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成了缺德的國度?
顏昌海中國學者易中天在接受採訪時認為,現今中國沒有「公德」,也沒有「私德」;易中天用了一個詞來描繪當今的中國道德現狀:「道德沙塵暴」。易中天所提出的『道德沙塵暴』這個概念還是很形象,很有新意,說明中國的道德的整體狀況處在了幾千年的一種低谷。
最近,大陸媒體在報道深圳富士康跳樓自殺者消息的同時,還中國富人加緊移民西方國家的新聞:越來越多的富人正在逃離中國。有評論說,這兩個看似沒有關係的新聞,其實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其中的新聞人物都被迫作出了無奈的人生選擇——退出中國的人生遊戲。所不同者,深圳富士康跳樓自殺者是中國人生賭博遊戲的弱者,不存在移民海外的選擇,只有用結束自己年輕生命的方式,終結自己在中國的拼搏;而一些強者,則選擇逃離大陸。
處在上面兩種極端選擇之間的,是無數中國人不得不作出的各種各樣的無奈選擇的其中兩種方式。不理解這些人的無奈,就不能夠理解那些作出極端選擇的人的無奈。
比如留在富士康的幾十萬農民工,有幾個人會喜歡在那種半軍事化的管理下,以傷害自己健康和生命的代價,換得一點微薄的工資?還有年輕的女孩子不得不出賣色相和肉體,大學畢業生不得不蝸居陋室,拆遷戶不得不搬家,消費者不得不吃有毒的菜,喝污染的水。
與弱勢者的這些無奈的選擇相比,相對強勢的中國人面對的是另一類更加可怕的無奈選擇。醫生不得不給患者作不需要的檢查,開不需要的貴葯,警察不得不搞釣魚執
法,商人不得不行賄、賣假貨,官員不得不買官,講假話,甚至不得不受賄,學者不得不作假學問,法官不得不違心辦案……,等等。
即便是看似純粹的個人生活方式選擇,中國人也有許多無奈。最近中央電視台有一個對股民的特別報道。從這個報道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常年泡在交易室的股民的無
奈。雖然多數人都是賠錢的,而且他們明知中國的股市處處是陷阱,時時有玄機,但出於各種原因,還是選擇繼續留在這個賭場中。
中國人不得不作許多無奈的選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被禁止做許多別的選擇。香港學者梁文道最近發表的一篇評論中告訴讀者一個細節,說香港義工黃福榮2008年在四川地震災區幫助災民,受到了當地警察的驅趕,不得不離開。而正如梁文道指出的,這絕不是個別人的經歷。中國的地方政府,知道自己在作許多不義之事,因此所有想做善事的義工或志願者,都被動地成為他們的「敵對勢力」。
中國為什麼會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如果去問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他們也可以倒出許多苦水,因為他們也有許多無奈的選擇。比如驅趕前來救災的義工和志願者,也有上面要求「維穩」的原因。
不論在哪個國家,人生都會有無奈的選擇。不過,中國人生遊戲的無奈,有其特別之處。在一個健康的社會,更多情況下是壞人感到無奈,他們必須壓制自己的惡念,不去做壞事。中國人生遊戲的無奈,恰恰相反,是好人在更多情況下會感到無奈,不得不做壞事。
一個好人處處無奈的社會,必定是壞人如魚得水的社會。中國社會已經成了這樣一個社會。我們現在還看不到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夠走出這個困境。因為這個政府的力量非常之強大,它有足夠的金錢和警力,制止好人去做好事,卻沒有本事制止壞人做壞事。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好人也無奈地作出不道德的選擇。否則,就只有像跳樓的農民工和移民海外的富人那樣,逃離中國社會。
過去30年,
中國發展的主要是經濟,是物質上的建設;從政府到個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質、金錢方面。從國家到社會、個人,中國搭建了一個空架子,但
卻缺乏靈魂。沒有靈魂,就沒有定力。單從物質上衡量,國家建設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人們沒有目標了,沒有信仰了,繼而迷失了。「沒有目標」發展到極端,底層民眾會產生絕望的心態,這種絕望到最後,要麼是逃離,要麼是報復。
近來連續爆發的殺童案,就是一種報復。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歷朝歷代有那麼多殺人案件,但真正以兒童為目標的、集中爆發的案件非常少;只有絕望的心態,才容易導致窮凶極惡。從殺童案看,這批人以30多歲的中年男子居多。因為過去30年,中國精神文明不斷流失,社會道德幾近顛覆。不少家長也許想培養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過社會的力量。個體的道德,終究敵不過不講道德的社會環境。
有人把這個原因歸咎於西方「拜金主義」對中國的侵蝕。其實,拜金、功利並不一定是壞事。發達國家的民眾也會拜金,也會功利。問題在於,發達國家有最後的社會規則底線。中國出現的 「反社會人格」,或許與拜金主義有關,也和貧富差距有關,但拜金、窮困不一定導致反社會。「反社會人格」背後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崩潰。
美國剛開始工業化,經濟開始高速發展時,也有很多社會不公的現象發生,比如大股東欺負股民、大公司欺壓百姓等。但當時有正義感的人在社會掀起了一個進步運動,他們表示「什麼都需要進步」,用這樣的口號來疏導矛盾,使大家對不公正有了抵禦的向心力。此外,媒體當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披露信息,讓社會知道醜惡的事件。
然而現在,「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強調「以官為本」,等級森嚴,鉗制言論自由,剝奪憲法明文規定的各種公民權利;打擊倡導民主和維權的人士;無論政府還是司法體系,不是在重建公平與正義,而是顛覆;強權成為唯一的真理,推動的是「什麼都為了維護強權」運動。所以,中國社會「潰散」,公平正義消退。
其實,官方几十年來也大講「精神文明」,講道德,為什麼不見成效?原因首先在於官方總是置法律、規則不顧,執政者無法無天,老百姓就不斷產生恐懼和絕望。在西方發達國家,法律就是人們最高的信仰,不得違反;法律也是解決公平正義的最關鍵一環。
官方几十年來大講的「精神文明」、「榮辱觀」里,從沒有以自由為榮,以人格尊嚴為榮,而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也即建立在一種集體主義基礎上的一種道德。這種道
德實際上對挽救道德頹勢作用非常有限。不能說官方几十年來大講的「精神文明」、榮辱觀裡面沒有合理的尺度,但是它離世界先進文明的大潮流,有很遠的距離。
所以到最後,人們看到的還是現實生活中的黑窯童奴,毒奶粉的泛濫,濫殺無辜,工人跳樓……。而李長江因為毒奶粉而辭職,最後卻又堂而皇之地復出,出任中央
掃黃打非副組長。網民嘲諷說,「你管不住牛奶,還能管住人奶嗎?」。這是對官方這種道德現狀的極大的諷刺和真實的寫照。
官方制約的整個社會制度、社會結構造成了社會缺德的現狀,並不會因為官方提了幾個口號就可以改變。而實際上,這些口號的提出,有的是口是心非,連他們自己都
並不相信;有的切合實際,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又和他們所提倡根本就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所以,官方的口號不但無助於社會道德墮落的改進,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
的作用。因為更多的人覺得,那些都只是道德高調,在高調之下只是為了掩飾一些更為惡劣的行為。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曾經撰文指出: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衝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
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動蕩好比是健康的身體被別人打傷了,而潰敗則是自身的組織或細胞出了嚴重的毛病……。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對克服社會潰敗所必須進行的一些變革,往往由於擔心其威脅社會穩定而被束之高閣,結果是使社會潰敗的趨勢日益明顯。
近些年來,社會潰敗的跡象已經明顯開始出現。其中最核心的是權力的失控。在過去30年
改革的過程中,儘管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權力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中樞。因此社會的潰敗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失控,腐敗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這種社會的潰
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黑社會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
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整個社會的信息系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制性的對信息
的扭曲。
愚民教育和美麗的謊言摧毀了人們的信仰和最基本的道德體系,扭曲了人們的價值觀,金錢至上論主宰整個社會,社會底線失守,社會道德淪喪!
網際網路時代的「壞處」之一是人們無法再閉上眼睛假裝身邊的世界無限美好:有人會喪心病狂到對懵懂幼童舉起利刃,有人會半夜明火執仗把別人房子拆成一片白地,有人會一本正經地用「拆錯了」為前一伙人辯護,有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賣給別人的食品中添加他們自己絕對不會吃的東西,還有人言之鑿鑿供認殺死了的受害者會在11年後「轉回」故鄉,有人被當成「精神病」不斷被非法「收治」、關押……。
中國政府宣稱要「摸著石頭過河」,但現在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憋著氣在深水裡扛著石頭過河,石頭上承載了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祖先,還有我們的尊嚴。
中國的道德水平在下降、滑坡。既然是滑坡,那就是說原來還是有一定的高度,否則墮落滑坡就無從談起。也就是說,人們曾經感受過的中國人平均道德水平不像現在
這麼差。那麼,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沒有可能慢慢地再拉回到和改善到正常的狀態之下?!當然,中國的道德方式顯然是有改變的希望和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們沒法指望在現在這種「中國特色」發展模式的前提之下,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會自然而然地導致道德風貌的改善。因為人們看到,這些年的所謂道德滑坡恰恰和當前所謂的「中國模式」經濟發展相互相成。
治理一個社會的成功之處不在於它的經濟如何發達,而在於能讓社會比較平穩、比較溫和地發展,讓社會心態正常地發展。而中國過去一直都是上對下的施壓狀態,缺
乏調解的手段。所以要激發正義,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過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復上。只有使每個民眾,特別是那些受欺壓的民眾得到尊重的時候,文明才能夠
被體現出來。文明提出訴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決的方式能夠實現,才是實實在在的文明。
所以,中國如果不引進普世價值觀,不把它作為整個社會的一個共識的話,道德的提升就不會有結果,而只會進一步墜入深淵。而最關鍵的,就是今天的中國急需確立起人的自尊、人的人格、人的基本權利。
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儘快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半封建半資本的社會,是絕對不可能有什麼高尚道德的。唯有中國的公民社會誕生,才有中國道德的復甦或提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