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評《水滸》(6)

毛澤東讀評《水滸》

---「《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

    《水滸》描寫的是農民造反的傳奇故事，書中塑造了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敢於反抗官府的諸多的英雄群像，並通過他們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現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如何由分散的單個的復仇火星，發展到熊熊燃燒的燎原大火，直到最後完全被熄滅的農民反抗鬥爭的完整過程。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農民的起義，農民的反抗，都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必然結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水滸》中眾多的農民造反，眾多的英雄投奔梁山泊，鋌而走險參加起義。這是「官逼民反」的歷史必然。這是《水滸》這部小說最有價值的思想內容。毛澤東所以愛看這部小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說揭示的「官逼民反」的這一主題思想，與毛澤東本人具有的強烈的反抗精神產生了共鳴。對書中許多的英雄好漢的義氣、俠行、膽識、才幹等等，毛澤東是很敬佩和嚮往的。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看了延安平劇院編演的歷史劇《逼上梁山》以後，當即高興地給編導們寫了這樣熱情讚譽的信：「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划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這齣戲，是《水滸》的精髓，體現了作品強烈的反抗精神，受到毛澤東的讚譽，這是很自然的。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澤東說農民的「造反有理」，因為這是「逼出來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亂子鬧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

    毛澤東還常常把自己帶隊伍上井岡山，說成是「沒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陝北公學做題為《三個法寶》的演講)。在延安給斯大林祝壽的時候，毛澤東還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概括為一句極簡單的話。他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建國以後，毛澤東在談自己的革命生涯，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時還頗有感觸地說：革命家是怎樣造就出來的呢？他們不是開始就成為革命者的，他們是被反動派逼出來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個小學教員，我是被逼迫這樣的。反動派殺死了很多人民。最後他借用《水滸》的故事歸納成一句話：「每個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轉引自《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頁)

    第三，把《水滸》作反面教材。毛澤東晚年在夜以繼日地工作之餘，在病魔纏身的最後幾年的歲月中，還一遍又一遍地閱讀《水滸》。他不是為了尋求藝術的審美享受，也不是像少年時代那樣追慕英雄造反的故事，而是把《水滸》作反面教材，通過閱讀這部反面教材，使人們知道如何發展和保持我們已經取得的革命成果，使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1975年8月13日，毛澤東與蘆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1975年5月29日到9月底，在中南海給毛澤東讀書)談《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等幾部古典小說的時候，曾說過：「《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們都知道投降派。」1974年在武漢讀《水滸》時，毛澤東對張玉鳳也說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毛澤東評〈水滸〉真相》，《中國青年報》1988年9月24日)《水滸》中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宋江招安投降，這是歷史的必然。封建社會的歷次農民起義總是以失敗而告終。對於這一點，早在1939年12月，毛澤東就說過：「只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頁)那麼，中國共產黨領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奪取的政權，取得的勝利，能不能不斷地鞏固和發展。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還能不能領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沿著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不斷前進。人民已經奪取的政權還會不會喪失，中國還會不會重蹈「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的歷史覆轍。這是晚年的毛澤東極為關注，而且一直在用心實踐和探索的一個問題。

在進城前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飽含深情地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1439頁)這段話，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一直鼓舞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不斷地前進。

那麼，到了70年代，已確定為我們黨的接班人的林彪叛國出逃，劉少奇早已含冤離世，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住進醫院。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緊鑼密鼓，他們迫不急待地搶班奪權。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大力提倡「繼續革命」，並要人們注意《水滸》中宋江的投降招安，導致梁山農民起義的徹底失敗的這一反面教材，這是完全符合毛澤東當時的思想邏輯的。筆者認為，毛澤東在這裡把《水滸》作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還是要人們從宋江招安投降，導致革命失敗的這一特定的歷史事實中吸取教訓，從而能夠「繼續革命」，沿著社會主義方向不斷前進。

毛澤東把《水滸》作為反面教材來讀，可能還有這樣一個心理背景。我們知道，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接受招安，不是在當時客觀形勢對他們極為不利毫無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在取得了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等一系列輝煌的大好形勢下自願主動接受招安的。小說的這種描寫，與毛澤東在60年代以後一直思考和憂慮的課題，是很為一致的。毛澤東認為，革命的真正目的在於取消壓迫，改變產生壓迫和官僚主義的社會結構。而這一切，在當時不僅沒有達到，反而在社會主義土壤上，滋生了不少欺壓迫害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嚴重地損害了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毛澤東還聯繫到我國農民革命的歷史。他注意到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在獲得勝利以後，原來的革命者的革命熱情往往就逐漸逍退，革命意志往往就逐漸喪失，圖安逸，求享受，直至最後完全違背原來革命的真正的目標，以失敗而告終。這樣的歷代革命的悲劇，會不會在我們共產黨人領導的經過無數的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社會主義的大地上重演？正是因為有這樣特殊的心理背景，所以毛澤東把《水滸》後面的宋江招安投降的描寫，作為反面教材來讀。這大概也是毛澤東晚年愛讀《水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