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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屬史（節選）

作者：Brigade 於 2018-10-29 00:2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國　亞·
〔編者按：本文節選自國亞著：「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屬史」一書中有關文革的第四、五兩章，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　紅色恐怖
由於運輸秩序的混亂，再加上擠滿了串聯的人群，火車上擁擠不堪，定員一百一十八人的車廂里，往往擠進三、四百人，空氣中瀰漫令人窒息的體臭。即便是這樣，革命情緒高漲的列車員還時不時地都出現在車廂門口，「乘客同志們！現在大家掏出紅寶書，我們一起背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們來自五湖四海……』預備——齊！」於是人們就一起背誦「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誠、聲嘶力竭者，也不乏父親這樣濫竽充數、言不由衷的人。背誦完以後，乘務員又手握「紅寶書」，「讓我們一起祝願我們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於是人們有節奏地高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親從鄭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車走到石家莊，上來一些紅衛兵，挨個問出身。當時人們都很老實，挨著父親坐的兩個人是石家莊木材公司的幹部，一個報了「地主」，另一個報了「富農」，結果被紅衛兵抓走了。那兩人還申辯：「憑什麼抓我們？我們可都是黨員啊」。紅衛兵罵道：「黨員算個屁？都他媽的是地主階級狗崽子！再不老老實實老子就不客氣了！」那兩個幹部面色蒼白地隨他們走了。接著又查到父親，看到父親穿著鐵路制服，猶豫了一下，但還是問道：「你什麼成分？」我父親靈機一動，馬上報道：「工人」。紅衛兵又問：「在當工人以前家裡是什麼成分？」父親說三代都是鐵路工人。紅衛兵聽了很客氣，連聲說「坐！坐！」繼續查別人去了。我父親心中暗罵：「呸！老子憑什麼跟你們說實話？什麼玩意！」列車到丰台，父親看到剛才在自己身邊坐的報地主出身的兩個共產黨員和其他一些人竄成一竄，被麻繩牽著，身上貼著「地主狗崽子」、「富農狗崽子」的紙條，被紅衛兵押送下車，個個垂頭喪氣。
一出北京車站，我父親就看到站前搭起了戲檯子，一群身穿綠軍裝的人在台上扭來扭去。只見他們有的做忠心狀，有的做決裂狀，有的做滿腔仇恨狀，煞是過癮。父親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偉大領袖表忠心呢。不過，這些革命群眾實在是缺乏舞蹈細胞，把個「忠字舞」硬是弄成了群魔亂舞，讓父親不禁想起了偉大領袖的詩詞：「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
到北京后我父親餓了，於是找了家飯館吃麻醬麵。發現碗筷被人用過後都沒洗，喊人也沒人搭理，於是只好自己動手洗乾淨。等麵條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飯時，猛一抬頭，看到牆上貼著一張飯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這樣寫的：「地主資產階級狗崽子們！你們他媽的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腐朽生活，妄圖把你們寄生蟲似的寄生生活延續下去，可是你們的陰謀破產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本飯店的無產階級造反派鄭重宣布：從現在起，本飯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飯就自己他媽的動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祝我們革命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吃完飯，我父親到《解放軍報》報社找大姑父，在報社門口看到兩個紅衛兵騎著三輪車，押送一個滿頭大汗的小腳老太太，估計是押回農村。三輪車上放著行李，一個紅衛兵手裡牽著根麻繩，綁著老太太的雙手。每當老太太跟不上三輪車時，牽繩的紅衛兵就猛拉幾下繩子，於是老太太就是一個趔趄。後來從北京到大興安嶺，也遇到幾個紅衛兵押送一個老太太，老太太大約八十歲，滿頭銀髮被剪了個「陰陽頭」，臉上還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斷地發出呻吟。路過大虎山車站時，一個女紅衛兵發現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來。於是紅衛兵們把她的屍體往車下搬，這時父親發現老太太雙手還被反剪著綁著。經歷這兩件事以後，父親對紅衛兵十分反感，直到現在當他看到有些文學作品描寫文革紅衛兵後來上山下鄉時所受的苦時還說：這是罪有應得，那幫紅衛兵干過的壞事實在是罄竹難書，毛澤東讓他們上山下鄉也是活該，這就叫「兔死狗烹」啊！
此時，在鄭州的祖母因為是「地主婆」而被紅衛兵抄家，要把她趕回鄉下。因此，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避避風頭。接她們來那天，我父親去聯繫計程車。當時的計程車可不象現在在街上溜達，招手就停，而是必須到個什麼「管理機構」去登記、預約后才可以使用。父親去登記時恰好碰到一個一臉橫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雙腿叉開站著以表示自己階級立場站得穩。當父親說想用計程車時，那胖女人斜睨了父親一眼，操著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彷彿感冒沒好、鼻子不通似的：「你什麼成分？」父親連聲說「工人，三代鐵路工人。」——這才給登記上。如果說是「地主」成分，那麼恐怕除了登記不上，沒準還得挨一陣批判。
在北京那陣子，我父親有一天到前門逛街。在一家商店門口，看到兩個人在低著頭篩沙子。當父親從他們身邊經過時，發現他倆每人胸前都縫有一個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類似他當年當兵時的那種，只是當兵時是紅框。胸牌上分別寫著：「資本家」和「小業主」。此後在北京街頭，在其他城市街頭，我父親曾多次見到這種情景，有的是戴著胸牌，有的是背上別著個白布條。每當看到這些標誌，我父親的腦海里都會浮現出三個字：猶太人。（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強迫猶太人在胸前縫上黃色大衛星標誌，以便於同一般人區分）
◇　「紅色公主」在《解放軍報》社
一九六六年底，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當了記者，化名「肖力」。這位「紅色公主」來了還不到一個月，就貼出了一張名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先後打倒了《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痴、趙易亞，讓社長華楠靠邊站，成為當時的《解放軍報》的最高主宰。大姑父看準了李訥這匹「黑馬」，都四十歲的人了還每天一口一個「肖力同志說了」、「肖力同志對我的這個建議很滿意」之類的話，我父親很是不愛聽。他的這種情緒還影響到他的兒子，當時他兒子有一個很大的毛澤東像章，做得非常精緻，拿出來向我父親炫耀，還神氣活現地說：「別碰壞了，這可是肖力同志送給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軍報》期間還頒布了一條聖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個字出現時，必須透過專門的設備看清楚，以保證背面上的同一個位置，沒有「打」、「死」、「滅」、「殺」之類任何帶有貶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澤東照片，那麼就必須得審查清楚，以保證該版別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槍口指著毛澤東的方向。《解放軍報》是軍隊的報紙，照片上扛槍的多，「打」、「死」、「滅」、「殺」之類的字也多，於是解放軍報社的秀才們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綠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軍報》社前後，其黨羽們還捏造了一個「陰謀綁架肖力同志案」，為此株連、陷害了不少人。
由於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當我把魏巍寫的那篇《壯哉！李訥》拿給我父親看時，我父親微微一笑，說：「壯什麼壯？不過是過了氣罷了，當年她風光的時候，厲害得狠呢！」湊巧的是，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鐵Ｚ局工作，而且和我父親是莫逆之交。
大姑他們家就住在平安里三號《解放軍報》社院子里。《解放軍報》作為「兩報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亞於一個大軍區，因此，來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親和大姑父一起從外面回來，看到院子里停著一輛小汽車。大姑父一看，就露出無限景仰的神色，小聲對我父親說：「看，那是林副統帥的車，他到報社來了……」不過，從院子里經過的那段時間，林副統帥始終沒從大樓里出來，我父親也就沒見到他本人。
當時大姑的一個上中學兒子參加了紅衛兵，燒書、破四舊、抄家都參加了。大姑父懂得自我保護，總是教育他：抄家時千萬別走在前頭啊，有人萬一拼起命來可不得了。當時被打倒的華楠他們每天在院子里掃地、掃廁所，大姑的小兒子見到他們就走上前去，惡狠狠地說：「好好掃！掃乾淨！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兩巴掌，教訓道：「你小孩子家懂個屁！少攙和這些事！」那小子還挺委屈，申辯道：「階級敵人么……」
◇　農村「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秋天，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風暴也降臨到我母親居住的小村莊。河南這個地方很怪，什麼政治運動來了都表現得異常積極，甚至還花樣翻新。於是農村也成立了以鄭八為首的造反組織，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鬥。起初，造反派還把我的母親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讓她進學習班，唆使我母親與外公外婆劃清界限、「揭發」我的外公外婆。而這個學習班的「畢業證」就是在批鬥大會上踹上自己的父母一腳。有一些人頂不住壓力，的確這麼做了。
當時造反派們還許諾說，如果我母親跟父母劃清了界限，不但可以免於挨斗，甚至還可以參加紅衛兵組織去革別人的命。但是，我的母親雖然當時年僅十五歲，但是卻特別有骨氣，無論造反派如何恫嚇與打罵也不肯屈服。於是，我的母親作為「地主階級狗崽子」也要去陪著外公、外婆挨斗。在批鬥會上，滅絕人性的造反派給她的脖子掛上一個十斤重的大木牌，看了看，覺得還不夠刺激，於是又加掛了兩塊磚頭。麻繩深深勒進這個十五歲少女稚嫩的脖子里。
鄭八他們做了個蔣介石的模擬像，讓原來的地主、富農及不肯與他們劃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的外婆聰明，知道這是個圈套，於是對外公和母親都做了交代：無論造反派怎麼勸、怎麼打，都堅決不能喊。有些老實人就上當了，喊蔣介石「爹」，造反派一聽，就把他們往死里打。造反派還給他們戴上高達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著他們在各個村巡迴遊街示眾，有時要連續不斷地游上三五天，連續不斷地被驅趕走上幾百里路。
鄭八為大姨的事情對我們這個家庭一直懷恨在心，於是格外「優待」我們家。在批鬥大會上，他讓外婆這個小腳女人站在一個破凳子上，一腳踢翻；再連打帶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腳踢翻。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鬥之前，我們外公、外婆、母親三個人都要和猶太人進集中營那樣做一次訣別。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面對那些喪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對那些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禽獸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親表現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現出了血濃於水的親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幾個朋友悠閑地坐在一家咖啡廳里，一邊品著咖啡，一邊心平氣和地討論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現在如此冷漠、麻木？為什麼有些人那麼殘忍和缺乏人性？為什麼到處充斥著假冒偽劣？為什麼有些人為了發財不顧道義與良心、不擇手段？為什麼搞傳銷的人專事「殺熟」，連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為什麼當官的只要一有權就大肆貪污腐敗？為什麼有那麼多知識分子沒有骨氣，一味歌功頌德？我說，要想揭開這個謎底，就請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這二十年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看看那時統治者鼓勵的是什麼，扼殺的又是什麼……
在文革前的幾年，雖然農村還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但人們有少許自留地，因此幾年之中農村還是出現了微小的貧富分化。勤儉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懶做的人要窮一些。前面提到的鄭八雖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為好吃懶做，家裡吃的雖好卻很貧窮，他的幾個孩子從生下來一直到文革，居然沒有蓋過被子。文革一開始，鄭八就帶著他的幾個兒子來我們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幾個兒子晚上把被子一蓋，興奮地說，原來蓋被子竟然這麼舒服。其實當時中國除了少數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以外，多數人都是赤貧的，也非常可憐。但高明的統治者恩賜給這些可憐的人一個樂趣：從人群中劃出更可憐的一群來讓這些人折磨、虐待，從受虐者的慘狀中讓那些折磨他們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覺。
隨著造反派日復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體越來越差，腹部腫得像一口大鍋。但是造反派們卻依舊不依不饒，批鬥的手段越來越毒辣：在遊街時，把這些戴著木牌高帽的批鬥對象用繩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聲音響的二踢腳往他們頭上扔。伴隨著「嘭嘭」的巨響，一邊是這些老弱婦孺們驚恐萬狀地躲避，一邊是造反派們開懷大笑。每到此時，外公和外婆都緊緊地護住我的母親，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嚇出個三長兩短。有好幾個精神脆弱的批鬥對象，從此嚇瘋了。
恐怖的利斧不僅僅砸落到我們家頭上。當時大隊長的女兒小名叫改珍，就是那個和我母親一起長大的、經常欺負我母親的女孩。改珍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紅衛兵，最初抄家、批鬥我們家的時候也是耀武揚威。結果過了幾個月，他爹因為糧食關時貪污引起眾怒被整倒了，改珍也霎時從神氣活現的批鬥者、紅五類成了驚恐不安的批鬥對象、黑七類，和我們家一起受刑。改珍他爹脾氣大，挨批鬥沒幾天就氣死了，改珍也慌忙在離家五六十里地開外的一個村子里找了一個婆家嫁了。改珍人長的不怎麼樣，又是黑七類，正經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個瘸子。
在一次批鬥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腳在我母親耳邊轟然炸響，把她的右耳炸聾了。那次批鬥結束后，外婆對母親說：「秀菊（我母親的小名），這老家實在是沒法活了，我和你叔（滑縣方言管父親叫「叔」，母親叫「嬸」）也算是活夠了，不怕死……可你還小，趕快找個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裡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沒命了！」當時我的母親已經被嚇得神情恍惚，茫然地點點頭答應了。
然而奇怪的是，儘管我們家是「賤民」，然而當外婆放出話來給母親尋婆家時，前來說媒的人卻絡繹不絕。很多提親的對象，不是這個村的支書，就是那個村的民兵隊長。其實原由就是我的母親長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極為賢惠。但是我的外婆對滑縣這塊土地早已恐懼萬分，寧死也要把母親送得遠遠的。就這樣，我在鄭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鄭州拾破爛的老鄉張大娘，由她把我母親介紹給了我的父親。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的母親十六歲，我的父親三十二歲。
◇　批鬥常香玉
家裡確實是這個紛紛亂世之中的避風港，儘管外面風雲變幻，但父親每天足不出戶，在家看書、睡覺，興緻來了就喝兩口小酒。當時單位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旅社裡租了間房子當辦事處，每個月頭父親他們都到單位辦事處領工資，日子倒也過得逍遙自在。就這麼著在家裡待了兩個月以後，有父親的鄭州籍工友王××來找父親，二人約好去街上看看熱鬧。
二人剛出家門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半大孩子突然指著一個正在走路的中年婦女喊道：「她撕了毛主席像！」於是大街上素不相識的「群眾」一擁而上，把那婦女打得躺在地上求饒，還申辯著：「我沒有，我沒有啊……」打了以後，人們四散而去，那個婦女躺了半天，掙扎著站了起來，扶著牆慢慢遠去了。父親再找那個可惡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燒書，各種書籍堆得像小山一樣。我父親愛看書，於是擠過去看到底要燒什麼毒草，發現裡面竟然有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簡直是莫名其妙。一個五大三粗的漢子拎著個塑料桶往書上倒汽油，另一個則點燃個紙捻子扔在書堆上。頓時烈焰熊熊，人類進步的階梯化做縷縷青煙。旁邊則是砸唱片、摔瓷器、燒油畫的，隨著此起彼伏的「砰、砰」、「咔、咔」的響聲，無數珍貴的藝術品成為一堆廢物。
又往前走了一會，碰到了造反派押著天主教徒、修女遊街。鄭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窮人，以養奶牛為生，按理說也都是勞苦大眾。此時的造反派讓他們牽著自己的奶牛示眾，還在他們的脖子上掛個牌子，上面寫四個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個單位門前時，已經快中午了。恰好裡面由造反派押出來一批專政對象，脖子上掛著木牌，赤著腳在烤得燙人的柏油路上走著。其中一個女幹部模樣的人，身上被人糊滿了報紙做的盔甲，胸前掛著兩隻破鞋。
等到他們走到鄭州市百貨大樓對面的河南省人民劇院門口時，看到門前人山人海。抬頭一看，竟然是在批鬥著名藝術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陳憲章。造反派讓他們兩口子站在劇院門廊的平台上（註：河南省人民劇院建於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築風格，門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頂上是個平台），兩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兩米高，沒辦法戴穩，只好用手扶著。常香玉胸前掛著一個大木牌，上寫：「大戲霸常香玉」，陳憲章胸前木牌則寫著：「反革命分子陳憲章」。樓下，造反派正忙著燒常香玉的戲裝、行頭。當時的戲裝不象今天的戲裝那樣，是由尼龍綢、塑料片製成的。那時戲裝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絲綢，上面閃閃發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細的金線，一針一針綉上去的，價格十分昂貴。那些做工精細的蟒袍、鳳冠、烏紗帽等東西付之一炬，實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人們喜愛的豫劇表演藝術家，她所唱的《花木蘭》、《拷紅》、《斷橋》、《大祭樁》等在河南膾炙人口、婦孺皆知。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愛國，抗美援朝時期還曾經捐獻了一架飛機。就這麼一個有口皆碑的優秀藝術家，為什麼要如此對待她？我的父親看著汗如雨下的陳憲章、常香玉夫婦，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鬥常香玉最積極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處的同事。平時這些人沒有她那樣高的藝術造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燒，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著。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這些藝術上無甚成就的半瓶子醋們翻身的機會終於來了。嫉妒就是這樣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　河南文革的「三國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從控訴「大躍進」和「信陽事件」搞起來的。在「大躍進」和「糧食關」期間，河南的領導人吳芝圃「左」得出奇，給河南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老百姓恨在心裡、痛在身上。其實，無論是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慶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來就需要忠實的、不具有任何獨立思考的執行者，敢直言說真話的幹部，如同彭德懷、周小舟之類，在雙輪雙鏵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傾等一浪接一浪的運動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從對毛澤東的迷信出發，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歸咎於吳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來，就把當時已調到廣東的吳芝圃給揪了回來，也算大快人心事。
鄭州最早的造反派組織是鄭州大學里出來的，叫「鄭大聯委」，得到了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支持，其頭頭就是在文革時期河南省大名鼎鼎的黨言川。「鄭大聯委」聯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個造反組織，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劉建勛調走以後，代理省委書記文敏生反對「二七公社派」，一度把黨言川等「二七公社派」頭頭們給抓了起來。文革初期我的父親尚在東北，對鄭州幾個造反派分分合合的過程不太清楚，也懶得打聽，但還是有所耳聞。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鄭州三大造反組織的形勢有點像「三國志」：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軍區的支持下常常聯合起來對付二七公社。當時的鄭州市已被三者攪得地覆天翻、烏煙瘴氣了，經常有武鬥事件發生。特別是一九六七年五月間，二七公社、十大總部之間武鬥最為激烈、頻繁。
從五月初開始，「十大總部」就派人將「二七公社」的人圍困在一棟大樓內，斷水斷電，日夜攻打。可樓內的「二七公社」的人堅守不出。外面「十大總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車吊了一個火車輪*，硬是把大樓撞塌。先開始讓吊車主司機撞樓，主司機是個老工人，知道這事的分量，於是他拒絕了。　「十大總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頓，並高唱「革命的站出來，誰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於是他滾蛋了。他的徒弟年輕，革命態度積極，頭腦一熱主動請纓開弔車。攻進去后，把還沒死的找出來一個個用梭鏢扎死，那些人死前還高呼「毛主席萬歲！」「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跟真的要就義似的。
後來「二七公社」死於武鬥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鄭州大學校園裡，並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結束之後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中央明確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形勢迅速明朗化了，「十大總部」作鳥獸散，那個用吊車撞開大樓的吊車司機也被找出來槍斃了，父親在鄭州街頭看到過槍斃他的布告。接著成立了以一些老幹部和「二七公社」頭頭們為骨幹的革委會，局勢漸漸才平靜下來。後來，「二七公社」頭頭之一，大姨父所在單位的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頭頭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時還被選為中央委員。當時，國棉六廠的工人很是興奮了一陣子，回家后還興緻勃勃地說申茂功長、申茂功短，彷彿是他們自己當了中央委員一樣。
◇　武鬥——血洗戴子營
在家裡放假好幾個月以後，我父親接到單位通知：單位派性問題基本解決，可以回來上班了。於是，我的父親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發現，單位內的武鬥雖然解決了，但現在武鬥成了槍口一致對外了，而且已經換成了真槍實彈。原來，是當地軍分區支持鐵Ｚ局，要他們去攻打一個叫做戴子營的村寨。
戴子營是一個比較大的村寨，甚至還有土城牆、壕溝，不知道為什麼得罪了軍分區和鐵Ｚ局。那天中午，單位里的工人民兵在軍分區代表的暗中指揮下，手持半自動衝鋒槍、手榴彈，向戴子營殺去。碰到這種事，我的父親肯定是根本不沾的，但是他有幾個熟悉的工友卻去了。這些人回來時死了兩個，幾個受傷，剩下來的則把攻打戴子營的經歷講給了我父親聽。
那天他們乘著汽車來到戴子營時，村裡早已壁壘森嚴，寨門緊閉。原來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動步槍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裡面打槍，裡面人則以牙還牙。這時穿著工人勞動制服化裝成工人的軍分區的參謀們，已經制訂了調虎離山的計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門，加強火力配置，造成寨門吃緊的假象。戴子營的人都是農民，哪懂戰略戰術，於是傻乎乎地一股腦往寨門那裡跑。此時，已經挑選出來的鐵Ｚ局敢死隊員們則從另外的方向悄悄翻過寨牆，進了寨內，來了個「敵群開花」。戴子營的農民民兵就以寨內房屋、院落作為堡壘，繼續與工人民兵激戰。我父親的工友史××當時與另一個工友孫××二人一組，躲在街道拐角往前推進，孫××在前面，史××在後面。突然孫××一頓，接著往後踉蹌退了兩步，倒在史××肩膀上。史××連忙將其扶起抱在懷中一看，孫××腹部中彈，鮮血從的彈孔里直往外噴，只幾分鐘就斷氣了。另外死掉的一個工友是個學徒工，姓盧，那年才十八歲，剛參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牆時被土炮轟死的。他母親是個寡婦，就這麼一個兒子。
經過大半天激戰，到天黑時戴子營投降了，俘虜們被五花大綁地押送回鐵Ｚ局，還進行了審訊、拷打，又打死一個俘虜。是役，鐵Ｚ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傷數十人；戴子營的農民民兵死傷不詳，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於武鬥的九個人，後來都被埋葬在黃河大橋南岸的沙灘上，永遠注視著大橋上南來北往的列車。
◇　政治犯
當時，單位還組織工人們到陝西省華陰縣參加了一次公審大會，當場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的有一個政治犯和幾個刑事犯。公審大會是那個時代慣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殺雞駭猴的奇效。那一個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長，他在「砸爛公檢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鮮（註：據說此人以前參加過抗美援朝）。當時朝鮮也因為跟蘇聯關係比較密切而被稱作「朝修」，因此這個人對朝鮮人說，自己想去蘇聯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可朝鮮人把他的話做了筆錄，連人帶筆錄一齊送回來了，因此犯了「叛國罪」而被判處死刑。因為怕他喊口號，他還被用一種專門的鐵夾子夾著舌頭，由一個解放軍牽著。類似處決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分流行，後來張志新處決前被割了氣管。其他刑事犯則沒有這個「殊榮」。後來不久，父親工地附近村子鎮陽有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因為剛在學校學會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寫有「毛主席萬歲」標語的牆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兩個字，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終。
當時單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不知道為什麼，她的一本《林彪語錄》少了一頁，竟然被人給彙報了。造反派審問她，她也說不清楚。當時，有個跟她不對的人私下向造反派告發，說看見她用《林彪語錄》擦屁股。於是王××被遣送農村改造了四年，直到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才把她給放了。
◇　崇拜芒果那個高高在上的太陽，經常發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為什麼，這些「最高指示」總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傳達到父親單位。於是，人們不得不從睡夢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鑼、打起鼓，有時還要燃放鞭炮，在舉著大紅紙寫的「最高指示」的造反派頭頭帶領下遊行，以顯示革命群眾的偉大力量。
在孟塬時有一次，遊行是因為聽說「據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甚至更長」這個特大喜訊。當時半夜起來先是在工地折騰了一陣子，又覺得這個喜訊實在是太重要了，幾個頭頭湊到一起一合計，打算到幾十裡外的陝西省華陰縣去遊行慶祝。等大夥浩浩蕩蕩、敲鑼打鼓坐汽車來到華陰縣時，當地已經慶祝過又去睡覺了，街上一片漆黑，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聽到鑼鼓聲聲，只有一個人從一間商店裡探出腦袋來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門關了。見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而這次慶祝活動的主角毛主席，也並沒有和喜訊上說的那樣活到一百五十歲。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還有一次，半夜起來傳達一個「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雖然這句最高指示讓人聽著感覺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也管不了這麼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澤東說的話，理解的要慶祝，不理解的也要慶祝，在慶祝中加深理解。文革結束后才知道，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澤東批評自己老婆江青的。
在他老人家送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芒果之後，又興起了「芒果崇拜」，全國到處都充滿了用蠟做的假芒果，人們就對著這些假玩意頂禮膜拜。在鐵Ｚ局，由於沒人會使用蠟做芒果，就有心靈手巧的木工用木頭雕成芒果的樣子，再由油漆工上色，供人們崇拜，倒也惟妙惟肖。
◇　徹底的無產者因為我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照當時的規矩，奴隸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隸，所以我的姐姐也是農村戶口。當時，我的父親一個月工資加補貼大約是六十來塊，按當時標準說已經比較不算低了。但是父親所在的鐵Ｚ局是流動單位，經常需要外出吃飯，無形中多了很多開銷；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強行扭送回農村，父親幫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債，每月都需要還債；祖母回到鄭州以後，花錢依舊大手大腳，經常請人幫著寫信要錢，還時不時地發來電報，謊稱自己「病危」，實際也是要錢。我父親孝順，一接到電報就六神無主、長吁短嘆，趕緊跑回鄭州去，這麼折騰著，也花掉不少錢。此時，家裡又添了兩張吃「高價糧」的嘴，日子越來越困難了。
為了求生，我的母親背著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農田裡挖別人不要的、半腐爛的紅薯，撿別人收割時灑下的麥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強維持生活。運氣不好時，曾被生產隊抓住遊街示眾，但我的母親為了這個女兒，自己豁出去了，愛遊街就遊街，愛鬥爭就鬥爭；不過，有時運氣好，也遇到過好心人，偷偷塞給她一把麥子。
離父母所在的工地十來里地有一座山，山上農民種了一片紅薯地。紅薯收割完畢以後，我母親就拿了一把鐵鍬，背著我姐姐上山挖紅薯，每天挖不到幾個。由於山高路遠，我母親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腫起來了。那天我母親背著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紅薯時，正好有幾個農民在犁地。我姐姐當時在母親背上睡著了，母親低下頭刨一下，姐姐的頭就頓一下。那幾個農民見狀，也覺得可憐，說道：「娃兒呀，俺們可真沒想到你們當工人的還這麼困難，你那麼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幾個紅薯，這樣，你跟在我們後面，翻出來的紅薯你就撿著。」母親一聽，就跟在人家後面，一天居然撿了幾十斤紅薯，背了十來里地回家，還挺高興。
此時我們的家庭，用「徹底的無產者」形容是一點都不過分的。當時全家三口住在父親用木板和油毛氈釘成的簡易房子里，用枕木鋸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當桌椅板凳。當時的衛生狀況也非常差，臭蟲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無法睡覺。臭蟲這東西，今天的人們多已見不到了，但那時卻非常普遍。臭蟲是一種菱形的寄生蟲，專門靠吸人畜的血過活，未吸血時呈扁平狀，吸飽人血之後，則像人指頭肚子似的圓圓鼓鼓。
◇　咄咄怪事
豐沙線靠近北京，因此我父親偶爾也利用星期天帶母親到北京轉轉。一天，他們倆到頤和園去玩，轉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築的石舫時想上去看看，卻被公園的管理員攔住不讓進。父親抬頭看見石舫上面有幾個外國人在遊覽，於是就問：「我看到上面明明有人嘛，怎麼就是不讓我們進呢？」工作人員回答說：「只有外賓才能進，否則這麼多人踩來踩去，石舫早就垮了。」對這件事，我父親一回憶起來就很氣憤，說：這不是「華人和狗不得入內」的翻版嗎？改革開放后，頤和園的石舫也對普通老百姓開放了，也並沒有見被踩垮。
那個年代的標語口號也算一絕。那年我父親他們路過長治市，在附近農村的牆上看到這麼一個大標語：「肝腦塗地學大寨，開腸破肚趕昔陽」。我父親當時就想，媽的，要學大寨你就學唄，幹嗎非要弄得血淋淋的？今天，我也看到過一些地方農村的牆上，寫著諸如「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之類血淋淋的標語。每當此時，也不得不感慨歷史還在延續。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蘇聯前領導人赫魯曉夫逝世。我的父親從一張《人民日報》上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這麼幾個字：赫魯曉夫死了。當他看到這則「愛憎分明」的標題時，一方面為赫魯曉夫這位解放者的辭世感到有一些難過，另一方面禁不住產生出一種對當時統治者異常的厭惡情緒，並打心底里嘲笑著他的狹隘與無聊。後來到了一九七五年，當蔣介石去世時，《人民日報》仍舊如法炮製，又刊登了一條標題叫《蔣介石死了》的消息。
當時的統治者對學文史的人特別不放心，文革第一個受迫害的對象，就是歷史學家、《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那時的社會風氣就是輕文史，重理工，有「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因此，當時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很多人缺乏起碼的文史修養。一次，我的父親和他的幾個工友，以及一位大學畢業不久分到鐵Ｚ局的劉××工程師一起到故宮去玩。一個工人問道：清朝的皇帝姓什麼？劉工程師回答道：姓康，康熙么。我的父親說不對，姓愛新覺羅，他竟然還不信。
◇　援建坦贊鐵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國人民雖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但統治者總是愛到處打腫臉充胖子，號召人民「節約最後一個銅板，支援亞非拉人民的解放鬥爭」，要錢給錢、要糧給糧。我國援助「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總計達七十億美元，結果霍查分子用這些錢修了一萬多個紀念碑、三萬座碉堡（註：當時阿爾巴尼亞全國人口才二百萬人）。甚至我國援助的優質無縫鋼管，也被阿爾巴尼亞用來當電線杆子。除了「明燈」以外，柬埔寨的紅色高棉（註：這個政權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短短三年之內，消滅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鮮……浪費在這些國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計其數。
當時，鐵Ｚ局也擔負起一項光榮援外任務：幫助修建連接尚比亞和坦尚尼亞的坦贊鐵路。坦贊鐵路東起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至尚比亞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長一千八百六十公里，全部由中國出錢、出人一手建成。這條鐵路大部分位於坦尚尼亞境內，沿線遍布高山急流、森林峽谷，到處不見人畜炊煙、惟見毒蟲猛獸；更可怕的是當地瘧疾流行，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比如說萃萃蠅，人一旦被它咬了就會總是昏昏欲睡，再也無法蘇醒。鐵Ｚ局的工人們到了以後，因為沒有條件運輸施工設備，只得從位於坦尚尼亞境內的起點站開始修路，修好一段就往前挪動一段，工程浩大，條件艱難，前前後後修了將近十年才最後完工。
坦贊鐵路據說是到現在為止我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全線建築橋樑三百多座，火車站九十多個。為了修建這條鐵路，有六十多個工人獻出了生命。如今這些工人埋在異國他鄉，據說現在連墳墓都無人打掃。一次無償援助人家這麼大的一個工程，已經超過了當時中國的國力承受能力，因此當卡翁達（當時的尚比亞總統）和尼雷爾（當時的坦尚尼亞總統）向我國提出這項請求時，很多國家領導人都不敢贊成。不但是中國人難以承受，就連國力遠比中國雄厚的蘇聯也拒絕了尚比亞和坦尚尼亞領導人的援助請求。於是，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跑到中國來，對偉大領袖說了一番恭維話之後，偉大領袖一言九鼎、語驚四座：「這條鐵路投資不過才一億英鎊嘛，沒有什麼了不起！」話雖這麼說，真等到動工修建，才發現實際的總投資遠遠超過了預算，總計達二十億元人民幣（當時的幣值），相當於三百三十三萬中國工人一年的全部收入總額。
那時正以「階級鬥爭為綱」，因此雖然坦尚尼亞是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紅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親自然沒有份兒了。就是這些「根正苗紅」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處在民兵和政工人員的嚴密監控之下。那些工人回來以後講了很多趣聞：當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別懶，沒有任何儲蓄觀念——一句話就是還沒開化。當地的工資是每天下工時發放的，黑人白天幹上十小時活，晚上發工錢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個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離去；很多黑人工人連房子都沒有，就用芭蕉葉加樹枝搭起個窩棚睡；白天再去幹活，午飯沒錢買就爬到樹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麼果實，用火一燒就吃。坦贊鐵路修好之後移交給當地人管理，但其管理卻始終混亂不堪：列車經常晚點，事故接連不斷，運量嚴重不足。中國不但要援助修建這條鐵路，而且之後的三十年裡還要不斷地援助他們更新設備。這條鐵路修好之前，坦尚尼亞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修好三十年以後，仍舊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這些「亞非拉人民」為什麼總是處於貧窮落後之中，光歸咎於「帝國主義掠奪」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那個時代國內修建各類建築時也要講階級路線，講「無產階級審美觀」，只准修那種呆板、灰暗的「火柴盒」，不許修帶有「資產階級美學」傾向的華麗建築。因此當時鐵Ｚ局在國內蓋的那些火車站不管大小，如同一個模子里倒出來一樣，千篇一律。那些學建築設計的工程技術人員在國內不敢搞創新，一個個憋壞了。到了坦尚尼亞以後，人家不搞「無產階級審美觀」，於是這些設計師們如同魚兒游進大海，盡情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鐵Ｚ局在坦尚尼亞和尚比亞修建了九十多個火車站，一個車站一個樣子，沒有一個風格是雷同的。繽紛別緻的建築令鐵Ｚ局的工人們大開眼界，很多人都回國多少年了還讚不絕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坦尚尼亞、尚比亞等國家報紙早就公開報導，早已經是路人皆知了。可咱們國內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後，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秘密召集起來到森林深處開會傳達，還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實別說去開會的，連沒開會的哪個不知道呢？那時就是這樣，什麼都要「保密」，什麼都算秘密，統治者就是靠這種無處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盜鈴來維持自己統治的魔力。
後來，這些工人回國時，也往國內捎了很多東西，竟然是……中國產的白面。因為當時山西省的細糧供應實在是太少了，甚至比世界上最窮的坦尚尼亞還糟糕，而且還必須要憑票才能買到。坦尚尼亞是不用憑票供應的，於是很多工人把出國當成了買細糧的絕佳機會，把全部收入都買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於連很多非洲朋友都很奇怪地問：「你們不是還援助我們嗎？怎麼還往回捎這些東西？你們應該不缺糧呀！」這種現象嚴重地抹黑了當時中國的「胖子」形象，於是後來政工人員專門向工人下達了命令：嚴禁捎白面回國，違者一律沒收白面，並給行政處分。等「革命」鬧到了這個地步，無論你再唱什麼高調、再玩什麼把戲，再自欺欺人地談論「解放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壓迫的人民」，再自暴自棄地提什麼「寧要窮社會主義，不要富資本主義」、「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也沒幾個人會真信了。
◇　偷聽敵台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於父母辛苦的勞作和省吃儉用，漸漸地家裡稍微寬鬆了一點，買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還買了一台「春蕾」牌收音機，用來偷聽莫斯科電台的華語廣播。由於「收聽敵台」在當時是能夠嚇死人的彌天大罪，因此我的父親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躲在被窩裡抱著收音機搜索。聽完之後還要趕緊把收音機調到別的頻段，以防萬一被人發覺。當時的統治者雖然用盡一切辦法把老百姓與世界孤立開來，但還是百密一疏，給老百姓留下了這個了解世界的小小縫隙。現在，朝鮮的金氏父子顯然吸取了經驗教訓，把所有的收音機都弄成只能接收一個頻段。有一次莫斯科電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劇《花木蘭》，播音員說：「親愛的中國同志們，我們知道，你們被剝奪了享受藝術的權利……」當時還有一個「火花」廣播電台，每次廣播都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開頭，並對「導師」和「四人幫」進行討伐。父親猜測這是一個有軍隊背景的秘密電台，因為每次廣播時間都很短，幾分鐘念完一篇文章馬上靜默，播出時間也不確定。
當時我國正在「批林批孔」，於是國內的廣播內容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藝欄目」廣播文藝戰線批林批孔，「農村節目」廣播貧下中農批林批孔，「軍事節目」廣播解放軍指戰員批林批孔，甚至連「少兒節目」也居然是「紅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謂「無所不至，無孔不入」。一位「紅小兵」在廣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聽到林彪宣揚克己復禮，我們紅小兵的肺都氣炸了！」我的父親後來嘲諷說：那還穿著開襠褲的紅小兵們，明白什麼叫「克己復禮」嗎？
當時的各種報紙，也是「滿紙荒唐言」，成天除了什麼「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諸如「拉美一位農民說：毛澤東思想鼓舞著我們進行鬥爭」、「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記者贈予的毛主席像章后，激動得熱淚盈眶，由於當時沒有穿上衣，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自己的肉里。記者問他疼不疼，這位工人流著眼淚說：只想到毛主席的溫暖」這一類的「新聞」。天天如此，不是「非洲的一位工人」，就是「拉美的一位農民」。莫斯科電台對此嘲諷道：「這種只敢說『拉美一位農民』之類的新聞，無名無姓，地址只能精確到一個大洲，讓人們連最起碼的核實都不可能做到，這樣的新聞根本就沒有任何價值。」
◇　強弩之末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本人的打擊是很大的，從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這短短一年時間裡，毛澤東就兩度中風。本來文革初期毛澤東還能暢遊長江，給人一種至少可以再活好幾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後，毛澤東就成為一個整日流著涎水、只能依靠別人攙扶著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七十年代，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已不象我們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到處充斥混亂局面。文革最亂的時間，是從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開這些年，因此民間也有「三年文革」一說。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文革」主要表現在上層人物的權力鬥爭，廣大老百姓已經鬧夠了、亂夠了，因此再也不怎麼積极參与，而是忙於解決更為窘迫和直觀的生活問題。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搞起來的時候，儘管上面的人搖唇鼓舌、不亦樂乎，但剃頭擔子一頭熱，工人階級已經實在沒有興趣再折騰了。
當時單位也安排政治學習，但都安排在上班時間。大家嘻嘻哈哈地湊在一堆，互相之間開著玩笑，誰也沒真正學習一下文件精神。有時，領導也覺得太不成體統了，就乾咳兩聲，說：「安靜啦，安靜啦，來，念段報紙。」於是乎就念一段報紙，隨後領導就宣布：「好啦，散會！下去深刻體會！」於是「政治學習」就算結束了。當時單位也有個「工人理論小組」，經常在《鐵路工程報》或者《工人日報》之類的報紙上發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鬥爭」的文章。其實，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們的捉刀代筆之作；忙於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階級，是沒有什麼人對此感興趣的。
文革期間，鐵Ｚ局機械廠的每個車間都有一個「紅寶台」，毛澤東的標準像懸挂在牆上，下面是漆成紅色的木桌，桌上擺著幾本毛澤東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請示」，下午下班要「晚彙報」。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離縣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遠而天天遲到。於是，他每天都在毛澤東像下低頭認罪，口中還念念有詞：「毛主席，我今天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遲到了，於是又低頭認罪：「毛主席，我今天又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還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紅寶台」還在，只是已經沒有人再去「彙報」和「請示」了。
那時還常常召開「憶苦思甜」大會，請貧下中農上台控訴血淚史，要大家牢記階級恨、不忘血淚仇。可是鐵Ｚ局機械廠工人大多數是東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農，家底比較殷實，貧農和當過地主長工的人並不是很多。政工人員費了好大週摺，才找來了一個五十多歲、解放前當過長工的老工人周××來憶苦思甜。會前，政工人員事先已經為他編好了台詞，還規定只許回憶解放前的苦、不許回憶「三年自然災害」的苦等等。但這位老周同志太實在是老實了，性子又特別倔強，偏要實話實說。因此，當組織者問：「地主給你吃啥？」他照實回答說：「苞米面大茬子，有時吃粘豆包。」下面頓時有些竊竊私語，因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過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啟發他：「地主是不是總不讓你吃飽？」老周回答：「哪裡的話！從來都是管飽吃，不吃飽咋幹活呀。」主持人一看，連忙又問：「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說：「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覺得味兒不對了，又問：「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兒子吃啥？」問到這裡老周來了精神：「他們吃得不行，總是吃苞米粥加點鹹菜，吃不上粘豆包。」這時下面已經是一片喧嘩了，主持人也覺得口裡發乾，於是問了最後一個問題：「那……。你過年吃啥？」老周回答道：「過年能吃豬肉燉粉條，還有粘豆包。」接著，老周不等政工人員開口，又主動發揮說，東家不但一直對他好，而且還給他做媒娶了個媳婦。聽到這裡，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合不攏嘴了。政工人員一看，連忙訓他：「行了，行了！沒問你這個！」老周一臉疑惑，說：「不是你讓我來說的嗎？」此時，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請老周回到座位上，尷尬地總結說：「雖然……地主給老周吃粘豆包，還給他找媳婦，但是……這也是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是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剝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了階級鬥爭……現在，大會結束！」從此老周有了個綽號叫「粘豆包」，名揚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鐵Ｚ局還有一位叫王寶成的炊事員，解放前給地主餵過豬，解放后則給公家餵豬。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寶成看到那些剛出生的小豬娃在豬圈裡凍得瑟瑟發抖，於是生了憐憫之心，把那些豬娃抱進自己的被窩裡。這事被《鐵路工程報》的記者知道了，趕緊來採訪他。問了一些細節以後，記者還要引導他的階級情感，就問：「那以前你給地主餵豬時會不會這樣做？」王寶成說：「那當然了，地主的豬娃也怕冷。」那個記者一聽，也就不報導他了。
統治者的政治衰敗還表現在工人之間相互稱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們總是互相稱呼「同志」，表現出一種為了某項遠大理想共同奮鬥的願望。到了七十年代，人們間私下的稱呼不知不覺地演變成了毫無任何政治意味的「師傅」。鐵Ｚ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個人，互相之間私下以「同志」相稱了。假如有誰私下稱呼別人「同志」，那麼被稱呼為「同志」的那個人不是覺得這人有毛病，就是覺得這個人準備找自己的碴。因為，那時侯假如要對誰進行批評或者組織處理時，領導總是鄭重其事地把這個人稱呼為「同志」，說「×××同志的行為是錯誤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文革後期，「四人幫」大搞形式主義，號召各級幹部「白天一把鎖，晚上一盞燈」。所謂「白天一把鎖」，就是指幹部白天下基層、蹲點；所謂「晚上一盞燈」，就是幹部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加點地辦公。這種貌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根本就不把人當成人來看待，能做到這樣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會被真正執行。當時我父親見到的幹部們，白天辦公室確實是「一把鎖」，但都在家裡呼呼睡覺；晚上也確實是「一盞燈」，但都是幾個人湊在一堆打撲克。一九七六年我父親他們出去匯演，到了附近的榆社縣革委會、還有好幾個公社，每到晚上，無一例外地看到辦公室里燈火通明，幹部們都無一例外地在裡面打撲克，還聲稱在學習「五十四號文件」。當時也不興賭錢，輸了的要麼鑽桌子，要麼臉上貼紙條，要麼頭頂洗臉盆。他們還在一些平原地區看到一些土堆起來的「人造梯田」，是「農業學大寨」時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勞民傷財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這也算中國這個國家的一個特色。可以說，來勢洶洶、席捲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時，的的確確成了強弩之末了。
◇　「七五·八」洪災
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天災人禍，接連不斷。一九七五年八月發生的「七五·八」水庫垮壩事件，可以說是一次慘絕人寰的大災難。從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開始，形成於太平洋上的第三號颱風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帶。颱風帶來了超強降雨，從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時間裡，降雨量竟然達一千六百毫米，超過了該地區年均降雨量的兩倍。
這次暴雨發生之前的幾個月，恰逢當地持續乾旱，因此當八月四日下雨時，各大小水庫都開始蓄水。由於雨量太大，水庫又只蓄水不放水，導致水位轉眼就超過了警戒線。當水庫的人們驚慌失措地去開啟泄洪閘時，卻發現鐵閘早已銹死，無法泄洪。結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當下游的人們還處於睡夢之中時，板橋水庫等幾十座大中型水庫相繼發生漫頂、潰堤。霎時間，滔天洪水如萬馬奔騰般傾瀉而下，幾十米高的水牆將沿途的村莊、房屋、人畜一掃而光，漯河、西平、遂平、臨泉、新蔡、汝南、平興等七個市縣被水淹達數米深，共有二十九個縣市受災，涉及一千二百萬人，造成了慘重的人員和經濟損失。垮壩后，在炸開下游蓄洪區堤壩分洪時，也因時間倉促沒有通知蓄洪區內的群眾轉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然而，當時全國在一片「鶯歌燕舞」的形勢下，對這次特大洪災的詳細情況卻沒有給予公開報導。查找當年的報紙，也只能發現幾段關於《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慰問河南省軍民》和《河南省軍民奮力抵抗洪水災害》之類的報導，給人的感覺是似乎那裡有水災，但沒什麼大不了的。至於死亡人數，現場慘狀，則一律絕口不提。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慣例：報喜不報憂，掩蓋真相；可以對別的國家發生的災難或幸災樂禍，或慷慨解囊，獨獨見不到自己國度里的災難。
我的大姑父作為《解放軍報》的工作人員，乘坐河南省軍區派遣的直升飛機飛到了災區上空。當時洪水已漸漸退去，飛機飛行的幾個小時之內的範圍之內，大地上所見滿目瘡痍，村莊蕩然無存；水面上漂浮著人畜的屍體，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窪一窪如同湖泊大的水邊上，則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白花花的、淹歿者的屍體，浸泡在水裡；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樹上，全都爬滿了綠頭蒼蠅，黑壓壓的，把樹枝都壓彎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於滔天的洪水，至今卻還是一個迷。民間對死亡人數的爭論從未停息，從一萬人、十萬人到三十萬人的說法都有，彼此誰也說服不了誰。因為，從來沒有什麼官方機構，去認真地調查一下當時究竟死了多少人。
◇　「公物還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伴隨著對政權的厭惡和失望，鐵Ｚ局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再那麼大公無私了。那時，車間里偶爾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著給自己添置家當。好在車間里木料、鋼鐵這些東西應有盡有，於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發的做沙發。連那些做沙發用的彈簧，都是心靈手巧的工人們自製的。
當時我到小朋友們家去玩，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大堆的齒輪、儀錶等東西。當時也沒多想，現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把「屬於自己」的國家財產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賣破爛掙點錢。後來才知道，這種現象在當時居然還有個專門的名詞叫「公物還家」。鐵Ｚ局內普遍的枕木、鐵軌、各類工具就不必說了，幾乎家家都有；有幾家東西特別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幾百個上海產的「電磁繼電器」，只是為了把它拆開拿出銅絲去賣；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鏟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鏽鋼板做的，我們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動；還有一家，則用無縫鋼管當柱子蓋棚子。這些偷來的東西就在領導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沒人管，因為領導們自己也並不幹凈。
盜竊公共財物的風氣，逐漸地成為了一種人們看來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結束以後也沒有被剎住。領導蠶食鯨吞，工人小偷小摸。無論是多大的家業，也經不起這樣的蛀蝕。無數國有企業，就這樣被慢慢地被偷盜一空，千瘡百孔。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企業需要自己找市場，講效益利潤。於是乎這些空殼企業的問題終於大面積地暴露出來，形成了洶湧澎湃的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和工人下崗失業大潮。統治者前面搞即興試驗，成功了算人家的功勞，失敗了算人家交了學費，釀成的苦酒卻要老百姓來吞下。
假如不考慮一貧如洗、物資匱乏、吃不飽飯這幾條，那麼當時工人們上班倒也還是很悠閑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歲剛記事的時候，常隨父親一起去單位上班。通常在點個名以後，就看到工人們三三兩兩地躲在樹陰下乘涼，把報紙撕成細條，卷進散煙葉抽。要麼海闊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麼用石頭子在地上畫個格子，下「十八子圍老虎」棋。還沒到下班，工人們就三三兩兩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裝著從單位偷回家的各種物品。
◇　短缺時代
如果說，在那個時代除了政治迫害、戶口歧視之外，還有什麼讓人刻骨銘心的，那就是無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對今天的年輕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輕人除了缺錢，感覺不到什麼物資的短缺。是的，最珍貴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東西，平時人們只看得到金銀珍貴，但沒有人去多想，看不見、摸不著的空氣和到處流淌著的水，對一個人的生命來說才最珍貴，如果沒有空氣和水，多少金銀都是無用的。然而在那個時代，基本生活物資的短缺是家常便飯，影響到了每一個老百姓的生活（當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當別論）。為此，當時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專門研究了這種現象，還寫出了一本《短缺經濟學》。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長１２．５％」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後的七十年代，我國人民的生活仍然極度貧困。當時的糧食供應是根據不同工種來的，重體力勞動如鐵工、木工就多一點，腦力勞動和輕體力勞動的就少許多。當時我父親定量是四十五斤，母親只有二十多斤。供應的糧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礪得難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頓純粹由白面做成的饅頭，都成了很多人家難以實現的夢想。副食供應更差，每人每個季度定量僅供應肉五兩（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兩。不但糧食和肉類和食用油要定量，連布、糖、蛋，甚至豆腐……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應。而農村戶口的家屬，卻是連這一點可憐的供應也是沒有的。
時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數人回憶以往毛澤東時代「幸福生活」時還經常念叨說，那時豬肉幾毛一斤，糧食幾分一斤，沒有從當時經歷過來的人乍聽起來確實感到挺便宜。可這些人獨獨「忘記」了，這個價格只是理論上的價格，或者說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價格。因為，當時只是按定量供應發放票證，如果沒有這小小的票證，多少錢也買不來這些東西。而一個月一兩、二兩的豬肉配給，不到一兩的食用油，如何滿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當時中國老百姓不僅收入低，而且就這麼可憐的收入也並不能購買到可以滿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這為以後發生通貨膨脹早已打下了基礎。
近一些年以來，隨著對出版控制的放鬆，一些能夠真實反映中國老百姓真實生活情況的統計數據被披露出來，下面我就摘錄一段：　一九七六年，人均佔有糧食３８１斤，低於１９５２年３９５斤，比最高的１９５６年（４０９斤）低２８斤；食用油為３．２斤（平均每月２．６６兩，每天０．８８錢），低於１９５２年（４．２斤），比最高的１９５６年５．１斤低１．９斤；棉布２３．６尺，低於１９５６年（２５．９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５．６尺。人均住房面積，則從１９５２年的４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３．２平方米。（資料來源：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一文，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看到這些少的可憐的數據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在當時中國這個官僚隊伍龐大的國家裡，身居高位的官僚們，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幾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給份額，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東西比這些統計數據反映得還要少。這就是那個時代經濟「每年增長１２．５％」的真相。
鐵Ｚ局作為一個大企業，是工人階級中排名最靠前的「鐵老大」，特別是與當時特別短缺的鐵路運輸方面關係密切，單位也有不少運輸汽車，因而在物資供應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單位好得多的待遇。當時，單位有個供應段，專門有採購員在過節之前從外地運來一些生活物資，緩解物資匱乏的情況。有時從東北運來一些大米，有時又從四川運來一些豬肉，有時又從青島運來一些帶魚。八十年代中期還有一次，竟然運回了價格昂貴的鯧魚。那時還很少聽說什麼冰箱冰櫃，因此生鮮豬肉一般過年天冷的時候才會有，物資運來以後，往往是先按記賬方式分發，等節過了以後才挨個收錢。每噹噹地老百姓看到鐵Ｚ局發放物資時的熱鬧情景，無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隨著大刮「批鄧」風，國民經濟又開始下滑，特別是交通運輸不暢。體現在老百姓那裡，就是物資供應極度緊張。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縣街上竟然沒有一處賣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親和幾個工人在街上轉了一大圈，無功而返。想著過元旦家裡卻沒有一丁點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幾個工人鬱悶地回家去了，我的父親不甘心，又來到處機關院內。一走進處機關大院，就發現一大群人圍在一輛解放汽車旁，人聲鼎沸。原來，供應段剛剛從外地運回了一車豬頭。我父親一看人太多擠不進去，就對賣豬頭的工友任××大喊一聲：「老任，幫我留個豬頭！肥一點的！」任師傅是父親的老相識，聽到以後就從車上挑了一個大豬頭，放在自己櫃檯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親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裡，正看到我的母親坐在家裡發愁：快過節了，什麼食品都沒有。此時一見父親提著那一個豬頭回來了，頓時非常興奮，一家人算是過了一個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節，我父親為了買上定量的二斤豆腐，從早上四點排隊一直排到下午才買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隊買肉……買回的都是瘦肉，因為肥肉都被「走後門」的人買回去了。有人肯定會驚奇地問：賣給你瘦肉還不好？我就喜歡吃瘦肉啊！不過，那時的人們既缺肉、又缺油，喜歡買肥肉解饞或者煉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賣肉的、賣豆腐的，簡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學教授還是工程師，人人都得向他們陪笑臉以巴望能弄點肥肉解饞——然而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權力最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惡劣的服務態度讓人難以忍受。文革時期隨著物資的長期短缺，「走後門」之風愈演愈烈，後來發展到「不正之風」，又發展到今天的腐敗。如今父親回憶起這段歷史，吃驚地說：「人的適應性可真強，當時那麼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麼挺過來的？現在想想都后怕，當時就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裡來的那麼大勁頭排十幾個小時的隊？」
儘管有人說文革是為了「整腐敗分子、特權階級」，但實際上那個時代照樣有腐敗分子、特權階級，而且為數不少。雖然從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生活水平不能與今日腐敗分子、特權階級同日而語，但是與當時的普通工人相比，幹部們的生活就是強得多。那時的白糖異常緊俏，平時根本就見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親就曾親眼見到，單位頭頭們家裡的白糖放得時間太久而變質，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頭頭家裡還有不少上海產的巧克力奶糖、麥乳精、名煙名酒等等，這在普通工人家裡是根本見不到的。
不僅是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時間裡，全國一度「八億人民八部戲」，雖然有些誇張，但基本上見不到什麼文藝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爾有幾部文藝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貫穿「兩條路線鬥爭」，無論是描寫大慶油田的，描寫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還是描寫農村的，除了環境變變，情節、人物基本上沒什麼變化。我在上大學時候，買了學校處理的圖書館藏的幾本書，其他幾本名字忘記了，只記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長江大橋》。這幾本書儘管描寫的事情不同，但裡面的人物和情節卻是一樣公式化：一個存在糊塗認識的老革命，一般擔任正職；一個苦大仇深的造反派，雖然不擔任很高職務，但革命路線站的穩，在工人或農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應；一個走資派或者階級敵人，一般擔任副職，副總指揮、副廠長之類角色，總是搞破壞，甚至執著到了冒著生命危險搞破壞的變態程度；一個頭腦簡單的革命群眾，特別容易被壞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變成特別堅強的革命戰士。這類「文藝作品」情節大體相似：階級鬥爭特別複雜，壞人隱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誰也識不破，造反派覺得困難時都在半夜學毛著，學著學著豁然開朗，於是往往站到窗前，推開窗戶，「一股清新的空氣迎面撲來，窗外萬家燈火」。結局千篇一律：壞人想盡辦法破壞，最後狗急跳牆，結果被造反派帶領革命群眾抓個現行；老革命受到教育，頭腦簡單的群眾獲得成長。人物也沒有個性，只有「好」與「壞」的面具和標籤。
◇　也有值得懷念之處
不過，那個時代治安倒是很好。一九七六年春節期間我們家兩次遭了盜竊，小偷別的什麼都沒動（不過，除了那台收音機以外，當時也是一貧如洗的我們家也的確沒什麼東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兩盤餃子。雖然父母為這兩盤餃子的丟失也心疼（那可是來之不易的細糧和肉啊！），但想到那個小偷定是家裡連過年的錢都沒有了才會鋌而走險的，因此反而可憐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在大年三十晚上偷走了家裡掛在外屋的一塊肉。那個小偷定是個走投無路的老實人，當時家裡買了兩塊肉，一塊大一點，新鮮一點；另一塊小一點，不太新鮮了。山西冬天外邊冷，屋裡暖和，為了保鮮就把兩塊肉掛在冷一點的外屋。小偷只揀那塊小一點的肉偷走了。我父母發現后，不但不罵那個小偷，反而感嘆，那是一個好人。
我三、四歲時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鎖在家裡。那時也沒什麼防盜網、防盜門，調皮的我就把窗戶玻璃上的釘子拔下來，跑出去玩。姐姐不敢跑，我就獨自上街。有一次我自己跑到離家好幾裡外的電影院去，人家不讓進，我就在門口玩起來。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見了我，急的發瘋，全城都找遍了也沒找到。後來鄰居跟父母說我臨走時跟他們說了句「影影」，於是父母猜我會不會跑到電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電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幾個小孩坐在地上玩呢！還有一次，父親跟母親說要隨單位文工團去「七五三」兵工廠調演，他們說話時我聽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兵工廠的必經之路旁等著，等到父親單位的大客車來到這條路上，大家異常驚訝地發現了我，於是我就上了車，吃上了一頓大肉——當今，就是給我十個膽子，我也不敢讓自己的小孩這樣單獨行動。
那個時代還有一些值得留戀的地方，比如說公費醫療。七十年代，父親的一名姓趙的工友因為鐵屑插進手掌中化膿引起敗血症，局醫院沒法治立刻就轉送到北京的鐵路總醫院，還派了三個人輪流招呼，一直到痊癒。還有一位段姓工人，一九七二年因為腸癌被送到上海鐵路醫院，開刀后截去了一段腸子。但是由於腸道縮短而導致吸收很差，人餓得不成樣子。後來單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鐵道醫院，植入了一段動物腸子，手術很成功，至今還健在。還有一位姓蘇的工人，一九七六年腦部因絛蟲孵化而導致腹水壓迫視神經失明並經常性昏厥，轉至上海鐵路醫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國產），抽出腹水后眼睛復明，一年後水泵壞了，又送到上海鐵路醫院植入美國進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十七年，也是分文不收。
雖然生活在「廣闊天地」里的農民沒有公費醫療，但當時的醫療費用是非常低廉的，一個感冒之類的疾病，一兩塊錢就治好了。而且那時醫生的職業道德非常好，例如我的姐姐出生時我母親難產，那樣的情況醫生也不用產鉗（用產鉗容易導致胎兒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寬布帶子一點點往下勒，前後折騰了好十幾個小時。結帳時，僅僅花了十二塊錢。此外，在一些緊急情況下，醫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錢，有些確實沒有錢的，也就算了。那時的人們儘管窮，但很少有從事坑、蒙、拐、騙、搶的。因此，建國后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從三十五歲提高到六十七歲，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經濟建設搞得不錯，但人均壽命卻基本沒有提高，甚至已經不及斯里蘭卡等貧窮國家。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再看看「醫療產業化」的今天：據《××晚報》報導，一位七歲的小男孩三年前由於闌尾炎引起的腸粘連而動了造瘺手術，將其兩截小腸留在體外進行排泄引流。由於無錢進行第二期手術，三年多來，小孩的腸子一直掛在體外！看了這個報導，不知讀者有什麼感想。我本人可以斷言：我剛才列舉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沒有一個可以倖存下來，因為他們和這個小男孩一樣，沒有錢。——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生存狀況，一些人反而又懷念起毛澤東時代，還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　編造新聞
前面提到過，我的父親參軍以後，就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干過一段時間，轉業后又在開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樂。以後雖然當了工人，但在音樂方面水平還是有的。因此，我的父親就被吸收參加了鐵Ｚ局的宣傳隊。此時的中國，正在刻意營造「鶯歌燕舞」和「形勢大好」的氛圍，來證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勝利的、必要的。各個大企業、機關、學校、廠礦、軍隊競相辦起了宣傳隊，每天唱來跳去，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
在那一段，我的父親還被安排參加拍攝一條假新聞。那新聞的題目叫做《鐵Ｚ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群眾文藝工作搞的好》。我父親在這則「新聞」裡邊，裝扮成一個到群眾中採風的「文藝工作者」。為了突出氣氛，那個記者讓我父親穿上借來的一身中山裝、弄副眼鏡戴著，儘管當時我父親眼睛既不近視、也不花。此外，我父親還必須背著手風琴。拍我父親從麵包車裡下來的鏡頭連續拍了好幾次：每次下來，和「群眾」握手；由於記者不是很滿意，於是父親一行重回車上，再下來，再和「群眾」握手……直到記者滿意為止。本來父親和扮演「群眾」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還得假裝成不認識。接著拍「文藝工作者」與「群眾」交談的鏡頭，根據記者的安排，父親必須拿著一個小本本，不斷地邊聽邊記，還得不斷點頭表示讚許。其實父親完全是胡寫亂畫，而「群眾」則對父親說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據記者的安排，張嘴就行了，解說員早就定好怎麼解說了。後來，單位還組織工人收看這則「新聞」，扮演「主角」的我父親去都沒去。這就是中國「新聞」的真實面目。 ◇　一九七六一九七六年的中國，正是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大決戰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周恩來總理在文革動亂歲月中忍辱負重，鞠躬盡瘁，他的逝世頓時使全國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為失去這樣一位好總理而流淚。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也逝世了。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病卧在床，難以視事。「四人幫」乘機翻雲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達到極限，暗暗積聚著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細流在一九七六年終於匯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在天安門廣場上，數百萬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之勢，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說「不！」儘管後來這場運動遭到了殘酷的鎮壓，但是它宣告了離「四人幫」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了。
在這場運動中，鐵Ｚ局的工人階級沖在了最前列。我們大家所熟知的一首聲討「四人幫」的檄文《揚眉劍出鞘》，就是出自鐵Ｚ局建築處機械廠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親的王立山來到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上貼出了那首令人迴腸盪氣的千古絕唱《揚眉劍出鞘》：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這首傳遍大江南北、黃河兩岸，被億萬中國人民傳誦的檄文，引起「四人幫」的陣陣恐慌。他們把該詩列為「四五」事件中的「００１號反革命案件」，可見這把銳利的長矛，確實刺痛了「四人幫」的要害和心臟。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發生了二十世紀全世界死亡人數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個華北地區都處在強烈的搖動中，連太谷縣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強烈。強烈的震動把父母驚醒，他們迅速抱著我和姐姐逃到了戶外，然後父親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貴的收音機搶救出來。不過，這次震動后就沒什麼動靜了，房子也並沒有倒塌下來。不久，太谷縣醫院裡轉來了一些地震中的傷員。接著市面上謠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個活人」，「地裂縫把整個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驚弓之鳥。唐山大地震時，我已經依稀記事。那一段時間，每到傍晚，全縣的地震警報就發出「嗚，嗚」的鳴響，此起彼伏。當時，誰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著被褥、椅子坐在遠離高大房屋的曠野。那時雖是夏天，但到了夜裡還是感覺頗冷，我父母抱著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朧中我記得鄰居家的大哥哥，當時已經二十多歲了，穿著軍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對著我。不僅是太谷縣，當時整個北方，人們都露宿街頭。後來，我的父親找到了單位一輛報廢以後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車，每天晚上，父親都把那台收音機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後全家人步行幾里地到那輛破吉普車裡睡覺。
唐山大地震隱隱露出了經歷「文革」洗禮之後，中國人道德淪喪的苗頭。地震發生之後，有很多人不是去搶救傷員，而是忙著摘取死人身上的手錶；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資遭到搶劫，不僅是糧食、衣物，連跟救災一點關係都沒有自行車、縫紉機也被搶走。附近郊區的農民，更是開著拖拉機，成群結隊地進城趁火打劫。還有一些人，趁機渾水摸魚，乘著人們無衣物遮身敝體大肆強姦。經過了幾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國人淳樸善良的本色被一點點奪去，變得異常殘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國大街小巷，突然間同時響起了哀樂——毛澤東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親正領著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線材廠走，猛然聽到哀樂和廣播員沉痛的聲音。當時，我母親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怎麼，「他老人家」死了？難道……他這樣的人也會死？於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這不是在做夢。以後半個月里，街上到處掛滿了是白花，到處是戴黑紗的人。當然，我的母親、父親也戴了，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沒有人敢不戴。
我的母親帶著我參加了太谷縣手工業局工會組織的毛澤東追悼會，會場設在離線材廠不遠的太谷縣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見到了電視，記得當時電視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宮、以及躺在花叢中的毛澤東。我覺得很好奇，很興奮，拍著小巴掌哈哈地笑，於是母親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來，整個會場數我的哭聲最響。追悼會場中有幾個中、老年婦女就跟死了親爹一樣「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個臨時工，是個黨員，都五十多歲了還轉不了正，哭著哭著，竟然昏了過去。其餘大多數人只是低著頭，能擠出眼淚的擠眼淚，擠不出來的怕別人說對毛澤東感情不深，就偷偷弄點唾沫沾到臉上，裝做流淚的樣子。我不哭時，就偷偷四下張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備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個子高，低著頭互相看不見，可瞞不過我這個小孩子。
我父親所在的鐵Ｚ局工人們對毛澤東的感情比地方上明顯淡薄多了，當時他們單位領導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時，馬上就有一個女聲「呃，呃」地哭了起來，但是大多數人都低著頭不做聲，有幾個膽大的人還偷偷地四處瞅瞅是誰在「呃，呃」，於是那「呃，呃」聲也沒了。
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們沉默著、等待著，企盼著……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們家剛剛從地震棚里搬回來。我的父親仍然像往常一樣，搜索著莫斯科電台的廣播。突然，一則江青被抓的新聞傳入父親耳中。據父親後來回憶，剛聽到這則消息，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驚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親裝做什麼事都沒發生。一位與父親關係很好的工友走到父親面前，壓低嗓子對父親說：「江青被抓起來啦！」父親還假裝糊塗，因為在那個年代里，人們互不信任，說不準出言不慎被誰告發了呢？那工友見父親不信，急切地說：「真的！昨天我聽外國電台說的！」於是父親與他相對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後的幾天里，人們都小心地傳遞消息，暗暗喜悅著，直到得到官方證實。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樣被鎖在家裡，聽到外面遠遠傳來鞭炮聲、鑼鼓聲。那天，父親、母親都回來的很晚，而且母親是被人攙扶回來的，原來母親是參加遊行時掉到溝里扭傷了腳。「四人幫」被「你辦事、我放心」的「英明領袖」給「一舉粉碎」了！當時大人們都說，「四人幫」里有個江青最壞。後來，每當我們家吃雞，父親都把雞頭砸碎，掏出一個像正在跪著的小人似的雞腦，說「這就是江青！」當時我們那裡，很多工人家庭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