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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曉明
摘自台灣歷史月刊242期
在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發生、發展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表現出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端和負面影響，是極其重要的刺激因素。直接而深刻感受到這一刺激因素的，是梁啟超、張君勱等師徒一行人1918年底至1920年3月的歐洲之行。
大戰後的師徒歐洲之行
辛亥以後，梁啟超依然是政壇上的活躍人物。遺憾的是，袁世凱、段祺瑞式的軍閥強權表面上對梁氏禮貌有加，實際上卻絲毫不給他實現「憲政」抱負的可能機會。希望破滅后的失落與沮喪令梁啟超又一次萌生出棄政從文的念頭。1918年5月，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鄭重相告」：「此時宜遵養時晦，勿與聞人家國事，一、二年中國非我輩之國，他人之國也。」同年10月，梁啟超會見《申報》記者時表白：「心思才力，不能兩用，涉足政治，勢必荒著述，吾自覺欲效忠於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於著述，為能盡吾天職，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願略酬，決不更為政治活動。」這一年從春至秋，梁啟超專心於中國通史的著述，勉力筆耕，其樂陶陶，「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也許是用功太勤，傷及身體，梁啟超患肋膜炎及肺炎，不得不中斷寫作。
秋冬之際，他一邊休養，一邊加緊籌備以私人身分遊歷歐洲。此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勝國之間利益再分配的巴黎和會即將舉行。關於此次出遊的目的，梁啟超列舉了兩條：
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場，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
這次歐洲之行，準備充分，從醞釀到成行，歷時一年。梁啟超本人對之也抱有極大希望，除了政治上向世界輿論申訴「冤苦」，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在思想方面也期待著幡然醒悟的收穫。從上海出發前夕，梁啟超等與張東蓀、黃溯初暢談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
1918年12月28日晨，梁啟超偕張君勱、蔣百里、劉崇傑及楊鼎甫（錄事兼服役）乘坐日本郵船橫濱丸號離開上海，同行的丁文江和徐新六「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另船赴歐。
經過45天的漫長航行，1919年2月，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與先期抵達的丁文江和徐新六會合，休整一週之後，至法國巴黎，「少留觀察和會情形，並代表中國為輿論之鼓吹。三月七日自巴黎出發考察各地戰地，游畢仍返居法國。六月七日起游英國者一月。……七月末旬游比國。八月初旬游荷蘭，末旬游瑞士。九十月間游義大利，游畢仍返巴黎，居兩月。十二月十日起游德國者一月。次年一月復返巴黎，便做歸國的準備了。」
在一年的時間裡，梁啟超一行考察政治社情，會見各界名流，發表演說談話，努力實現出遊的初衷。在「盡國民責任」方面，梁啟超與國內保持密切聯繫，通報有關巴黎和會的動態，提出自己的建議。四月末，他致電國民外交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7月初，梁啟超又致電國內政要並轉南北當局諸公，速捐私見，以謀統一。「啟超在歐數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內亂情形相質，則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對。」「中國今日如重洋遇颶，遠援無補，出生入死，純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歸於盡，當此存亡俄頃，有何嫌怨之不捐，有何權利之復可戀」，書生意氣之中，更顯愛國赤子的拳拳之心。在「求一點學問」方面，梁啟超一行遍訪賢哲，「惟學者之家有約必到，故所識獨多，若在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書獃子皆成知己矣。」特別是會見哲學巨子柏格森和大外交家笛爾加莎，「二人皆為十年來夢寐願見之人，一見皆成良友，最足快也」，學業精進之樂，溢於言表。
1920年1月17日，梁啟超由巴黎赴馬賽，22日，離馬賽乘法國郵船歸國，3月5日抵上海。此次歐洲之行，是梁啟超人生軌跡的一大轉折。「先生這次歸來后，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此後絕對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惟用全力從事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6頁）
心靈上的強烈刺激
歷時一年有餘的歐洲之行，給梁啟超等人思想以巨大的刺激與震撼。1919年6月，梁啟超在給其弟的信中報告考察之後的內心感受：
至內部心靈界之變化，則殊不能自測其所屆。數月以來，晤種種性質差別之人，聞種種派別錯綜之論，睹種種利害衝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圖畫雕刻，摩以迴腸盪氣之詩歌音樂，環以恢詭蔥鬱之社會狀態，飫以雄偉矯變之天然風景，以吾之天性富於情感，而志不懈於向上，弟試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吾之靈府必將其一絕大之革命，惟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
從登陸倫敦開始，世界大戰對人類文明造成的深重災難就給梁啟超一行以強烈刺激。「我們才登岸，戰後慘澹凄涼景況，已經觸目皆是」，「所居雖一等旅館，每日恆不飽，……煤極缺，室中苦寒，戰後尚爾，戰時可想」。物質匱乏，物價飛騰，曾經富庶的歐洲各國，居然到了「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頭來」的地步。就對經濟的破壞而言，大戰有如一場傾家蕩產的大官司，沒有贏家：「輸家不用說是絞盡脂膏，便贏家也自變成枯臘。」不僅如此，大戰暴露出的、且戰後依然故我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尖銳矛盾，也令梁啟超憂心忡忡。在德國逗留期間，梁啟超就遭遇到「柏林全市飯館罷業，旅館也不設食，吃飯問題鬧得狼狽萬狀，聞鐵路又將罷工，果爾吾儕將困餓此間矣」。對此，他的感受是，「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種現象，都是社會組織不合理生出來，想救濟他，就要根本改造。」
尤其是親臨戰場的考察，更令性情中人梁啟超感傷巨痛，刻骨銘心。「路上彌望，別無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叢塚，上頭插著千百成群的十字架，和那破殘零亂的鐵條網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頭盔咧，破靴咧，彈殼咧，馬蹄鐵咧，空罐頭咧，東一件西一件，算是這幾十里高原的裝飾品。我們從總砲台出來的時候，天氣本已是陰霾四合，到這時候更下起濛濛絲雨來。我們的車既已迷了路，三番五覆的迴旋停頓，我們也就幾次下車分頭步行。我但覺得四周圍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憑你怎樣熱只的人，到此也是兜頭一盆冷水。現在所謂光華爛漫的文明，究竟將來作和結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馬克思曾經深刻批評了資本主義文化對人類的「異化」，，即人類被自己的文明創造的成就所左右，甚至因而迷失了自己。梁啟超的歐洲觀感印證了馬克思的批判，他說：「我們從前自己誇嘴，說道靠科學來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學越發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卻越發橫暴，我們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梁啟超感嘆：「我想人類這樣東西，真是天地間一種怪物：他時時刻刻拿自己的意志，創造自己的地位，變化自己的境遇；卻又時時刻刻被他所創所變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來，他要造什麼變什麼，非等到造出來變出來，沒有人能夠事先知道，連那親手創親手變的人也不知道。等到創成變成一個新局面，這新局面決非吾人所能料到，大家只好相顧失色，卻又從這新局面的基礎上，重新又再創再變起來。」
摘自台灣歷史月刊242期
在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發生、發展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表現出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端和負面影響，是極其重要的刺激因素。直接而深刻感受到這一刺激因素的，是梁啟超、張君勱等師徒一行人1918年底至1920年3月的歐洲之行。
大戰後的師徒歐洲之行
辛亥以後，梁啟超依然是政壇上的活躍人物。遺憾的是，袁世凱、段祺瑞式的軍閥強權表面上對梁氏禮貌有加，實際上卻絲毫不給他實現「憲政」抱負的可能機會。希望破滅后的失落與沮喪令梁啟超又一次萌生出棄政從文的念頭。1918年5月，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鄭重相告」：「此時宜遵養時晦，勿與聞人家國事，一、二年中國非我輩之國，他人之國也。」同年10月，梁啟超會見《申報》記者時表白：「心思才力，不能兩用，涉足政治，勢必荒著述，吾自覺欲效忠於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於著述，為能盡吾天職，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願略酬，決不更為政治活動。」這一年從春至秋，梁啟超專心於中國通史的著述，勉力筆耕，其樂陶陶，「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也許是用功太勤，傷及身體，梁啟超患肋膜炎及肺炎，不得不中斷寫作。
秋冬之際，他一邊休養，一邊加緊籌備以私人身分遊歷歐洲。此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勝國之間利益再分配的巴黎和會即將舉行。關於此次出遊的目的，梁啟超列舉了兩條：
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場，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
這次歐洲之行，準備充分，從醞釀到成行，歷時一年。梁啟超本人對之也抱有極大希望，除了政治上向世界輿論申訴「冤苦」，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在思想方面也期待著幡然醒悟的收穫。從上海出發前夕，梁啟超等與張東蓀、黃溯初暢談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
1918年12月28日晨，梁啟超偕張君勱、蔣百里、劉崇傑及楊鼎甫（錄事兼服役）乘坐日本郵船橫濱丸號離開上海，同行的丁文江和徐新六「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另船赴歐。
經過45天的漫長航行，1919年2月，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與先期抵達的丁文江和徐新六會合，休整一週之後，至法國巴黎，「少留觀察和會情形，並代表中國為輿論之鼓吹。三月七日自巴黎出發考察各地戰地，游畢仍返居法國。六月七日起游英國者一月。……七月末旬游比國。八月初旬游荷蘭，末旬游瑞士。九十月間游義大利，游畢仍返巴黎，居兩月。十二月十日起游德國者一月。次年一月復返巴黎，便做歸國的準備了。」
在一年的時間裡，梁啟超一行考察政治社情，會見各界名流，發表演說談話，努力實現出遊的初衷。在「盡國民責任」方面，梁啟超與國內保持密切聯繫，通報有關巴黎和會的動態，提出自己的建議。四月末，他致電國民外交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7月初，梁啟超又致電國內政要並轉南北當局諸公，速捐私見，以謀統一。「啟超在歐數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內亂情形相質，則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對。」「中國今日如重洋遇颶，遠援無補，出生入死，純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歸於盡，當此存亡俄頃，有何嫌怨之不捐，有何權利之復可戀」，書生意氣之中，更顯愛國赤子的拳拳之心。在「求一點學問」方面，梁啟超一行遍訪賢哲，「惟學者之家有約必到，故所識獨多，若在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書獃子皆成知己矣。」特別是會見哲學巨子柏格森和大外交家笛爾加莎，「二人皆為十年來夢寐願見之人，一見皆成良友，最足快也」，學業精進之樂，溢於言表。
1920年1月17日，梁啟超由巴黎赴馬賽，22日，離馬賽乘法國郵船歸國，3月5日抵上海。此次歐洲之行，是梁啟超人生軌跡的一大轉折。「先生這次歸來后，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此後絕對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惟用全力從事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6頁）
心靈上的強烈刺激
歷時一年有餘的歐洲之行，給梁啟超等人思想以巨大的刺激與震撼。1919年6月，梁啟超在給其弟的信中報告考察之後的內心感受：
至內部心靈界之變化，則殊不能自測其所屆。數月以來，晤種種性質差別之人，聞種種派別錯綜之論，睹種種利害衝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圖畫雕刻，摩以迴腸盪氣之詩歌音樂，環以恢詭蔥鬱之社會狀態，飫以雄偉矯變之天然風景，以吾之天性富於情感，而志不懈於向上，弟試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吾之靈府必將其一絕大之革命，惟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
從登陸倫敦開始，世界大戰對人類文明造成的深重災難就給梁啟超一行以強烈刺激。「我們才登岸，戰後慘澹凄涼景況，已經觸目皆是」，「所居雖一等旅館，每日恆不飽，……煤極缺，室中苦寒，戰後尚爾，戰時可想」。物質匱乏，物價飛騰，曾經富庶的歐洲各國，居然到了「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頭來」的地步。就對經濟的破壞而言，大戰有如一場傾家蕩產的大官司，沒有贏家：「輸家不用說是絞盡脂膏，便贏家也自變成枯臘。」不僅如此，大戰暴露出的、且戰後依然故我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尖銳矛盾，也令梁啟超憂心忡忡。在德國逗留期間，梁啟超就遭遇到「柏林全市飯館罷業，旅館也不設食，吃飯問題鬧得狼狽萬狀，聞鐵路又將罷工，果爾吾儕將困餓此間矣」。對此，他的感受是，「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種現象，都是社會組織不合理生出來，想救濟他，就要根本改造。」
尤其是親臨戰場的考察，更令性情中人梁啟超感傷巨痛，刻骨銘心。「路上彌望，別無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叢塚，上頭插著千百成群的十字架，和那破殘零亂的鐵條網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頭盔咧，破靴咧，彈殼咧，馬蹄鐵咧，空罐頭咧，東一件西一件，算是這幾十里高原的裝飾品。我們從總砲台出來的時候，天氣本已是陰霾四合，到這時候更下起濛濛絲雨來。我們的車既已迷了路，三番五覆的迴旋停頓，我們也就幾次下車分頭步行。我但覺得四周圍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憑你怎樣熱只的人，到此也是兜頭一盆冷水。現在所謂光華爛漫的文明，究竟將來作和結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馬克思曾經深刻批評了資本主義文化對人類的「異化」，，即人類被自己的文明創造的成就所左右，甚至因而迷失了自己。梁啟超的歐洲觀感印證了馬克思的批判，他說：「我們從前自己誇嘴，說道靠科學來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學越發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卻越發橫暴，我們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梁啟超感嘆：「我想人類這樣東西，真是天地間一種怪物：他時時刻刻拿自己的意志，創造自己的地位，變化自己的境遇；卻又時時刻刻被他所創所變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來，他要造什麼變什麼，非等到造出來變出來，沒有人能夠事先知道，連那親手創親手變的人也不知道。等到創成變成一個新局面，這新局面決非吾人所能料到，大家只好相顧失色，卻又從這新局面的基礎上，重新又再創再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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