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的一則書評

「無論被認為有多麼的自私，人類本性之中顯然還存在著某種秉性。這種秉性能讓他關心別人的際遇，視他人的幸福為自己之必需。當他人獲得幸福而令其倍感愉悅之時，此刻他應別無所求。」 這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開篇所論述人類所應具備共情能力的經典論述，這段話提示我們，在歡呼市場帶來財富的同時，我們依然應追求人性的完滿。這種完滿來自於理解他人的感受，在於克制我們的自私與慾望，同時儘可能釋放對他人的關懷，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德性的完美、自我的控制，以及敏銳的感知力。

我們所處的時代，共情能力依舊匱乏。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讓本已處於衰退期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民眾承受著疫情封鎖與經濟雪崩所帶來的雙倍痛苦。不僅如此，世界還被病毒和彼此間的冷漠與敵意所割裂，疫情爆發以來各國間的合作與衝突都在同步增長。民粹政治家發現共情能力的另一面孔：通過煽動仇恨、散播恐懼、妖魔對手的方式來博取選民們的憤怒與投票。2016年美國大選曾上演過的劇本歷歷在目，今日美國是否再次重蹈覆轍讓人倍感焦慮。我們並非恐懼世界強權的力量多麼令人顫慄，而是嘆息美國夢的褪色與無數生命的隨風飄零。

喚醒共情意識的並非只有大眾輿論，嚴謹的學術研究對此同樣責無旁貸，更能貢獻嚴肅的思想與觀點。2020年年初，由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伉儷安妮·凱斯（Anne Case）與安格斯·迪頓（Agnus Deaton）夫婦共同執筆撰寫的專著《絕望之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spair of Death and Future of Captialism，以下簡稱「絕望與未來」 ）由普大出版社（PUP）正式出版。該書恰恰在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份（2020年），探討一群過往被主流媒體遺忘的悲慘生存境遇（美國白人中年群體），提出一批與主流認知迥異但完全切中要害的公共政策倡議（改革美國醫療體制），並試圖重新喚起公眾對於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嚴肅思考（精英、企業、政府如何釐清與承擔社會責任）。該書的出版恰逢2020年美國大選與新冠疫情同時交織，其所要傳達的共情主旨也引發輿論界熱烈探討，屢屢登上主流媒體讀書榜單的前列，知名的英國金融時報將其列為年度最佳深度讀物。無獨有偶，不少著名學者在推薦該書是，都談及給予閱讀者內心的持久撞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著名全球化研究者羅德里克（Dan Rodrik）評論該書「讀畢令人倍感壓抑，但又無比銳利而正確」；以描寫美國茶黨運動興起，以《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聞名的加州大學社會學教授阿莉·霍希柴爾德(A.R. Hochschild)讚賞該書是對美國失落白人群體深描研究的新典範，並提出合理且極具說服力的改革意見。而以提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聞名的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man）則高度評價兩位學者對美國現存危機的問題意識與價值關懷，認為「在這個舉國上下陷入絕望的季節，也許這本書將帶給人們以新的希望。」

這裡還有必要簡要介紹作者伉儷。排名第二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安格斯·迪頓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表彰其為發展經濟學與福利政策研究所作出的卓越學術貢獻。迪頓是一名英裔美籍學者，早年在英國從事福利與貧困經濟學研究。他對身處大西洋兩岸、具有不同社會保障體系的英美國民生活有著切膚感受，因此他對美國醫療制度的批評可謂入木三分。安妮·凱斯則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長期從事健康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她對近四十年來美國民眾健康水平與經濟社會狀況的綜合分析，揭示了長期收入不均衡態勢下對特定群體身心健康造成的持久影響，並分析其中特殊利益集團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這讓本書的研究論證顯得翔實和令人信服。

《絕望與未來》在開篇就提出了一個令人惴惴不安，卻不容迴避的真相數據：當前美國中年白人（不包括拉丁裔）中未接受大學教育的群體正在面臨非正常死亡率的持續飆升：選擇自殺、濫用成癮性阿類藥物、酒精性肝病三大類取代傳統的癌症與心血管疾病，成為非正常死亡的三大源頭，作者將其概括為「絕望之死」。既然稱之為絕望，自然是因為對生活希望的隕滅。書中列舉造成這種絕望之死蔓延的幾個重要原因：首先，過去三十年該群體停滯且不斷倒退的工資水平；其次，經濟貿易全球化所造成的就業困境與職業精神的凋零；再則，美國醫藥與監管機構對於成癮性藥物使用的放任與濫用，以及最終的制度與階層因素，精英階層操控的議會政治與資本主義制度對這個群體的蔑視與拋棄。

作者認為，美國獨有的醫療制度是破壞普通美國人生活質量的最大病症。這個觀點令大多數人疑惑，美國是當今全球投入醫療保健領域經費最多，醫療健康資源最為雄厚，生物醫學與臨床治療研究最為先進發達的國家，但為何國民預期壽命在OECD國家中墊底，美式醫療制度屢遭詬病呢？由本書給出的答案是：美國的醫療行業並不增進民眾的健康，而更擅長增進醫療服務者的財富。美國醫療保險購買主要由企業僱主承擔，政府與個人承擔承擔其他相應部分，而高額醫保可以用來抵扣企業所得稅，高額的醫療保險可以同時惠顧僱主與醫療行業。在此大背景下，美國醫療行業出現西方發達國家所未曾出現的情況：近二十年來，企業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導致治療費用不斷攀升，高額保險帶來高水平服務，普通醫保則只能應對基礎級服務。但基礎級並不意味著完善，由於醫療服務的特殊性質，即醫患之間在應對病情和治療方面存在的深刻信息不對稱，供給與需求雙方都有提升醫療成本的動機和預期，因為人的生命權是無法估價的，而醫療產業恰恰是要為其定價的。這種先天矛盾對美國醫療體系的影響是深刻的。那些低收入、只享有基本醫保服務的中年白人群體畏懼醫院、恐懼患病，寧願選擇服用阿類致癮藥物來緩解疼痛而陷入困境，因為對他們而言，天文數字般的醫療賬單不啻宣告「二次死亡」。針對美國醫療體系的詬病，歷來各界人士非議甚多，沃倫·巴菲特就指責美式醫療保險是隱損美國經濟數十年的絛蟲，它掏空美國普通家庭對醫療服務的信任，也使得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向華盛頓派遣職業說客，固化其既得利益。兩位作者皆認同巴菲特的觀點，指稱這是現代版的劫貧濟富。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下美國醫療制度再度爆發信任危機，恐怕也是該書出版后引發如此之多共情共鳴的意外收穫。

相比較醫療體系對低收入白人群體健康的消極影響，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更為錯綜複雜。在兩位作者看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逆增長、不平等現象的確普遍存在，但不能因此貶低經濟普遍發展所帶來的全球整體福利提升，不平等不應成為詬病和否定的對象，隱藏在不平等背後的不公平分配機制才是真正的病灶。譬如外來移民是否真正造成中低收入白人的工資停滯？恐怕這個現象並不能算到移民身上，精於成本計算和全球配置的跨國公司和資本起到決定性作用。貿易全球化與全球產業鏈的興起是否造成國內工作崗位的恆久流失？從大趨勢而言的確如此，但更大在責任在於跨國公司並沒有為本地預留和創造新就業機會，這本該是企業社會責任的組成部分。現代企業尋求技術與組織架構的創新是否意味著勞工組織的必然消亡？恐怕未必，工作與勞動還蘊含著對人自身價值的肯定，對本土社群和道德價值觀的維護。今日的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早已變得精緻利己，根本不會考慮那些因傷痛而絕望的美國民眾，經濟上的贏者通吃局面正在不斷固化，其中並沒有弱勢群體的位子。由此兩位作者對美式資本主義制度提出希望：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演進，歸根到底要確保市場、貿易、創新和移民的終極流向是要為民眾服務，而不是與民眾為敵，或是只能為少數人服務。

事實上，制度的變革終究需要來自觀念的推動，而代表大多數人運作這套體系精英階的表現讓人失望。1958年英國社會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在他的經典著作《精英治理的崛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中，無不嘲諷地指出，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專業階層在現代社會中佔據主流，精英階層將佔據社會大多數優質資源。但是精英階層的最大特徵就是崇拜自身的才能，而無需為「卑微者代言」，因此他們更願意結交和團結同類者而鄙視社會失敗者，楊認為精英治理最終會把社會分為受教育程度低的「民粹主義者」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偽善主義者」。到了當代，精英階層在鞏固和優化自己地位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在一系列教育、社會和福利政策方面，西方精英階層越來越為自身階層考慮，而對失敗者群體不屑一顧，失去本該具備的共情能力，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可謂再貼切不過。很難想象這樣的精英階層在掌握設計社會政策的權柄后，會對弱勢群體展現出何種憐憫。

而這點正是《絕望與未來》兩位作者所深深憂慮的：由精英創設的不平等、不公平制度最終會被憤怒的民粹主義者合力推翻，絕望的情緒也終將在精英階層中瀰漫開來。如此這般，或許改革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因素，是改變精英階層看待世界與自身的視角與路徑，並為之自我革新。

在筆者看來，《絕望與未來》是近些年難得一見的直面美國傷痛的卓越學術著作，既緊扣當下，也展望未來。兩位作者並沒有落入那種一味指責現狀，抑或提出宏大改革理念的暢銷社科著作套路之中，而是圍繞具體問題展開抽絲剝繭般分析與原因分析探討，讀者彷彿與兩位學術大咖一道，在探究和發掘絕望之死群體悲傷故事與深層原因的同時，油然而生出別樣的共情能力。而這種共情能力，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匱乏和必不可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