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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旭1947年生於上海，自幼好學，1964年考上華中工學院，文革初因「成分不好」(徐父曾在國民黨政府當過兩年文職小吏，「解放後」被迫害致死)被打成「黑五類」，被指斥為「反革命小雜家」、「反動學習權威」而受盡侮辱。1970年「一打叄反」時，徐以惡毒攻擊毛澤東、林彪、江青的罪名被「工宣隊」 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經過上百次批鬥，被發配到貴州一偏僻山溝的農具廠打鐵。1971年又以「五一六份子」的罪名下獄。
徐明旭1978年考上杭州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生；1979年以中篇小說《調動》一舉成名，但次年反自由化運動中遭到批判，與《在社會檔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女賊》、《飛天》等一起被列為全國五大毒草。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被變相發配到西藏，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因一篇小說而被流放到西藏去的作家。
他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受到嚴控使用。四年西藏生活體驗，為他日後研究西藏提供了最直接具體的信息來源。1986年他因身體原因調到上海外語學院對外漢語系教書，但由於高原病後遺症，肺活量減少，講話困難，一年後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90年到美國探親定居，寫作有關西藏的的散文、小說等，後來他對政治評論產生了興趣
徐明旭坦承選擇西藏問題，是因為他是海外中國人中少數幾個曾經在西藏生活工作過的。他說：「我看到關於西藏問題的謊言實在太多，說中共在西藏犯了多少暴行，西藏人民堅決要獨立，西藏自古就是一個獨立國家，是中共侵略了西藏等等。我有責任把西藏的真相告訴中國和世界」。
徐明旭指責「謊言」，顯然有悖國際主流輿論，難為輿論所接受。他講的「真相」，也常常遭到反詰。但是，他飽經滄桑的生活經歷，被流放西藏的背景和他義無反顧的精神，不能不引起人們對他所持觀點的思考和重視。希望在海外新聞自由空間里，不同觀點碰撞能夠褪去政治功利與虛榮，給人們以「真實性思考」的自由。
講真相遭誤解
安琪：每一次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會，你發言時都要首先聲明自己在西藏工作過，是被中共迫害去的，是不是對聽眾是否聽得進你的發言有顧慮？
徐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國發言時一樣，有人說我在放毒，說我是共產黨的走狗。這裡我要聲明，我是被共產黨迫害去西藏的。我既不親共產黨，也不親達賴喇嘛，我只尊重事實。我在西藏看到的事實是什麽樣的，我就講是什麽樣的。
安琪：你是到了海外以後才開始研究西藏問題，那麽你參考的數據、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徐明旭：有的是我原來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國的藏學家的著作，有兩個人，一個叫戈爾斯坦(Goldstein)，是凱西保留地大學教授，他精通藏文，著有《西藏現代史》。還有一個叫做格芮弗德(Grunfeld)，他是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中他直言不諱地說：1959年達賴喇嘛的起義，是農奴主發動的叛亂。他在書里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證明達賴喇嘛的很多宣傳都是謊言。他說，所謂的西藏起義，已經過去了28年，時間可以證明，當時中共關於這一事件所列舉的事實和宣傳是真實的，達賴喇嘛的宣傳是謊言。
國際輿論是達賴喇嘛的翻版
安琪：你說在海外中文報刊上，關於西藏問題的觀點幾乎是一邊倒，那麽你了解到的國際輿論是怎樣的？
徐明旭：國際輿論絕大多數的宣傳是從達賴喇嘛那兒翻版過去的。國際上寫西藏問題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沒去過西藏，去過的也是走馬觀花看一下。而我上面說的那兩個人，他們是學者，是懂藏文的，他們先讀到大量藏文資料，然後到西藏和印度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去，實地採訪了達賴喇嘛當年的政府官員和當年叛亂參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來的在西藏生活過很長時間的難民，還採訪了達賴喇嘛本人，查閱了西藏政府的檔案，他們才做出了上述結論。戈爾斯坦《西藏現代史》是國際公認最權威的西藏史，他的副標題是「喇嘛王國的滅亡」，關於滅亡原因，他的結論說不是因為中共的侵略，而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太腐朽，它嚴重地阻礙社會的發展。這是非常客觀的。
安琪：他們的研究為人們所廣泛接受或了解嗎？
徐明旭：美國的藏學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報刊上關於西藏問題的宣傳，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學家寫的，而是搞政治的新聞記者寫的。他們是從達賴喇嘛的宣傳機構道聽途說來的。海外民運人士絕大多數都沒去過西藏，他們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很多也是從達賴喇嘛那裡批發過來的。例如曹長青從來沒去過西藏，他寫文章說中共殺了一百多萬藏人。在《北京之春》1995年第叄期，我寫過一篇文章反駁曹長青，小標題是「中共真的殺了120萬藏民嗎？」我根據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檔案記載的中共進藏前夕的西藏人口統計，和達賴喇嘛所承認的現在的西藏人口加以比較，證明西藏人口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和漢族人口同步增長。
安琪：請問你的這些你認為談西藏真實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麽反響？
徐明旭：一般來說，中國人不管是民運人士或非民運人士，大部分贊同我的觀點，因為他們看到我說的非常客觀。藏人幾乎全部反對我。美國人和西方大部分人是反對我的，也有少數為我所講的事實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國漢藏對話會上講時，就有個德國人站起來，認為我講得對，他也認為西藏獨立既無法理根據，也不現實。今年在倫敦漢藏對話會上，有個老一輩流亡藏人，是當年青海玉樹寺活佛，他也贊同我的觀點，認為藏獨不現實。
安琪：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反對你？
徐明旭：西方媒體從達賴喇嘛那裡批發來的宣傳鋪天蓋地，象我這樣說明真相的文章鳳毛麟角，而且發表的地方非常有限。我很多關於西藏的文章發不出來。我向美國基金會申請研究西藏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經歷，非常感興趣，再一看我已經發表文章的觀點，馬上取消，談都不談。但如果是支持西藏獨立的，哪怕文章都寫不通他都會給你錢。這是種偏見，沒辦法。這種偏見主要出於對共產黨的仇恨，很多人受毛澤東邏輯影響：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也是我們的朋友。但事實上並不那麽簡單。
安琪：為什麽會有人說你是在幫共產黨說話？
徐明旭：剛好相反。我在文章里，一方面揭穿流亡藏人的謊言，另一方面我也揭露了共產黨在西藏的罪惡，批判了共產黨的政策。我在西藏的朋友寫信告訴我，中共當局極為冒火。
安琪：作為個人來講，你追求的是什麽？
徐明旭：忠於事實。我這個人天生有這個毛病，無論我說了真話以後對我本人會帶來什麽，我都一定要說，說出來才痛快。即使要砍頭我也要說出來。
毛澤東不懂藏人文化心理
徐明旭1978年考上杭州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生；1979年以中篇小說《調動》一舉成名，但次年反自由化運動中遭到批判，與《在社會檔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女賊》、《飛天》等一起被列為全國五大毒草。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被變相發配到西藏，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因一篇小說而被流放到西藏去的作家。
他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受到嚴控使用。四年西藏生活體驗，為他日後研究西藏提供了最直接具體的信息來源。1986年他因身體原因調到上海外語學院對外漢語系教書，但由於高原病後遺症，肺活量減少，講話困難，一年後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90年到美國探親定居，寫作有關西藏的的散文、小說等，後來他對政治評論產生了興趣
徐明旭坦承選擇西藏問題，是因為他是海外中國人中少數幾個曾經在西藏生活工作過的。他說：「我看到關於西藏問題的謊言實在太多，說中共在西藏犯了多少暴行，西藏人民堅決要獨立，西藏自古就是一個獨立國家，是中共侵略了西藏等等。我有責任把西藏的真相告訴中國和世界」。
徐明旭指責「謊言」，顯然有悖國際主流輿論，難為輿論所接受。他講的「真相」，也常常遭到反詰。但是，他飽經滄桑的生活經歷，被流放西藏的背景和他義無反顧的精神，不能不引起人們對他所持觀點的思考和重視。希望在海外新聞自由空間里，不同觀點碰撞能夠褪去政治功利與虛榮，給人們以「真實性思考」的自由。
講真相遭誤解
安琪：每一次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會，你發言時都要首先聲明自己在西藏工作過，是被中共迫害去的，是不是對聽眾是否聽得進你的發言有顧慮？
徐明旭：就象我有一次在德國發言時一樣，有人說我在放毒，說我是共產黨的走狗。這裡我要聲明，我是被共產黨迫害去西藏的。我既不親共產黨，也不親達賴喇嘛，我只尊重事實。我在西藏看到的事實是什麽樣的，我就講是什麽樣的。
安琪：你是到了海外以後才開始研究西藏問題，那麽你參考的數據、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徐明旭：有的是我原來就知道的，有的是我到了海外才搜集的。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美國的藏學家的著作，有兩個人，一個叫戈爾斯坦(Goldstein)，是凱西保留地大學教授，他精通藏文，著有《西藏現代史》。還有一個叫做格芮弗德(Grunfeld)，他是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中他直言不諱地說：1959年達賴喇嘛的起義，是農奴主發動的叛亂。他在書里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證明達賴喇嘛的很多宣傳都是謊言。他說，所謂的西藏起義，已經過去了28年，時間可以證明，當時中共關於這一事件所列舉的事實和宣傳是真實的，達賴喇嘛的宣傳是謊言。
國際輿論是達賴喇嘛的翻版
安琪：你說在海外中文報刊上，關於西藏問題的觀點幾乎是一邊倒，那麽你了解到的國際輿論是怎樣的？
徐明旭：國際輿論絕大多數的宣傳是從達賴喇嘛那兒翻版過去的。國際上寫西藏問題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沒去過西藏，去過的也是走馬觀花看一下。而我上面說的那兩個人，他們是學者，是懂藏文的，他們先讀到大量藏文資料，然後到西藏和印度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去，實地採訪了達賴喇嘛當年的政府官員和當年叛亂參加者，以及上一代逃出來的在西藏生活過很長時間的難民，還採訪了達賴喇嘛本人，查閱了西藏政府的檔案，他們才做出了上述結論。戈爾斯坦《西藏現代史》是國際公認最權威的西藏史，他的副標題是「喇嘛王國的滅亡」，關於滅亡原因，他的結論說不是因為中共的侵略，而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太腐朽，它嚴重地阻礙社會的發展。這是非常客觀的。
安琪：他們的研究為人們所廣泛接受或了解嗎？
徐明旭：美國的藏學界都知道。你所看到的西方報刊上關於西藏問題的宣傳，大部分不是精通藏文的藏學家寫的，而是搞政治的新聞記者寫的。他們是從達賴喇嘛的宣傳機構道聽途說來的。海外民運人士絕大多數都沒去過西藏，他們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很多也是從達賴喇嘛那裡批發過來的。例如曹長青從來沒去過西藏，他寫文章說中共殺了一百多萬藏人。在《北京之春》1995年第叄期，我寫過一篇文章反駁曹長青，小標題是「中共真的殺了120萬藏民嗎？」我根據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檔案記載的中共進藏前夕的西藏人口統計，和達賴喇嘛所承認的現在的西藏人口加以比較，證明西藏人口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和漢族人口同步增長。
安琪：請問你的這些你認為談西藏真實的作品，在海外引起了什麽反響？
徐明旭：一般來說，中國人不管是民運人士或非民運人士，大部分贊同我的觀點，因為他們看到我說的非常客觀。藏人幾乎全部反對我。美國人和西方大部分人是反對我的，也有少數為我所講的事實所折服，比如我去年在德國漢藏對話會上講時，就有個德國人站起來，認為我講得對，他也認為西藏獨立既無法理根據，也不現實。今年在倫敦漢藏對話會上，有個老一輩流亡藏人，是當年青海玉樹寺活佛，他也贊同我的觀點，認為藏獨不現實。
安琪：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反對你？
徐明旭：西方媒體從達賴喇嘛那裡批發來的宣傳鋪天蓋地，象我這樣說明真相的文章鳳毛麟角，而且發表的地方非常有限。我很多關於西藏的文章發不出來。我向美國基金會申請研究西藏的基金，人家一看我的經歷，非常感興趣，再一看我已經發表文章的觀點，馬上取消，談都不談。但如果是支持西藏獨立的，哪怕文章都寫不通他都會給你錢。這是種偏見，沒辦法。這種偏見主要出於對共產黨的仇恨，很多人受毛澤東邏輯影響：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也是我們的朋友。但事實上並不那麽簡單。
安琪：為什麽會有人說你是在幫共產黨說話？
徐明旭：剛好相反。我在文章里，一方面揭穿流亡藏人的謊言，另一方面我也揭露了共產黨在西藏的罪惡，批判了共產黨的政策。我在西藏的朋友寫信告訴我，中共當局極為冒火。
安琪：作為個人來講，你追求的是什麽？
徐明旭：忠於事實。我這個人天生有這個毛病，無論我說了真話以後對我本人會帶來什麽，我都一定要說，說出來才痛快。即使要砍頭我也要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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