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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李銳從逃兵到功臣的華麗轉身

作者：qxw66 於 2019-3-1 09:3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雜談|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8評論

這是第二次聽說李銳去世了，看起來這一次是真的了。看起來，應該寫點東西，去紀念一下這位非法的聰明人。

　　一、李銳一生的三個階段

　　李銳作為親歷中國革命的人物，其一生需要結合革命、毛時代和改革三個時期的表現，來進行蓋棺定論。應該說，在參加革命的那一撥革命者中間，李銳不僅是學歷高的文化人，還是一個難得的聰明人，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夠積累足夠的功勛爬上高位。僅僅在毛時代，李銳的聰明睿智和努力，未能兌現為權位，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了，這對聰明人而言是不小的打擊。在後毛時代，李銳作為最頂尖的非毛化騎手，有發揮了聰明人的睿智，還得到了極大的收益。

　　今天回顧，1980年代的非毛化運動中間，有一批新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其中最為傑出的是五個高官，可以稱得上是「非毛化五虎將」，這五個光輝閃閃的名字是：胡耀邦、胡繩、于光遠、杜潤生、李銳。

　　其中胡耀邦沒有啥子文化和思想，但他策劃和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按照吳冷西的權威解讀是「向毛澤東思想開戰，向馬列主義開戰」，但確實是胡耀邦本人，選定了進攻方向並利用手中的權力組織起一個非毛化運動;胡繩作為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長期堅持「按照黨的基本路線」變革要求寫黨史，毛時代的一切都不符合變革后的基本路線，為此，所有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要重新解釋，在胡繩影響力較大的黨史研究室文風也最為靈活跟風向;于光遠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以「唯生產力論」解釋馬克思主義(淘汰了以「異化」和人道主義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競爭選項)，同時還對新民主主義進行了「掏空政治」的創新解釋，選擇按勞分配作為突破口為終結單位制的改革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還對批駁毛澤東的「大過渡理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有貢獻;杜潤生的農村政策研究室麋集了主流經濟學家，以美蔣範式對土共建設經驗進行總結，不僅催生了中特主流經濟學的「權力效益論」學派(林毅夫、周其仁是該派巨擘，核心觀點是「合理的權力樣式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是創造效益的唯一源泉」)，還是土共歷史虛無主義的正流，至今依然是。

　　李銳不算是意識形態主管官員，他是個人身份殺入非毛化場域並佔據一定地位的高高手，長期以毛澤東秘書的身份出現從事非毛化事業。應該說，李銳的社會聲望，主要是他以「毛澤東私人秘書」身份，進行各種發言而奠定的。

　　本文主要從李銳在革命年代的聰明性出發，剖析他的光彩人生的最初起點。

　　二、解放戰爭期間李跑跑是如何逆境翻身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總歸有低潮，假如你能夠從逆境中間輕易翻身，顯然，你的人生肯定會有高度輝煌。

　　我們來看看李銳的逆境翻身奇迹，就知道這個人回歸要出人頭地的。看看在蔣軍追來時，李銳作為《冀熱遼日報》社長的李銳，是如何毫不猶豫地輕裝並擺脫敵人的，「《冀熱遼日報》在承德創刊的時間，與《民聲報》基本相同。社長李銳來自延安的《解放日報》，是辦報的老行家，而且文采出眾。但在延安過的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沒有『當家』的經驗。承德的知識分子也不少，然而他在看法上有片面性。他認為：『既不懂我們這一套，文化知識也差。』因此在培養和提拔新幹部方面，做得很不夠。承德撤退時，只帶出了2名報務員;編輯、記者3人;行政管理人員2人;廠長1人——都是『老八路』。工人也寥寥無幾，至關重要的是沒有拼版技工。途經隆化、圍場，印刷設備幾乎隨走、隨埋、隨丟，乃至『全軍覆沒』。社長猶如『光桿司令』。復刊的條件也就不復存在。在撤退時，中共冀熱遼分局書記程子華曾告誡：『李銳!你如果把機器弄丟了，就不要再見我!』結果損失如此慘重，怎樣向上級領導交待?李銳同志面臨著一個特大難題。」【於俊沂回憶錄《百鍊成鋼》第八篇：《給朱九思同志的回信》】

　　保命要跑快，全仗行李少，過多的行李有害於保命，所以棄之在所不惜。跑完了，命也保住了，但是，工作卻沒有辦法恢復，那怎麼辦呢?那就只能夠用帶行李跑的那些傻瓜的了。何偉就是一個這樣的傻瓜，恰好可供李銳利用：

　　「我同何偉同志共事只不過短暫的一年，但對他的為人體會頗深。他的最大的優點，就是善於聯繫群眾，事事以身作則。《民聲報》曾有三次戰略轉移，他總是『退卻在後』;遇到艱巨任務，又是『衝鋒在前』。因而受到大家的愛戴，可以說是一呼百應，勝利一個接著一個。」「《冀熱遼日報》的部分人員在李銳同志的領導下，於9月下旬到達赤峰，與《民聲報》匯合。然而未過兩周，國民黨又調集重兵，向赤峰進犯。10 月8日《民聲報》開始第三次大轉移，「北上」林西。天空中有敵機掃射，地上有土匪襲擊，其艱難不言而喻。但在何偉社長的精心組織安排下，撤退進行得井然有序，行程200公里，14日60人全部勝利到達目的地。其中老幹部5名、戰士2名，其餘53名都是「新兵」。分佈情況是：編採、通聯、校對幹部10名，電務人員20名，行政管理人員4名，熟練工人17名，勤務人員9名。全套印刷設備完好無損。由承德撤出的《冀熱遼日報》的十幾名同志，也分別經由赤峰、烏丹和圍場到達林西。何偉同志因操勞過度，雙目失明了。人們得知后，無不為之動容。這次轉移的告捷，為《冀熱遼日報》提供了生機。11月14日在林西出版的報紙，雖然仍稱《民聲報》，期數也接續《民聲報》——125號。但報紙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在報頭下面寫明：「《冀熱遼日報》、《民聲報》聯合版」，成為中共中央冀熱遼分局機關報。領導人員也作了相應的調整。社長由分局宣傳部長趙毅敏兼任，李銳、何偉任副社長，李銳兼總編輯，朱九思任副總編輯。李銳同志從此擺脫了困境。由於地區縮小，中共熱遼區黨委併入中共中央冀熱遼分局;所屬《民聲報》也隨之於1947年元旦改名為《冀熱遼日報》。」

　　汶川地震時期，四川教師範跑跑不顧學生率先跑出教師，還理直氣壯地說就算是自己的老母親他也照樣會先跑，這引起廣泛的批評和差評。相比較李銳而言，范跑跑難怪至今不算成功人士。李銳不僅在蔣軍來時，甩包袱先跑，還能夠把那些不跑或者拖著包袱跑的共產黨傻帽的全部功績冒領為己有。逃跑不僅沒有帶來任何負面影響，還成為他解放后南下湖南擔任高職的起點。跟李銳這樣的聰明人一比，范跑跑實在是low。

　　李銳的高明還不僅在於此，他後來用各種方法把被利用的對象攆走，這樣，由傻瓜對照出來的「聰明人跑得過快」的結論，在熟人圈子裡就消失了。

　　「李銳同志如能認真吸取經驗教訓，在同何偉同志的共事中，學人之長，補己之短，那會相得益彰的。李銳同志是個大才子，對文字的要求極為嚴格，是他的一貫作風。但對不同的人，也應有所區別，不宜千篇一律。至於何偉同志寫的文章，如果沒有大的原則問題，以不修改為好。但李銳同志沒有這樣，也給動了動「手術」。這就難免引起何偉同志的不滿。他為此寫下了以下幾個字：「能用則用，不用則退，不必亂改。」何偉同志所言，也不一定就沒有道理。因為他的基層工作經驗豐富，寫的稿子基本上都是來自親身的實踐。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結論有所差異也屬正常。李銳同志的所為，使何偉同志感到很難一起共事，因而不得不離開了報社。」「對於何偉同志的調出，李銳同志雖曾有過檢討，但似乎未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這從同年三月他給中央宣傳部寫的《冀熱遼日報概況》(見李銳著《熱河煙雲錄》)中有所反映。自從承德撤退後，不論在林西聯合出版的《民聲報》，或者是後來改名的《冀熱遼日報》，其主要的任務都是原《民聲報》的同志承擔的。印刷設備也是《民聲報》的。因此李銳同志寫的報告中，理所當然地應該將其包括在內，把《民聲報》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及豐富的工作經驗，加以詳盡的介紹。然而該文對《民聲報》幾乎隻字未提，且以「《民聲報》原負責同志均外出，不能詳述」為由，加以省略。這種做法不夠實事求是，難怪何偉同志認為受「排擠」。當時李銳同志已經同原《民聲報》的同志共同生活達半年之久，將《民聲報》的業績寫上，是不費吹灰之力的。由於缺少《民聲報》這部分重要內容，該報告既不客觀也不全面。且令人費解。《冀熱遼日報》由「全軍覆沒」變「重振雄風」，其主要原因是甚末?反覆閱讀後仍然摸不著頭腦，很難設想這是出自李銳同志的手筆。他的這種做法，可能基於避免「喧賓奪主」或為他人「評功擺好」。」

　　「作家宋曉夢寫得一本書，名為《李銳其人》。書中談到何偉離開報社的原因，李銳同志作了自我批評：『業務上對他不夠信任，某些工作應交給他，自己卻獨攬。』」

　　最絕的是，李銳攆走了民生報的傻瓜們之後，在給上級的報告中間，就堂而皇之地寫上「不了解情況」，進而把全部功勞歸之於己了，把傻瓜們的努力一筆抹殺乾淨了，這個還不算是撒謊，這是多麼的多麼聰明啊。

　　三、一個聰明人在毛時代如何跋涉不已

　　李銳作為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夠在逆境翻身而成功，在於他能夠審時度勢，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別人保持下來的力量，化被動為主動。在必要的時候採取一些必要的手法，把相關人士攆走，人家一走，李銳就堂而皇之地在給上級的報告中間，輕飄飄地說一句搞不清楚別人工作時期的狀況，整個報告就可以徹底抹殺別人的努力和成就，徹底地把別人的功勞歸於零，這樣一來，在給上級的報告中間就只剩下自己的業績了，從這裡出發，李銳不僅擺脫了窘境，還積累下功勛，大軍南下時期他去湖南就已經是方面大員了。

　　對於普通人而言，成為省部級高官就已經很滿足了，但聰明人李銳卻不以此為滿足，他自負有「總理之才」，還需要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跋涉不已。在湖南期間，李銳已經是方面大員了，在百忙之外還經過數年努力，他首次寫出了篇幅最大的毛澤東傳記。這本傳記如何，為了避免老田自己的偏見，還是看看該書全球最認真讀者之一——美國學者施拉姆怎麼說吧。

　　左圖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本的封面，中圖是該書英文譯本的扉頁，右圖是李銳晚年重新修訂出版的傳記。

　　美國學者施拉姆為這個譯本寫了導言，施拉姆認為李銳不僅使用「偶像化手法」來寫作毛的傳記，而且為達到此一目的，還不惜「系統地歪曲毛的活動年表」。(施拉姆著《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95年，第80頁)

　　李銳系統地歪曲年表，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美化毛澤東，在偶像化寫作中間進行反事實的拔高。李銳花了大量精力和時間，來寫一部過渡美化毛澤東的傳記，顯然，不是為了在毛澤東那裡獲得差評的。這個寫法，與官場中間某些人聰明人的行事規則有著內在的一致性，有人說在官場中間投機取巧、加快向上爬速度的不二規則是：「以領導的頭腦為自己的頭腦，以領導的喜好為自己的喜好。」此即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李銳之所以那麼寫，肯定是從他自己對於毛澤東的判斷出發的，這個判斷是否靠譜，則有待於檢驗。

　　文革史學者徐海亮在2006年清華文革會議期間，與李銳同桌吃飯，當面告訴李說：你那本書告訴我們應該關心國家大事，許多年青一代進入文革，是以你筆下毛澤東為楷模的。李銳這麼寫了之後，確實還有些正能量起作用，至少告訴年輕人不要世故，要有公心。但李銳的當時的反應很有趣，他說：我有罪我有罪。

　　據周惠接受訪問指出，當年李銳當年才四十歲左右，「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李銳有此期許，應該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了，因為沒有聽到李銳說過其他大官例如朱德或者劉少奇很欣賞他，能夠提拔李銳當總理的、同時又很欣賞李銳的人，據李銳多年來披露的信息，應該就只有毛澤東一個了。李銳總是說他是因為水利方面的見識得到毛重視，後文將會分析，這個基本上不靠譜，看起來李銳自認為毛澤東肯定會欣賞他的業績，關鍵之關鍵還是那本偶像化寫法的傳記，認為由此可以取媚於毛澤東，打開通往總理寶座的道路。

　　李銳要當總理，他就盯住如何獲得毛澤東的好感，為此李銳付出了極大的心力，出版了新中國第一步大部頭毛澤東傳記，還不惜系統地篡改毛澤東年表的方式以「偶像化」的手法去寫作《毛澤東的青年時代》一書，這部書於1957年正式出版了，可惜，這份拍馬屁作品未能在毛澤東那裡兌現為權位。迄今為止，尚未看到毛澤東本人對這部書的態度，到底是喜歡還是不喜歡?不過，李銳的付出，除了得到稿費之外，沒有得到政治上的回報，沒有毛澤東的看重，那麼他離總理寶座依然十分遙遠。

　　雖然毛澤東很吝嗇，但是李銳作為非凡的聰明人，卻能夠自己創造機會和條件。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接見了李銳一次，以聽取他對三峽工程的反對意見。完了之後，李銳就自稱毛澤東獎賞他「當通訊員」，後來又稱毛澤東請他當工業秘書，甚至還在官場流傳出來李銳隨時可以給毛澤東「上密紮」，想想看，這是多麼特殊的地位和權勢。毛澤東雖然從未主動給李銳好處，但是李銳「秘書」卻能夠聰明和創造性地賦予自身以特殊地位。

　　通訊員也好，秘書也好，隨時上密紮也好，都意味著毛澤東這位顯赫人物進行決策之時，會高度依賴來自李銳搜集的信息，想想看，如果李銳送給毛澤東的決策信息，高度肯定或者否定某官員或某地的工作，那是多麼大的影響。所以，對於李銳這樣的特殊人物，真不能掉以輕心，據說，還有某方面大員送給李銳兩瓶茅台酒。

　　李銳自我創造特殊地位的努力過程，是十分精彩的歷史與政治事件，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去展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