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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列寧因何失去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ZT)

作者：路不平於 2011-8-6 03:5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十月革命]

核心提示：1917年 12月，100多份秘密檔案整理完畢，《真理報》和《消息報》將全部文件公諸於眾，國際媒體瘋狂轉載。討伐帝國主義的浪潮洶湧襲來，列強應接不暇，布爾什維克人的信息戰初戰告捷。列寧為新生的政權營造了一個嶄新的形象。列寧因此而被挪威人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但以西方對紅色政權的敵視，他的提名很自然的被駁回了，理由是「已經錯過了提名時間」。

文章摘自《中國經營報》作者：方亮原題為《蘇維埃變臉》

103年前的7月25日，剛剛成立不久的蘇維埃政權在莫斯科發布《對華宣言》，承諾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歸還沙俄侵佔中國東北的領土以及庚子賠款，這讓當時中國的許多青年歡欣鼓舞。然而，在蘇聯自身的危機解除后，中國人發現，那頭貪婪的北極熊並未改變本性。

一個遠在歐亞大陸的東端，自成一體，安然富足；另一個橫亘於西歐與亞洲蠻族之間，堅韌而爛漫。這便是中國和俄羅斯，除了共同的集體主義哲學而導致的社會秩序和國家制度的趨同，似乎找不出更多的共同點來將兩族歸於同類。然而這唯一的一點相同之處，就足夠兩個民族走到一起，並演繹出一出時分時和的悲喜劇。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中俄兩國同時迎來命運的巨變。孔子的後人打破了封建社會的羈絆開始痛苦求索，彼得大帝的傳人堅定的選擇了一個德國人設想出的道路。原本安然富足的中國人此前已飽受俄國人的欺凌，而選擇了新式道路的俄國人卻向東方拋來橄欖枝——我願歸還昔日搶走的領土，我願放棄賠款，我願放棄特權，我願……我願……

這是夢幻？是騙局？還是一個把話說得太過，另一個卻太過當真？

是否當真不要緊，只是國與國之間千萬不能天真。

勝利者書寫歷史的過程相當於一種信息控制，亦即對權力的攫取。「維基解密」首腦阿桑奇被認為用部分「重量級」秘密文件來自保，各國解密檔案也都遵循著不破壞當下政治秩序的原則來進行，斯大林死後其生前隱秘即遭曝光的先例更顯示出權力與信息控制的緊密相關。

所以，當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彼得格勒奪取政權，他們幾乎將完全的信息控制權掌握在了手中的時候，打一場信息戰便是勢所必然。雖在彼得格勒取得成功，但俄國全境尚為未定之地，其他帝國正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虎視眈眈，在英國擔任軍需大臣的丘吉爾更是揚言要將其「扼殺在搖籃里」，新政權必須使出全力自保。此一背景下，首任外交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帶著一位年僅24歲的水兵馬爾金徑直衝向了舊俄外交部大樓。在布爾什維克們看來，那裡保存著沙皇俄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所締結的秘密條約，骯髒且不可告人。托洛茨基留下一句話：「我的工作很簡單：公布一切秘密條約，然後關了那個小地方！」

這位蘇聯紅軍的締造者用一個頗具蔑視意味的詞語指代沙皇俄國的外交部。但實際上，他心裡清楚，那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機構。正因此，他將年輕的馬爾金帶在身邊，不僅因為他有足夠的學識和政治覺悟，更因為他年輕力壯，精力充沛——他必須在幾周的時間內將帝俄外交部中保存的檔案材料統統整理出來，擇重要部分結集公布。這一極端耗費體力與腦力的工作被列寧看做是為布爾什維克政權樹立形象進而爭取盟友的重要步驟。因為在十月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在彼得格勒斯莫爾尼宮的白色圓柱大廳，列寧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和平法令》，「民族平等」、「民族自決」、「廢除秘密外交」成為其中最為耀眼的亮點，為全世界所矚目。這樣，舊俄秘密條約的整理與公布就成為重要的後續手段，擺在馬爾金面前的任務相當沉重。

在接下來的幾周內，馬爾金帶著一眾水兵與赤衛隊員沒日沒夜的在舊俄外交部內閱讀、研究、歸類。一位赤衛隊員後來稱，馬爾金幾乎一直沒動地方，吃住在檔案室的一個角落裡。列寧和托洛茨基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為了預防敵人的破壞，他們還專門送來了一個防火的柜子，專門用來保存整理好的文件。

兩位領袖心裡十分清楚，新政權沒有大量任用舊政權遺留下來的人員，布爾什維克們在革命前更是與舊俄政權無涉，所以揭露的力度完全不必有所保留。

1917年12月，100多份秘密檔案整理完畢，《真理報》和《消息報》將全部文件公諸於眾，國際媒體瘋狂轉載。1892年法俄軍事秘密協定、 1905年俄德軍事條約、1907年英俄瓜分伊朗、阿富汗和中國新疆的秘密協定統統大白於天下。諸如英法俄商定瓜分奧斯曼土耳其而不是像許諾的那樣讓阿拉伯人單獨建國的協議內容給倫敦造成了不小的國際壓力。討伐帝國主義的浪潮洶湧襲來，列強應接不暇，布爾什維克人的信息戰初戰告捷。列寧為新生的政權營造了一個嶄新的形象。

山雨欲來

列寧因此而被挪威人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但以西方對紅色政權的敵視，他的提名很自然的被駁回了，理由是「已經錯過了提名時間」。諾獎委員會補充稱，如果列寧及其政府可以在國內停止戰爭、確立和平，委員會不反對在未來授予其和平獎。當然，這不過是一種說辭。1918年1月3日，對蘇俄的《和平法令》反應敏感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與英國大使賴斯會談時說：「如果對布爾什維克的呼籲繼續得不到答覆，如果絲毫不去抵抗它，那麼它的影響就會擴大。」5天後，這位學者出身的總統向國會托出了自己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兩年後，以它為基礎的聯合國前身——國際聯盟成立。

平心而論，初生的布爾什維克身處險境，所以它在這場信息戰中自保的成分居多，但客觀上確實在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的戰場上推動了和平進程的前進，僅此一項想必便當得起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和平法令》和「紅色維基解密」固然起到了樹立形象的作用，但也在更大程度上惹惱了帝國主義列強。不到一個月之後，日本的軍艦就強行進入了海參崴港，英美軍艦也隨後抵達。第二年，被困蘇俄的捷克軍團起事造反，得到西方多國的支持。8月，多國干涉軍進入俄國，加上帝俄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等各地的殘餘勢力借勢加緊進攻，新生蘇維埃政權處於風雨飄搖當中。事實證明，若不是多國干涉軍貌合神離，蘇維埃政權恐怕真的會如法國總理克里蒙梭所說的那樣被「用鐵絲勒死」。作戰期間，日美兩國矛盾連連，若不是日方在關鍵時刻做出部分撤軍決定，兩國或許就將刀兵相向。

當此危急之時，類似對德《布勒斯特和約》這種委曲求全的買賣已是在所難免。在經歷了數輪內部爭論之後列寧堅持與德國締結了這一割讓大部分利益的和約。若在中國語境下，此約絕對可稱得上「喪權辱國」。

強敵環伺，無論是出於自保還是列寧先前提出的《和平法令》的精神，蘇維埃俄國都必須聯手眾多被列強欺凌的小國與弱國。一系列廢除沙俄舊約和支持民族解放鬥爭的宣言與行動被頻頻祭出。在日本軍艦出現在海參崴僅一天後，布爾什維克便宣布承認已被沙俄兼并了100多年的芬蘭的獨立地位。半年後，波蘭也從列寧口中討得獨立地位，儘管它歷史上曾數次被德、奧、俄三國瓜分。緊接著《告俄羅斯及全體東方穆斯林人民書》、《土耳其、亞美尼亞獨立法令》先後出爐，而在對中國這個東方最為重要的潛在盟國身上，布爾什維克們更是寄予厚望，一份《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向中國人民許以重利，以求中國撤回自己的干涉軍、肅清境內帝俄殘餘勢力並成為阻擋日本西侵的重要屏障。按照這份宣言，蘇俄政府將放棄帝俄在中國因侵略而獲得的一切土地，放棄領事裁判權利等各種特權，並無條件將帝俄在中國東北修建的中東鐵路歸還中國。

這一切聽起來當然是相當誘人的，但這世界上真有天上掉餡餅的事嗎？真有不計利益得失的國家嗎？更何況，那是俄國人。

橫空出世的《對華宣言》

自16世紀下半葉開始，歐亞大陸東端的封貢體系便已開始動搖。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努爾哈赤在滿洲坐大，兩人共同奏響了中國「去帝國化」的歷史強音。在經歷了滿清所奉獻的最後一個盛世之後，中國幾乎徹底萬劫不復。列強的撕咬痛徹心扉，近鄰的啃噬更加刻骨銘心。歷懷不臣之心的日本已是騎在睡獅頭上的豺狼，但直到遇上俄國的東侵，中國人才知遠甚豺狼的熊虎之怖。相比於日本的不甘居島國一隅，俄國人對陸地空間和天然海港的狂熱幾乎是深入血液骨髓的原始本能。列強圍噬之下，中國之貧弱顯露無疑，俄國之貪婪更顯瘋狂，一躍成為割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帝國。

近百年來的國人記憶是被一刀刀劈砍出來的，北方近鄰留下的傷痕最深。

所以，毫不奇怪，俄帝國代之以斧頭鐮刀之後從北國傳出的第一聲問候到達中國的歷程並沒有那麼順利。

通過數個渠道，《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傳回了國內，但並未被中國民眾所知曉。張斯麟便是幾個傳遞者中的一個。1919年7月25日，這份宣言正式問世。半年後，身為中華民國駐哈爾濱邊防處的張斯麟將宣言傳遞至北京。

及至1919年，蘇俄面臨的軍事和政治壓力已經減弱了許多。在美國干涉軍於1918年撤回菲律賓之後，多國部隊也都先後回國，只剩下從一開始就抱定吞噬遠東領土之心的日本。曾經被列強遵守的「門戶開放」政策這一次在日本人身上不靈了，華盛頓的惱怒可想而知，但一意孤行的日本人用種種借口佔據遠東、侵佔中俄領土並扶植傀儡，在承諾將追隨美軍撤軍后卻最終賴在當地。

就這樣，先後擊敗了高爾察克等帝俄遺留將領以及其他干涉軍之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們猛然發現西部因與德國簽訂《布勒斯特和約》並擊敗干涉軍而局面大大緩解之後，東部反倒面臨著日本人的威逼。如此，東方大國中國成為蘇俄必須牽手的夥伴，以期藉此緩解日本的壓力。更何況，追隨協約國干涉俄國革命的也包括發表了《進軍海參崴宣言》的中國北洋政府，蘇俄更需早日將中國軍隊「勸」回國內。

《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在這一背景下橫空出世。但在北京掌權的北洋政府絲毫不為蘇俄提出的誘人條件所打動。唯協約國馬首是瞻的他們再膽大也不敢擅自同紅色蘇維埃接觸，哪怕他們只求中國的外交承認。

但意外的是「五四」之後鼎沸於中國的學生運動竟對蘇俄十分青睞，街頭要求承認蘇俄的聲勢日盛。扛不住壓力的北洋政府只得迂迴行事，派人赴俄與蘇俄接觸，只是一切均低調從事，恪守非官方接觸的原則。至於赴俄的人選，正是第一批傳回蘇俄《對華宣言》之一的張斯麟。

艱難轉圜

這可稱是中俄交往史中罕見一景，因為就在張斯麟以非官方身份遠赴莫斯科時，遠東共和國(為抵禦日本壓力而由莫斯科在遠東成立的緩衝國，服從莫斯科領導)外交代表優林也正在來北京的路上。兩人相對而行，但卻同樣都未實現進行外交照會。這罕見一景實際上道出一點，中俄是如此的需要進行接觸。

兩個民族在非常時期派出的兩位外交官遇到了同樣的事情。張斯麟由於缺少照會而在遠東遭到冷遇。遠東共和國向北京發來問詢，卻得不到答覆。困於遠東的張斯麟不得已只得親自向時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的契切林發去電報。契切林接報後向中方進行詢問，結果得到的卻是北洋政府語焉不詳的答覆。至於後者為何如此行事，毫無疑問，是怕協約國據此將此次訪問看做是官方行動。結果，搞得張斯麟進退失踞，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危險。

而不遠之外的優林也好不到哪兒去。同樣由於沒有外交照會，他被阻在中國遠東共和國邊境動彈不得。數次向北京發出的申請如石沉大海。原因是一樣的，北洋政府萬萬不敢與蘇俄建立正式關係，如果協約國列強不點頭的話。

情急之下，張斯麟獨闢蹊徑，向莫斯科當地僑領發去電報，望後者提供協助。幸運的是，接報的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劉紹周與列寧頗有私交，甚至持有克里姆林宮的通行證。在他的周旋之下，列寧親自首肯了張斯麟的訪問，並表示正急著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命令傳至遠東共和國，張斯麟轉眼間又成了上賓，待遇即刻升格。幾天後即出發前往莫斯科。當然，在這之前他沒有忘記為尚困在邊境的優林助一臂之力。他電告北京，優林為商談中俄外交之事而來，但並非官方代表，可予以放行並予以接待。這樣，優林才最終踏上了中國土地。

不過，優林的訪問並未能取得進展，北洋政府只與其就邊境貿易進行了簡要商談。相比之下，張斯麟的訪問收穫頗豐。他直接見到了列寧，並將擔任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加拉罕起草的《第二次對華宣言》也帶回了國內。列寧與張斯麟相談甚歡，蘇方對這位首位來自中國的使者極為看重，甚至也將與劉紹周所持有的相同的克里姆林宮通行證給了他。列寧向張斯麟表達了希望儘快與中國建交的願望。通過交流，張斯麟明白，列寧最為關心的問題便是中國不能在未來成為帝俄殘部從事反蘇活動的基地。此外，蘇方願意與中方就中東鐵路問題以及邊界問題展開談判。

而在《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中，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內容，但有關中東鐵路的條款已經變為了願意展開談判。而在列寧口中，交還沙皇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問題也成了需要談判解決的問題。

無論怎樣，張斯麟確實打開了中蘇之間的大門。接著，仍是在洶湧民意的推動下以及已有列強作為開路先鋒的背景下，北洋政府下決心與蘇俄正式接觸。

歸國的張斯麟偶然碰到了即將赴任駐莫斯科總領事的陳廣平和著名報人瞿秋白。張斯麟向兩人大倒苦水，抱怨北洋政府的裹足不前，因為他本想通過自己的努力一舉通關，促成兩國正式建交。

此後的歷史發展已經由這些探路者和列強們規定了軌道，俄國外交官越飛以及兩次《對華宣言》的作者加拉罕先後訪華。並最終在加拉罕與中方的鬥智斗勇后雙方簽署了《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為兩國建交畫上了句號。

這個句號可沒有《對華宣言》中聲稱的那麼美，中國最為在意的外蒙古問題，蘇方並未承諾撤軍，只是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雙方承諾在兩國各自境內不準存在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的各種機關團體及其舉動。中東鐵路可由中國贖回，而不是《對華宣言》中所稱的無條件歸還，分文不取。而且，俄羅斯還通過人員調配加強了對鐵路的控制。

北洋政府曾因無法接受蘇方的苛刻條件而讓談判破裂，但卻因無法應付國內學生的「無條件與蘇建交」的壓力而被迫回到談判桌上。

筆者無法像專業學者那樣掌握最為詳細的有關這次中蘇談判的信息，但卻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加拉罕曾於1923年12月以華俄通訊社的名義，重新發布 1919年和1920年蘇俄政府兩次對華宣言的譯文，刪去了1919年第一次對華宣言中無償歸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產業的一段文字，並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後的文本為準。

此舉當然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但似乎中方的不滿並未取得什麼效果。美國歷史學家馬士在其與人合著的《遠東國際關係史》中曾評價，加拉罕在此間的表現是堅強又成功的。

我相信，此言不虛。

每當讀到這段歷史，內心總有些沉重，不願再讀下去。中國雄雞「雞冠」上的那大片的土地一直被國人算做應該由俄國人歸還的行列。但毫無疑問，列強混戰的「帝國時代」已然遠去，能夠生活在國際法具有一定效力的時代是一種幸福，只是遺憾是難免的，要想向北邊的鄰居討回那片土地或者讓他們兌現昔日的諾言已經愈發不可能。

每每談及此段歷史，我也總會想起幾年前在俄留學時的場景。歷史課堂上，俄羅斯老師像我小學時的中國歷史老師一樣，將自己國家的歷史描述的無比悲情。談及康熙時期簽訂的《尼布楚條約》更是強調其對俄羅斯的不公平，全然不在意下面坐著的是一群中國學生。更過分的是，畢業論文選定題目時，一位導師居然為我的同學推薦了一個《大連——曾經屬於俄羅斯的城市》的題目。

憤怒之餘，我會冷靜地思考，並非是這些老師挑釁，我相信這只是他們從小就接受的歷史教育。

如果這些老師是這樣的，那麼當年「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就不是這樣嗎？他們是共產主義者，但他們同樣是民族主義者。尤其是在俄羅斯，沒有人不是民族主義者。從策劃那場信息戰到與眾多小國交好，再到對中國施展「甜言蜜語」，站在背後的無不是民族主義思維。待到真正與中國人走上談判桌時，蘇俄的境遇已經大為改觀，自然無需再做太多讓步。

這本是國與國交往的基本準則，不變規律，那些走上街頭鼓噪「無條件承認蘇聯」的師生們，難道當時他們都忘了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