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知不知，小平也

鄧小平有關人類及他本人知識局限性的認知，不僅影響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而且影響了改革路徑的選擇。

鄧小平是一位堅定的市場化改革者。他之所以能成為這樣一位改革者，是因為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最大的智慧就在於知道自己的「無知」，承認自己的「無知」。正是因為知道自己有所知有所不知，知道沒有人無所不知，他相信市場經濟才是實現民富國強的康庄大道，並選擇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道路。

人們習慣於用知識的多寡區分人的聰明和愚笨，如說聰明人滿腹經綸，愚笨者愚昧無知。

其實，就智慧而言，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區別不在於是否擁有某些特定的知識，而在於是否認識到自己在知識方面的不足。

智者知道自己的無知，也勇於承認自己的無知；愚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或者即便知道，也不願承認。

所以，老子說：「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又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蘇格拉底說：「我知道自己什麼也不知道」（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據說有個雅典人曾宣稱自己無所不知，要和蘇格拉底辯論。辯論之後，蘇格拉底對他的學生說：我比這個人聰明！學生問：何以見得？蘇格拉底答道：我們兩人都不知什麼是善惡，但他以為自己知道，而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比他聰明一點。

莎士比亞說：「傻瓜認為自己是聰明人，而聰明人自認為自己是傻瓜。」

哲學家羅素說：「有關我們時代最痛苦的一件事是，那些自以為什麼都確定無疑的人都是些傻瓜，而那些有一定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則充滿疑惑，猶豫不決。」

任何科學發現，都從承認無知開始。

為什麼聰明人知道自己無知，而傻瓜不知道自己無知？

因為，一個人產生和擁有某種知識的能力，也正是評價該知識本身所必須具備的能力。缺乏這種技能，不僅意味著他沒有可能獲得這種知識，也意味著他沒有能力認識到自己不具有這種知識。比如說，一個不懂得語法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語法上犯了錯誤；反之，一個懂得語法的人，知道自己寫的句子是否犯了語法錯誤。

在心理學上，這被稱為「杜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基於四個心理學實驗（涉及欣賞幽默的能力、邏輯推理能力、語法能力等），賈斯汀·克魯格和大衛·杜寧於1999年在《人格和社會心理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給出如下結論：低能力的人有一種「虛幻的傲慢」（illusory superiority），會錯誤地高估自己的認知能力；這種認知偏差來自他們沒有能力認識到自己能力的匱乏；由於缺乏元認知（metacognition）的自我意識，他們傾向於高估自己的實際能力和業績，而且高估程度與實際能力成反比。比如實驗中成績最低一組的參與人，平均實際成績排名在第12個百分點，但參與者的自我評價排名在第62個百分點，不僅遠高於實際排名，而且高於平均排名（第50個百分點）。

杜寧-克魯格效應在現實中比比皆是。比如，1977年參加高考的時候，和我同考場的幾個考生每門課考完都談笑風生，感覺良好。但他們沒一個人最終考上大學。越不知道什麼不是正確答案的人，越不可能知道自己考得糟糕。

杜寧-克魯格效應的一個表現是俗話講的「無知者無畏」，作者在他們論文開頭引用的犯罪例子對此提供了很好的註釋。1995年的某一天，一個名叫麥克阿瑟·惠勒爾的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相繼搶劫了兩家銀行，並且在搶劫時沒做任何偽裝。當天晚上11點，電視新聞節目播出了銀行的監控錄像，惠勒爾很快被拘捕了。當警察給他播放監控錄像的時候，他一臉愕然，喃喃自語道：「我臉上可塗著檸檬汁啊！」原來，他以為只要臉上塗上檸檬汁，監控攝像機就難以識別其真面目。正是這種錯誤知識導致了他的不幸。

杜寧-克魯格效應之所以值得我們重視，不僅因為它給無能者帶來個人悲劇，更在於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災難。不止一位哲人曾說過，人類歷史上許多壞事是好人乾的。好人之所以幹壞事，十有八九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無知。計劃經濟的悲劇，就是好人乾的壞事。

哈耶克為什麼在他年富力強、學術聲譽大振時，從經濟學轉向哲學，特別是認識論的研究？要不是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幾乎被主流經濟學界遺忘，而他獲獎的理由是20世紀30年代初對商業周期理論的貢獻，這一理論至今不被主流經濟學待見。

在很長一段時間，我曾猜想，哈耶克之所以「改行」，是因為他意識到在經濟學領域自己競爭不過凱恩斯。畢竟，許多原來他的追隨者相繼變成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並且博得大名，這不能不使他心灰意冷。

我現在認識到，這個猜想太膚淺！哈耶克轉向哲學研究的真正原因是，那場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辯論使他認識到，如果不能從知識論和認識論的角度理解市場，就不能為市場經濟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也就不可能摧毀人們對計劃經濟的信念。他知道，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內，市場和計劃難分伯仲，這就是當時許多經濟學家歡呼奧斯卡·蘭格已贏得大辯論的原因。蘭格正是用嚴格的新古典經濟學證明計劃經濟的可行性的。事實上，直到今天，計劃經濟的幽靈仍然不時登堂入室，它的護身符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理論。

哈耶克為市場經濟提供的認識論基礎，集中包含在他跨越半個多世紀寫的五篇論著中，包括：《經濟學與知識》（1937年）、《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1945年）、《作為發現程序的競爭》（1968年）、《假裝有知》（1975年）和《致命的自負》（1988年）。其中《致命的自負》是哈耶克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著作，可以說是他學術思想的精華。

哈耶克的基本思想是，計劃經濟之所以不可行、市場之所以優越於計劃，就是因為人類的無知，以及由此產生的知識傳遞的困難。在一個由眾多人組成的分工社會，與經濟決策相關的知識分散在每個人的頭腦中，有關資源、技術和偏好的信息都是私人信息，不可能由任何人全部擁有，對任何人都不是給定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一些局部知識，每個人又都是無知的。因此，社會經濟問題本質上是如何才能夠以最優的方式，把那些資源用以實現各種唯有這些個人才知道其相對重要性的目的的問題。簡而言之，經濟問題實際就是一個如何運用分散化知識的問題。

在哈耶克看來，從根本上講，市場是一個認知裝置，是一個生產和傳遞信息的過程。通過價格和蘊藏在每個個體中的企業家精神，市場把分散的知識傳遞給分散的決策者，從而使他們能彼此協調行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並不斷生產出新知識、新資源和新技術，推動社會進步。計劃經濟之所以不可行，是因為分散化的知識不可能集中於一個統一的中央計劃機關，任何試圖這樣做的行為都會導致信息本身的消散。之所以如此，不僅因為有關資源和環境的知識是不斷變化的，更由於大部分與經濟決策有關的知識是主觀的，是如邁克爾·博蘭尼講的「默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這些默性知識「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不能像科學知識那樣編碼，因而沒有辦法以非價格的渠道傳遞。

在西方學術界，對計劃經濟的失敗，最普遍的解釋是它不能給個體提供恰當的激勵。也就是說，計劃經濟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人的自私。這種解釋當然沒錯。但哈耶克證明，即使撇開人的自私，僅僅由於人的無知，就足以導致中央計劃的失敗。利他主義並不能挽救計劃經濟的命運。

計劃經濟的擁護者，實際上既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無知，也沒有認識到人類知識的本質。他們以為，經過適當方式挑選出的專家組成的某個權力機關，只要被賦予足夠的權威，總有辦法收集到制定經濟計劃所需要的信息，做出合理的經濟決策。實際上，他們把有關事實性的「科學知識」和統計信息，理解為制定計劃唯一需要的知識，沒有認識到，現實生活中還有一種重要但不能系統組織的知識——默性知識，而正是在這個方面，每個人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某種優勢，只有當立基於這種知識的決策是每個個體做出，或者經由他的積極合作而做出的時候，這種知識才能得到運用。哈耶克批評計劃經濟擁躉的幼稚是「致命的自負」，這種自負使他們無法洞見價格機制的真正作用和分散決策中體現的企業家精神，野心勃勃地試圖用中央計劃取代個體決策，導致了人類的災難。

當然。人類的無知也意味著，市場可能出現協調失敗，企業家也會犯錯誤。

但是，在考慮一種經濟制度的可欲性時，我們不應該把現實中的某種制度與經濟學家想象的、完美無缺的烏托邦相比較，而應該在不同的實際制度之間做比較。市場經濟之所以優越於計劃經濟，不是因為市場配置資源總是有效率的，而是因為在市場經濟下，由於逐利動機和競爭壓力，人們總是有積極性即時發現和糾正錯誤，無論這種錯誤是別人犯的還是自己犯的。一個企業家犯的錯誤，就是另一個企業家的賺錢機會。糾正別人的錯誤有利可圖，糾正自己的錯誤可以減少虧損。因此，市場是一個不斷糾正錯誤的機制。相反，在計劃經濟下，大權在握的決策者既沒有糾正錯誤的競爭壓力，也沒有糾正錯誤的盈利動機。事實上，他們最有積極性做的，可能是錯上加錯地掩蓋錯誤，結果通常的情況是，一系列的小錯誤累計成大錯誤，直至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沒有讀過哈耶克的著作，甚至可能壓根就不知道哈耶克是何許人也。但從中外計劃經濟的實踐中，他領悟到了哈耶克從認識論角度證明的結論：市場優於計劃。他認識到人類知識的局限性，認識到自己的「無知」，因而相信農民自己種地比公社幹部指揮農民種地好，「傻子」年廣久比想抓他的人更值得尊重，企業家決策比官員決策更有效，地方分權比中央集權更有利於因地制宜和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這就是鄧小平發起市場化和分權化經濟改革的認識論基礎。從這個意義講，他是哈耶克的信徒。

遺憾的是，由於不理解哈耶克的認識論，時至今日，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仍然陷入「致命的自負」不能自拔。他們或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或者假裝自己無所不知，貌似「藝高人膽大」，實則是「無知者無畏」，一會兒建議搞產業政策，一會兒沉迷於刺激總需求，結果是，根據他們意見制定的政策不僅扭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而且使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受到傷害。

鄧小平有關人類及他本人知識局限性的認知，不僅影響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選擇，而且影響了改革路徑的選擇。

與哈耶克一樣，鄧小平認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制度，一定是持續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人為設計的產物，因為沒有人有足夠的信息和能力設計出一個一勞永逸的完美製度。任何人為設計的制度都經不起時間的檢驗。這正是計劃經濟體制難以為繼的原因。

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但鄧小平明白，經濟-社會改革不同於蓋大樓、修大橋，不可能按事前設計好的圖紙施工，而必須採取「走一步看一步」和「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

「摸著石頭過河」是鄧小平漸進式改革思路最直觀、最樸素、最形象的表達。它的認識論基礎是，與經濟制度運行的所有知識一樣，改革所需要的知識也是分散化和地方化的，任何個體和領導集團都不可能擁有操作改革過程所必須的所有知識，鄧小平自己也不例外。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路不斷受到批評。不論批評者對它的缺點講得如何頭頭是道，他們實際上染上了「致命的自負」，自以為知道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的東西。就我所知，國家體改委從成立之日起，就以制定總體改革方案為己任，先後出台了十多個總體改革方案，但每一個方案充其量只是提出改革的一些原則性建議，沒有一個方案稱得上是施工藍圖。這不是因為起草這些方案的人不努力、不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可能有制定一個改革藍圖所需要的足夠知識。

鄧小平明白，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知識是實踐知識，改革是一個「干中學」的過程，不同改革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只能在改革過程中陸續地顯現出來。因此，他主張改革從容易的地方開始，先易后難，循序漸進，而不是畢其功於一役，不能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就搞「眉毛鬍子一把抓」。鄧小平對「一攬子改革方案」不感興趣。

由於同樣的原因，鄧小平主張搞改革先搞試驗，試驗取得成功后再大膽推廣。最為世人稱道的試驗是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它們可以說是市場化改革的綜合試驗區，承擔著為未來中國探索一條出路的使命。

事實上，在鄧小平時代，沒有一項重要的改革舉措不是從試驗開始的。價格改革、流通體制改革、工資和用工制度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外匯外貿體制改革等等，概無例外。即使像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這樣重大的舉措，他也說，可以先試試，不斷總結經驗加以改進，實在不行了再關掉。

鄧小平知道，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對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科學預測是不可能的，改革過程中免不了犯錯誤，但不改革沒有出路。所以在重大問題上，他往往願意在摸清全部事實之前就大膽推進，同時為可能發生的必要調整留出餘地。他總是鼓勵各級官員大膽地試、勇敢地闖，不要像小腳老太太走路，不要怕犯錯誤。他說，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因而在他的領導下，寧可改革犯錯誤，也絕不允許不改革，便成了一種官場文化氛圍。許多成功的改革舉措都是各級地方官員冒著風險闖出來的。

鄧小平知道，中國改革和發展所需要的許多知識和思想觀念存在於別的國家，特別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他對外開放的決心從未動搖，他從來沒有想過害怕蒼蠅飛進來就把大門關上。1978年訪問日本時，他曾說來日本是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仙草」。他堅持「拿來主義」，派遣官員出國考察，鼓勵年輕學者出國留學，邀請外國專家為中國出謀劃策。他把吸引外資當作引進先進技術和思想觀念的戰略性舉措，拒不接受「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的指控。他在國際上廣交朋友，並且虛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他知道，國際友人提供的信息，可以減少由於無知導致的決策失誤。

鄧小平有自知之明。他行事果斷，但不剛愎自用。即使不是他發起的試驗，只要行之有效，他就給予支持。他做出的決策，如果事後證明有誤，他會適時調整。對他沒有知識和信息做出判斷的新事物，他不輕易表態，而是採取「看看再說」的態度，等自己有了足夠的信息后再一錘定音，因為他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明白自己在經濟事務上不是高手，因而把經濟決策委任於更熟悉經濟事務的其他領導人。即使在他最擅長的外交領域，他也不急於解決那些棘手但並不迫切的難題，因為他相信，後人比今天的人更聰明、更有智慧解決好這些問題。

知不知，小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