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史天健教授的「程序民主論」 (ZT)

作者： 方鯤鵬

一、 史天健教授的民主制分類

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史天健，因患急性間質性肺炎不久前突然去世，終年59歲。在國際學術界，史天健教授是研究中國問題頗有影響的政治學家，他的英年早逝令人唏噓惋惜。

史天健將西方的民主體制很直觀也很傳神地定義為「程序民主」。與此對應，他創設了一個「實質民主」的概念。他定義一個社會的實質民主程度，是由民眾擁有的民主感覺度來衡量。

史天健創立的實質民主理論招來很多非議。我想，如果他選擇美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而不是中國，可能批評會比較少。但史天健如果用對立於西方主流學派的民主理論來研究美國的民主問題，肯定在中美兩國都找不到資助，而沒有資助就無法作他的研究。

史天健對《鳳凰周刊》記者瑪雅說，他剛來美留學時，十分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後來看多了，認識深化后，就覺得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其實這種對西式民主制度從烏托邦式的憧憬到有真切認知的變化，發生在很多來美人士身上，即使在中國時是知名的西方體制狂熱崇拜者（或稱民運人士），曾寫過一些有激情有影響的民主啟蒙文章，到了國外后批評共產黨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可以鋒芒如故，但歌頌西方制度的往昔熱情很快就消失了。

史天健對於美國的一些批評都是善意的，有事實有數據，絕沒有妖魔化，也沒有否定西方體制。我想，這一類批評可以起兩個作用：對於生活在實行西方程序民主體制的讀者，使人們從自戀式的體制優越感中醒悟；對於生活在體制轉型期國家的讀者，提醒人們不要幻想程序民主制能解決業已存在的社會問題。

二、 中國應實現程序民主制，但面臨的社會問題不會由此消失

（一） 為了長治久安應該采程序民主制

有點類似於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關係，雖然程序正義不能保證產生實質正義，但沒有程序正義的實質正義，只能被認為是一種不合規範、不穩定的正義。因此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最好是在程序民主下實現最大程度的實質民主，這需要在設計程序民主的規則上多下工夫。

從整體來看，程序民主制的最大好處是從體制上制衡權力，保障長治久安。另外可以平息執政合法性的爭論，也能使中央政府推卸一些困難的責任，特別是對弱勢群體的社會責任。比如在程序民主制下，無需受理赴京告狀。所以在中國的現狀下，實行程序民主制后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央政府。

改為程序民主制后可以使社會表面上比較有序，但原有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基本上全部存在，不會自動改善。而老百姓的觀感和感覺不僅難有實質性改善，更可能是變壞。美國的民調數據可資參考。前任總統小布希任期的后兩年，美國人對他的滿意度基本上處在百分之二十幾的低水平。現任總統奧巴馬目前的民眾滿意度在45%上下。美國的人民代表即國會議員們，整體的滿意度長久以來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最新的一次民調是13%。目前有80%的美國人說他們不信任政府，僅有19%的美國人表示滿意政府。這些民調數據說明，程序民主制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雖說是迄今相對最可接受的政治體制，但遠不是一個可以炫耀的制度。包括史天健在內的一些學者試圖找到更好一些的選擇，他們的探索精神應當受到尊重。

下面通過一些實證研究，說明程序民主制后，已存在的社會問題不會退場。需要說明，舉例分析不是統計分析，易於受質疑，這是此種方法先天不足之處，因此我儘可能選擇知名的、代表性強的案例。

（二） 沒理由相信程序民主制會約束利益集團同情弱勢群體

2010年3月23日，奧巴馬總統簽署了《美國大眾衛生健保法案》，將讓全美大約3200萬沒有醫保的人在4年內獲保，使醫保覆蓋率從85%升至95%。

美國全民醫保的思想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對美國人民說過，「我們將效仿德國人在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方面的舉措，讓美國實現全民醫療保險」。奧巴馬簽署法案后，雖然還沒有實現全民醫保，不過只有一步之遙了，可以說奧巴馬艱難地完成了一項歷史壯舉。

觀察過健保法案困難而吵吵鬧鬧誕生過程的人，不難發現其中至少有三個反諷現象：（1）大部分美國人反對這個法案，不願意幫助買不起醫保的弱勢人群，這對於一個高舉人權旗幟的世界超級強國，可以說是奇恥大辱。（2）法案最後沒有充分開放程序民主，是以投機取巧方法強行通過。（3）法案強制每個人都必須買醫保，不買就罰款；這個規定與市場經濟的原則完全不合拍，所以國會共和黨人稱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

換言之，如果充分開放程序民主，如果完全遵照市場經濟原則，這個法案的命運必然是再次胎死腹中。這些反諷現象背後的原因是醫療費用失控。近十幾年來，美國政府眼看著醫療保險費以遠遠高於通貨膨脹率的速度攀升，耳聽著民眾怨聲載道，但政府或是制約不了、或是不願約束、或是不敢得罪利益集團，結果只能是兩手空空，一個解決方法也拿不出。

（三） 程序民主制與司法正義沒有關聯

2003年3月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7月6日美前駐加彭大使約瑟夫•威爾遜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揭露布希政府使用假情報蓄意誇大薩達姆的威脅，製造戰爭借口。一個星期後《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抖出威爾遜的夫人瓦萊麗•普萊姆是以能源顧問身份作偽裝的中央情報局秘密特工。其時普萊姆已為中情局秘密工作了近20年，經常派往國外從事間諜活動。她特工身份曝光，不僅使她的職業生涯戛然而止，也給她本人、同事、國外聯繫人、線民等帶來危險。

威爾遜認為，布希政府故意泄露他妻子的特工身份，是對他批評布希戰爭政策的打擊報復。而泄密文章的作者也承認，白宮官員向他泄露威爾遜夫人的特工身份時，他意識到是為了報復她的丈夫對布希政府的批評。

根據美國法律，泄露中情局秘密特工身份的做法屬於重罪，美國司法部長任命帕特里克•菲茨傑拉德為特別檢察官對該泄密事件進行調查。調查告一段落後，特別檢察官以偽證罪和妨礙司法罪起訴副總統切尼辦公室主任劉易斯•利比。

利比在審判時聲稱，他在泄密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只是執行上級的指示。他作證說，是副總統切尼派他去St. Regis旅館接受記者朱迪斯•米勒的採訪，在那次談話中，他把普萊姆的特工身份泄密給了米勒。利比進一步作證說，在去見米勒前，他告訴副總統，由於屬於機密檔案的性質，他不能把普萊姆特工身份信息告訴米勒，副總統回答他：「總統授權你泄露出去。」

在法庭辯論時，特別檢察官向陪審團說：「被告律師韋爾斯說我們企圖懷疑副總統。我們把話挑明了，副總統身上確實疑雲重重。是他派利比去St. Regis旅館見朱迪斯•米勒，被告在那次二小時的會見中談論了威爾遜夫人。這個疑雲不是我們按上的。而且由於被告阻礙司法和作偽證的行為，使我們無法解開副總統身上的疑雲。（為慎重起見，我把特別檢察官的法庭原話抄在此：Fitzgerald told jurors：「[Wells] said something here that we』re trying to put a cloud on the vice president. We』ll talk straight. There is a cloud over the vice president. He sent Libby off to Judith Miller at the St. Regis Hotel. At that meeting, the two hour meeting, the defendant talked about the wife. We didn』t put that cloud there. That cloud remains because the defendant obstructed justice and lied about what happened.」）

我對特別檢察官的這席話解讀為，他知難而止，以利比作偽證和阻礙司法造成調查無法進行下去作為籍口，終止了調查。

陪審團判決利比有罪，法官據此判處利比30個月監禁。利比在判決后對記者說，他是白宮拋出的替罪羊；而接受過採訪的陪審員也全都同意「替罪羊」的觀點。不過利比沒有服一天刑，布希總統特赦了他。

這個泄密事件，媒體稱為「特工門案」，從2003年9月29日開始調查，到2007年7月2日布希總統特赦利比，經歷了3年9個月，花費了調查費用2.58百萬美元，全程受到媒體的高度關注。然而正義仍然沒有得以伸張，甚至連泄密責任者都沒有指出。特別檢察官雖然知道利比是泄密者之一，但沒有起訴他泄密罪，也不敢追查幕後的主使者。最後的結果是，沒有一個泄密者關進監獄，也沒有給受害者一句道歉的話。

普通民眾日常生活里司空見慣打擊報復事件，稍有生活閱歷的人，大致沒有經歷過也看到過。普通人的這類事，媒體不會有興趣，就如沙粒掉入水裡，水紋也不起一個。但發生在白宮就不同了，那裡事無巨細，媒體總是興緻盎然。而這個「特工門案」還有稀奇之處，就是 「你來一拳，我還你一腳」這般沒有想象力最低檔次的報復情節，居然會在白宮最高檔次的官員中上演，讓我等百姓開了眼界。只是白宮這次不巧，一腳踢到了鐵板上，從而延伸出像肥皂劇似的長篇故事。

（四） 程序民主制無助於解決官員腐敗問題

俄羅斯急急忙忙轉型程序民主制后，有目共睹，官商勾結腐敗問題十分嚴峻。盲目學西方體制的葉利辛，把俄羅斯搞到崩潰地步后就一副傻樣，束手無策了；最後是靠對西方體制極度懷疑的普京收拾好爛攤子，使俄羅斯逐漸恢復元氣。

（五） 新聞自由在程序民主制社會由看不見的手控制

言論自由必須由新聞自由和傳播自由來體現；沒有后二者，言論自由就是自說自話的自由。所以，只需要以新聞自由為代表來討論。

在程序民主制社會，新聞自由是由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控制。這種控制的效率高於政府的行政控制，而媒體「維穩」、維護「政治正確」的自覺性也高於政府行政控制下的媒體。如果中國轉型成為程序民主制社會，民眾會感到自說自話的自由多了些，但其他方面差異不大。

舉兩個中國人熟悉的例子。

一個例子是翟田田案。翟田田被控恐怖威脅，美國的地方媒體和全國主流媒體都有報道。翟田田還關在美國監獄時，《紐約時報》作了一次長篇報道，其中有一些事實方面錯誤，比如翟田田那個惹禍的電話，接聽的人是學校電話接線員，但那篇報道稱警察接聽了電話。後來翟田田案有許多新的發展，我給報道的作者寫了兩次信，告訴他翟田田案的後續發展，指出他報道中的一些錯誤，並告訴他如果需要電話採訪翟田田，我可以幫助聯繫。這位記者連一個字也沒回復我。

翟田田案是以檢方行政撤銷結案，這表示翟田田是完全無辜的，檢方辦錯了案。按理說，當初報道過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脅的媒體，有責任報道檢方行政撤銷此案的消息，還他一個清白。但由於「政治不正確」，美國沒有一家媒體（除了華文媒體）對檢方行政銷案作了報道。特別是那位曾長篇報道過翟田田被關押的《紐約時報》記者，雖然我特意告知他翟田田案被檢方行政撤銷了，他還是不作後續報道。

另一個例子是高瞻案。高瞻在2001年曾使美國所有的主流媒體興奮了好幾個月。高瞻的後續發展儘管更具故事性和戲劇性，同時由於高瞻是在美國公眾中有高知名度的新聞人物，使高瞻這個名字本身就具有新聞性，但沒有一家媒體對高瞻案2003年以後的發展作報道，估計也是「政治不正確」，媒體不想讓美國政府尷尬。

三、 少談些主義，多作點實事

我曾瀏覽一位稱為「流水有痕」網友回憶農場生活的博文，其中一個小故事留給我深刻印象。他當年下放到軍墾農場餵豬，附近農村小孩常來偷糞（那時豬糞是農作物的主要肥料）。一次被他抓到幾個，他問他們為什麼來偷糞，一個孩子低頭想了半天，忽然大叫：「毛主席最親！解放軍糞最香！」

現在的學生看了，會以為「流水有痕」在說笑話；但曾上過山下過鄉的「知青」一看就明白，這不是杜撰的故事。

中國三十年來的巨變確實值得世界矚目。相較於經濟變化，政治變化雖然沒有那麼引人注目，不過作仔細觀察的話，仍可以發現一些重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決定國家走向的權力，由一個人的「家長制」和平過渡到「董事會制」，而且用任期限制、年齡劃線的規則使這些改革成果制度化。

中美輿論大多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遠遠滯後於經濟改革，果真如此也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看不出這個「滯后」損失了什麼。在中國目前的現狀下，程序民主制可能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卻解決不了已存在的社會問題。當務之急是治理好民眾深痛惡絕的官商勾結腐敗現象，這需要健全法制，違法必究、執法必嚴，需要推出政府高級官員財產透明、財產信託等制度，做這些事不必依賴於政治體制改革。治理好社會亂象才能有助於體制轉型平穩進行，而指望用體制轉型來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則適得其反，只會亂上加亂。

不進行政治改革，30年改革成果會丟失的觀點，是危言聳聽。市場經濟已發展到沒有哪種力量可以使其走回頭路，而經濟發展產生的各利益集團都想影響政府的政策，會不斷要求構制一個可博弈的平台，即要求社會體制轉型，或謂政治體制改革。由於程序民主制歷史悠久，遊戲規則較可捉摸，容易為博弈各方接受；但對於不能上台博弈，只能「被代表」的普通民眾，實際上得不到什麼實惠。

程序民主制的「程序」（規則）是大可研究的課題。政府與其神秘兮兮高調作秀，誤導民眾以為政治體制改革可醫治社會百病，不如撥款設幾個研究小組，研究和設計社會體制改革的規則，把研究成果公布，既普及知識，又可讓各界評議，以便根據反饋作改進。總之要努力使公眾對社會體制轉型的認知，從現在抱持的幻覺中降落下來，方有可能使改革平穩實現。

我很贊同史天健教授的一句話，現借來作為本文結束語：「我們應該像胡適當年說的，要踏踏實實地做一點事情，就要多研究點問題，少談一些主義，因為談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現在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