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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人民當家做主奮爭的失敗史 - 網摘

作者：chineseman 於 2010-11-26 22:5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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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對近代中國人民當家做主奮爭的失敗史做了個回顧。標題不是原來的。

摘自顏昌海的博客

中國5千年的皇權政治，遵循成王敗寇的鐵律一路打打殺殺來到近代，終於老樹抽出新芽發生了些許變化。自梁啟超始，從宋教仁、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羅隆基直至1980年代以降的胡耀邦、趙紫陽及新生的自由主義者，吮吸西方文明乳汁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終於對中國的弊端有了較為清醒的了解認識，開始了走向民主共和的艱難嘗試。不過，中國的民主共和運動，在百年來卻一波三折，彎曲起伏。

中國實現民主共和的第一次時機在1913年斷送。1913年的前幾年，中國報館叢生政黨林立，儘管這些「政黨」帶有濃重的幫派會黨色彩，但古老的皇權政治畢竟呈現出嶄新的氣象。其時的「議會迷」宋教仁已經具有「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這麼清晰的共治共生思想。在政黨政治出現危機之時，為了保共和，本可與袁世凱大打出手拼個魚死網破的孫中山、黃興(手握重兵)也通過一讓總統一辭留守來踐行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權力和平轉移，「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奪利的思想，其勢將不可壓。弟恐生出自相殘殺之戰爭，是以讓位」。其時，各個政黨通過大選組閣，循憲政軌道在政治上和平競爭建立共治共生的民主制度，已經曙光初露。但不幸，「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宋太祖當年拒斥南唐求和使者的一幕再次在苦難中國上演。習慣以拳頭揍人頭、腦子裡沒有半點民權民主理念的武夫們根本就厭煩什麼議會選票。「不解民治為何物」的段祺瑞、陳英士、陳炯明等「專制武人」無視約法，剷除異己，鉗制輿論，解散議會，封閉報館，槍殺報人……；袁世凱更無法忍受自己的大權被別人制約分享。

說來袁世凱與宋教仁也是多有交往的朋友，他也知道宋是正人君子。但他先是利誘宋教仁，又是送西服銀票，又是封官許願。當利誘無效，袁意識到他的權力獨佔欲與宋的議會民主理念無可調和時，就以殘忍的手段將他槍殺。宋教仁臨終前還致電袁世凱對他放棄獨裁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其實，宋教仁是至死不放棄社會和解的一線希望。他不見得不知道子彈來自何方，他是為國族民生免陷戰火而寬恕罪惡；如同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反對仇恨的人死於仇恨之手！

可以說，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射向宋教仁的子彈，擊中的是近代百年中國社會初生的政治和解嬰兒。隨著這一聲槍響，倒下的是剛剛生長起來的政治和解的希望，中華民族鮮紅的血再次從宋教仁的傷口流出。隨後，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立即發動「武力討袁」進行二次革命。烽火又起，血腥續接。林長民給宋教仁的輓聯中有「政舉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對宋教仁之死的嚴峻後果看得很清楚。

中國實現民主共和的第二次時機在1945年。歷經8年艱苦抗戰，中華民族本來應該喘口氣生機養息，過太平日子。加之當時急需恢復元氣的美國、蘇聯都不希望中國再生戰火，一個社會和解的新機緣又稍然而至。然而這樣的大好時機卻被國共兩黨聯手埋葬。

在國內外國共和談的呼聲和美國的調停努力中，曾被毛尊為師長、在知識界享有極高聲譽的胡適，於8月24日給毛澤東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傑弗遜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50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此時正值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而斯大林於胡適電報之前兩天也給毛髮了電報「坦率告訴（中共），我們認為暴動的發展已無前途，中國同志應尋求與蔣介石妥協，應加入蔣介石政府，並解散其部隊」；催迫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會談。胡適曾對青年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給予支持,高度評介、讚揚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革命運動與《湘江評論》。毛尊胡為師，二度登門求教，兩人也有書信往來。但書生胡適根本不知，此時今非昔比、羽翼已豐、屯兵藏糧的毛正在做著帝王登基美夢。一方不甘當「老二」，一方死抱「黨國」邪念，毛與蔣雙方早已各懷鬼胎，磨刀霍霍，假和談真備戰，密鑼緊鼓準備在沙場上為獨佔權位決個你死我活。面對迷信槍杆子出政權、連蘇聯的高壓都不起作用的政治領袖，仁人君子「規勸」的話語是如此孱弱無力。在1949年的槍炮聲中，胡適黯然浮於海遠離這塊不宜生存寬容、無和解立椎的大地。

另一位與胡適一樣強烈意識到中國需要「反對黨派之自由」的多黨制，是來自共產黨陣營的先賢陳獨秀。1940年，陳獨秀在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後，終於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軌道。他在病中給友人的信寫道，「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把民主政治當著這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他沉痛地指出「試問斯大林的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然而，在西來的無產階級專政鬥爭烏托邦意識形態的鼓動下，「砸爛舊世界」的衝動正呼嘯而行，被邊緣化的陳獨秀1942默默死於四川江津。

隨著胡適遠去和陳獨秀逝去的，是中國人在議桌上解決政治紛爭從而免於流血的寶貴機會。國共兩黨在相互殘殺對方几百萬人後，一方退走台灣島「戒嚴」了40年後，才痛定思痛放開黨禁開始了執政黨的輪替；一方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並在這種政下繼續革命了30年後才覺今是而昔非，開始了「改革開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和成為中國大陸的國名；但在斯大林主義的統治下，名義上的「共和」卻演變為實質上的專制。人們知道，為了奪取國民政府手裡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從20世紀40年代起極力聯合各民主黨派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民主憲政是當時合作的前提和基礎，在此基礎上形成各方的共識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時，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民主憲章，由多個黨派組成聯合政府。非中共人士約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的半數，三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兩人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二十人出任政務委員和部長職務。不少戰犯被特赦，許多專家從國外被請回。或可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治和解的局面。可惜好景不長，1954年一屆人大一次會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宣布建立「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副總理位子上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皆轉任人大副委員長。聯合執政的黨派自此分為「執政黨」與「參政黨」，執政共產黨的權力自此一路惡性膨脹，最終成為黨即國、黨國合一的巨無霸。

作為一種中間勢力，民主黨派曾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起到緩衝和調停的作用，1949年後也曾努力試圖調解社會衝突。但在1954年後民主黨派不但失去聯合政府中的參政地位，連在野黨的監督功能都損失殆盡。沒有得到有效監督的共產黨權力導致「若干重大的失誤」，釀成的接連災難讓中國社會走到頻臨崩潰的地步。

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民主共和運動。那時，為了挽迴流失殆盡的執政合法性，在中共黨內開明派胡耀邦、趙紫陽等的主導下，中共啟動了與知識分子群體為主的社會和解進程。隨著大批「右派」、「黑五類」、「反革命分子」的大規模平反，萬千家庭重新有了歡聲笑語，中國陰雲密布的政治天空露出了些許蔚藍。

我們回顧屢失和解良機的近代史之後，會倍感這次大和解的彌足珍貴。不難想象，沿著這條正道前行，中國社會會是怎樣的另一番觀景。

然而國運不佳，1989年一場本可以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化解的危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使得民主共和的進程嘎然而止。但1989年之前曾經有一個政治和解的契機。中共十三大以後，社會協商機制不是只說說而已，當時執政黨曾經著手研究和做這件事情，也確實想要建立一些民主共和的對話和溝通機制。建設性的工作剛剛起步，卻因「六四」而中斷。

「六四」中有學者曾經呼籲：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為此，我們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的政治文化。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儘管部分學生確有激進之嫌，儘管缺少民主實踐經驗的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未能負好引導事態健康進展的責任；但現在反思，如不是一批武力、暴力迷信者用槍指揮朝政，理性話語如能被朝野兩端的「領袖」們認真的掂量一下，「六四」的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歷史不能重演，只有蒼天為這個苦難中國的垂淚。因為從那時起，政治體制改革不再，代之而起的是「無節制掠奪」、「可持續榨取」的狂歡；在改革成果分配不公、改革共識嚴重分裂、改革資源優勢近於耗盡的眼下，摸著石頭過河的人們連同沉醉於盡情享受國庫民脂美妙大餐的權貴們，誰也不知一場巨大的衝突將在何時不期而至。

儘管如此，我們還不能失望，還應該對中國的共和事業充滿信心。因為從宏觀的角度評價，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開放，應該是中國自西風東漸以來延續最長的一次民主共和的改革運動，同時也是對中國社會大多數領域影響最為深遠的民主共和運動。

從宏觀的立場看待這次改革開放，我們可以將其與中國近代以來歷次的民主共和運動做個比較，就知道為什麼以前歷次民主共和都以失敗告終，而這一次民主共和運動卻在中國基本成功。此次民主共和相對成功的關鍵，就是因為這次民主共和運動在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歷程中，延續的時間最長，而且1978年來的改革開放具有特別的社會經濟史的價值。

做一個假設，如果1913年前的那次民主共和運動能夠延續下去，那今天的中國肯定不是這個樣子，各方面都會不同。特別是從言論的自由度和思想的開放性來比較，那一次的民主共和運動，遠遠超過1978年後的改革。按照今天的眼光來看，第一次的民主共和運動真正是非常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巨大、歷史延續最為悠長的國家，誕生過無數的大家。然而，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角度來講，最近30年的改革，是遠不如第一次的民主共和運動。在這30年中，中國無論是學術上還是思想上，都沒有產生過任何一個可以與第一次民主共和運動中湧現的那些風流人物相比的角色，無論是在哪個領域。

那個時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誕生了多少影響後世的大家，無論是對中國長期發展的規劃、還是思想的推動，都殊為不凡。這些大家，為中國後世向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發展，探索了基本架構。比如1913年前，有立志改良的康有為、梁啟超，有倡導世界眼光和國際競爭的嚴復，有制定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憲法的沈家本，以及當時尚年輕的蔡元培、胡適等，前者為中國現代教育和學術建設所做的嘗試，至今尚難超越，而後者的科學的理性主義到今天仍被不斷地被證明其長久的價值。

第二次的民主共和運動運動發生在20世紀1930年代開始至國共內戰爆發。如果純粹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長指標判斷，中國的進步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的幾年，非常可觀。從思想觀念的進步看，第二次維新比不上第一次，但也超過今天的改革開放30年。知名學者如文學上的沈從文、曹禺、魯迅等；藝術方面的黃賓虹、張大千等；比較史學方面的陳寅恪以及哲學方面的前半生的馮友蘭等。這個星光閃耀的時代，在1949年後，特別在1957年後，也黯淡下來。即便是左派的共產主義先行者陳獨秀，其思想的光芒和遠見在他的同志們中，也是鶴立雞群。所以，如果從純粹的思想學術觀點來回顧，這三次民主共和運動是一次不如一次。但是，如果從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全方位影響來評價，1978年以來的30年則是最大最深遠的。對此我們必須尊重歷史，有個遠距離的客觀評價。

這30年之所以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全方位的影響，就因為它具備延續性。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續性實在是太重要了。一個最偉大的觀念，一個最好的政策，一個最好的對策，如果延續不下去，那隻具備思想史的意義，不具有政治史和經濟史的意義，當然也不具有社會史的意義。之所以說1978年開始繁榮中國第三次民主共和運動具有延續性，標誌性意義在於台海兩岸的緊張氣氛得到空前的緩和，在台灣民主化的影響下，整個中國的民主共和前景逐漸明朗。國共兩黨曾有過二次合作，在國民黨經政黨輪替執政獲得新生之後，國人再次期待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議會裡的第三次合作能早日到來；而大陸社會在30年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巨變，又為延續被中斷的第二次民主共和運動提供了優良基礎。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望和反省百年中國社會錯失的和解機緣，我們可清晰的看到一條「武人亂政」的「政統」主線；由武夫為主要構成的強人政治一直頑強地主宰著中國社會和國人命運，人們看到族群、社會和政治和解在中國立足之地的貧瘠和荒蕪。從袁世凱到蔣介石、毛澤東乃至改革開放時期的1980年代末期，難道中國土壤真只適宜生長善舞長劍的梟雄？百年屢失民主共和良機，使中國現代化進程遭到重挫，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不亞於一場國際戰爭。中華民族的「復興」概念，在百年前幾乎是沒有的；因為中國人那時自認為是天下第一。只有當知道自己落後了，才會有「復興」的觀念。而當今世界發展的歷史證明，惟有民主共和，才能走上民族復興、國家強盛之路徑。

1978年來興起的、至今具備延續性的第三次民主共和運動，對中華民族復興是又一次難得的機緣。能否抓住它而不再讓它與這個不斷流淚流血的苦難民族擦肩而過，將逼問和考驗活著的知識學人和當政的領導人。1913年3月2日宋教仁在被刺殺前22天，他游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中有「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的詩句，值此新的民主共和潮流正在浩蕩澎湃之際，又有誰來挽中國大陸這把強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