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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論

作者:Brigade  於 2019-1-16 02:5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將單純政體的所有優勢和特點結合在一起,使每一方都不得逾越自己的界限,蛻變為相應的墮落政體。每一方面的權力都受到對立的一方的鉗制,任何一方都不使某一方偏向或超越某一方。因為權力鉗制原則的存在,這樣的政體得以長期處於和諧、平衡狀態,歷久而不衰。」

——《歷史》,波里比阿(Polybius)

 

對於古羅馬的歷史,有四位古代歷史學家的作品是人們無法迴避的,他們是波里比阿、李維(Titus Livius)、狄奧多羅斯(Diodorus)、和普魯塔克(Plutarch)。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波里比阿生活的時代正是羅馬崛起的時代,作為摧毀迦太基的羅馬統帥小西庇阿(Scipio Amilianus)的摯友,他親身見證了羅馬的崛起。作為一個有著希臘貴族血統的當時最出色的人文學者、軍事家、和前希臘的行政官員,他對羅馬由一個默默無聞的、位於地中海一角的未開化小國,在53年之內征服了幾乎當時整個人類所居住的地方的業績,極為好奇。為此,他寫出了一部古代最出色的羅馬史——《歷史》(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來探究羅馬是怎樣成就這樣的豐功偉績的。

波里比阿生於公元前三世紀結束之際,生日不詳。出生地為麥加洛波利斯(Magalopolis)城,該城在當時屬於亞該亞同盟(Achaean League)。波里比阿的父親呂克塔斯(Lycortas)是活躍於亞該亞聯盟政治圈的大地主,曾任同盟統帥和決策人。波里比阿從小就想出人頭地,參與政治事務。波里比阿所受的教育是實用性的,非學院派的。他受過良好的騎射和狩獵訓練,他以批判的眼光研讀過他所處時代和以前時代的歷史學家的作品。波里比阿對經典文學和哲學也涉獵很深,他對政治理論有特別的興趣,並從他的歷史研究中得出了自己的政體循環理論和混合政體理論。這在《歷史》一書中的第六卷中專門論述羅馬的共和政體中得以體現。無論是波里比阿歷史著述和歷史理論都遠遠超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這兩方面他非常接近現代的歷史學家。

公元前182年,波里比阿被賦予了一項殊榮,作為亞該亞當代最傑出的人物去恭捧盟主菲洛波義曼(Philopoemen)的骨灰。他還為菲洛波義曼寫了一篇傳記。公元前181年,他被選為赴埃及的使節,但因埃及國王去世而未能成行。公元前170年,在第三次馬其頓戰爭期間,波里比阿被選為亞該亞同盟的騎兵司令,這是亞該亞同盟軍中的第二高位,可見其軍事才能亦非常人可比。但是,在公元前168年的畢德納(Pydna)之戰中,亞該亞聯盟兵敗,希臘聯邦危在旦夕。羅馬政府勒令希臘各城邦送一千名公民到羅馬去做人質,波里比阿則作為談判代表來到羅馬,但在羅馬也被當作了人質,羈留羅馬16年。

到了羅馬之後,波里比阿幸運地與羅馬統帥保魯斯(Aemilius Paullus)的兒子小西庇阿有過一次關於讀書的談話,並建立起了友誼。於是,波里比阿被允許留在了羅馬,同時擔任小西庇阿的家庭教師。在保魯斯家裡,波里比阿被當作客卿,而不是人質。通過西庇阿家族的關係,波里比阿結識了很多羅馬權貴,融入了羅馬上流社會。波里比阿因此獲得了自由出入羅馬國家圖書館的特權,波里比阿在羅馬國家圖書館接觸到了大量的羅馬史料文獻,還有大量羅馬從其他國家獲得的史料文獻,為他後來的著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公元前151年,小西庇阿志願在西班牙服役時,波里比阿隨侍身邊,並和小西庇阿一起進入了非洲,在非洲他曾和年邁的努米底亞(Numidia)國王馬西尼沙(Masinissa)見過面,談論過漢尼拔戰爭。在返回義大利的途中,波里比阿曾翻越過阿爾卑斯山,以取得70年前漢尼拔橫越阿爾卑斯山的第一手資料。

公元前150年,被羈留在羅馬的亞該亞人獲釋回家。但回家不久,小西庇阿就派人召喚他去圍攻迦太基的軍營中。此時正值第三次布匿戰爭的關鍵時刻,波里比阿被作為軍事專家而受到重用。當時,他已經出版了論文《論戰術》(Tactics)。普魯塔克曾提及,波里比阿曾給予小西庇阿軍事建議。波里比阿還留下了見證迦太基城的被攻佔和燒毀,也見證了著名的小西庇阿哭泣。

公元前146年,羅馬與亞該亞爆發戰爭。波里比阿擔任羅馬人與亞該亞人之間的中間人。同盟被解散,羅馬撤出亞該亞時,要求波里比阿留下來,規範城邦間的關係並解決新憲法的地位所衍生出的各種問題。此間,他還曾巡視希臘個城邦,裁決爭端。波里比阿對亞該亞的貢獻被廣泛認可及讚許。

此後,關於波里比阿的記載很少。他曾遊歷過亞歷山大城。他常常和西塞羅等當時著名的文人與理論家討論過羅馬的政體問題。82歲時,波里比阿從馬上摔下而死。

波里比阿生活的年代是羅馬統一地中海世界的年代。當年的羅馬征騎四齣,所向披靡。羅馬逐一地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臘、小亞細亞、敘利亞、北非等地。把地中海變成了羅馬的內湖,造成了大一統局面。面對這些驚心動魄的偉業,波里比阿立志著一部通史,以此來探究羅馬是如何成其偉業的。

波里比阿一生中留下了好幾部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這部《歷史》。《歷史》一書取材廣泛,除了他的親身經歷之外,還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大量的演說辭,當事人的書信,文書檔案。這些史料的可信度非常之高。《歷史》主要敘述了三次布匿戰爭,回顧了羅馬的興起過程,以此來說明羅馬在短短的53年間是如何打敗迦太基、西班牙、希臘、小亞細亞,並佔領了敘利亞、北非,進而稱霸地中海的過程。

波里比阿寫作《歷史》的動機很簡單,他在書中曾反覆提到:「羅馬以一個小小的城邦,幾乎征服了整個文明地區,將之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而種種征服事業,是在不到53年間完成的,羅馬何以能如此的?它是用一種什麼方法制勝的呢?這些偉業是在一種什麼政體之下完成的?對於這樣的偉業,一個人怎能無動於衷,黯然無述呢?」《歷史》就是要解釋羅馬成就其偉業的理由,波里比阿計劃以30卷的篇幅來完成這項任務,其時間跨度為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到公元前145年結束,共70餘年。波里比阿還考察了羅馬是如何行使其霸權的,並考察了羅馬在成功之後的和平和災難面前是如何應對的,以此來決定羅馬是否值得讚美或譴責。在一段歷史時期內,波里比阿即是見證人也是參與人,甚至是主導者。波里比阿不但寫出了這麼一部偉大的著作,他也因記錄了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成了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

目前存留下來的《歷史》一書,只有頭五卷是完整的,其他各卷皆有殘缺。不過從這些存留下來的部分里,我們仍可窺見全書的面貌。頭兩卷是引言,簡述了第一次布匿戰爭的史實。接下來是對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的第二次布匿戰爭的敘述,不但描述了戰爭的細節和史實,還探討了羅馬國家制度的特點,及其勝利的原因。接著是對第三次布匿戰爭的敘述及迦太基的毀滅,還有羅馬在地中海東部所進行的戰爭,希臘城邦的被征服。此書主題鮮明,首尾一貫,條理清晰,把羅馬的武力擴張和共和國的建設作了詳盡的、綜合性的敘述。波里比阿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當代史。他是他那個時代的見證人,他的記載非常有價值,後來研究羅馬史的人,都不得不從他提供的事實出發。

波里比阿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政治理論家。在他的《歷史》一書中對羅馬的制度及其演進作了非常詳盡的敘述。在《歷史》的第六卷中,對當時的政治理論作出了批評,並闡發了自己的政治理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論基於他的歷史研究的,因此很有說服力。

波里比阿希望《歷史》的讀者能從中獲益。這些讀者主要是希臘人和羅馬人。波里比阿的《歷史》是一部與當時流行歷史著作完全不同的歷史著作。他的歷史觀是他的政治理論的基礎,而他的歷史觀在當時有著特殊的地位。首先,波里比阿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以通史和世界史的角度去闡述歷史事件的人。《歷史》是一部涵蓋了整個人類居住世界的歷史,波里比阿認為只有對整個世界有透徹的了解,才能對其原因和後果有一個完整的了解,才能了解命運女神在人間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從中得到教訓。在波里比阿筆下那些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一連串不相干的事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些事件在羅馬的參與下有所關聯,並導致了單一的結果。

第二,它沒有將歷史戲劇化、文學化。真相在波里比阿這裡是第一位的,因為唯有藉助於真相,歷史才能被賦予指導人類行動的目的並提供道德教訓。波里比阿說過:「作為生命體,一旦被剝奪視覺,就會變得完全無助,歷史要是被剝奪了真相,就所剩無他,只有空洞無益的故事而已。」波里比阿認為,歷史學家必須拋棄一切個人成見和黨同伐異的情緒,使自己成為一個大公無私的法官,從大量的事實證據中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強調「史德」的重要性,認為一個歷史學家必須具有高尚的品德,決不可以以自己的好惡來歪曲事實。波里比阿非常重視實地調查,為了弄清楚事實真相,他曾經不辭辛勞地到過西班牙、高盧、利比亞等地進行訪問。為了描述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迦太基大將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入侵義大利的經過,他便循著當年漢尼拔走過的路線,親自走了一遍。

第三,在波里比阿的《歷史》中,神明不再出現,在他的眼裡人類歷史就是人類為了生存而與環境及國家的互動,這些互動被記載下來的就是歷史,是人類用來判斷未來事務的根據。但是,他認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在冥冥中主宰並創造出許多新現象的命運,而波里比阿時代的命運就是,羅馬將統治世界,而世界也將成為一個整體。

第四,波里比阿強調獨立思考,不輕信他人的記載。儘管波里比阿也引用他人的著作,但他在引用之前都經過反覆研究,決不輕信。波里比阿認為歷史學家切不可倚門傍戶,隨人仰俯。波里比阿律己很嚴,他曾寫道:「我請求我的讀者們注意,不管是我同時代的人或是將來的人,如果在我的著作中發現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實真相或記載失實之處,你們就可以無情地批駁我。」

第五,波里比阿很注意歷史的因果關係。他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鑒往知來,通古今之變,為此必須揭示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波里比阿說:「單單敘述一件事,當然有趣,但卻沒有教育意義,如果能補充說明前因後果,那麼歷史研究就會有更大的收穫。因為,以歷史事實來比照我們今天的情況,我們便可以得到一種方法和根據,用以推斷未來。」 波里比阿認為歷史事件構成統一的、有規律的發展過程,命運主宰著世界秩序,和各國的政治聯繫,當時的命運具體體現就是羅馬統治世界。

第六,波里比阿非常強調歷史的垂訓作用。他很早就提出過這樣的主張:「歷史乃經世致用之學,非好古敏求、尋章摘句也。歷史之所以可貴,就在於它的垂訓作用。」波里比阿把歷史當作一種「以事實為訓的哲學」。他認為歷史可以使人們的心智廣博,也可以作為人們的行動指南。歷史為人們提供了活生生的先例,使人們知所遵循。波里比阿指出:「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真知灼見,對實際生活來說是一種最好的教育。因為歷史,而且只有歷史,能使我們不涉及實際利益而訓練我們的判斷力,使得我們遇事能採取正確的方針。」他還說過:「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訓練就是研習歷史。取鑒於前人的覆轍,是教人如何英勇豪邁地面對難關、戰勝命運的不二法門,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個人的生活經驗和探索精神構成了史學家的基礎。波里比阿把希臘哲學先賢的思想加以改進,並以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加以發揮,產生了自己的政治理論。並以此來考察羅馬成功的原因。在波里比阿的眼裡,羅馬的優勢在於其高尚的原則,優越的組織,紀律嚴明的軍隊,和平衡穩定的政體。波里比阿和他的前輩希臘學者們普遍相信政體對任何國家的成功或失敗是最重要的因素。波里比阿以希臘混合政體的理論來分析羅馬的政體。在他眼裡,羅馬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及民主政體的混合體。這是從公元前五世紀以來,被認為是所有政體中最佳及最穩定的一種,斯巴達的萊克格斯(Lycurgus)政體為其典範。在羅馬成功的眾多原因之中,波里比阿最為強調羅馬共和政體的作用,他認為共和政體是羅馬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波里比阿與前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好的政體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以及統治者的智慧和善良的治理。

在《歷史》第六卷中,波里比阿專門論述了羅馬的共和政體,揭示了羅馬的共和政體在其命運最低谷時具有的優越性,尤其是在坎尼之戰後羅馬因其政體的特性而逐步復興的原因。在這一卷中,波里比阿提出了政體循環論。

波里比阿的政體循環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各種政體可以歸類為六種政體,其中三種為單純政體,它們是君主政體政、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其他三種是前三種政體的變態,即其墮落形態,它們是僭主政治、寡頭政治和暴民政治。波里比阿認為國家的政體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特質,影響到國家的決策與一切事業的成敗。

在政體演變的歷史中,波里比阿認為人的心理因素非常重要。他認為人性有動物的一面和理性即心靈的一面。人類的相互關係及政體的演變皆有兩種制約:一是非理性的、圍繞著權力與自我膨脹展開的競爭;另一個是理性的、超越這種競爭的、力圖建立一個更好、更和諧的社會秩序的活動的理性。最初的社會來自於人類的群居性,領袖們必須是最有力量的、最具攻擊性的人。這種非理性的衝動被波里比阿稱為「自然的最真實的功能。」關於政體的產生,波里比阿的解釋是:社會的起源在於人類的群居天性,人類結成群體以維持自身的生存與安全。但是,人類時常遭遇災難,如洪水、瘟疫、飢荒等,於是一大部分人被消滅,他們的知識和政體也隨之湮滅。隨著倖存者的繁殖,人口增加,於是人類再度組成集團。「因為他們天生的弱點,人們只能期待他們同類相聚,這時,體力和勇氣超群的人成為領袖,統治其他的人。」人類天生的攻擊性導致了群體內的爭端,於是最有力量的、最具攻擊性的人掌權,這種以體力和勇氣而建立的統治,即為王政。

接著波里比阿論述了理性的作用:「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家庭和社會關係開始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發展起來,君主政體由此誕生,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產生了關於善、正義以及與之對立的觀念。」有了這些觀念后,理性代替了勇敢與力量,波里比阿認為王政與君主政體的不同之處,在於君主政體時代的「每個個體開始形成一種理論觀念和義務意識,這些觀念意識乃正義的發端和目標。」 君主政體的統治者雖為一人,但與王政統治不同,君主的統治「被他的臣民自願接受,對臣民的統治乃通過理性,而非恐懼或暴力。」君主們興建宮室,建造要塞,為人民開疆拓土,給他們創造優良的生活,因此得到人民的認同。總的來說,君主政體的起源不僅在於人民需要依賴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也在於他們相信君主能夠給予人民以所應得的份額。人民的服從不再是出於畏懼權力,而是贊同君主的判斷,併合力擁護這種統治方式。這時的社會已產生了公平、公義、互惠等共同的社會價值觀。波里比阿還明確地說明了君主政體的統治原則是公正與理性。

波里比阿將國家的產生和政體的更替視為一個合乎自然規律的過程,其中所有的單純政體都會蛻變為相應的墮落政體,直到政治衰敗的頂點。這是波里比阿從斯巴達、馬其頓、迦太基、羅馬等國家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結論。這種由一人統治的制度也註定會墮落,初期君主統治的目標是臣民的優良生活,君主和人民同樣過著普通人生活。「但是當統治者以世襲的方式獲得權力后,發現他們的安全很有保障,食物充足時,過分的富足引誘他們放縱自己的慾望。他們認為統治者應當通過特殊的服裝和臣民們區別開來;在準備和提供食物時,他們應當更加奢華和多樣;在追求愛情時,無論其多麼不合法,也不應有任何阻礙。這些惡行先是引起了嫉妒和憤怒,然後是極度的仇恨和暴怒,於是君主政體變成了僭主政治。」少數出身高貴又勇敢的貴族們無法忍受,推翻了僭主暴政。人民出於感激,授權貴族,於是產生了貴族政體。其統治原則依舊是公正與理性。這一政體中的統治者由人民選舉產生,政治的目的是人民的幸福。

貴族政體是一種最優秀的少數人統治的政體,雖然賢明,卻無法長久,「下一代繼承了父親的地位。但他們自襁褓中就享受著權威和特權,在此環境中成長,他們缺少痛苦的經歷、公民平等以及言論自由傳統,於是他們拋棄了高尚的責任,有些人極為貪婪,毫無原則地聚斂錢財;有些人轉向放縱並有了與之相伴的過火行為;還有些人侵犯婦女,強姦男童。於是,他們把貴族政體變成了寡頭政治。」人民到了難以容忍之時,就揭竿而起,推翻了寡頭政治。鑒於教訓,「人民不再立國王,因為他們對國王過去的不義行為的記憶猶新,他們也不敢把政府委託給少數人,因為寡頭政治所犯的錯誤就在眼前。」取得權力的人民不再相信原來的統治形式。於是,他們自己承擔起了管理的職責,建立了民主政體。其統治原則是自由和平等,人民普遍服從法律,尊重神祗、父母和長輩。

波里比阿說:「一旦新一代繼承了民主政體之後,尤其是當民主政體落到創建者的孫子輩的手中時,他們是如此習慣於平等和自由,以致於他們不再重視它們了,希圖讓自己超出於公民之上。最有可能受此誘惑的是富人。一旦當他們追求官職,發現無法通過努力,憑藉他們的優點達到目的時,他們就會以各種手段引誘、腐蝕人民,並因此而破產。由於他們無理性地追求出人頭地,在民眾中煽起了對賄賂的渴望和接受賄賂的習慣,於是民主政體就轉變成以暴力和強力來維持的政府。這時,人民已習慣於靠剝奪他人為生,他們贏得生活資料的希望取決於其鄰人的財產。只要他們能找到一個野心和膽子夠大、但因為自己的貧窮而被排除在統治圈外的領袖,他們就會引入一種以暴力為基礎的制度。此後,他們聯合起來,屠殺、放逐、剝奪對手,最後墮落到野蠻狀態。此後,他們會找到一個主人和專制君主。」那種以暴力為基礎的政體即為暴民政治。此時,人民完全被激情驅使,希望一切由自己決定,暴力橫行,法制廢弛。暴民政治是政體更替的終點。此後,新的君主政體又會建立,政體的循環再次開始。

「這就是政體的循環,政體的變化、消失以及最終回到它們的起點的過程,本質上是由政體自身決定的。」波里比阿特彆強調,該理論具有明確的可操作性。只要理性不被偏見和嫉妒蒙蔽,人們完全可以根據他確定的標準,判斷一個共同體的政體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下一階段將會如何發展。波里比阿相信,人們可以通過鑒別各個政體的起源與演變,去洞察單純政體和墮落政體間的不同。他指出:「如果人們能夠縱覽全局,明白一種政體是怎樣自然而然地發生變化的,他們就能預測這種政體將在何時、何地、通過何種方式進一步生長、興衰、蛻變,直到走向終點。」

波里比阿關於政體循環的理論基於人性,即人類如果沒有制約,將會無法無天。在議論斯巴達政體的優越性時,波里比阿指出,三種單純政體之所以無法持久,是因為對人性缺少必要的制約。君主制因其專制,貴族制因其寡頭,民主制則因其暴力統治而產生敗壞。這種敗壞,往往源自統治階級自身,就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而論,就是掌權的君主和貴族。因為缺乏制約,他們就會無法無天,使政體發生變化。民主政體的敗壞,來自其中有能力、有財產、卻認為自己受了不公正對待的社會上層人物,他們出於野心而討好人民,導致了暴民統治。因此,最優秀的政體不是單純政體,而是「將所有政體的優良與突出部分合成其中,不讓任何一種原則不恰當地成長,變成其墮落形式,而是各自都被其他原則所抵消,任何一種原則都不會取得勝利,抑制另一種原則,這樣的政體就像一艘裝載平均的船隻,總是保持平衡。」因此,混合政體是最穩定、最持久的政治體制。

作為一種理論,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政體的分類以及單純政體的腐敗問題。關於各種政體的特點,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多有論述,但柏拉圖的歸納與波里比阿的不同。在《法律篇》中,柏拉圖論及了混合政體,將斯巴達的強大和穩定,歸於萊庫古創立的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的政治體制。亞里士多德明確把政體劃分六類,其中種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製為正宗政體,它們的變態種為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

波里比阿承傳了那些偉大的希臘哲學家的分析,他的政體劃分、政體的特徵及對混合政體的推崇,都在希臘以及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那裡有過論述。波里比阿甚至不對各種政體的特徵做論述,他認為讀者應當對它們很熟了。但波里比阿的論述有他的獨特之處。首先,對於政府的產生,他與希臘哲學家不同,他將之歸於人類的弱點,而非希臘哲學家說的是人類為達到某種善。政體的基礎為理性。儘管,王政和原始君主制都以一人統治為特徵,但君主制較為優越,因為它是以理性排除了非理性的衝動和暴力,君主的統治因此有了正義性。君主制墮落為僭主政治,是因為喪失了理性。貴族政體墮落為寡頭政治,民主政體墮落為暴民政治,都是因為統治者和社會喪失了理性,回到了原始狀態的野蠻人。第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並未明確指出政體的循環。亞里士多德認為,政體可以轉換,民主制可以變成僭主制或貴族制,貴族制可以轉化為民主制或君主制,並沒有波里比阿政體循環理論的整齊劃一。第三,在政體分類中,波里比阿將民主政體歸入一種單純政體,並第一次定義了暴民政治。波里比阿的民主政體與古希臘的民主政體有明顯區別。波里比阿說:「民主政體,既傳統,又習慣於尊重神靈,關心父母,尊敬老人,服從法律。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保證多數人的意見取得勝利。」那種「人民隨心所欲地做他們喜歡做的,或者是頭腦里想到的任何事情的政體,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暴民政治。暴民政治中的人民不再是人,而是以剝奪、搶劫和殺人為樂的暴徒。波里比阿強調,他的政體理論是可操作的。人們可以根據某一政體的特徵,把它歸類,判斷它所處階段,並指出它的未來走向。儘管,波里比阿的政體循環論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歷史的真實發展中,都有很多問題,但波里比阿的單純政體循環論,是他分析羅馬共和國混合政體優越論的出發點。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與政治家,波里比阿深深懂得政體的穩定是一個國家強盛與成功的基礎。他探討政體演變的規律,就是希望發現一種普遍理論來解釋以往的政體變化並預見未來政體演化趨勢。政體的循環是自然的無法抗拒的,但是,波里比阿還是想發現一種政體以此來逃脫這種政體演變的歷史宿命。這時他把眼光轉向了羅馬共和國。

儘管,波里比阿是希臘人,但他長期生活在羅馬,並和羅馬上層如西庇阿等家族有著密切聯繫,他對羅馬共和國的政治生活有著深切而直觀的理解。他撰寫《歷史》的目的,一方面是探尋羅馬強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為使希臘人了解羅馬的政體。波里比阿以一個政治家的眼光解釋羅馬共和國政體為何能長期地保持優良、高效的狀態。波里比阿始終強調,羅馬共和國的主權者是人民,羅馬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當政治體制因統治者的作為墮落到無法忍受時,是人民起來改變政體,並重新把權力授予新的統治者。波里比阿始終認同,權力只有來自人民授予才是合法的這一理念。這方面,波里比阿是直接繼承了希臘城邦的實踐和亞里士多德關於城邦主權屬於公民團體的觀點。

在論述羅馬共和國政體時,波里比阿強調羅馬政體的混合特徵,「控制羅馬政制的因素有三個,這三種因素的代表機構之間的分佈和規定是均衡的也是合理的,以致於,羅馬人自己都不能肯定地宣布,他們的制度是貴族制、民主制還是君主制。事實上,出現這樣的情況相當自然,因為如果我們把眼光僅僅盯在執政官的權力上,那政體給人的印象可能是徹底的君主制或者王政;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它似乎又像貴族制;如果我們關注公民大會的權力時,它好像是最明顯不過的民主政治。」 波里比阿認為羅馬共和國的基本做法是:「將單純政體的所有優勢和特點結合在一起,使每一方都不得逾越自己的界限,蛻變為相應的墮落政體。每一方面的權力都受到對立的一方的鉗制,任何一方都不使某一方偏向或超越某一方。由於權力鉗制原則的存在,政體得以長期出於和諧、平衡狀態,歷久而不衰。」在這種權力制約平衡中,人性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即每一方始終保持著對另一方權力自我擴張的警惕。波里比阿認為羅馬和斯巴達的混合政體的穩定是因為它的任何一個構成部分都沒有絕對的控制權,也沒有錯誤的自我保全原則,從而那種壓迫性的、自私的統治形式難以發生。

波里比阿具體、清晰地描述了執政官、元老院和人民所擁有的權力。波里比阿說執政官擁有如下權力:在羅馬以及在戰場上,執政官享有最高權力,所有官員都是他的下屬,保民官除外,都必須服從於他。在對外關係領域裡,他將外國使者介紹給元老院,負責執行元老院決議。對羅馬內部,人民管理的各項事務由執政官監督執行;他們召集公民大會,提出具體措施,執行公民大會的命令。在財政問題上,如果在戰場上,他們可以按需要從國庫提錢,自主開支。他們在戰爭的準備及戰場上的指揮權是絕對的:他們能向羅馬同盟提出自己認為適當的要求,指定軍團長官和財務官;徵調兵員;有權處置現役士兵。元老院控制國庫,規定收支;在義大利,它負責審理、裁決同盟之間的糾紛;對外交上,元老院的權力最為顯著。它接待外國使節,並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和請求做出答覆;元老院派出的使節有權處理羅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元老院還負有監督義大利同盟事務的責任。關於公民大會的權力,波里比阿是這樣論述的,「只有公民有權授予榮譽和進行懲罰,它們是各個王國、國家和全部人類社會聯繫在一起的唯一紐帶……公民有權審理涉及大量罰款的案件,當需要對罪行進行嚴厲懲罰,尤其當被告是曾擔任過最高職務的人時。他們是唯一能夠審理死刑案件的法庭。」「基於同樣的原則,是公民把官職授予那些實至名歸之人,這是國家能夠提供的最高獎賞。此外,公民有權批准或者拒絕批准法律。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就戰爭與媾和問題進行討論。在諸如締結盟約、終止敵對行動和簽訂條約的問題上,是公民批准或者拒絕它們。」也就是說,羅馬國家的最後主權屬於全體公民。

波里比阿並不將眼光局限在具體的制度上。對波里比阿來說,國家組織,即政體的構件,包含寬泛的政治、社會、宗教、法律制度,在這方面,他屬於希臘政治思想的主流。對現代人來說這屬於不同的範疇:正式的政府結構和非正式的社會與文化習慣,構成了古代希臘人思想中的政體觀念,因此,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中,道德佔據了中心地位。在羅馬人的思想中,習俗、道德、宗教、文化與政治是混為一談的。因此,波里比阿不僅重視羅馬的政體,也強調羅馬人的私人和宗教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認為如果國家由富有智慧的人組成的話,宗教就沒有必要,如果國家由平庸之輩組成,就應該保持宗教信仰。波里比阿對羅馬的法律也大為稱道,他寫道:「在我看來,每個國家有兩個東西是基本的,由於它們的存在,國家的原則和政體或者表現為令人期待,或者相反。我的意思是風俗和法律。在這些方面令人期待,讓一個人的私人生活公正而秩序良好,國家的一般性格也會溫和而公正。而那些應當避免的情況則產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如果我們觀察到一個民族的風俗和法律良好,那可以毫不猶豫地宣布,公民和國家也必然因此良好,如果我們注意到那裡的人私人生活貪婪,則我們完全有理由說,那個國家總體上必然糟糕。」在描述具體的羅馬的共和政體之外,波里比阿還分析了羅馬的軍事制度和宗教習俗。他著墨在羅馬軍事制度的篇幅,比政治制度多出一倍。他描述了羅馬的徵兵程序,軍團長官的選舉和指定,交戰時的隊列和新老兵的配置,武器裝備和薪餉,還有他們的營盤,事無巨細。波里比阿對羅馬人的嚴謹和勇猛的極為推崇,但羅馬人對敗兵的處置,則讓我們震驚:擔任掩護的士兵因恐懼放棄了陣地,或者丟失了武器,幾乎等於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並遭到親人的唾罵;一個軍團逃跑,面對的是什一抽殺,倖存者的命運不更好,「其他的人將得到大麥而非小麥作為給養;並被命令在毫無保護的營盤外安營。由於不確定誰將抽中,因此抽上致命簽的危險和恐懼影響到所有人。由於以大麥為給養的公開恥辱降臨到所有人頭上,這種做法在激起畏懼和糾正惡行上可以說設計得最為精妙。」這就是在坎尼戰役后,儘管羅馬人力無比緊張,卻拒絕贖取被俘的八千公民,並制定法律,「在戰場上,不勝利,則死亡,若戰敗,則沒有人身安全。」

波里比阿說,羅馬人為死者發表頌揚其功績的演講、將死者面具擺在家中顯著位置,在葬禮和公共祭祀時戴上面具遊行的做法,「對一個有志於成名和追求美德的年輕人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加高尚的場景了。因為看到那些因優秀而著名的人物的面具,他們全部擺在一起,栩栩如生,哪個不會受到鼓勵!還有比這樣的場景更加光輝的嗎?此外,那個就死者發表演講的人在談過死者后,會從最早的那個人開始,重述那些面具在場的人的功績。通過這種方式,通過不斷報道勇敢者的事迹,那些行為高尚的人的名聲得以不朽,那些為國家提供過良好服務的人的名聲也廣為人民所知,成為後代未來的遺產。」這無疑是一種宗教功能。對羅馬人來說,宗教還有另一種功能:「由於所有的大眾都善變,充滿非法的慾望,擁有無理性的激情和狂躁的憤怒,大眾必須由不可見的恐懼加以遏制。我說的不是古代那種匆忙而且隨意地在人民中引入的關於神靈的觀念,以及對地獄的恐懼,而是說現代人非常匆忙且愚蠢地將這類信仰驅逐了。其結果是……在羅馬人中,那些處置大筆錢財的官員和副將們,因為他們相信誓言,維持著正確的行為。」所有羅馬人都兩袖清風,幾乎沒有出現貪污行為。

縱論羅馬政體時,波里比阿指出,若單從某個因素來看,羅馬分別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這三種因素的相制平衡,成全了羅馬的混合政體。在分析三種因素的制衡與競爭時,他把重點放在了元老院和執政官之間的制約上,尤其是元老院對執政官財政上的牽制。在公民與執政官的關係上,他強調對和約的批准與拒絕、執政官卸任時需向人民述職兩項。而人民畏懼執政官之處,主要在於執政官乃軍事統帥,作為士兵,公民是他的部下。關於公民與元老院的關係,他主要談的是元老院對公民的畏懼,也述及公民審判死刑案件、批准和通過法律、改變元老院成員的構成和權力、以及保民官的否決權等。而公民受制於元老院和執政官的部分,他談得很少,僅僅提到了監察官對工程的承包及元老院對工程的監管。因為這三種因素的相制平衡、不讓任何其他兩種或者一種因素做大、影響政體的平衡,防止了政體墮落。政府運作時,三種因素又相互合作,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動性,以達最高效率。「正是這種獨特的政體擁有難以遏制的力量,去達成它從事的任何目標。」在這個問題上,波里比阿的論述有了羅馬特徵,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在構建他們的理想城邦時,是要通過制度設計,來使不同的政治機構之間的權力達到均衡和諧,且恆久不變。但波里比阿強調的則是不同機構之間通過鬥爭和制約達到和諧,賦予了體制內鬥爭的積極意義。這一點和近現代的民主共和國權力制衡原則一脈相承。

波里比阿比較了羅馬政體與其他政體。他認為,迦太基和斯巴達也是混合政體。漢尼拔戰爭時期,迦太基已過了它最繁榮和最穩定的時期,那時的迦太基公民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的國家權力,政體平衡已然不在。從軍事上看,迦太基的海軍強大,但陸軍使用雇傭兵,效率遠低於羅馬。唯一能與羅馬相提並論的,是由萊克格斯創立的斯巴達政制。但與羅馬共和國相比,「在我看來似乎是:就維持公民間的和諧、拉哥尼亞領土的安全和斯巴達自由的保持來說,萊克格斯的立法所展現出來的遠見非常令人欽佩,人們必須承認,是出自神工而非人力。」但萊克格斯的體制有嚴重缺陷,「但說到吞併鄰邦的領土,希臘的霸權,以及一般地說,有雄心的政策,他似乎不曾為此做出任何規定,無論是在具體的規章中,還是在該國的憲法中。因此,他未完成的,是讓公民們具有下述力量或原則,根據該原則,他讓他們在私人生活中淳樸而滿足的同時,他應該讓該城的總體精神也滿足而節制。」他讓斯巴達野心勃勃,發動戰爭,由於對希臘霸權的貪求,他們公然出賣希臘人的利益。當他們組建海軍、不得不讓財富大量湧入、不正當地贏得了希臘霸權后,立刻喪失了霸主地位,甚至連自己的自由都無法維持,「如果任何人有志於追求更偉大的事物,希望充任大量民族的領袖,統治他們,讓世界唯他馬首是瞻,並將它們尊為更加美好、更加光榮的事情,那我們必須承認拉哥尼亞的政制存在缺陷,而羅馬人的更加優秀,更加有利於追求權力,如同我們在事件的實際進程中看到的那樣……羅馬人最初的目標僅僅是征服義大利,短期后將整個世界置於他們統治下,他們所掌握的豐富資源,對這一結果的貢獻不小。」

波里比阿認為在政體上,羅馬共和國勝過斯巴達:第一,是因為斯巴達政體是人為設計的,是萊克格斯在短時間內創造出來的。而羅馬的共和政體是自然發展出來的,是自然演化而成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經過了無數的鬥爭和嘗試。羅馬人在痛苦和災難中,一旦意識到有新的需要,他們就會反覆提出新方案,並從中選擇最好的。第二,在羅馬政體內,三種因素是處於競爭狀態,而斯巴達靠得是一種因素的協調作用。斯巴達政體的穩定仰仗的是元老院貴族的努力,它一直在對立的兩個因素中維持著平衡。在羅馬政體中,可以看到這三種因素沒有一方能在任何其他兩方同意下,有所作為。羅馬的執政官的職責是統領軍隊,指揮作戰;元老院為軍隊批款;公民大會對執政官締結的條約進行表決。沒有元老院與公民的合作,執政官就無法指揮作戰,就無法完成其職責。元老院雖然大權在握,但沒有公民大會的最終審定,元老院無法判處包括死刑在內的重刑。要廢除元老院成員的特權,也要在公民大會通過才能生效,若保民官行使否定權,元老院則不能對任何事情做出決定,甚至不能召開會議。而公民大會則受制於元老院,公共工程的建造,由監察官編製計劃,簽訂合同,承包給個人。徵稅也是用合同交給包稅人來辦理。這些關係到所有人利益的事,都置於元老院的控制與監督之下。就連民事裁判官也是由元老擔任的,因此人們都希望元老院能成為他們的保護者,因此不敢貿然違抗元老院的意旨。公民對執政官也有所顧忌,因為他們在執政官的權力支配之下。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巴達政體只適合於保障國內公民的自由與財產,不適合於對外征戰,而羅馬則能夠依賴它的制度,更有效地征服與統治其他民族。

波里比阿一開始就指出,他分析羅馬共和國政體時不求面面俱到。波里比阿的分析是希臘式的,重視的是高級官職、元老院和公民大會。作為城邦,羅馬和希臘有相似之處,高級官員、元老院和公民大會是統治羅馬的三駕馬車。政治觀念上,羅馬的國家最高主權屬於羅馬公民,所有官員由公民選舉,向公民負責,司法由公民掌握。他把三者視為羅馬共和國政體的核心。

波里比阿在他的歷史研究中以人的心理與行為為基礎,提出了政體循環理論,並用該理論分析了當時的希臘國家與羅馬共和國,很好地解釋了羅馬興起的歷史。他在混合政體理論中得出了權力制約平衡原則,是人類首次提出的權力制衡學說,對後來法國的啟蒙主義者的政治理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及美國憲法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肯定了混合政體的優越性之後,波里比阿考察了混合政體的自然演化。儘管羅馬共和國是混合政體中最穩定的一種,但也難免衰落。這裡,波里比阿比較了羅馬與迦太基,以此來說明這種自然演化。迦太基的混合政體在波里比阿眼裡沒有羅馬共和制發育的完善。在迦太基,一切創意皆來自其公民,在羅馬是元老院。在迦太基,議會中大權在握的人是普通民眾,在羅馬則是最優秀的公民,因此羅馬在決定國家事務的時候更賢明。迦太基比羅馬更早達到了其政體的巔峰,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時,迦太基的體制已開始衰落了。在《歷史》中,波里比阿認為羅馬共和國的最高權力在元老院。

羅馬的霸權是從打敗迦太基開始的。羅馬共和國在擊敗了迦太基以後達到了其巔峰,但羅馬共和國也潛藏著衰落的因素。波里比阿說在公元前三世紀末,羅馬共和國權力的三部分達到了頂峰,羅馬贏得了內部的穩定和對外征戰的勝利,但此時羅馬共和國的三個組成部分也會同時開始衰落。這種衰落來自兩方面:其中之一是當一個國家取得了絕對安全與持久的繁榮之後,其生活會變得越來越奢侈,公民對官職和其他慾望對象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第二有些人民認為少數人出於嫉妒損害了自己,出於對官職的愛慕而相互吹捧,他們會退出混合政體,不再與其他兩部分分享統治權,從而將國家變為暴民制。政體演變的關鍵在於多數人與少數人的關係。政體演化說明,富裕使少數富人變得更貪婪,使多數人的權力慾望膨脹。這兩者的結合對於混合政體是致命的。少數富人的貪婪使他們疏遠了人民,多數人權力慾望使他們喪失了應有的倫理道德。於是,國家先是淪於寡頭政治,接下來就是暴民政治。

以羅馬而論,從國家的總體結構上看,羅馬的共和政體的複雜性,遠超希臘城邦。波里比阿從未論及羅馬人的公民權問題,特別是其公民權的開放性;沒有涉及義大利同盟的存在及所屬公民獲得羅馬公民權的可能性;也沒有談到羅馬人口對政治的影響。希臘城邦的成年男性的公民人口平均不過數千。在羅馬,公元前323年,其公民人口已達15萬人;公元前252年,30萬人;公元前209年,因漢尼拔戰爭所造成的傷亡,下降到13萬;到了公元前189年,回升到25萬;20年後,羅馬公民人口突破30萬。從此時到公元前2世紀末,公民人口從未低於30萬。因此大規模的集會,無法在實際生活中實現。此外,羅馬公民的分佈也很廣泛,如果要求他們親自出席會議,會有很多實際困難。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許多公民往返羅馬至少需要半個月到20天,無法經常性地出席羅馬的公民大會。而羅馬的直接參与體制,讓那些無法親自參加會議的人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即使所有人都能夠出席,在當時缺少通訊和擴音設備的情況下,實際也無法舉行會議。學者們估計,經常出席羅馬公民大會的人,只是羅馬城及其附近的幾千人。波里比阿的《歷史》中,沒有對羅馬不同類型的公民大會及其公開表決和集體投票制度的描述。

就高級官職而言,波里比阿的分析存在不少問題。確實,執政官在羅馬之時,裁判官等其他官員的權能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在召集元老院會議時,如果執政官在羅馬,召集會議的就是執政官;在召集公民大會時,如果裁判官與執政官要同時開會,執政官必須為裁判官讓路。選舉時,執政官可以主持其他官員的選舉,其他官員則不能主持執政官的選舉。

執政官不是君主。首先,波里比阿沒提到執政官的有限任期及兩個執政官可相互否決,這是對執政官權力的制約。執政官任期只有一年,兩個執政官權力平等,可以相互否決,這使他們不能建立起長久的權力基礎。獨裁官的存在,說明執政官權力有限。其次,波里比阿只籠統地提到其他官員,並把其他官員皆視為執政官的下屬,此說有誤。裁判官和市政官不是執政官的下屬。他們由羅馬公民選舉產生,其權力來自公民。無論執政官是否在羅馬,裁判官都有召集公民大會的權力;裁判官的司法權,市政官的市政建設和執法權,很大程度上是獨立於執政官權力的。在戰場上,裁判官的統兵權也獨立於執政官。而每五年選舉一次的監察官,其聲望地位均在執政官之上。他們有登記羅馬公民、釐定元老名單的權力,他們不會受到執政官的干預。執政官的下屬是財務官和軍團長官。財務官也是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軍團長官則僅有部分由執政官指定。第三,在財政上,執政官不能任意從國庫中支取經費。管理國庫乃元老院的職責。

波里比阿對元老院權力的定位也有不少問題。他認為,元老院的財權是絕對的。其實,公民大會有時也會介入財政事務;監察官在工程發包方面的權力,連元老院也無權干涉。元老院依賴於高級官員,如果高級官員拒絕與元老院合作,元老院將無能為力。元老可以充任陪審員、在某種程度上能影響羅馬的司法的作用,這一點波里比阿並未重視。

從波里比阿的行文看,混合政體像其他單純政體一樣,也有它的產生、發展、鼎盛和衰落過程。混合政體之優秀,不是因為它不會衰落,而是它汲取了三種單純政體的優點,能夠比較穩定、並持續長久。從波里比阿就迦太基和羅馬政體進行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他對混合政體中的三個因素最看重的是貴族政體因素。他說:「在我看來,以最重要的特徵而論,迦太基政體的最初設計是優秀的。迦太基人有國王;長老會成員是貴族;平民也擁有適當權力,國家的總體結構與羅馬和斯巴達相似。但在漢尼拔戰爭開始之際,迦太基的政體正在衰落,而羅馬的政體的正在完善……。在迦太基,平民在國家管理中的影響已經居於支配地位。在羅馬,元老院仍是決定性機關。這意味著,一國是大眾議事,另一國則由最傑出的人物進行磋商,於是羅馬人就公共政策做出的決定更加高明。換句話說,儘管他們在戰場上遭遇數次慘重的災難,但他們顧問的智慧使他們在戰爭中最終擊敗了迦太基。」就是說,羅馬政體優於迦太基的原因,是羅馬元老院的權力即貴族的因素仍然佔優勢,而公民在國家事務中不佔主導地位。

羅馬政體的不良傾向,在漢尼拔戰爭期間和之前,都已露端倪,隨著時間流逝愈發明顯。在希臘,羅馬人傲慢無比,只要不根據他們的旨意行事,無論是否合理,都會遭到嚴厲懲罰。公元前2世紀中期,羅馬的顯赫人物,已經敗壞得不成體統了。最能表明波里比阿態度的,是他把西庇阿的美德與當時羅馬的風氣所做的比較:「他們(羅馬的年輕貴族)縱情聲色,有些人與男童,其他人則與妓女鬼混;許多人縱情於音樂娛樂和宴會,而且非常過分。」對波里比阿來說,羅馬共和國走向衰敗是一個漸進過程。馬其頓戰爭結束后,羅馬的外部已無強敵,而財富大量湧入。貴族的生活更趨奢侈和放蕩。小西庇阿表現得越完美,羅馬的道德就越墮落。波里比阿在他的《歷史》中記載了小西庇阿在看到迦太基被攻陷后陷入了熊熊大火時的哭泣。當迦太基終於被攻陷、陷入熊熊大火中時,小西庇阿由迦太基的毀滅,想起了歷史上那些強大帝國的滅亡,如亞述、波斯等,小西庇阿相信,終有一天,羅馬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小西庇阿為自己祖國的命運而哭泣:「看到整個城市被火焰吞沒,西庇阿淚流滿面,佇立不動,思考著城市、民族和王朝不可避免的變故,這種變故任何人都無法阻擋。他認為,這種毀滅曾經降臨伊利烏姆(Ilium)這個一度光榮、偉大的城市,繼而又落在了亞述、米堤斯、波斯和馬其頓這些偉大帝國的頭上。『波里比阿,這是個重大事件,我不知道哪一天、以何種方式,也會有人把這種災難加到我出生的城市頭上,我對此深感恐懼和悲傷。』很難見到比這更切實、更令人傷感的場面了。當一個人身處巨大的成功,敵人遭到了滅頂之災之時,勝利者卻能想到自己的處境,想到可能到來的毀滅,在繁榮和命運的輪迴中,能夠保持頭腦清醒,這正是一個擺脫了虛弱感、值得人們紀念的偉人的特徵。」這也是波里比阿的信念:理想的政體,和那些古代的偉大帝國一樣終將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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