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不準」的康生{《康生年譜》序一}

提起康生，說實話當年在我還是「毛粉」的極左少年時代就曾對他有過惡感。那時我對黨史幾無所知，但1968年7月25日凌晨，「中央首長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當時我所在的廣西四二二一派被血腥鎮壓，北京的首長們也對赴京代表嚴厲斥責。其中康生火氣尤大，他說柳鐵一中幾個學生寫的《今日的哥達綱領》是反動文章，而且還潛藏有大陰謀。當時他責問那個學生：「你看過哥達綱領？」學生結結巴巴地說看過《哥達綱領批判》，康生厲聲喝道：「我說的是《哥達綱領》！」那學生嚇得不敢再辯。康生便咬定該文不是中學生、而是背後的「黑手」捉刀寫的。

當時看到這個接見紀要我就很不解：文革前的「國際共運史」宣傳使「哥達綱領」的典故廣為流傳，我那時不僅沒見過「綱領」，也沒讀過馬克思的「批判」，但早就知道當年馬克思支持的愛森納赫派在哥達會議上放棄原則，與「機會主義」的拉薩爾派宣布聯合，發表了這個「綱領」。馬克思認為這是右傾妥協，寫了雄文《哥達綱領批判》予以譴責。從此「哥達綱領」便作為「無原則妥協」的典型而在信仰馬克思的地方臭名遠揚。我這個初一「新生」都知道的事，柳鐵那些高中生受此啟發，認為當時區革籌要他們這些「造反派」與「保守派」聯合，就是「今日的哥達綱領」，這有何奇怪？你康生可以說這篇文章錯誤乃至「反動」，但說沒看過《哥達綱領》就寫不出此文，沒道理嘛。那些極左學生讀過馬克思的雄文，把「造反派」向「老保」妥協類比為當年德國「左派」向「右派」妥協，這與他們讀沒讀過「綱領」原文有何相干？沒看過「綱領」原文就做不出這種類比？

後來我真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就更加驚訝了：馬克思此文還真是特別，他不僅僅是批判了「綱領」的主要觀點，還加引號逐條引用了《哥達綱領》的全部條文，正如全集編者所言，這是「逐字逐句」的批判。實際上等於把這份本來篇幅就很小的綱領原文再登了一遍。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卻沒有讀到《哥達綱領》，這怎麼可能呢？而康生的呵斥反倒令人懷疑：這位共產國際培養多年的理論家，中國1960年代「反修」意識形態鬥爭那麼多大塊文章的組織者，他自己真正讀過馬克思的這篇「經典」嗎？怎麼連《批判》已經全文引錄了「綱領」都不知道？

當然我並不認為康生的理論水平真的差到這種程度。我想他不過是信口開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罷了。就像後來他毫無根據地指責雲南省領導人趙健民：「我憑40多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你對毛主席對黨有刻骨的階級仇恨。」……

近年我在德國參觀過前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這是全歐、可能也是全球最大的紙質「黑材料」庫，十幾棟大樓堆滿了檔案，40%的東德公民在其中有專項案卷。包括臨時線人在內的「包打聽」據說多達兩百萬。但是斯塔西手中如此之多的黑材料固然令東德人人自危，當局實際動用這些材料來整人卻相對不多，與中國相比甚至可以說極少。相比康生這種不用任何材料就能「憑40多年革命的敏感」置人於死地的辣手，斯塔西的效率未免「太低」。而同類體制下的秘密警察，德國人的縝密羅織和康生的信口雌黃大異其趣，這是否也算是某種「文化差異」呢？

但是讀了余汝信先生編寫的這部《康生年譜》，也使我深感人性的複雜而多面。康生儒雅飽學，講道理的本事並非沒有，有時他也通情達理，解脫了不少人。把他看成妖怪顯然是不對的。尤其是他晚年臨終時，突然向鄧小平、周恩來，並通過王海容唐聞生等向毛澤東檢舉告發，稱江青、張春橋兩人都是「叛徒」。康生這是所為何來呢？我過去也很奇怪此事，並注意到康生夫人曹軼歐暮年接受採訪時，曾否認有過這一檢舉。（1）

然而現在讀到《康生年譜》，了解到更多的材料，知道這檢舉確實是有的。但是《年譜》屬於系年資料長編，不是傳記，更不是評傳，並不能解答康生何以這樣做。余汝信先生窮搜史料，把迄今能夠見到的關於此事的資料都收到一起，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這已經是很大的貢獻。

現在我們都知道，儘管江青張春橋做了種種壞事，但說他們早年就是「叛徒」卻並無根據。而康生儘管是特工專家，從上文可知他其實是重「敏感」甚於重材料的。何況舉告江張時他已經病入膏肓，完全不在工作狀態，已經不可能挖到什麼新資料。關於此事捕風捉影的信息應該都是他早就知道的。但他幾十年來一直不講，文革期間還一直與江張二人，尤其是與江青和中央文革緊密攜手保持高度一致。就在三個月前江青就「風慶輪」事件發難時，他還在病中表態「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見。現在這是怎麼啦？

要知道江青、張春橋非比尋常，一個是毛澤東夫人（而且是毛唯一的「政治夫人」）和發動文革的代理人，一個是毛的文革心腹和毛理論的最後闡釋人。江、張比「四人幫」中另兩人對毛的重要性高出不知多少倍。只要毛不死，搬掉他們的難度要比除掉看似位高權重的劉少奇林彪甚至周恩來都還要高。當然，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地位全繫於毛澤東的恩寵，而且為此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只要毛一作古，他們的地位也比一般前朝舊臣要危險得多。

康生多才多藝聰明透頂，他是特工專家、意識形態專家、黨際關係專家，甚至還是文物鑒賞家和筆墨丹青高手。但實際上，他一生最擅長的還是見風使舵。他早年在上海搞特工，與周恩來和上海中央「白區黨」系統生死與共。接著在莫斯科與王明搭檔，成為典型的「國際派」。和王明一起回國后，卻又成功地反戈一擊，甚至說出「『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這種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話。後來他緊跟毛澤東直到病入膏肓。而從1960年代起，他在國際「反修」、國內文革中都風頭大盛，登上了他人生的巔峰。

而在此次告發江張前不久，鄧小平重新得勢，毛澤東於1974年底第一次批評「四人幫」。在康生自知不起之時，也明白周恩來、毛澤東也將不久於人世。以他「40年革命的敏感」，他或會想到毛死後江、張是很難善終的。也許他審時度勢，希望在臨終前再賭一把吧。

但他臨終的這一跳槽並不成功。或許他沒想到自己身後毛比周還是多活了幾個月，而且批評歸批評，毛澤東還是為保江張而再度打倒了鄧小平。康生的臨終揭發沒起任何作用。後來毛身後江張終於倒台時，也沒有人還記得他這一「功勞」。反倒是由於他作為「中國的貝利亞」傷害的人太多，遭到文革劫後餘生的掌權者掘墓鞭屍，最後他與他臨終揭發為「叛徒」的江張等人都被掃進了同一個「反革命集團」，一併受到了世紀審判。

但是如果天假以年，他能夠活到毛澤東、周恩來身後，又會怎麼樣呢？

康生既然號稱「中國的貝利亞」，我們就來看看本來的貝利亞又如何吧。蘇聯斯大林時代晚期的特工首領拉夫連季•貝利亞，倒是活到了他們的領袖斯大林死後。他與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結成三駕馬車集體領導，也是登上了權力的巔峰。但是僅僅3個多月之後，貝利亞即在一場宮廷政變中被捕，隨即被處決。

此後在長達近40年間，人們都認為他是作為強硬的斯大林分子，被害怕這種強硬的同僚幹掉的。文革時期在中國，赫魯曉夫幹掉貝利亞曾被認為是「修正主義陰謀第一步」。文革以後也仍然有人把斯大林死後貝利亞的倒台，與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的倒台相提並論。但蘇聯解體、檔案公開後人們發現恰恰相反：貝利亞居然是斯大林死後第一個要搞「非斯大林化」改革的人，而且幅度之大令人吃驚：

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去世，3月13日，貝利亞便發布《關於成立偵查小組重新審理特大案件》等多個命令，並且釋放莫洛托娃等人。17日，提出《關於移交蘇聯內務部一些單位的報告》。21日，又提交《關於重新審議1953年一些基建項目的報告》，《關於重新審理控告蘇聯空軍和航空工業部前領導人案件》命令，從軍隊國防系統開始大平反。很快他又開始複查醫生案件、明格列爾案件、列寧格勒案件、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案件等重大案件，並著手平反。還把反對平反的一批人撤職，包括前國安部長、剛升遷中央書記一個月的伊格納季耶夫。

3月25日，貝利亞提交《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修改1953年建設計劃的決議草案》，並開始市場化嘗試和機構改革。他重組了MVD並大大減少了其經濟權力和刑事責任。「北極鐵路」等一批耗資巨大的建設項目被廢棄，剩餘的工業企業隸屬於其他經濟部。

貝利亞大幅削減格伯烏-古拉格職能，3月26日提交《關於實行大赦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28日，提交《關於移交勞動改造營的報告》，要把勞改營和勞改隊由蘇聯內務部移交蘇聯司法部。很快又下令關閉一批勞改集中營，並規定一般拘留期不得超過5年，兒童、懷孕婦女和老人、絕症患者立即釋放，據說涉及數百萬犯人。4月4日，貝利亞發布《關於禁止對被捕人員採取任何強制和體罰措施的命令》、《關於重新審理蘇聯公民被強制遷出喬治亞案件的命令》，5月20日，遞交《關於立陶宛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義分子地下活動作鬥爭中存在缺點的意見書》。6月15日，提交《關於限制蘇聯內務部長下屬特別委員會權力的報告》，並起草了蘇共中央主席團的相關決議，制定了大幅度削減該「特別委員會」權力的條例草案，等等。

貝利亞還要改變外交政策與西方搞緩和，並主張恢復甦南關係。他通過內務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觸，後來搜查他的辦公室時發現一份致蘭科維奇的信，信中表示可舉行一次他與鐵托的秘密高級會晤，地點可以是莫斯科或貝爾格萊德。

鑒於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糟糕情況，貝利亞考慮給予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國家自治的特別前景」，可能類似於東歐衛星國。談到東德，貝利亞認為「它甚至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是一個只有靠蘇聯軍隊才能存在的政權。」他甚至主張為恢復與西方的關係可以考慮放棄東德，以換取馬歇爾計劃式的援助。6月2日，《關於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治形勢健康化》的決議通過，該決議草擬時莫洛托夫建議寫上蘇聯反對在東德「強制」共產主義化，而貝利亞則指示刪除「強制」一詞——他乾脆不認為東德有可能搞共產主義。這樣的政策改變在東德引起巨大反響，導致發生六一七事件。赫魯曉夫、馬林科夫等人無法容忍，終於決定消滅貝利亞……。

今天我們讀到這些，幾乎難以置信：這簡直與「五七一工程紀要」有一拼，這哪裡是什麼四人幫？幾乎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前世啊。

檔案表明，正是赫魯曉夫說服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等，為了維護斯大林體制搞掉了貝利亞。但到了1956年，也正是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做了貝利亞沒做成的事！而正如「九評」所云，赫魯曉夫曾經是斯大林崇拜最突出的鼓吹者，大清洗最嚴厲的劊子手，也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這真是「凡事皆有可能」啊。

貝利亞如此，「中國的貝利亞」呢？《康生年譜》的材料顯示，最早想搞掉「四人幫」（雖然只提到江青與張春橋，但誰都知道，沒了江、張那王洪文和姚文元還能存在？）的，不是華國鋒也不是葉劍英更不是鄧小平，恰恰就是令人生畏的特工高手康生！他想通過揭發「叛徒」讓毛、周搞掉江張，雖然沒有成功。但如果毛、周去世后康生仍然活著而且還有政治能量，你想他會罷休么？看看《五七一工程紀要》，想想貝利亞吧！

當然，「貝利亞改革」檔案的公布並不能洗掉斯大林時代貝利亞殺人如麻、道德敗壞的劣跡，康生告發（由於現在看來並無「叛徒」實證，甚至可以說是誣告）江張也不能掩蓋他過去助紂為虐整人無數的惡名。更何況說他如果多活幾年就會像貝利亞那樣行事也沒有史證意義——只能說沒法排除這種可能而已。他的歷史地位不會因這種沒有實現的可能而改變。但是在方法論上這卻是一個問題：這種體制下根據一個人的過去能否推測他的未來？而這種體制本身的未來又是否能夠推測呢？

我曾提到過「蘇聯式國家的『測不準原理』」：根據貝利亞的過去誰能想到他會做出檔案披露的那些事？而貝利亞能想到殺了他的赫魯曉夫會做他未及做的事嗎？

東歐歷來是坐著蘇聯坦克回來的「僑蘇」派整治各黨「國內派」以保證對蘇效忠，匈牙利在拉科西、格羅倒台後赫魯曉夫起用納吉，除了納吉符合他非斯大林化的想法外，也是因為納吉不僅屬於「坐蘇聯坦克回國」者，而且他僑蘇長達17年，超過包括拉科西在內的絕大多數東歐的親蘇領導。赫魯曉夫認為他既贊成自己的「修正」，又絕不會反蘇——但恰恰是納吉，成為戈爾巴喬夫時代以前東歐唯一一個宣布退出蘇聯陣營的自由化領導人。

蘇聯鎮壓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改革后，都沒有啟用原以為會被啟用的兩國原有親蘇派，而被啟用的卡達爾、胡薩克都分別曾是納吉、杜布切克的密友、改革派中堅、斯大林主義受害者，但恰恰是他們一翻臉就變成最鐵腕的蘇聯代理人，卡達爾甚至比蘇聯人更堅持要處決納吉。相反，戈爾巴喬夫作為強硬派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看中的接班人，卻離經叛道最終結束了蘇聯。有人說安德羅波夫也想「改革」，但其實安氏要搞的卻是「擰緊螺絲」的「改革」，與後來戈爾巴喬夫做的恰恰相反。戈氏過去如果有一丁點自由化苗頭，安德羅波夫能看中他？而毫無「苗頭」的人上台就可能打出另外的牌，貝利亞、赫魯曉夫都不就是先例嗎？

無怪乎除了一些「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信仰之言外，戈爾巴喬夫之前誰也沒有人會料到「蘇東劇變」，一些所謂的預言家，仔細辨析其實都只是事後諸葛亮的附會而已。而像朝鮮那樣有長期反對派歷史、又發生了大飢荒的國家，不僅外界常有「崩潰」預言，其內部如黃長燁那樣的意識形態主管（類似康生「反修」時的角色）也判斷大廈將傾而叛逃。但他們又是「測不準」，金家如今已世襲了三代之久。

這樣的「測不準」中國又何能外？林彪出事前誰能想到有「五七一工程紀要」這樣的文字？對江、張不滿的人應該比比皆是，但誰又能想到高層中第一個想實際除掉他們的人竟會是瀕死的康生？

或許正如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但是在某種體制下，人們都帶著面具生活，說出來的往往並不是真想，而真的思想誰也不說。別說外人沒法揣測，「親密戰友」之間誰也不知道誰葫蘆里賣的什麼葯。君不知臣，臣又何能知君？劉少奇曾是毛澤東的親信，但毛要搞的文革是怎麼回事，劉至死都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張春橋應是毛澤東晚年思想頭號闡釋者了，但他的「上海公社」顯然就會錯了意。1966年末毛澤東在生日宴上「為全面內戰而乾杯」，張春橋就納悶了一輩子，26年後他還對女兒說：「我始終沒明白這杯酒的含義。」 （2）

君對臣測不準，臣對君測不準，整個國家的方向又有誰能測得准？國外許多「蘇聯學」、「中國學」家熱衷於分析這類國家的各種派系，但誰是哪派他們永遠也測不準，原因就在於此。貝利亞是「斯大林派」嗎？林彪是「毛派」嗎？鄧小平是「劉派」還是「周派」？康生難道不是典型的「文革小組派」嗎？別說他人「測不準」，連他們自己又何嘗能夠把自己定「准」過？

關於「思想史」和歷史的關係有兩個相反的極端誤解，就是對民主政治、公開政治中的問題，流行用陰謀論來解釋；而對於深宮政治、「黑箱」政治中的問題，卻流行用「形而上」的思想來解釋。但常識告訴我們，「黑箱」中的事情真的沒那麼多「思想」，像康生那樣飽學馬列者，中共高層中算是頂尖的了，但他的行事不能以「思想」解釋的也比比皆是。至於那種什麼「通向地獄的路是善良鋪就的」這種反道德的謬說，民主政治中的思想者用以提醒這種政治中的人們警惕烏托邦還可以理解，但在宮廷政治中使用這種說法，說那都是好心辦壞事，彷彿如果不是好心過剩就不會作惡，這是真的嗎？

相反，公開政治、民主政治中的事例倒是需要追究思想原因。這不是說政客們就有多乾淨，但既然這種政治是「說服的政治」，心底的骯髒是不能用來說服選民的。思想（甚至不僅是思想家所想，更重要的是「社會思潮」）才是理解這類政治的鑰匙。所謂圖謀不軌的共濟會乃至某個羅斯柴爾德在被人指名道姓地「揭露」了上百年之後還能夠以「陰謀」操控全世界，這樣的昏話無異於侮辱全球人類的智商了。

《康生年譜》這本書描述的當然不是后一種政治。而本書好就好在它一點也沒有妖魔化康生這個人，但在特定的規則（或「潛規則」）下他能夠如何行事，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案例。而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康生個人的評價本身。

註釋：

（1） 師東兵：《「應當恢復康生的本來面貌」——訪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遺孀曹軼歐》，網刊《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四八〇）》，（http://www.cnd.org/cr/ZK08/cr480.gb.html）2008年5月19日。
（2）《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