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評毛是開啟中國政改的鑰匙--鐵流先生與黨史研究學者陳振中先生18大前的對話 ... ...

全面評價毛澤東的千秋功罪，是端正黨風，深化改革不可逾越的政治大事。我十分贊同支持你的主張：「腐屍出堂，頭像下牆，批毛正史，促進憲政」。正如你說的「毛澤東思想是百罪之首，萬惡之源」，它只能用奪權、造反、搞破壞，不能用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國無寧日、民無寧日、黨無寧日，甚至世界也無寧日。

    

    毛澤東一生追求的是權力，地位，女人。為了達到目的，鞏固終身制獨裁統治，把自已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不擇手段地搞陰謀設陷阱，借刀殺人無所不用其極，使千百萬優秀的中共黨員和國家民族的知識精英，沒有死在對敵鬥爭戰場，卻死於毛澤東的暴政。還有，毛澤東生活糜爛，道德敗壞，喜新厭舊，移情別戀，未婚先孕，喜歡「老牛吃嫩草」，被他「寵幸」過的少女，都是他孫女、曾孫女輩的，缺少起碼做人的道德底線。

    中央紀檢部門對毛澤東搞三宮六院，強佔良家婦女的違法亂紀、緋聞醜事，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習以為常，不敢批評監督，有些人還投其所好，充當 「太監」，為他「拉皮條」提供方便。既然偉大領袖喜好這一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凡是黨內的大貪小貪被曝光后，除了經濟問題外，幾乎都有「包二奶」傍「小秘」的醜聞。上樑不正下樑歪，經濟加二奶成了中國腐敗的特色。毛澤東這顆毒瘤不切除，必然要在黨的機體內擴散，黨中央反腐敗決心雖然很大，卻越反越多，根源就在於此。

    

    鐵流：毛澤東確確實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偽君子、大流氓，前中組部副部長、任過毛秘書的李銳曾親口告訴我說：毛澤東這個人太壞，是個雙料流氓--政治流氓和生治流氓。他說這個定義不是他下的，是毛澤東第一個妻子楊開慧留下的親筆證詞。楊開慧生前，將一些手稿藏在住宅牆壁里，八十年代修故居時發現了，湖南黨內刊物上曾予以刊出。前幾年湖南來人告訴我，有些要害話被刪去，如說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因為她的哥哥楊開智，一九二九年去過井岡山，楊開慧知道毛澤東娶了賀子珍。當時她帶著三個孩子住在長沙東鄉六十里的板倉，生話十分窮困，生命危在旦夕，毛澤東兩次打長沙都經過此處，就那麼一點路也不去看一看，或帶回井崗山。省長何鍵（何健不是省長，是當時長沙市警備司令。筆者注）為報仇才將楊開慧逮捕，逼她登報同毛離婚，她不應允，於是將她殺害。李銳為此寫下三首評毛的打油詩：

    第一首：生活流氓政治氓，賢妻早識太心傷；

    莫予毒也殺成性，培養奴才大黑幫。

    第二首：肖三一語三字誇，道破其人品太差；

    其樂無窮拚命斗，家亡國破竟由他。

    第三首：運動頻頻無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

    殃民禍國何時了？文革嗚呼曉色開。

我不解「肖三一語三字誇」，誇的什麼？原來北京木樨地這幢老舊的高幹樓，曾住不少名流，如蕭三、王光美等。肖三和李銳老是好友，生前極為氣憤地說過毛澤東好滛胡搞，姦汙了不少婦女，稱其為「鐡雞x」。難怪茅於軾先生說，毛澤東姦汙的婦女有千人之多。應是當之無愧、貨真價實的滛棍。

    

    陳振中：毛澤東欠中國人民的血淚賬、經濟賬，遲早要向人民群眾講清楚，越早越主動。全黨，全國人民都希望早日實現鄧小平同志的遺囑。我個人認為，王薄事件的發生髮展，為全面評價毛澤東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早在2004年「兩會」召開期間，關於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四位黨的領袖是非功過問題，我曾多次上書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但無迴音。黨十七大召開期間我再次上書，仍無迴音。現即將要召開的十八大，我準備再次上書。我之所以一再冒著極大政治風險上書，是因為我是軍人、共產黨員，一定要講真話實話，不能因為毛澤東而損害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形象。

    

    鐵流：我支持你上書，支持你批毛！我是新中國第一代工農記者，處於多變的政治環境和政治命運，不能不關心國家大事。自毛澤東逝世后，中共對於新聞出版、報刊媒體的控制比過去寬鬆了，不再像毛澤東時代，大興「文字獄」以言定罪，以言殺人。北京大中電器集團董事長張大中母親王佩英就是「文革」中喊了句「擁護劉少奇，打倒毛澤東」被槍決。歷史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中共不要把執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維護毛澤東錯誤的基點上，改正了毛澤東的錯誤，共產黨才有執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回到民主社會，走憲政之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如果再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只有死路一條！三十多年過去了，在重新評價毛澤東這個同題上不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大大的後退了，甚至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區，其頭像高懸天安門城樓，腐屍仍躺在廣場，中南海大門的紅牆上仍有「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它仍像塊頑石橫亘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上，阻礙著國家的發展與進步，壓制著人民的思想，真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啊！

    

    陳振中：是的，但社會、時代總在進步，近十多年來香港和國外出版了許多揭露歷史真相的回憶錄，很多都關係到毛澤東的罪惡。如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辛子陵的《千秋功罪—紅太陽的殞落》、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還有你主辦的民刊《往事微痕》，均為重新評價毛澤東開啟了前奏曲，提供了許多重要材料。現在如果你去圖書館或擋案館，有機會看到一些原汁原味、沒有經過整容的黨史資料。特別是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歷次政治運動受害者撰寫的回憶錄，揭露了黨史中沒有記載的東西。在這些鐵的事實中，毛澤東親手策劃製造的許多起重大政治冤案，都血淋淋地掛在歷史賬面上，誰也抵賴不了。雖然遲到的公正無法彌補蒙寃的生命，但卻使人醍醐灌頂，一洗蒙蔽我們幾十年的有色眼罩，改變了人們對毛澤東原有的認識與看法。毛澤東罪惡滔天，罄竹難書，害國害黨幾十年。雖然他屍骨早已冰凍，但歷史不能留下空白。

    毛澤東是個陳勝、吳廣似的人物，一生醉心於做帝王，視國家如泥團，視人民如草介，好大喜功，想當世界霸主，故拿國家和人民做 「共產主義"的試驗品，致使中華民族長期陷入深重的苦難。遠的不說，僅" 發高燒，升虛火"（彭德懷語）的"［大躍進］三年，全國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被活活餓死。" 十年文革"又損失國家約一千二百億人民幣，死了二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經濟損失高達一萬四千二百億元。前三十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建設國家的總成績單。 "（見辛子凌《千秋功罪毛澤東》結束語）。

    

    到底誰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共軍隊的締造者和創始人？

    

    鐵流：我認為重新評價毛澤東的阻力是來自中央，中央的阻力又來自第三代、第四代領導核心。在江澤民出版的文集中仍稱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在中共召開的十七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的工作報告仍這樣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毛澤東思想到底為何物？就是"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和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無產階級專政"：殺人，殺人，再殺人；窮困，窮困，再窮困！難道這個禍國殃民的 "思想"，真是中共離不開的"護身符"，含在賈寶玉口中的那塊 "通靈寶玉"么？不然何以死死抱住不放？

    

    陳振中：江澤民歪曲事實，篡改歷史，無原則地吹捧毛澤東，是想通過抬高毛澤東同時抬高自己，水漲船高，渾水摸魚。否則江澤民怎麼會成為黨和國家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應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既可憐又可恥。他的繼承人胡錦濤總書記違背就任前的評毛諾言，是黨內一個地地道道的擁毛派，故十年無作為。由於三代、四代掩蓋事實真相，一部中共黨史至今仍是偽黨史。真正的歷史是：陳獨秀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者！然而半個世紀以來，陳獨秀一直遭受著國內以毛澤東為首的極左分子的不公正的誣陷與批判。時間和歷史是公正的，幾隻烏鴉的翅膀遮不住真理光芒。陳獨秀是被污水潑遍全身的偉大革命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中國最早的工運領袖、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五大」的總書記。

    

    十月革命前，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他所辦的《新青年》上發表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最先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1917年「十月革命」后，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傳播馬列主義。「南陳北李」在創建共產黨小組時，毛澤東只是湖南長沙師範學校的學生，還沒有入黨。

    

    1918年6月，毛澤東經楊昌濟（楊開慧之父）介紹，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打臨工」任助理員，他非常想巴結新文化運動的一些知名人士，像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名學者、名教授。可是，這些著名文人不屑於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的湖南土話，毛澤東想方設法參加了北京大學的哲學研究會，並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 研究》文章，才有機會與陳獨秀攀談。

    

    1919年「五四」運動，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毛澤東發表文章討好陳獨秀說︰「陳君之被捕，決不能損及陳君的豪末，並且留著一個大大的紀年于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為了給黨的領袖陳獨秀拍馬屁，喊「萬歲！」毛澤東是始作俑者。（摘自︰ 《黨史天地》2007年第五期，張家康著︰《毛澤東與陳獨秀》）

    鐵流：你已對毛澤東頭上罩的兩大光環：黨的締造者，軍隊的締造者，做了相當深入的剖析，使我們認識到毛澤東這個人的虛假性和虛偽性。他在共產黨的一大至六大，都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但自從他上井岡山創立當時中國唯一的革命根據地之後，他在黨內的地位就如日中天了。難道他真的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人嗎？

    陳振中：否！在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前夕，記者沈嘉祿採訪了革命根據地井岡山研究會會長、黨史專家丁仁祥。寫了《追尋紅色起點》的回憶文章，追尋了毛澤東上井岡山前後真實的黨史。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后，同年9月9日，毛澤東擅自發動了攻打瀏陽的「秋收起義」，6000多起義部隊只剩下1600多人，撤退途中在蘆溪再走「麥城」，兵員又減員500多人。他被撤消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湖南省委委員的黨內職務。走投無路，遇到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團長王興。他向毛澤東介紹說：「退到安源，不如到井岡山去，那裡藏得下千軍萬馬，我還有兩個結拜兄弟在那裡，一個叫袁文才，一個叫王佐。」

    袁文才，江西永新縣人，清末的文人，1926年入黨，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他和王佐的部隊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當時，袁、王的兩支部隊加起來有三個團的兵力，比毛澤東當時不足千人的兵力多數倍。

    

    毛澤東是個忘恩負義，恩將仇報，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偽君子。他在自傳中極力美化自己，本來是是自己走投無路，兩次寫信，懇求井岡山根據地創建者共產黨員袁文才收留，進入人家的根據地，然後篡位奪權，把他們殺掉。他在自傳中卻顛倒是非，說袁、王是「盜魁」加入他領導的紅軍，並且把殺害袁、王的罪行推給 「農民」。

    

    袁文才和當地幹部看不慣毛澤東打家劫舍，嗜殺成性的痞子行為，卻不敢公開反對。和毛澤東一起上井岡山的共產黨員陳浩，企圖帶著自己的隊伍脫離毛澤東，被追回后，當眾處死。

    

    鐵流：據史料記載，毛澤東殺了袁文才和王佐，奪取了井岡山的領導權，但他並不滿足，為了實現自已更大的狼子野心，他仿照斯大林的做法，在黨內和軍內實行大清洗，大開殺誡，消滅異已，在黨史和軍史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ＡＢ團」事件。

    

    陳振中：是的。毛澤東在井岡山先後篡奪了袁文才、朱德、彭德懷三支紅軍隊伍的領導權，由潰不成軍的數百人的小頭目，一躍成了統帥四、五兩支紅軍的前委總書記。可他並不滿足，眼睛一直盯著贛西南的東固根據地。紅色江西根據地的領袖叫李文林，是個讀過私塾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根據地有一個軍兵力——紅二十軍。1929年2月，毛澤東統領的紅四軍來到李文林創建的根據地首府東固，李文林熱情地接待這批「階級弟兄」們。毛澤東恬不知恥地宣布，自己是他們的上級。江西的共產黨人當然不服，毛用恐怖手段鎮壓，四個江西根據地領導人被宣布為「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槍斃。這是以革命名義剷除異己，第一批被毛殺掉的共產黨領導人。為了奪權而殺害自己的同志，毛澤東是始作俑者。黨中央並沒有授權毛澤東管轄江西紅軍。當時，黨中央與江西之間沒有電訊聯繫，全靠巡視員書信往來彙報。毛、劉謀殺了反對他們抓權的中央巡視員江漢波，冒江之名寫了「陂頭會議」的報告給遠在上海的黨中央。黨中央發現上述情況后，把江西紅軍編為十三個軍之一，並指派蔡申熙為軍長，毛用手段打擊蔡，不讓他就職，派一個聽他話的人任軍長，讓他的連襟劉士奇當政委。黨中央沒有辦法，4月3日發通知給全國紅軍，措詞嚴峻地命令他們不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中央：「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於中央軍委。」特別批評了毛澤東擅自編管江西紅軍的行為。紅色江西根據地的人民因為有黨中央4月3日的指示，開始反對毛、劉的統治。毛、劉宣布反抗是由AB團領導的。（AB團名詞來自蘇聯，AB是ANTI- BOLSHEVIK的縮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不到一個月，幾千個所謂「AB團」和反動「地主富農」就死在毛的屠刀下。

    

    毛澤東打「AB團」是從紅軍開始的。1930年11月，把部隊集中到紅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沒有人能逃走。他首先宣布彭德懷的紅五軍有「AB團」組織，為首的叫甘棣臣，罪名是「煽動官兵脫離前委領導」，也就是企圖抵制毛澤東的兼并，逮捕和大屠殺從此開始。朱德領導的紅四軍一年多以前曾把他選下台，借打AB團之機，也要大開殺戒。據蕭克將軍回憶說︰「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的時候都不承認，一打，一審他們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來，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就這樣滾雪球，越滾越大。在江西根據地有數萬人被殺，光從紅軍內就抓捕「AB團」分子一萬多人，大多數被殺。毛澤東排斥異己，公報私仇的目的終於實現了。毛澤東整完紅四軍，紅五軍，又轉向紅色江西根據地。他給李韶九一張名單，上面都是開會把他的連襟劉士奇趕下台的共產黨人。毛說：李文林領導召開的哪個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是反毛澤東的。他下令，要全部撲滅，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把他們殺掉，哪個區域不捉不殺，哪個區域的黨和政府的領導必是「AB團」，就可以把他們捉起來訊辦。

    

    12月7日，李韶九來到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當晚就抓人用刑。大批共產黨員，領導幹部，無辜群眾被血腥鎮壓。暴行引發了一場公開反對毛澤東的兵變——就是黨史中的富田事變。一個名叫劉敵的軍官曾經寫信給黨中央：「中國共產黨和臨時政府主席是向忠發同志，而毛澤東總是用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出布告」，還說毛澤東是「陰謀家，喜歡用政治手段，拉一個打一個，陷害同志……」。

    

    12月12日，劉敵集合部隊救出一大批被關押準備殺害的同志，在富田召開反毛澤東的士兵大會上，出現「打倒毛澤東」的大標語和聲討毛澤東罪行的報告。李韶九逃跑了，後來死在復仇者手中。其後江西黨組織派代表和受迫害的同志到上海彙報，給中央看他們的遍體鱗傷。但是，從蘇聯回國後主事的周恩來遵循莫斯科的指示，昧著良心說毛澤東「根本是正確的」。莫斯科下令把江西共產黨人的申訴轉給毛澤東，康生，在莫斯科的指示文件上批示︰「譯後退還毛澤東處理」。毛澤東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在紅色江西根據地再次掀起殺人狂潮。首先處決了劉敵和其它仗義救人的官兵，行刑前，遊街示眾，行刑時，組織基層幹部觀看。

    

    中共於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這一天，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因為打AB團有功，斯大林指定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雖然當了「主席」，他還有個頂頭上司，周恩來是蘇區的書記。周到瑞金后，發現毛打AB團、肅反方式大有問題，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影響極壞。宣布：「過去肅反完全錯誤」。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反對共產黨的統治，街上出現「反動標語」，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發行的鈔票，反革命勢力開始抬頭，不到幾個月又改變政策，「加緊肅反」。毛澤東又大開殺戒，第一批被殺的就有江西根據地創始人李文林。

    胡耀邦平反冤假錯后，1983年江西有238844人被追認為烈士，大部分是30年代毛澤東打AB團搞肅反擴大化被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張戎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關於「萬里長征」和「西路軍」覄滅的真相

    

    鐵流：我翻查黨史，歷史上還有一大冤案，就是中國工農紅軍的西路軍河西走廊全軍覆沒的冤案，你講講。

    

    陳振中：１９３５年７月，毛澤東帶領的中央紅軍一方面軍到四川阿壩時已潰不成軍，只有一萬來人。而張國濤和徐向前帶領的四方面軍卻有八萬之眾。當時張國濤在黨內的職務是中央常委和紅軍總政委，而且兵力遠遠超過毛澤東。因此毛澤東十分忌恨張國濤，深怕張國濤奪了自已的兵權。這時在毛的心中已埋下仇張的種子。以至於釀成後來西路軍全軍覆沒的慘案。這個慘案可以說是毛澤東一手導演的。

    

    長征勝利結束，1936年10月22日，一、二、四方面軍會師於甘肅會寧。當時，徐向前、陳昌浩領導的四方面軍還有21800人，毛澤東領導的一、二方面軍不到一萬人。毛澤東進駐劉志丹創建的陝北根據地，他以中央軍委名義，命令四方面軍向河西走廊方向前進，打通到新疆的國際路線，在河西走廊一帶建立根據地。

    

    河西走廊一帶地勢平坦，黃沙遍野，當時，已接近冬季，天寒地凍，四方面軍缺衣少糧，沒有條件在荒原上建立根據地。另外，在這一帶，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魁有騎兵12萬人，裝備精良。四方面軍與「馬家軍」相比，在數量與裝備上相差懸殊，毛澤東的命令等於把四方面軍推向覆沒的絕境。軍令如山，只能服從。

    

    西路軍與「馬家軍」苦戰，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紅九軍軍長孫玉清、紅三十軍軍長均戰死在戰場，他們的首級被砍下懸挂在高台城樓上示眾，到最後兩萬多部隊只剩下400多人。西路軍有個女子團，有1200人，都是20歲上下女青年，大部分戰死。被俘者強迫嫁給「馬家軍」的軍官。

    

    王泉媛，女子團團長，被俘時24歲，被迫嫁給工兵團團長馬進昌，馬步青認她為乾女兒，後來，逃回西安，卻三年不收她歸隊。陳淑娥，孫玉清軍長的夫人，被俘后孫玉清被砍頭，陳淑娥被迫嫁給馬軍軍官，後來逃回延安，不承認她為烈屬，解放后第二次入黨，1949年前黨齡不被承認。張琴秋解放后是女部長，「文革」中，受迫害自殺。陳昌浩（1906—1967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四方面軍政委，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后回到延安。按照他在四方面軍的地位和級別應當與徐向前是同等的，因他堅持西路軍失敗是中央軍委路線錯誤，不被重用，1955年不給他授銜。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凌辱，於1967年7月30日服毒死亡，1980年8月平反。毛澤東在位時，一直不承認西路軍倖存者是紅軍，不享受紅軍待遇，「文革」中被批鬥、掛牌子、遊街、許多人被迫害致死。毛澤東在毛選《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卻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最後破產」。

    

    四方面軍西進，執行的是中央軍委毛澤東的命令，這次行動與張國燾沒有任何關係；當時，張國燾已經下台失去指揮權，指揮紅四軍西進的是毛澤東。毛澤東一貫用兵如神，為什麼要把四方面軍置於風口浪尖上，送到「馬家軍」的鐵蹄下作無謂的犧牲，至今是個謎。是指揮上的失誤還是別有用心？令人困惑不解。如果是決策和指揮失誤，毛澤東就應當主動承擔責任做檢討，他不但沒有承擔責任，反而倒打一耙，在《毛選》中誣陷西路軍，被敵人嚇倒，執行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路線。毛澤東死後，徐向前元帥的工作人員朱玉在整理資料時，發現了毛澤東給徐帥多封電報，這些電報充分證明，四方面軍西進並非被敵人嚇倒，執行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而是執行中央軍委毛澤東的命令。

    

    2005年鳳凰電視台配合叢進的文章，拍攝了多集長記錄片《碧血黃沙》——西路軍魂。影片編導採訪多位四方面軍尚健在男女老戰士，他（她）們講述了當年與「馬家軍」苦戰，血染河西走廊的悲壯往事。以及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高級將領黃超被秘密處決之謎。

    

    李特，原名徐立勛，號希俠，1902年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其父是清末秀才，參加過辛亥革命。李特1921年考入唐山大學。1924年，經中共中央選送 到蘇聯留學。1925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先後在蘇聯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和托爾瑪喬夫軍政學院學習。在學習期間，擔任黨支部書記，發展師哲等多人入黨。由於他的英語水平很高，同學門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語稱他︰「Ｌｅｔｌｅ」，他就以英語譯音，改名李特。

    

    1930年回國后，周恩來派李特到鄂豫皖擔任中共特委書記、紅25軍副軍長，長征中李特任四方面軍參謀長。西路軍失敗后，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黃超等率領四百餘名倖存將士歷盡千辛萬苦，到達新疆迪化，回到自己的隊伍，找到了黨；1937年11月，李先念等奉命調延安；李特、黃超等被莫須有地誣陷為「托派」，1938年春被秘密處決。李特、黃超既不是「托派」也不是反革命，被殺主要是因為1935年9月11日，在長征路上他們奉張國燾之命追趕毛澤東，勸說他不要北上，和毛澤東發生過爭吵。

    

    關於小說《劉志丹》一案

    

    鐵流：說起歷史上的大冤案，還有一事不能不提起，就是小說劉志丹。６０年代初，就憑毛澤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這一句話，習仲勛坐牢12年；劉志丹的胞弟劉景范坐牢10年，其妻李建彤是小說《60劉志丹》的作者；李建彤等7人被迫害致死。另一作者何家棟被打瞎一隻眼睛。去年我幫助何家棟遺孀陳倍女士通過香港真相出版社出版了《何家棟文集》，在這部近一百萬字的文集中，何先生詳談了此事，毛澤東用「文字獄」手段整人真狠。現在是揭開歷史上的封塵，恢復它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陳振中：實際上《劉志丹》案，是毛澤東進入陝甘根據地前，導演的一幕《苦肉計》。劉志丹是一名有才華有抱負的傑出青年。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四一二」政變后，回陝西故鄉。1928年5月，發動渭華起義，成立西北工農國民軍，與高崗、習仲勛等共同創建陝北根據地。1932年至1934年，又先後成立紅26、27軍，劉志丹為總指揮。1935年，粉碎國民黨五、六萬人的圍剿，解放了六座縣城，使陝甘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立了陝甘蘇維埃政府，管轄陝北22個縣，習仲勛任政府主席。正當陝甘根據地革命形勢發展得熱火朝天的時候，1935年9月，毛澤東這位瘟神來到陝甘根據地。進入根據地之前，毛澤東導演了一幕「苦肉計」——先將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根據地領導人逮捕入獄，街上貼了布告，挖好了坑，準備活埋，就在這時毛澤東來了，大喊︰「刀下留人」。不巧不成書，劉、高、習等落難者，有驚無險，被天神毛澤東解救了。據說這是黨內左傾分子所為。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總書記，毛澤東是中央軍委的領導人，當時王明、博古、張國燾都已經沒有實權，只有毛澤東大權在握，能指揮一切。「苦肉計」的導演者是誰，不言自明。1936年2月，毛澤東安排劉志丹率領紅28軍東征抗日。部隊在汾河流域遭國民黨部隊狙擊，劉志丹犧牲，終年32歲。劉志丹之死至今是個迷，有人說是毛澤東乾的，借國民黨之手殺掉劉志丹。５０年代中，高崗被打成「高、饒反黨集團」頭目，自殺而死，這事成了歷史之迷。

    

    「胡風寃案」和「反右鬥爭」 

    

    鐵流：建國以後，毛澤東為了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統治，維護自已的黨天下、家天下的封建王朝，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親自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最早的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接著是以「陽謀」為誘餌的「反右鬥爭」。這些運動徹底消滅了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與獨立的人格，打斷了他們的脊樑。自此人們不敢再說真話，中國再次回到中世紀的愚昧專橫的時代。你我都是受害者，應怎麼來看待這個問題？

    

    陳振中：你和我都是運動的經歷者，不知發生髮展的詳情，50年後的今天才真相才大白於天下。毛澤東為整治有獨主見解的知識份子，殺雞儆猴，親手製造策劃了這樁冤案。先說說胡風冤案吧！１954年7月，胡風給黨中央寫了一封關於文藝問題意見書，怎麼也沒有想到卻把自己和眾多親友送上了政治斷頭台。胡風是鯨耿之士，為毛澤東所忌恨，為此親自給《人民日報》寫按語：「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有人在公安部部長、最高人民檢察院總檢察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三長聯席會議上多次提出，把胡風等人定為反革命集團，法律根據不足。因為案子是毛澤東親自抓、親自定性的，權大於法，不唯實，只唯上，胳膊扭不過大腿，最後，仍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此案涉及2100人，株連者近萬人，被捕判刑92人，胡風先判14年，刑期滿釋放。「文革」中沒有任何新罪，又改判無期徒刑，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法律。1988年6月，黨中央為胡風平反。他一生為黨的文藝事業和正義戰鬥，終年83歲，其中有24年，是在自己的監獄中度過的。秦城監獄是專門關押高級政治犯的專用監獄；像張志新，遇羅克這些小政治犯，是沒有資格進這樣監獄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死後，他當年的愛卿、愛將、包括他的妻子、侄子都被關進這座監獄，江青就在服刑期間自殺了，不知李納為其母親辦後事時，是否也會有羅點點的反思與感慨。毛澤東生前有句名言：「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話正好言中了他自己——毛澤東的一生，陷害過許多好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賠了夫人又折兵，最終也毀了自己一生的輝煌。

    

    《海瑞罷官》與文化大革命的興起

    

    鐵流：中國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幕後支持姚文元發表《評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的。１957年反右運動后，毛澤東感到群眾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地講心裡話，他想通過明史專家吳晗打開萬馬齊喑的局面。吳晗是個左派學者，一生追隨毛澤東，沒有想到毛澤東卻用他來開刀。1958年吳晗寫完《朱元璋傳》，就呈送毛澤東審閱，他們之間早有交往。毛澤東通過胡喬木轉達他的意見，希望吳晗寫關於海瑞敢於講真活，敢於給皇帝提意見的作品，宣揚海瑞精神，廣開言路。吳晗奉命先後寫了《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等作品，還編成歷史劇在全國上演。毛澤東這個政治流氓一貫出爾反爾，出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需要，在他指使策劃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發表。文章一出籠就給吳晗定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受到學術界、黨內外及一切正直人一們的強烈反對。在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抵制下，北京市報刊拒絕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如此一來、正中毛澤東下懷，毛澤東就借勢點燃了「文革」的邪火。

    

    陳振中：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對《海瑞罷官》性質的爭論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個營壘，以北京市委彭真、中宣部陸定一為首的一方認為︰《海瑞罷官》跟彭德懷罷官沒有關係，即便有錯誤也屬於學術問題，應當本著「百家爭鳴」方針進行討論；以毛澤東、江青為首的一方認定︰吳晗為彭德懷翻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既然，毛、江夫婦這樣認定，就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了。

    

    1966年4月，毛澤東為了摧毀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發動了萬炮齊轟「三家村」的戰役。鄧拓、吳晗、廖沫沙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的帽子，罷官撤職，關押，隔離審查。鄧拓於1966年5月16日「文革」中第一個自殺而死。（這天《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檄文《5?16通知》）不久之後是吳唅和他夫人袁震及他們小女兒的全家自盡。 再后是作家老舍、歷史學家翦伯贊的自殺。繼之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在中南海永富堂含冤自殺（？）而死。他的罪名是「篡改毛主席著作」，在整理毛澤東談話紀要時，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要害」部分。他們都是因寫文章批判姚文元為吳晗辯護，得罪了毛澤東而獲罪的，人們稱他們為「丙辰五君子」。

    

    毛澤東的文化專制主義--開國后第一樁文化冤案—批判電影《武訓傳》

鐵流：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文字獄，但都不如毛澤東的文化專制主義殘酷霸道。毛澤東歷來仇視知識分子，決心要把中國知識分子趕盡殺絕，如果要想留下來，就得當他的狗。當今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為什麼是犬儒？就是做人脊樑早被毛澤東的文化專制主義打斷。

    早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毛澤東就提出衡量文藝作品的兩個標準：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並提出文藝要為政治服務，於是政治標準成了第一位的。這樣一來把文學藝術變成了階級鬥爭的政治工具，自此中國再沒有文學藝術了,全是歌功頌德假惡丑的東西。自此，凡不符合知他所謂的政治標準的東西，統統打成大毒草。建國以來首當其衝的是對電影《武訓傳》批判。你是搞電影的，請你談談你的看法。

    

    陳振中：1951年初，電影《武訓傳》先後送中宣部、文化部審查，同時在中南海請周恩來、朱德、胡喬木等中央領導「審映」，其後，毛澤東也調看了此片，均被肯定通過；1951年2月，影片在全國公映，好評如潮。4月25日，報刊突然對電影《武訓傳》展開批判，並擴展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指責影片犯了「投降主義」錯誤。本來屬於文藝思想認識問題，由於毛澤東的介入，成了整人的政治運動，從此形勢急轉直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對影片主創人員的大圍剿，拉開了對知識分子清洗的序幕。影片已經審查通過，毛澤東看過並沒有什麼意見，為什麼事過兩個月後，他又親自寫社論挑起這場政治運動？是江青從中做了手腳。江青為什麼對已經去世的陶行知也不能放過，還要從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緋聞說起。

    

    陶行知1891年出生於安徽省徽州，1909年入金陵大學文學院，1914年赴美國留學，回國后，發起中華教育改進社，創辦曉庄師範，育才學校，從事教育改革事業，享譽海內外。抗日救亡身先士卒，爭取民主急流勇進。1946年7月，民主運動領袖李公朴、聞一多相繼被國民黨當局暗殺，陶行知也被列入暗殺黑名單，他無所畏懼，答稱︰「我等著第三槍！」李、聞被暗殺8天後，陶行知腦溢血死亡；當時，陶行知被譽為「民主魂」。

    

    陶行知生前，把武訓當作中華民族的驕傲，他把《武訓先生畫傳》介紹給電影導演孫瑜希望他改編成電影。

    

    三十年代江青與前夫唐納婚變，重新投入舊情人俞啟威（黃敬）的懷抱，唐納失戀，兩次自殺獲救，陶行知曾作《送給唐納先生》一詩，勸慰好友唐納︰「夜鶯不比燕子，她不會再找您的門庭，如果拖泥帶水，不如死了您的心……」江青為此恨上了陶行知，雖死也要「批倒批臭」以解心頭之恨。

    

    由江青發起，毛澤東介入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是迫害知識分子的序幕；先是思想清洗，跟隨的是政治清洗，陶門弟子紛紛中箭落馬；育才學校校長孫銘勛夫婦，57年雙雙被打成右派，61年死於飢餓；高足張宗麟、方與言反右同樣被打成右派；導演孫瑜、主演趙丹及夏衍等一大批參與影片拍攝人員在「文革」中再次被批判、監禁，有的被迫害致死。這個大冤案直到85年才徹底平反。（《江青：插手「開國第一次文化冤案」的隱情》作者：唐少權，《炎黃春秋》精品書系）

    

    毛澤東發起批判馬寅初人口論，使人口多增加幾個億，後患無窮

    

    鐵流：批判一個馬寅初，結果是我國多生了幾億人。造成了我國長期背上人口這一沉重包袱，至使中國悲劇不斷。這是毛澤東搞文化專制主義的典型案例。馬寅初作為經濟學專家，非常關心我國人口增長速度過快的嚴重性。50年代初，他多次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呼籲，要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他的長篇五萬字《新人口論》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后，全國為之轟動，紛紛來信對馬老的遠見卓識表示贊同。

    

    毛澤東信奉鬥爭哲學，他的名言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好大喜功。他非常欣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神話，要搞「三斗」沒有大量的人，怎麼實現他「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野心。在他心目中，人的文化層次越低、思想越簡單越好。所以他說：「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越多越愚蠢」；因為人的頭腦越簡單，越容易蒙蔽，不會說三道四，好指揮、好擺布。他需要的人是「馴服工具」、打手、炮灰。他不怕打核戰爭，說：「中國人死幾億，還有幾億。」這就是毛澤東心目中人的價值，為了實現他的野心，死多少中國人，對他而言都是無所謂的。

    

    陳振中：確實是這樣的。馬老憂國憂民的好心，變成了驢肝肺，學術問題成了政治問題，給馬寅初定性是：反動學術權威；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野心家。批判他的文章總數超過200餘篇。包括周總理在內許多好心人，擔心馬寅初的政治前途，勸他寫個檢討認錯，並示意胳膊擰不過大腿，批判是毛澤東組織的。馬老鐵骨錚錚，堅持真理，不向惡勢力屈服，並聲明：「歷史將證明我是正確的」，並向教育部提出辭呈，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人口論：毛澤東與馬寅初》作者：辛平《炎黃春秋》精品書系）

    

    毛澤東不懂經濟，又不聽專家建議，獨斷專橫，錯誤批判馬寅初，使中國人口多增數億。毛澤東死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DP增長率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去年達到11.7%，世界第一。雖然如此，我國仍然是一個低工資、低福利的貧窮國家，增長率再高，被13億一除就微乎其微了。

    

    毛澤東在人口和農民問題上，給後人留下的後遺症，恐怕幾個世紀也難以恢復。農民問題，城鄉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是最大的政治隱患，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處理不好會亡黨亡國的。

    

    鐵流：建國初，劉少奇看過電影《清宮秘史》，讚揚「影片是愛國主義的」，因為與毛澤東看法不同，也成了他被定為「內奸、工賊」的罪行，口誅筆伐。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連這樣一點自由都沒有，更何況一般平民百姓。到了1956年毛澤東為了再次肅整知識分子，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天真的知識分子，錯誤地認為中國的春天來了。其實，不過是「引蛇出洞」的釣餌而已，57年55萬知識分子落入毛澤東設下的陷阱，成了政治上的死囚。

    

    據留美學者丁抒先生多年考證結果，五十五萬是縣以上城市內的右派，加上縣以下的農村右派及內控右派，不戴帽右派，總數有一百萬人，另有數十萬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也在反右運動中製造出來，總共不少於300萬人，這是一個多麼寵大的數字啊！你是知識分子出身，是北京名校四中的高材生，怎麼來看待毛澤東？

     

    陳振中：毛澤東出生於農民家庭，沒有大專、留學學歷，也沒有精讀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羅隆基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的言論刺傷了他沒有學歷的自尊，他對有高學歷和喝過洋墨水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阿Q心理。他說︰「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沒有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越多越愚蠢」；「秦始皇只坑了460個儒，我比他多一百倍」；樹立白卷先生張鐵生為全國青年學習榜樣；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中國八大階級敵人排列為︰地、富、反、壞、右、敵、特、叛。知識分子排列第九，界於敵我之間，要他們「夾著尾巴做人」。中國最高領導人有這樣思想偏見，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可想而知。輕視知識，排斥、仇視知識分子，是毛澤東一貫思想。歷次政治運動受害者都是黨內外知識分子。毛澤東覺得通過個案，整肅知識分子還不夠，必須通過一場大的政治運動，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只許他們老老實實，「夾著尾巴做人」，不許說三道四，殺雞給猴看，才能使所有知識分子都臣服於自己的腳下，才便於他搞終身制獨裁統治。大規模圍殲知識分子是毛澤東蓄謀已久的計劃。

    

    鐵流：所以他不放過知識分子。當年全國數十萬右派被戴上帽子后，被押送到全國各地的勞改農場進行思想改造：如東北的北大荒，甘肅的夾邊溝，四川的沙坪農場，全是人煙稀少荒涼的邊遠地帶。在60年代初大飢荒中，由於凍、餓、傷、病，有成千上萬右派死在遠離親人的異鄉。他們的屍體被草率地埋在冰冷的荒原上，連一片蘆席也沒有。我所在的峨邊沙坪勞改農場，餓死的右派不少於三四千人，真慘！ 

    

    陳振中：「反右鬥爭」是一場傷天理滅人權，違憲違法的政治運動，也是中共至今也解不開的死結。雖然有些右派熬過了57年，卻死於文化大革命；請看兩個知識分子家庭在「文革」中的毀滅︰

    

    林昭—女，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別名，蘇州人，1932年生，57年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三年級學生，被打成右派。她沒有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地位已經下降到豬、狗不如，仍不肯「夾著尾巴做人」。「文革」期間她給中央寫信，為劉少奇、彭德懷和她的同學譚天榮（北京大學男生，右派，57年毛澤東點過他的名）鳴不平，結果被判刑20年。其父聽到這個判決后自殺。林昭不服，喊冤絕食，因「態度惡劣」被槍斃，公安部門收子彈費，可憐的媽媽也自殺而死。

    

    王冰—八一電影製片廠有才華的青年電影導演，我關「牛棚」時的難友。其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抗日戰爭期間，帶著他和弟弟王傑（音）全家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王傑當時是小學生，玩「捉漢奸」時總是讓他扮演漢奸，在遊戲時說過反動話，在延安整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搶救」，在逼供、誘供的情況下，王傑承認反動話是父親教的，其父被捕，未經審判被秘密處決。

    

    解放后，王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57年整風中他向黨交心—由於當時年幼無知，經不起逼供的折磨，說假話害了父親。反右運動中，王傑被劃為極右分子，年青的大學生經不住這樣打擊，以自殺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的罪名被專政關進「牛棚」，自殺而死，終年43歲。

    

    林昭、王冰兩個知識分子的家庭都毀滅於毛澤東極左路線。像這樣血淋淋的家庭悲劇，在毛澤東時代成千上萬，無計其數。

    

    毛澤東的湖南老友羅稷南，非常大膽地向他提出：如果魯迅還在世，57年會怎樣？毛澤東回答：「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根據魯迅先生的性格，也許等不到57年，55年就和胡風一樣成為階下囚了。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民主黨派視為蛇蠍，他把「引蛇出洞」的騙局說成是「陽謀」，不管毛澤東怎麼詭辯，從此，群眾再也不敢推心置腹講心裡話，「沉默是金」 成為知識分子的座右銘，廣大黨員幹部為了保住自己的黨籍、職務、地位只能做逆來順受的羔羊，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成了他們的護身符。毛澤東的「引蛇出洞」騙局使黨和國家的誠信滑落到谷底，他自己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也變成了陰險可怕的偽君子。

    

    1957年反右運動，是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大轉折。從此，毛澤東給知識分子加上了「資產階級」的頭銜；把知識分子排在地、富、反、壞、右、敵、特、叛之後，稱為「臭老九，請看一首打油詩—詠「臭老九」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動皆因知識有。

    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掛牌滿街斗。

     

    毛澤東死後，根據1978年中共中央55號文件，給所有右派摘帽，並對錯划者改正。複查結果，全國55萬右派只有97人沒有改正。可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仍然肯定擴大5700多倍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不給改正者補發工資。

    

    鐵流：雖然這個運動已過去了55年，但它留下的傷痛與災難卻永遠鐫刻在中國的歷史上。我曾說中國死了，死於一九五七年。死去的不僅是幾千幾萬幾百萬條年青美麗的生命，而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與高尚的公義精神，還有千百年來人們為之奮鬥拼搏並初見端倪的民主與自由之光！言論死了，思想死了，文化死了，正直死了，鬥士死了，統統死於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間，僅僅是一夜之間，五十多萬知識精英，上百萬個幸福家庭，活脫脫的幾十萬條生命，連同他們的追求、嚮往、抱負，統統死了，死了……留下的只是沒有靈魂的軀殼，殘存的只是沒有脊樑的骨架，見到的只是沒有敢於講真話的嘴巴，看到的只是沒有秉筆直書的文士，舉國上下幾乎都是編造謊言的舌頭，赤縣南北多是媚笑奉迊上司的醜態，一件一件的「皇帝新衣」，一尊一尊的「巨人塑像」，全是「文豪」們的傑作，「求功」者的精雕：正義再沒有價值，亷恥成了交易的籌碼，是非混淆，黑白顛倒，賣友求榮、告密陞官，魑魅魍魎，奸佞小人，淫威浸野，天地齷齪。一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為了苟且不惜踐踏母親的貞潔；一些學富五車的巨匠，為了一時之安甚至可以打碎祖宗的神牌。罵自已片甲不留，頌偉人剖心瀝膽。人性再沒有善的東西，社會再沒有真的存在，國成了一人之國，黨成了一人之黨，黑手遮天，喋血遍地，殘忍、專橫、暴斂，爭鬥、拼殺、仇視，幾乎成了我們民族的主旋律！」

     

     

    1958年毛澤東頭腦發熱，製造了全國性大飢荒，四千萬人餓死

    

    鐵流：「反右鬥爭」最大的惡果是消滅了真話，而這之前做人是不能說假話，可現在不能不說假話，自此中國成了個說謊帝國，現在也是如此。陝北農民李有源發自內心唱的頌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實踐證明是歌唱錯了，毛澤東不是大救星，他欺騙了人民、特別是中國農民，掌權后他把農民踩在腳下。我國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可是，中國農民從來沒有享受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毛澤東為所欲為，無法無天，中國憲法成了點綴粉飾社會的一紙空文而已，連國家主席都保護不了，何況農民？

    

    陳振中：中國共產黨把農民從封建地主剝削下解放出來，不久，毛澤東又把農民收進更為狹窄的牢籠。用戶籍制度，統購統銷政策，將農民死死釘在農村的土地上，他把城市和農村分割成兩種經濟，兩種社會、兩種人群、兩種生活方式，農民成了三等公民。農民勞動收穫的成果，沒有自主處理權，農副產品由政府廉價統一收購。農民是種糧食的，卻一直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

    

    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毛澤東對農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剝奪，連鍋、碗、瓢、盆都交公社吃大鍋飯，數億中國農民成了兩手空空，沒有任何生產，生活資料的農奴，連養幾隻雞也要割資本主義尾巴。

    

    在大躍進中，毛澤東頭腦發熱，颳起「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浮誇風，有些領導者投其所好，爭放高產「衛星」—畝產萬斤、十萬斤……

    

    毛澤東是搞階級鬥爭，整人的行家裡手，是搞經濟建設的白痴，管理國家的敗家子，主觀武斷，不懂又不聽專家勸告。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對於這些浮誇之風，不分析調查辨別真假，反而提出「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麼辦？」於是，全國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並狂妄地提出15年超英趕美。把農民組成班、排集體勞動、把男女分開居住想消滅家庭。瞎折騰的結果是幾千萬農民被活話餓死。毛澤東的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把中國農民禍害苦了。辛子陵的巨著《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在「共產主義地獄」中，對農民的苦難有詳盡的論述。

    

    三年大躍進全國共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大部分是農民。

    

    餓死人最多是四川省：九百四十萬二千人，佔總人口13.07%。按百分比最高是安徽省：六百三十三萬人，佔總人口18.37%。四川省溫江專區東陽五大隊第一生產隊共四百九十一人，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幼女四十八名。河南省光山縣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提供了有名有姓，有死者親屬證明的名單。全隊一百二十人中有七十二人餓死,佔61%（名單略）

    

    1984年《大自然探索》第十期上，陳玉霞、高建國兩人合寫的文章《中國歷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代特徵》有這樣的統計："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先後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而毛澤東在三年大躍進時期，活活餓死中國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七百六十四萬人"，這是何等驚人的罪惡！ 

    

    毛澤東對中國農民的剝奪與禍患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農民發出痛苦的呼籲：「想社會（主義），盼社會，社會來了，更受罪！」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元帥上書毛澤東，為民請命，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病；大鍊鋼得不償失。與會者心裡都明白真理和正義在彭德懷一方。毛澤東惱羞成怒，暴跳如雷，7月23日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了激烈的講話：「話有兩種，好話壞話都要聽，對於壞話要硬著頭皮聽，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我不放棄」；「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軍隊！」毛澤東的不講理，惹不起的無賴痞子性格在大會上做了充分表演。邪惡戰勝了正義，真理屈從謬誤。講真話為民請命的彭德懷、 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薄一波著《關於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挺身而出，斥責吳法憲對彭德懷的誣陷，當場被戴上手銬，押出會場。由於同情支持彭德懷被劃為「軍事俱樂部」成員，被撤職的還有鄧華、洪學智上將、萬毅中將。毛澤東雖然用他的特權打倒了彭德懷，是非曲直，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彭德懷在人們心目中仍然是為民請命的彭青天，身經百戰的民族英雄，共產黨員中的精英。毛澤東最擔心的是群眾不服，為彭德懷翻案。以批判《海瑞罷官》為前導的文化大革命是廬山會議的繼續。

    

    十年「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野蠻、最黑暗的一頁

    

    鐵流：農民革命領袖一旦掌握了權柄，無不想方設法使自己神化起來，無不想方設法使老百姓愚昧無知，因為文化層次越低越容易蒙蔽、欺騙、任人擺布。毛澤東和歷代帝王一樣，坐穩龍廷后，為了給自己獨裁統治掃清道路，都要清君側，殺功臣，斬良將，滅知識分子，使所有的人都臣服於自己的腳下，以鞏固其終身制統治。

    

    陳振中：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雖然打著「防修，反修」的旗號，其實，並不代表黨和人民的利益，完全是為了鞏固他個人終身制獨裁統治。十年「文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最野蠻的一頁；是中華民族的血淚史。葉劍英元帥說︰「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李銳：《如何看待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摧毀的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及其創建這些文化歷史的新老知識分子，上至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下至當今的吳唅、鄧拓。實際，被他革掉的都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瑰寶，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毛澤東把中華民族的忠、孝、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傳統美德棄之如敝屣，不分糟粕與精華一概摧毀。其結果是：黨的威信跌落到低谷，文化斷層，經濟崩潰，邪惡上升，人民的道德素質大倒退；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中國成了愚昧、無知、野蠻、沒有人權、邪惡、流氓國家。

    

    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陰謀家、野心家整好人，他要打倒的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大批革命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的精英。

    

    毛澤東搞經濟建設是外行，搞階級鬥爭整人卻是行家老手；他就是靠這個起家，坐上龍廷的。他知道用黨內正常的組織手段，將劉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幹部置於死地是不可能的，必須把他過去搞運動傷害群眾的積怨轉移到劉少奇身上，挑起眾怒，製造混亂，搞痞子運動，借刀殺人，才能實現他蓄謀已久的陰謀計劃。文化大革命初，他故意離開北京，到南方休閑，橫渡長江，遊山玩水，特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交給劉少奇，給人一種錯覺，好像他很相信劉少奇。實際，這是他為劉少奇設下的陷阱。劉少奇為了使文化大革命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按照以往搞運動的經驗，決定派工作組進駐大中院校和文藝單位。工作組當然不會把矛頭指向黨內的當權派，而是像歷次政治運動一樣把矛頭對準知識分子和群眾—挖「黑幫」、抓右派、把牛鬼蛇神掃地出門，轟到農村去。過去和以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毛澤東都是這樣乾的。當工作組幹得正起勁的時候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起駕回京，指責劉少奇執行了反動路線，鎮壓革命群眾。

    7月24日，毛澤東決定撤消全國的工作組，解放了受到工作組打擊的所有「反革命」、「右派」、「黑幫」。連被轟回農村的「黑五類」也被接回來參加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放出的毒箭，使劉少奇陷入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成為眾矢之的，毛澤東不愧為是整人的高手，他的陰謀得逞了。

    

    毛澤東整人經常使用的另外一個手段是「借刀殺人」，手上不留血跡—蒙蔽利用青少年學生的純真、熱情、年幼無知，煽動他們起來造反奪權，打倒各級黨委，砸爛公、檢、法，搞無政府主義，製造混亂，在混亂中實現他的陰謀詭計。他身穿軍服，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接見女紅衛兵宋彬彬時，給她改名為「宋要武」，鼓動她文化大革命不能文質彬彬；江青與他密切配合，北大附中17歲女紅衛兵彭小蒙，當著江青的面，用皮帶抽打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的臉，江青不但沒有制止，反而擁抱、親吻彭小蒙，以示鼓勵；同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在毛澤東、江青夫婦和社論的煽動鼓勵下，那些正處於花季的孩子們，像著了魔一樣，打、砸、槍、抄、抓、抹黑臉、戴高帽、噴氣式、剃陰陽頭、罰跪、掛牌子、遊街，血雨腥風，一場民族浩劫從天而降；由毛澤東一手策劃指揮的痞子運動恣意橫行。

    

    據王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回憶文章中寫道：「1966年8月27至9月1日，北京大興縣先後殺害四類分子352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只有38天，有22戶全家被殺絕。」；蘆成公社新立村殺了56名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反而誣陷四類分子殺了50多名貧下中農。周總理派記者林晰去調查，不許進村，殺紅了眼的農民說：「你們是幹什麼來的？要是為地富翻案，你們可就是有來無回了！」（《我親身經歷的文革》作者：林晰，2006年第9期《炎黃春秋》）首都殺「黑五類」的陰風很快傳遍全國，地、富、反、壞、右被推上毛澤東設下的祭壇。湖南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零陵地區道縣永祥鋪區區長袁甫禮組織基幹民兵120人開誓師大會，動員要殺盡本區四類分子，三天殺了569人；清塘區人民政府武裝部長關有志，指揮帶領民兵殺害207人；下蔣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見本村地主子弟陳高肖新婚妻子漂亮，1967年8月26日，殺死陳高肖后，造輿論說︰「朱家灣，倒水洞一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裡為什麼不開呢？殺都殺得，哪裡還有搞不得的道理呢！」他組織12名民兵「開大鍋飯」輪姦了陳高肖的妻子。因此女是貧農女兒沒有殺她，為她「落實黨的政策」，把她抬到老貧農陳月高家，強迫她嫁老光棍，當晚又遭受陳月高的蹂躪。（辛子陵著；《紅太陽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

    

    「文革」結束后，我廠的《萬水千山》攝製組到延慶黑山寨公社拍外景，當地人以為我們是中央來的調查組，向我們反映：「文革」初期，一天夜裡全公社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都被活埋了！成批活埋中國老百姓的罪惡，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殺」中曾經干過，怎麼也不會想到，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北京市遠郊區也發生這樣慘案多起。又如，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下臠割支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野蠻暴行。僅在武宣縣，被吃的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6人，割生殖器的13人。（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我夫人的姨父黃雨聲，是北京市宣武區虎訪橋小學校長，57年右派，文革初入獄，後期押送回原藉，自縊而死。我夫人大舅張容壽就因為出身不好被紅衛兵打死。三嫂表弟媳黃佳馨，北京市女一中校長、黨支部書記，文革中自殺。我的同事，八一電影製片廠攝影師丁善發的岳父孫琢良和他妻子同時被紅衛兵打死，孫琢良是北京王府井大街「明明眼鏡公司」高級技師。著名作家老舍、鄧拓、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言慧珠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受不了這樣人格侮辱，在「文革」初期自殺而死。在紅衛兵抄家破四舊高潮中，光是北京市就有九萬多人被掃地出門，轟回農村老家，許多人到農村后就被當地農民活活打死或自殺。毛澤東這個迫害狂對這些野蠻、殘忍、沒有人性的行為，帶有煽動性地說︰「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動分子難受之時。」《海瑞罷官》作者吳唅，夫人袁震和小女兒三人被迫害死亡。

    翻譯家傅雷夫婦同時自縊而死。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著名詩人聞捷和夫人杜梅芳，同時自殺；著名攝影記者，《開國大典》拍攝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在「文革」初期雙雙自殺而死。武漢大學劉綬松，著名文史學家教授，與夫人雙雙上吊自殺；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系主任、指揮家楊家仁與他的妻子程卓茹副教授二人同時自殺……這樣的家庭悲劇，在毛澤東時代成千上萬。（《「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作者︰趙淮青，《炎黃春秋》2000年1期）

    

    當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打倒，各級黨委和公、檢、法被砸爛后，紅衛兵作為殺人，製造混亂的工具已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毛澤東提出：「是紅衛兵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強迫紅衛兵上山下鄉，美其名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至此，天真的娃娃們才明白，被毛澤東當槍使上當受騙了。毛澤東鼓動紅衛兵和青年造反，但是，他對那些頭腦清醒，能獨立思考，善於辨別是非的的傑出青年是恨之入骨的。對他（她）們的鎮壓，比對真正敵人更狠毒。有些人因為對文化大革命有疑意，為彭德懷劉少奇鳴不平，被以「現行犯革命惡毒攻擊罪」，處以極刑：槍斃張志新前，怕她呼口號，割斷了喉管；槍斃大學生王申酉前，用竹籤子穿舌頭；槍斃林昭後向她母親收子彈費；李九蓮被槍斃后，家人不敢去收屍，曝屍荒野，被流氓割去乳房和陰部；槍斃鍾海源（李九蓮的女教師）、黎蓮前活體取腎。李九蓮、黎蓮是女中學生，被殺害時還是乳臭未乾的孩子。（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摩羅著《自由的歌謠》）

    八一電影製片廠在「文革」中是重災區，江青多次來廠干預、指揮八一廠的運動，她在全廠大會上，像潑婦一樣罵著名導演嚴寄洲是「王八蛋導演」，並從中南海的8341警衛部隊抽調一批幹部、戰士充實到各個基層部門指導運動，所謂「摻沙子」加強領導。全廠有200多領導幹部、電影藝術家、技術骨幹被以各種罪名分別關進「黑樓」（私設的牢獄）、「牛棚」和在中隊（科、室、車間）實行三級專政。除了當時在社會上流行的各種侮辱人格的非法手段外，八一廠的造反派還利用製片廠特殊設備，私設監獄，進行殘無人道的拷打審訊逼供。

    

    八一廠拍攝的《怒潮》是寫湖南平江農民起義的優秀故事片，卻被認為是歌頌彭德懷的，編劇鄭洪、導演史文幟、作曲鞏志偉均被關進「牛棚」專政。鄭洪被迫自殺。批鬥導演史文幟時，他的眼睛被打傷，胳臂被打骨折；批鬥著名演員王曉棠時，她的臉被打腫，還往她的身上抹桃毛；連三四歲的小女孩也被批鬥，逼供信。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廠有三位導演、一位編劇自殺。在我的家人、親戚、同學、同事、朋友中，有30多人在文革中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毛澤東死後，都平反昭雪。吳邦國委員長卻公開宣布︰決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決不搞多黨輪流制。

    

    鐵流：自由、民主、人權、博愛、平等、人道主義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精神財富，我國不執行沒有道理，不能把這些文明成果說成是「西方那一套」；吳邦國作為國家領導人，過於愚昧無知，世界上沒有「多黨輪流制」，民主國家由哪個黨執政，是通過民主普選產生的。普選產生的政權比一黨專政進步。

    

    陳振中：儘管實現普世價值，現在已經成為全球各國人民追求和平、民主、自由和幸福的一大潮流，但是我國由於長期在毛左的統治下，毛左的威余勢力還相當強大。我國一些媒體對普世價值的聲討越來越升溫，不僅一些著名學者口誅筆伐，連一些權勢顯赫的政要也紛紛出馬，公開向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普世價值觀挑戰。2008年6月16日，被稱為「反偽科學鬥士」的司馬南在《經濟觀察報》題為《普世價值很像神話》的訪談中批判「普世價值傳銷是世界性的有組織的政治欺騙」；「以我多年與騙子打交道的職業眼光看，普世價值傳銷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大大甚過圖財害命的神功大師」︰「普世價值是和平演變的毒藥」。像他這樣攻擊普世價值的文章還有︰8月29日，《北京晚報》發表題為《虛偽的新聞自由與媒體的社會責任》；9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馮虞章的文章《怎樣認識所謂「普世價值」》；9月16日《光明日報》刊登《一些人鼓吹普世價值實際就是西方的價值》；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貴在保持清醒頭腦》……

    

    吳邦國的講話︰「決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決不搞多黨輪流制」的聲明，也是針對普世價值的。此外，堅決反對普世價值的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長陳奎元；副院長侯惠勤；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徐天亮。他們都認為人類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自由、民主、人權、公正、平等、人道主義是封資修產物，在他們看來現在的改革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倒退。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天城還引用毛澤東的話說︰「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批判普世價值陣營公開宣稱溫家寶總理是「趙紫陽集團」新領袖。張德勤在《烏有之鄉》網站發表《「趙紫陽集團」是當前最兇惡的敵人》。只有重新評價毛澤東，把他欠中國人民的血淚賬、經濟賬向人民講清楚，從根本上揭穿毛澤東偉大馬克思主義的畫皮，改革派才有話語權。不批毛，改革開放永遠沒有話語權；不批毛，中國不可能進入民主社會；不批毛，台灣和大陸除非動用武力不可能統一；不批毛，中國共產黨沒有希望，死路一條。全面評價毛澤東的千秋功罪，是端正黨風，深化改革不可逾越的政治大事。毛澤東欠中國人民的血淚賬，經濟賬遲早要向人民群眾講清楚，越早越主動。全黨，全國人民都希望早日實現鄧小平同志的遺囑，希望中共18大能還歷史一個真相，全面開展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開啟政治體制改革的鑰匙。

    

    陳振中簡介：1929年9月出生於北京市，1944年到49年就讀於北京四中，1949年3月在北京參加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同年7月加入共青團，9月調四十一軍政治部作攝影記者，1952年9月到八一電影製片廠任電影攝影師，1957年錯划右派，1961年摘帽，1970年「資遣回鄉」插隊當農民，1979年改正右派恢復軍藉、職務，1987年離休。從1952年到1995年先後參加拍攝紀錄片、故事片、電視劇30多部，三次獲優秀攝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