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國賊、漢奸： 汪精衛、周作人其人其文應當分開嗎？（純粹轉貼）

　　先說周作人。周作人是「五四」后的文學之士，以散文名。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周作人的著名文化人身份作為自己鷹犬的(也曾輾轉遊說南走的郁達夫，被拒絕)。據《周作人年譜》第536頁記載:約七七事變前後，鄭振鐸離開北平前，曾和周談過一次話，鄭勸他，有可能時，應當離開北平，周不以為然，他說，和日本人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鄭說，不是我們去侵略日本，如果他們一步步逼過來，難道我們一點也不抵抗嗎？周沒有答話。周作人所持的是「必敗論」，這正是他後來投敵附逆的思想緣由之一。周作人這個「必敗論」和汪精衛、周佛海等的「低調俱樂部」論是完全一致的。

　　國民黨方面，葉公超也曾專赴北平，苦勸周作人離開北平，無功而返。

　　周建人的兒子(即周作人之侄)當時寄寓周宅，以死相諫(後來果然自殺了)，周亦不為所動。所以周作人是死心塌地投敵附逆的，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作人的漢奸地位雖不及汪精衛，但他是日偽文化界的一面旗幟，這個作用無人能及。周作人除了總督包括北平在內的日佔華北地區的文化教育以外，還是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偽政權的所謂「和平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而「和平運動」是汪精衛的主要賣國口號。周作人也曾以「和平使者」身份和汪精衛一道前往偽滿州國進行朝訪，並曾單獨前往日本朝拜裕仁天皇，以表忠心。所以，周作人亦直接參與汪精衛的活動。尤其是周作人曾幾次扮演一種角色，即對日本派赴解放區執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的掃蕩部隊進行動員訓話，這時他身著日本戎裝，掛少將頭銜，挎日本戰刀，儼然是威風十足的日軍指揮官。有人要求將漢奸的「為人」和「為文」分開，「人歸人，文歸文」，而他卻竟然進一步集「文」「武」於一身:既是舞文弄墨的文臣，又是「指揮」殺人放火的武將！這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嗎？所以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之嘆。這裡是說周作人自己將「佳人」和「賣國賊」即將「文」和「人」緊密地連在一起。對此，凡有民族良知者應作出何等評價？

　　再說汪精衛。汪精衛是國民黨黨國元老，他在國民黨中亦以文才名。那位遊走於港台之間的李歐梵教授曾說過:「汪精衛這位近代史中極具爭議的政治人物，卻毫無疑義地具有少見的文學才華，文采絕對超過蔣介石，甚至不亞於毛澤東。」

　　說汪精衛是「近代史中極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不知何所云，汪精衛不是中國近代史中毫無疑義的賣國賊嗎？他的賣國罪行即使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中也是極少見的，石敬塘輩不能與之相比。至於汪精衛究竟有什麼文集問世，我則未曾見，我只見過他的一本《雙照樓詩詞稿》，是他在當漢奸的晚年手訂出版的，收集了他的全部詩作，印行者香港國粹學社(按:汪精衛的詩早在南社時期就由南社中人集印過，未流傳)。上世紀末我旅居香港，曾在一位友人處得見三個漢奸賣國賊的詩集:一是偽滿洲國的國務院總理鄭孝胥的《海藏樓詩集》，一是黃秋岳的《花隨人聖庵摭憶》(黃在抗日初起時，因通敵，父子倆人同被槍決)，第三就是汪精衛的詩集了。就詩論詩，三個人比較起來，汪精衛的詩才遠在鄭孝胥和黃秋岳之下。《雙照樓詩詞稿》收入他辛亥前刺攝政王入獄所做的四首五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就是其中之一。這首五絕曾被傳誦，但許多人只知其詩而不知其為人。汪精衛入獄不久即被袁世凱命人保釋，並贈以巨款，還與袁子袁克定結為至交，即投入了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的門下。他何曾講什麼氣節？一個時期，他在孫中山和袁世凱之間採取騎牆的態度。

　　《雙照樓詩詞稿》收入汪精衛最後幾年所寫的三十五首詩詞，李歐梵教授極贊題為《不寐》的那首詩，說「這是一首令人蕩氣迴腸的詩」。其詩寫道:「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郊原仍作青春色，酖毒山川亦可憐。」「酖毒山川」原是張之洞的詩，指建康。這首詩當是汪精衛到南京建立漢奸賣國政權時所作，其中頗有打開漢奸心境的密碼。李教授指這首詩令他「蕩氣迴腸」，不知道是盪的什麼氣，回的什麼腸？

　　汪精衛這名頭號賣國賊於日本投降前的1944年11月病逝於日本。據說，他在臨死前囑咐在自己的墓碑上寫上「詩人汪精衛」五個字，這也是企圖把自己歸屬「文」的方面，真是異想天開。陳公博、褚民誼在蘇州高等法院受審后被槍斃。汪精衛之妻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

　　周作人的處境較為不同，確實因為他是文化人身份，其漢奸「功業」與汪精衛、陳公博等有所不同。國民黨審判當局把他關入南京老虎橋監獄。周作人在法庭上毫無悔改之意，反而自誇在保護北平教育方面有功。國民黨中也有人為之說項。他被判徒刑數年。周作人釋放后仍動作頻頻，千方百計為自己改裝打扮，引人同情。也有人仍把他視為當年的「美人」而追隨之，歌詠之。何以致此，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這些賣國賊雖已得到應有的下場，但為他們鳴不平，對他們的詩文「蕩氣迴腸」，甚至企圖為之翻案者，仍大有人在。例如香港有一位何姓先生為紀念其漢奸父親，曾在《明報》撰文，聲稱一千年以後也會為汪精衛賣國罪行平反；另有一位宋先生居然用「可能」兩個字把汪精衛投敵說成是蔣介石所授意；在我們這裡，也有人用「如果」兩個字使人設想周作人投敵或是經共產黨人「默許」。所有這些，無疑是為汪精衛、周作人等漢奸賣國罪行平反埋下了伏筆。正因如此，所以，對於漢奸賣國賊其人其文的「分歧」認識，想來也會長期存在。

　　其實，無論汪精衛也好，周作人也好，雖有文才，但身為漢奸賣國賊，負千秋罵名，豈有將其人其文截然分開之理？中國文化決不會因為沒有周作人這位文學之士而失色，但周作人這位文學之士畢竟是客觀存在，在文學史上有過一定地位，所以有人願意編印周作人的文集是可以的，也應當允許有這種自由。但依愚見，為中華民族的尊嚴計，且不致蒙蔽後人，編者首先應當有一篇全面說明周作人其人其文的編輯前言。此外，如果可能的話，還應當儘可能搜集他在作漢奸時的有代表性的文字或講話(例如他動員日寇掃蕩的講話，或許其中仍能見出他的文才)附錄於後，以便讓人清晰認識他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