱的政治體制連一點點經濟波動的壓力都承受不起，終於在1787～1789年的經濟危機中轟然垮台。如果當時法國的專制政府能夠高瞻遠矚，以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為重，充分利用經濟持續增長的有利形勢，積極穩妥地引導法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法國就不會發生革命。專制政府的自私與短視，使法國陷入了百年動亂的深淵，對國家、對民族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前車之覆，後事之師，中華民族的領袖們，不可不引以為鑒啊！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年輕心態的民族，她從來就不排斥新鮮事物，歷史上就有過很多成功的改革事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秦孝公的「商鞅變法」、北魏拓跋宏的「詩禮簪纓」都是自上而下成功的改革故事，膾炙人口。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待，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可是如果處在變革者當時的時代和位置，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風險卻是巨大的。改革一旦失敗，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如果不思改革，內憂外患不斷，也無異於等死。我們的祖先是勇敢而智慧的，他們沒有被困難嚇倒，他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只是到了近代，當西方國家已經找到一種擺脫惡政的文明的政治制度時，我們卻依然沿襲著過時的傳統的獨裁政治，因此我們落後了。可是，從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就沒有停止過改革圖強的努力。特別是1906年開始的憲政改革，就是在當時的政府領導下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幾乎把中國帶上了民主政治的健康道路，可惜改革的核心領導人—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突然去世，使得中國的民主改革功虧一簣。新繼任的國家領導人—攝政王載灃目光短淺，對人民強烈的民主要求敷衍搪塞，失去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導致自下而上的革命爆發，使中國陷入了近半個世紀的動蕩之中。正如康有為所指出的那樣，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權力，就變成皇帝和君主，重新大搞鎮壓，剝奪民主和自由，實行新的專制。為了避免可能爆發的革命，救中國百姓於社會動蕩的水深火熱之中，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識之士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加快民主改革的步伐。只有成功的民主改革，才能使群眾不去盲目追隨革命，有效削弱革命的力量，避免革命的爆發。事實證明了康有為的遠見卓識，後來中國自下而上的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卻是用一種專制代替了另一種專制，使得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步，人民群眾依然生活在任人宰割的政治秩序之下。由於新的共產黨專制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愚民教育導致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出現了歷史性的大倒退，使許多人錯把毒藥當補藥，錯把鐐銬當項鏈。由於獨裁政府把個人探索真理的努力當作犯罪行為進行懲罰，使得許多政府領導人不願意冒險進行政治科學方面的思考，也因為民主政治是一種高度抽象的意識形態，像張維為這樣專門搞意識形態研究的學者尚且一知半解，要讓日理萬機的國家領導人真正理解、接受民主政治思想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因如此，政治改革往往是被時局逼迫出來的。就像滿清政府那樣，不到內憂外患迫使它走投無路的時候，它就不願意進行改革。可是，因為被動的政治改革是在政府的領導能力遭到極大挑戰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政府的實際控制能力受到了削弱，使得動蕩中的社會秩序難以控制，增加了政治改革的成本和不可預見性。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應該緊密結合形勢的變化和發展，繼續努力宣揚民主政治的優越性，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批判專制主義理論，堅持不懈地為國家領導人解答有關民主政治理論的疑難問題，堅定他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信念。我相信，只要道理講得透徹，國家領導人就一定會接受民主政治的思想！歷史證明，只要國家領導人接受了民主政治思想，中國就一定能夠迎來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清朝進行的憲政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強大的民主輿論影響下，不唯光緒皇帝，當年清朝政府的許多官員都接受了民主政治的思想。憲政改革的核心領導人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去世后，面對攝政王載灃對民主政治建設的拖沓態度，當時全國大多數地方大員都表達了不滿，他們不顧軍機大臣的威脅，聯合上書朝廷，請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明年開設國會」，與知識界、學生、群眾的遊行一起，形成了第三次全國性的請願浪潮。他們是：東三省總督錫良、鄂督瑞澂、粵督袁樹勛、滇督李經曦、伊犁將軍廣福、察哈爾都統浦良、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浙江巡撫增韞、江西巡撫馮汝騤、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歧、貴州巡撫龐鴻書。歷史將會永遠牢記這些優秀領導人的名字。
   
   漸進改革絕不等於保守，不等於不改革，它與保守有著本質的不同。保守主義者以改革不可冒進為名，行拒絕改革之實，人民只能聽到他們口頭上的改革，卻見不到他們的任何實際行動，哪怕是一個寫在紙上的計劃都看不到。一個對子孫後代負責，真心實意想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政府，會制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具體改革計劃，而不是說一些空洞的大話敷衍了事。不是說中國人現在的文化素質太低，不適合搞民主政治嗎？那麼請告訴我具體的文化素質是什麼？是文盲率嗎？如果是，那麼請明確文盲率低於什麼比率才適合搞民主？我相信中國人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來降低文盲率。是人均GDP嗎？如果是，那麼請明確人均GDP達到多少才適合搞民主？中國人民會努力工作、會耐心等待。但是政府給出的這些數據一定要有科學依據，要能夠自圓其說，要能夠使人信服。千萬不能像張維為那樣，空喊一通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口號，就不了了之了。我們知道，民主政治的實現就像考博士一樣需要一個過程。為了孩子能夠考上博士研究生，我們需要對孩子進行小學、中學、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等一系列前期教育，絕不能因為考博士研究生需要一個過程，就對孩子來一番冷嘲熱諷，連小學都不讓他讀。張維為就是用這種方式對待民主的，因此他對待民主的態度是虛偽的。他把實現民主政治的艱難性和民主政治的優越性混為一談，用實現民主政治的艱難性否定民主政治的優越性。確實，婦女和黑人獲得與白人男子平等的選舉權，經歷了漫長的歲月；確實，從美國的《獨立宣言》到馬丁•路德•金的夢想的實現，經過了187年，到黑人奧巴馬當上總統，經歷了更長的時間，但是他們確實是在進步。這種人權進步的不一致，既有在人權認識上的原因，也有傳統風俗的影響，這種情況對任何先行者來說，都是十分常見的現象，後學者完全沒有必要機械模仿。可是按照張維為的意思，首先是不承認西方民主政治的優越性，其次是告訴人民，即使不得不在中國實行民主，至少也要經過187年的時間。我不知道，人類的智慧在張維為那裡到底還有什麼屁用？！而且，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張維為，禁止言論自由，打擊異議人士，不管人權的口號喊得有多響，都不可能實現民主，但是，一定會爆發法國革命！爆發辛亥革命！到時候，不知道又會有多少人痛苦地掙扎在無邊的苦難之中！那時，張維為之流就是罪魁禍首！共產黨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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